焦宝乾:逻辑与修辞:——对法学研究范式的中西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1 次 更新时间:2015-04-17 21:5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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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宝乾  

   [摘 要]:

   逻辑与修辞是法律方法的两种要素,是人类司法文明的重要结晶,应被提升到“范式”的高度予以研究。西方法律(学)从传统上被逻辑范式所主导,到当代修辞范式的复兴,中间经过了一些重大理论转换,并引起了法学思维的重要转变。逻辑与修辞两种范式在西方法学史上经历了一个较为复杂的博弈过程,最终均在当代法学中获得正当性。中国法学语境下的逻辑与修辞范式跟西方有所不同。在依法治国进程中,需要妥善处理好逻辑与修辞这一对范式的关系。

   [关键词]:

   法律修辞学;研究范式;司法文明

  

   一、问题的提出:研究主题及方法

   法律一般被作为一种远离激情的理性,因而法律的语言风格也表现为庄重、严肃、富于逻辑性。王泽鉴教授认为,法律旨在规范社会生活,建立合理的社会秩序,因此法律的文字必须客观、谨严、精确及合乎事理,应避免夸张、主观或暗示性的词句。法律人的笔锋应常带理性,依法论断是非,依法实现正义。[1]法律思维追求定义的准确性与判断的严谨性,致力于排除一切意外和臆断,杜绝自以为是的想当然。因此,法律是极其讲究逻辑的。与此同时,在西方国家,从古希腊到今天的美国,一直盛行不衰的是法理的滔滔雄辩,双方律师俨如演讲家,针对某个焦点的法理、情理、伦理问题展开激烈的辩论。[2]其实,法律与修辞的密切联系程度一点也不亚于法律与逻辑的联系。

   然而,看似对立的逻辑、修辞这两种要素在法律中能否共存?如果能,又如何共存?目前,国内学界对逻辑与修辞,乃至从法学上对二者关系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3]但该问题却颇具研究价值。一直以来,也有不少法学家在求解此问题的答案,但却又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和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文试图将逻辑与修辞作为一对法学研究“范式”来对待,故需要首先对“范式”理论与方法在法学领域运用的可能性予以探讨。

   按照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的阐释,每一项科学研究的重大突破,几乎都是先打破道统,打破旧思维,而后才成功的。“范式”归根结底是一种理论体系,范式的突破导致科学革命,从而使科学获得一个全新的面貌。而一个稳定的范式如果不能提供解决问题的适当方式,自身就会变弱,从而出现范式转移。而且,一种“范式”往往仅属于同一个科学共同体。跟“范式”一语近似的还有韦伯提出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理想类型”(ideal-type)。但为叙述的方便,这里还是使用“范式”一语。“范式”的概念和理论不仅在自然科学家中引起强烈的讨论和认同,而且也受到社会科学家的高度重视和使用。鉴于学界对库恩提出的范式理论己多有研究,在此不赘,而只想侧重探讨在法学领域中范式理论的运用问题。

   库恩的范式理论无论是国外[4]还是国内法学界均己被多次运用。国内法学界的相关研究,比如张文显教授等提出的从“阶级斗争”范式到“权利本位”法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后现代法学的研究范式、立法与司法中心主义的范式、法经济学范式;[5]还有苏力教授关于中国当代法学的研究范式,即用政法法学、诠释法学和社科法学三个范式来描述中国当代法学研究。[6]另外,在宪法学、行政法学、民法学、刑法学和环境法学等部门法学领域均可见范式理论的运用。[7]当然,在众多的研究中,也不乏反对的声音。如有学者认为,将适用于自然科学领域的“范式”方法用来分析中国行政法发展的理论问题,将行政法发展视为是一个“革命”的过程,这种“行政范式转换论”显得过于草率和仓促。[8]由此,有论者指出这种研究方法上的不妥。但是,国内法学界对范式理论在法学领域的运用往往大多是持一种肯定的、乃至不加怀疑的立场。

