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生:地方小捣鼓难有大用 中国改革要有大思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7 次 更新时间:2014-09-26 14: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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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生 (进入专栏)  

    

   如果要学淡马锡模式,央企的薪酬制度改革就不是今天这个做法。淡马锡模式是在商言商,用人薪酬全部市场化。但现在中国的国企高管都是由组织部、国资委任命,还讲什么淡马锡模式?来自地方的任何小捣鼓,很难有大用,中国改革从来都是需要有大思路。

   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个举国热情激荡的时期,成就了一位青年学子——1984年,莫干山上,1953年出生的华生,风华正茂,他因“价格双轨制”而一举成名。此后30年间,国资体制与股权分置改革、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改革等中国经济改革史上标志性的政策方案,都与他的学术研究和建言上书有特殊关联。华生因此说自己虽然被历史的阴差阳错赶出体制,但仍然还是很幸运的,这位钟爱学术的名学者,其学术理论与意见立场、学术贡献与思想辨析,一直深受社会关注,其学术偏爱与人生偏爱,均为热门话题。

   一个秋日的午间,在其位于北京北四环健翔桥附近的宽大办公室里,华生与记者有如下的一番坦诚长谈。

    

   关于学术理论与意见立场

   学术成就不等于政策高见

   记者:读到你前不久发表在网上的纪念杨小凯的文字,感觉有别于以往很多纪念杨小凯的文字,你通过纠正学界对杨小凯学术贡献的片面理解,通过简略而清晰地阐释杨小凯开创的新兴古典经济学门派和超边际分析学说,是要突出强调学术理性和谨严的治学精神尤其对于当下经济学理论研究开一代新风的重要作用?

   华生:我与杨小凯并非十分相熟,也没有很多交往,在这次复旦大学纪念杨小凯座谈会之后,FT中文网的编辑发来电邮约我写一点纪念杨小凯的文字的时候,忽然间似乎有感应一样,立刻回忆起当年他上门来访还一起吃饭畅聊,觉得冥冥中好像欠缺他什么,应该写点什么才好。于是就有了这篇纪念文字。

   但既然动笔,我就想表达几层意思:

   第一,关切当下中国的学术研究现状。我们看到,杨小凯应该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去西方做学术研究的学者中,非常有造诣的一位。中国大陆学者由于日益年轻化和对新知识的迅速掌握,包括拥有更好的数学工具做武装,在西方重要学术期刊发表的文章数量现在不断增多。一些主要为学院派所统治的大学,其学者、教授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认为这才是学术,其他都不是学术。这虽然有偏激,相之过去的闭关自守还是有其积极意义。

   但杨小凯这样的学者,并不满足于学习西方的东西,也不满足于像西方经济学家那样发表论文,而是想结合自己的思考,有所创造。其新兴古典经济学或超边际分析理论就是一个极富创造性的思想。这一思想并非其到了西方之后才有,而是其在中国大陆就有雏形。他的学术表现,非常优秀,若非英年早逝,必然大有前程。

   这让我想到,我们今天大学里的学院派导向,往往既不研究中国问题,也不追求什么创新,只以发表论文谋地位谋饭碗为主要追求,使得学术研究机构和莘莘学子的大量精力,都放在这上面,这就有造成学术资源浪费的一面。对于杨小凯这样有创建的学者,国内学界很少有对他的研究。即使在杨小凯去世十周年纪念会上,所纪念和探讨的内容,也并非是小凯的学术理论本身,从头至尾,并无对于超边际经济学理论的意义及其发展的关注。如这一理论究竟有无价值?若有价值如何加以研究发展?中国学者创造的这一重要理论,中国人都不去研究,中国学界在世界学术之林中还能有什么建树?

   第二,关切当下中国的经济政策走向。我注意到,这次杨小凯纪念会上所争论的,并不是学术问题,而是经济政策问题。但经济政策与学术研究,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二者差异很大。美国的那些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他们有关美国经济政策的观点,经常是大相径庭。哈佛的那些名学者中,有些到美国政府里任财长、联储主席,但各方对他们的批评多了去了。这说明,深厚的学术造诣与经济政策发言权,二者并不能画等号。那些学术上有一定成就的学者,其在经济政策上的发言未必正确。现代西方学术研究分工很细,在某一细分的学术领域比如在金融学研究的某一专门领域有造诣的学者,在涉及经济政策的任何问题上都可能是权威,都可以有发言权吗?显然并不可能,因为这违反了规律。而这样做,很容易误导决策。

   在这里,我同样要提到杨小凯。他作为学者,非常成功,但其作为试图参与政策的研究者或建言者,错误也很多。对此,我们要实事求是。这绝对不是贬低杨小凯,而是我们要对其局限性有所认识。

   “文革”时期的杨小凯,政治思想很左倾,我也与他一样。这种左倾毫无疑问并不能是一种光荣,而只能是一种偏激的认识。杨小凯后来对于中国经济的一些判断和认识,误差也特别大。其所谓“后发劣势”理论,来自于美国一位经济学家的学说,但后来大家都误认为是杨小凯的创建。实际上,“后发劣势”只是正好契合了我们很多人头脑里的某些想法而已。其实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后发劣势与后发优势肯定都有,后发优势是明显的和主要的,如果没有后发优势,落后的必然永远落后,这并不符合当代世界发展的现实。

   一百年前的中国人头上还梳着辫子,如果没有后发优势,怎会有今天这样的繁荣发展?所以,有无后发优势,这已是不争的问题。但后发也肯定有劣势。什么叫后发?后发就是落后,落后能没劣势吗?干什么事情只要落后了都会处于劣势。究竟该怎么理解后发劣势?这其中有很多不同角度。有人简单地说后发劣势的存在是因为只学技术不学制度,但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孙中山二次革命再到共产革命,不都是先对西方制度后对共产制度的模仿吗?哪个只是技术的模仿?然而“只学技术不学制度”的说法流行多年了,很少有人细究。

   记者:有学术造诣的学者对制定政策不是有一些帮助吗?

