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凯旋:克里玛:寻求意义的作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4 次 更新时间:2015-05-15 22:46:24

进入专题: 克里玛   寻求意义  

景凯旋 (进入专栏)  

   伟大的作家都是时代的产物,同时又预言了其身后的时代。在现代人心里,卡夫卡就是他们所处时代的代表。正如英国诗人奥登所言:“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因而,卡夫卡理所当然地被视为现代派文学的鼻祖。西方现代派诗歌、荒诞派戏剧和存在主义小说,无论采用何种形式,具有何种特色,实际上都植根于卡夫卡的荒诞主题:生存的世界突然变得陌生,无法理解,面对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人越来越感到孤独、恐惧和绝望。

   然而,荒诞难道不也是十七世纪塞万提斯的感受?孤独难道不也是十九世纪易卜生的感受?西方存在主义文学中,无论是《恶心》中的洛根丁,还是《局外人》中的默尔索,主人公同样都是些挺身反抗社会的个人。只不过这些作家处在政治自由的现代社会,他们想象的敌意更多是来自内心,被他们批判的社会反而给予他们崇高的荣誉,将他们奉为当代的文化英雄。他们的内心因此充满荣耀,这荣耀源自即使面对存在的荒诞,一个人仍然可以主动地去反抗。然而,做一个荒诞的英雄其实并不是卡夫卡的感受,对这位出生于布拉格的犹太作家来说,他最深刻的感受是,世界上任何障碍都可以摧毁他,而他却无力反抗。对于这一点,当代东欧作家显然有着比西方作家更真切的体会,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作家像他们一样,有过两次极权制度下的经历,这使他们能够从卡夫卡关于现代人类机构剥夺自由的观点,去审视极权下生活的实质。比如,同样是出生犹太家庭的捷克作家克里玛在论卡夫卡的文章中就注意到,《审判》中约瑟夫·K是在公寓的床上突然被捕的,而《城堡》里土地测量员K来到一个陌生的村庄,也是想寻找一张床,却没有成功。

   在克里玛看来,卡夫卡小说中的“床”是一个隐喻,象征最私人性的空间,而这一自由的最后的空间如今正遭到前所未有的威胁。在这篇论卡夫卡的文章中,克里玛写道:“当世界陷入战争狂热或革命狂热,当那些自称是作家的人沉湎于幻觉中,认为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比人和真理更伟大、革命思想比人类生活更重要的时候,卡夫卡却描绘和捍卫了人的空间中最亲密的东西。其他人认为有必要围攻天国,为人类的幸福把宫殿烧毁,而卡夫卡却担心人类也许会失去最私人性的和最后的凭借,失去在自己床上的和平与宁静。”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在当代捷克文学中,作家们为什么会如此喜欢描写性爱的追逐和失败。在文学隐喻的意义上,性爱代表了生活中最私人性的领域。就此而言,克里玛的小说创作同样继承了卡夫卡的主题:一个人的生活遭到侵犯,却无力反抗;他即使躲避到性爱中,仍归于失败。

   克里玛是当代捷克的一位重要作家,从他2009年出版的回忆录《我的疯狂世纪》,我们可以了解他个人的一生经历,这一经历因其每一章后面的总结性议论,不仅使我们能得到对捷克历史的感性认识,而且能看到对权力和知识分子的理性分析。克里玛1931年出生于布拉格一个犹太家庭,父亲是位电机工程师。快乐的童年时光并不长,随着纳粹占领捷克,全家人被迫佩戴上黄角星,克里玛也随父母被关进泰雷津集中营,在那里度过三年多时光,一直到二战结束。在集中营里,他听到了许多书中的美好故事,也看到了许多现实中的残酷屠杀。这使少年的克里玛思考这样的问题,世上怎么会有人如此残酷?他们全家幸存了下来,但他那些集中营的小伙伴全都死在了那里。这段经历留给克里玛最深刻的感受是,面对强加的命运,个人除了无助,只能被迫接受。

   战争结束,捷克人将苏联军队看成正义的化身,同时对德国人的报复也随之展开,在捷克,数千名普通德国人不经审判就被私刑处死,让克里玛感到非常吃惊。集中营这一“极限”经历使他明白,善与恶、罪与罚、正义与非正义、复仇与宽恕,其实都是很简单的人类生存概念,但对没有类似经历的人来说,也许永远都不会懂得它们。不过,克里玛的这一判断似乎并不全面,许多人即使有再多的经历,也无法增加认识能力。最初,他和许多人一样,认为德国人代表了邪恶,不知道还有其他邪恶。对于苏联制度,他们家也分成两派,他父亲、姨妈支持剥夺有产者的财富,实行全民所有制,而他姨父则反对这一变化。应当说,知识帮助了克里玛,他广泛地阅读书籍,后来甚至读到有关古拉格的报道。独立的思考使他明白,如果没有基本的善恶标准,人们就会盲从,放纵狂热的想法,并放弃行为的责任,而一个人的良心如果泯灭,正义就不复存在了。