   学界还有将法律方法用语作为研究范式。如有人将推理与诠释作为一对范式,认为,当代司法技术的发展,透露出推理与诠释所表征的两种不同的技术范式的矛盾。源于西方科学主义范式之下的司法推理范式具有自身难以打开的“死结”,必将为诠释范式所取代。[9]还有将“法律解释”、法律适用作为范式。[10]就此而言,将“逻辑”与“修辞”这样的法律方法用语作为研究范式,并非本文首创。我国法学界近年来出现的的各种“范式”研究,暂不论其妥当与否,这本身即预示着:在社会转型期,我国法学研究(包括法理学和部门法学)正在面临如何转型:未来如何发展?如何提升?这些重大问题开始引起学者的认真思考。当然,在既有研究中,恐怕也不排除有对“范式”的滥用乃至误用,但这种理论探索与尝试还是值得肯定的。应注意的是,学界对研究范式的研讨绝不能成为学者个人的理论构想抑或空洞的学术口号,而应该通过对法学领域的整体渗透,通过不断的学术争鸣,形成一种学术自觉,形成一种成熟的学术范式。

   就本文主旨而言,逻辑与修辞能否成为研究范式?这一理论意图恐怕也有一定风险。比如有德国学者认为,“直至今日,法律修辞学还未获得一个统一的科学范式。它也没能消除对其科学用处的质疑。因为它在一些情况下也还没有超越工作手册的水平……”[11]这里所言的虽然是“法律修辞学”,但也包含着对本文所欲探讨的“修辞”作为一种范式之可能性的质疑。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一引文的本意是说,法律修辞学是个新兴的前沿研究领域,还需要大力予以发展,故“这一原则上非常重要的学科迫切需要一个新开端”。[12]而这似乎无碍于“修辞”被视为一个法学研究范式。尤其是在西方,“修辞”与“逻辑”这种元理论叙事在古希腊即己经萌生,并且一直影响到后世。

   现在所称的“逻辑”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被称为“分析”。而且在古代,至少在有些情况下,“逻辑”一词与“辩证法”被用作同义词。但在亚里士多德使用“辩证法”一词的方式中,它是一种讨论的理论或技艺。在古化“逻辑”一词己经关乎如思维、评价与计算等这样的活动,而“辩证法”一词直接关乎“话语”(discourse),即“对话”(dialogue)。对这两个词的一个更为严格的界定可见于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他认为,逻辑与分析能得出真的结论,而辩证法只能作为工具用来得出可被视为正确的结论。亚里士多德将辩证法、修辞学与论题学看作跟逻辑学在本质上不同,是因为它们构成了在讨论中说服对手而不是建立真理的手段。[13]在古代,虽然逻辑学与辩证法在名称有一定的关联,但毕竟属于两种本质不同的学科。其实,辩证法从性质上更接近于修辞学。修辞学是一种经由话语(discourse),而不是经由真理予以说服的方式。可见,在西方学术传统中,辩证法、修辞学等以“话语”(discourse)为对象的学科,其实跟逻辑学有根本不同。

   因此,本文所要研究的逻辑与修辞这对范式,从源头上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亚里士多德在构建自己的修辞学理论时,一直意图澄清其理论跟诡辩派和柏拉图的不同。这其实也为后来逻辑与修辞范式的区分埋下了伏笔。不同于诡辩派,亚里士多德将修辞学视为如何发现有说服力的观点和方法的一种研究,而不是如前者认为的那样是实用演说技巧的研究。而柏拉图在《高尔基亚》和《费德鲁斯》作品中将修辞学当做“烹饪术的对应物”,修辞只不过是巧言善辩的代名词。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修辞术是辩证法的对应物”,[14]意在回应柏拉图对修辞学的责难,试图给修辞学以恰当的学科定位,从而建立修辞学和辩证法、逻辑学的联系。他在《修辞学》书中说到:“演说者……要能作逻辑推论,要能分析人的性格和美德,还要能分析人的情感以及产生情感的原因和方式。所以修辞术实际上是论辩术的分支,也是伦理学的分支,伦理学应当称为政治学。”[15]所以,修辞艺术不只包括语法和逻辑的训练,它需要研究伦理学和心理学——特别是关于人类性格类型的知识和关于激情的知识。[16]用现代眼光看,亚里士多德对修辞及逻辑这些学科知识做了带有一定关联的区分,其实就在西方学术源头奠定了逻辑与修辞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