   华生:的确是有帮助,但有时搞得不好也会有误导。学术水平高的学者的意见,容易被注意和采纳,因为其有学术背景,其意见可能比普通百姓的意见专业,但也正因如此,其意见如果有错误,误导政策的后果就会很严重。学术造诣深厚与政策建言正确还是两码事。否则,同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就不会有截然相反的政策建议了。

    

   学术可辩不拘于信仰之争

   记者:对于有关政府与市场作用的激烈争论,我们看到你已有公开的表态,但你所加入的这种争论,似乎已不仅仅是门派之争,有人甚至认为是思想和意见的立场之争。你怎么看?

   华生:这的确是涉及到思想和意见的立场的一种争论,我们现在的争论,与上世纪80年代的争论有很大的不同。那时的争论,是要证明怎样的办法和方式能解决当时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今天的争论,就像这场政府与市场作用的争论,基本上是意识形态争论,是信念的争论。相信政府作用更行的一方,讲的是他们那一套理论;相信市场更行的人,就认为最好是没有政府。这已经没有多少学术和道理,完全是信念问题了。现在有很多人一发言你就会知道他到任何地方都是同样的观点,因为那就是他的信仰。这种讨论已没有多大意义。

   我曾一再强调,无论市场主义者多么相信市场的力量,他们怎么没去一个没有政府的岛上去生活呢?为什么在美国那样被称为自由世界的地方,政府还很强大?这说明政府与市场,它们都有局限性,都有问题,但都谁也离不开谁。因为这与人的本性有关。如果人都讲道理和守规矩,那确实不需要政府,有市场就够了,相互交易、公平买卖。但问题是,人并不都讲道理和守规矩,总有些人想投机取巧、损人利己,这时候,光有市场没有政府就不行。有人说,市场最后会惩罚那些人,但是实现社会中的人不愿等也负不起那个代价。所以,必须要有政府的监管来界定产权维持秩序。如市场本应是公平交易,但如果发生了抢劫而不被制止,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抢劫者的行列。政府是一种必要的恶,因为它用强制的力量,但它对应的是人性恶的一面。

    

   回归热情不容于体制偏见

   记者:可以请你谈谈你“只身从海外归来,又被体制开除”那一段人生经历吗,其对你的思想认知或转变有怎样的影响?

   华生:当时有一大批人包括郭树清、张维迎等去英国牛津大学深造,我开始也是参加一个一年的项目,后来又赴牛津读书,接着就被以“滞留不归”开除出体制。我之被体制开除,那是潮流的产物,并非有谁要与我过不去。上世纪80年代的那种环境下,我们都是改革的先锋,常去中南海开会的年轻人。以后,政治风向转变,我成了牺牲品,就被找个理由开除了,回国以后,想回原单位工作,但他们不要我回去。直到今天,他们依然不要我回去工作。前几年我曾向他们提出:现在情况变了,而且自己已在做学术研究,可否回原单位工作?他们回复说,不行,这里编制不够。可见他们全都是优秀人才,而我这样的人要回他们那里编制就不够了。

   记者:你认为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

   华生:可能因为我比较另类吧,人家不喜欢。

   记者:可是你的学术成就和卓越贡献不是早已有目共睹吗?

   华生:那是没用的。所以,这件事倒也有助于我加深对体制的认识。集权体制的一大弊端就是,它肯定会埋没太多的优秀人才。

   记者:外界认为你的一些意见分析,倾向于政府,你却说你是被体制所排斥的人。

   华生:反正他们不要我回去,他们还说,若实在不行,可以去其他地方,但原来的单位,就是不能回去。我从国外回来之后,曾去原单位自己原来的办公室赖在那里好多天,每天睡在办公桌上。我是第一批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当时分给我位于三里河的一套住房,等我回国后,发现房子已被没收。

   记者:你的这一说法出乎我们的预料,我们本以为体制应该非常愿意接纳你这样优秀的有杰出学术贡献的学者,以为是你不愿意再进入体制内。

   华生:那真不是这样。我猜测,也许是我回去的话他们某些人觉得不舒服不安稳吧。我曾很认真地去找了有关方面,认真地与他们交谈了几次,但对方最终仍坚持说,不行。

   记者:为何其他人后来都没事?

   华生:这当然是必然性与个人偶然性的结合。1957年也不是人人都被打成右派。我就是这样被逼下海的。

   所以,正如《圣经》上所说,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必然为你打开一扇窗。后来发现,下海虽然牵涉很多时间,有几年基本上没做研究,但实际上对我后来做研究却非常有帮助。

    

   立足中国不违于世界潮流

   记者:你特别提到杨小凯“只要有完备的法律和私有财产制度,不是民主政体也无关大局”的判断,认为这反映了杨小凯本人思想的巨大转变,言语中也对于“实现中国向自由、民主、共和、法治的转型,如果革命不行,怎样才行”,似乎有某种期待,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期待?

   华生:中国要变得更加自由民主,更加人性化,这是一个大趋势,谁也阻挡不了。但怎么实现这样的转变?中国过去一百多年都采用革命的方式试图取得转变,结果证明效果并不好,国家和社会并没有前进多少。暴力革命中革命先驱者付出了巨大牺牲,掌握政权后为什么要交出手中权力?所以,要寻找新的道路。改革开放本来是最不起眼的事情,但它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变化最大。这说明我们对前进的道路要有很多新认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已经包含了自由民主的内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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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夏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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