   克里玛对政治并不感兴趣,但却赞成社会平等的理想,支持导致捷共单独执政的“二月革命”。中学毕业后,他先是考入政治与经济科学高等学校新闻系,后来又转读查理大学哲学系的文学专业。此时他已经立志于文学事业,但他很快就发现,在大学里教的都是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学不到真正的文学知识。在此期间,他加入了捷共,同时也目睹了大规模的政治清洗,被指控的前捷共领导公开承认自己的罪行,他的父亲也因工厂的一次事故而遭到逮捕。革命开始吞噬自己的儿女,这使他终于意识到,从柏拉图到莫尔、康帕内拉,到捷克的波尔查诺,再到苏联式制度,所有乌托邦都有一个美好的社会理想,同时也都主张用暴力来实现和维持这个理想。换言之,要消灭万恶之源的私有制,政权就必须用暴力来强制改造人性。

   对于这个强制的制度,知识分子的背叛起了很大作用,他们曾普遍支持这一理想,相信革命的恐怖是未来幸福生活的必要牺牲。在那个年代,只要一个人表现出狂热的残酷,就会拥有美好前程,而无数的人生悲剧也将再次伴随另一批人群。克里玛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一切都是来自人们对信仰的需求,无论是纳粹还是苏联,都是声称自己负有拯救人类的历史使命,他们将某种意识形态视为唯一真理,并把它上升为世俗信仰。而“每一次,当人们相信可以进入天堂时,实际上都开启了通往地狱的旅程”。大学毕业后,克里玛先后成为《花》、《五月》、作家出版社和《文学报》的编辑,记者和作家身份使他看到更多的捷克的现实,但他的小说、剧作和报告文学却由于描写负面的东西很难通过审查,因为在捷克还有一种现实,即官方宣传的社会主义现实。当萨特访问捷克,谈到苏联制度给文学提供了伟大主题时,克里玛心中想的却是,它提供了荒诞喜剧。

   极权都需要拥有不容置疑的权力,他们惧怕人们的独立思考,并试图用谎言来制造一个虚拟的现实,文学也因此成为“不自由的艺术”。1967年,在捷克斯洛伐克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克里玛与其他作家一道抨击了检查制度。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便是发轫于作家群体对官方文艺政策的批判。这表明,任何争取自由的行动都是从争取言论自由开始的,但克里玛也因此被开除党籍。“布拉格之春”失败后,胡萨克政权对作家、记者和学者进行了大清洗,许多人被开除公职,作品遭到禁止。当时克里玛正在国外访学,但他却毅然回到捷克。一如他后来在采访中所说:“语言和生活经验不能脱节,你很难在自由轻松的环境,去描写着严酷的社会。”由于失去工作,在此后的二十年间,克里玛为了生计,当过救护员、送信员和勘测员等,同时仍然坚持写作。

   克里玛再次体验到一种“极限”经历。由于不能公开发表作品,他和其他作家就在家庭聚会中互相朗诵自己的近作,克里玛首先想到将自己的作品打印出来,卖给那些地下读书会,由此诞生了捷克的“萨米亚特”(地下出版物),克里玛也因此成为“萨米亚特”的一位重要作家。他的选择就像他对卡夫卡小说主人公的评价,尽管是被动地接受强加的命运,但却要表现出直面的勇气,“真实地去生活,完全接受自己的命运,无论多么困难,无论自己最终是否被打下死刑的标记,都要进行一场不懈的战斗,好让至少一线光亮进入生活”。不同的是,卡夫卡没有经历过纳粹和斯大林极权制度,克里玛则体验了这两次人类自由的毁灭。对他来说,现实比梦魇还要更富于想象,要在小说中写出荒诞和无奈,如实地刻画现实就足够了。因而,卡夫卡显得梦魇般的地方,克里玛则显得平常;卡夫卡的风格是象征的,克里玛的风格则是写实的。