   在法律领域,逻辑与修辞的这种复杂关系也至为明显:法律及法律活动一定要讲逻辑,但往往也需要讲究修辞;虽然可以简单这样说,但逻辑与修辞在法律中的关系极为复杂。在各国法律运行中,逻辑与修辞是令人关注的两种要素。在法律方法研究中,逻辑与修辞也是常被人论及的法律方法要素。鉴于此,本文的研究将着眼于“逻辑”与“修辞”这一对理论范式,而不是“逻辑学”与“修辞学”这种学科名称。当然,本文也会在必要的地方使用“逻辑学”与“修辞学”之学科名称。

   库恩曾经为“范式”一词被人赋予诸多含义而苦恼。他为避免混淆,宁愿用另一个词,即“学科基质”(disciplinary matrix):“用‘学科’一词是因为它指称一个专门学科的工作者所共有的财产;用‘基质’一词是因为它由各种各样的有序元素组成……”[17]范式兼具方法论与认识论的意义,引入法学中能够让人更容易从总体上把握法学方法论研究与发展的整体趋向。将逻辑与修辞作为研究范式或“学科基质”,便于人们从总体上去描述和揭示历史上法学思想观念的整体变迁。使用借鉴自科学哲学的“范式”理论与方法,可以整合同一时期不同地区法学流派的理论主张。由此,可以对围绕“逻辑”与“修辞”的不同学派的法学理论进行整体上的概括、对比与叙述。本文提出,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时代的西方法学家的研究形成了“逻辑”与“修辞”之法学研究范式。

   本文的探讨其实是有所偏重的,重心是将“逻辑”与“修辞”的研究切入西方语境,先后对支配西方法律(学)的逻辑与修辞范式予以整体考察,或者说,以逻辑与修辞为主线,对西方法律传统及法学史进行一种宏观式的通览。这种来龙去脉式的发掘、梳理,将为本文主题的探讨提供必要的理论背景。之后,本文将“逻辑”与“修辞”置于中国语境下予以探讨。这一对范式在此语境下有不同于西方的特定的法律文化涵义。但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逻辑”与“修辞”完全都能够成为一对值得研究的理论范式。总体上可以说,“逻辑”与“修辞”是人类司法文明的重要结晶,本文将其提升到“范式”的高度,分别在中西方不同语境下予以概要研讨。

  

   二、西方法律与修辞学的密切联系:一种被遗忘的传统

   如果从源头上追溯,西方法律与法学传统一开始与修辞学具有密切的联系。如德国的维腾贝格尔谈到,法学与修辞学联系非常密切。在古代,人们就己经将法学视为修辞学科。[18]美国的列维等认为,法律与当代修辞学同根同源,这种根源现在被称作法庭修辞学。[19]而且在古代,学习法律与学习修辞学是并立的。在卡西奥多(Cassiodor)看来,文法学习、修辞学习与法律学习之间的联系是不言而喻的;伊西多尔(Isidor von Sevilla)干脆把修辞学称为通律者的学问(scientia iuris peritorum)。[20]可见,无论是法律与修辞学在学科上,还是法学教育跟修辞学教育,它们都在西方古代自始即存在极为密切的联系,尽管也许从今天来看有些让人难以置信。

从修辞学的起源来看,修辞学原本就是运用于诉讼领域的,但现在人们不会把法律修辞学仅局限于诉讼领域。其实,修辞学在整个法律适用领域都有重要价值。因此,有人主张应该恢复修辞学的本来面目——法律用途。之所以要专门强调修辞学的法律属性,是基于法律修辞学是法律学科的一门技艺,应作为法律知识加以传授。[21]人们己经证明,希腊和罗马的法学家以及中世纪的经院法不从先定的规则出发使用具有约束性的演绎方法,而是通过辩论的形式施展一切修辞和亚里士多德式辩论术的本领,在对立的观点之间找到一种尽可能广泛的一致,从而达到可能的真理。[22]可见,修辞(学)自古以来就一直都在支配着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发展和变化。而且,修辞学的确也曾在法律中留下了大量的实际影响。如佩雷尔曼谈到:“正如大量的民事与刑事诉讼规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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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学》201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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