   写实正是克里玛小说的主要特点,他喜欢以“我”为题目,如“萨米亚特”时期的小说《我的初恋》、《我快乐的早晨》、《我的金饭碗》,以及捷克转型后写的回忆录《我的疯狂世纪》,都是采用的第一人称叙事。《我的初恋》是一部短篇小说集,与《一日情人》和《一夜情人》两部短篇小说集收在了花城出版社出版的《一日情人》中。这几部短篇集都是写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表现了克里玛的一贯主题:性爱与政治。例如,《我的初恋》中的《真话游戏》描写一对情人的故事。乍一看,这好像是一场心心相印的恋爱,男人发现了多年来那种宣传的欺骗性,女人发现丈夫欺骗了她,这使他们走到一起。但当男人希望了解其情人时,却感到这个女人始终是一个谜,即使他设法跟她玩相互问答的“真话游戏”,也无法看清她的内心。作者有意留下谜团,似乎是在告诉读者,在一个压制人性的社会,每个人都被迫面对体制对生活的侵害与欺骗,即使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也充满了种种谎言。

   《我的金饭碗》包括六个短篇小说,可以看作克里玛在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诸如去郊外画画、传递禁书、参加考古队、化装舞会、充当快递员、土地测量员等。就像小说的题目一样,这些故事有着反讽的意味,虽然都是一些无事的麻烦,没有恐怖残忍的场面,但却给人一种面对命运的无助感觉。其中的《偷运》写的是阅读禁书的冒险,这些禁书都是来自边界之外的世界,既有捷克流亡者的作品,也有西方的文学和学术著作。在一个封闭社会,边界往往意味着权力的象征,人们的身体与思想被囚禁在边界之内,而“人们献出时间、自由甚至生命,目的只是为了跨过或消除边界”。主人公去取偷运入境的禁书,一路上提心吊胆,联想起许多人因禁书而被捕的情形。他遭到跟踪,在雪夜里车被警察拦下来,盘查了半天。最后,主人公只是被处罚款了事。极权并不总是一味板着残忍的面孔,它也喜欢用无聊来消遣人。

   另一篇《司机》讲述了同样的主题,主人公去参加化装舞会,其中许多人都是被监视的作家和学者,结果遭到警察驱赶。一位朋友被警察打伤,主人公一边开车送他去医院,一边自嘲地想道:“我的朋友持有如下观念:他认为必须告诫他人如何生活,才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所以他才反复陷入政治圈套。如今他也比别人陷得更深,这也许是他在舞蹈者们遭驱赶时唯一一个脑袋挨了棍棒的原因。”叙事者用一种平实的笔调讲述此后的遭遇:警察一路跟踪他,并以醉驾的理由没收他的驾照,尽管他滴酒未沾。接下来,主人公为了取回驾照,不断来回折腾,疲于奔命。显然,警察的蛮不讲理就是要让他最终因厌倦而放弃反抗,而他对当局的厚颜无耻已经司空见惯,没有过多与警察争辩,从而陷入到这种故意要令人绝望的政治把戏中去。

   这些不断骚扰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摧毁一个人的尊严。当局很清楚,人类尊严是极权制度的天敌。如果整个社会还保有尊严,极权制度连一天都维持不下去,所以当局才要用恐吓来压制人民的声音。然而,对于克里玛来说,他已经习惯了淡然处之。他把这种恐吓视作荒诞,在回忆录《我的疯狂世纪》中,他讲述了这样一段经历:一次,纳粹为了清点集中营的人数,命令所有人在院子里集合,大家站了一整天,许多人支持不住倒在地上,党卫军威胁着要枪毙他们。克里玛写道:“我总能在面对荒诞时克服恐惧,虽然我无法想象,一个人把另一个人杀死,只是因为他无法坚持站立。”他告诉自己,即便其他人都倒下了,他仍然要站在那里,不能就这样被他们杀死。多年后有记者采访他,问他是怎么从集中营活下来的。他的回答是,想要有尊严地生活,就必须战胜恐惧。

今天看来,“萨米亚特”文学最重要的价值是有勇气冲破检查制度的高墙,表现出文学应有的尊严,即对人类自由精神的维护。正如克里玛在回答一位采访者的提问时所说:“在这种社会,人们只有两种生活选择;谎言和真实。而作家应该选择真实,起码也是真实的提醒者。”但是,由于每天都要应付这种被监视的生活,缺乏思考的时间,这一时期克里玛的作品大都是短篇小说,采用的多是新闻报道式的记事手法,似乎只是想要如实记录下寻常遭遇,作为时代的见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景凯旋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克里玛   寻求意义  

本文责编:chenhaocheng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语言学和文学 > 语言学和文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87955.html
文章来源:共识网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