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生:我们怎样读懂杜润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63 次 更新时间:2015-11-05 13:5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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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润生杜老仙逝,一直想写点东西,但临到下笔,又觉得仍没把握,犹豫起来。是啊,纪念杜老的文字不少,我们有多少人真正读懂了杜老和按他自己的意思解读了他的事业和追求呢?但想到杜老生前的言传身教,我还是鼓起勇气勉力而为了。

  

   初知杜老

   比起农口那些早就在杜老麾下工作和努力的前辈同辈来说,我知道和认识杜老要晚了许多。1982年秋考进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进京后,得益于杜老倡导的组织有为年轻人下乡调研、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出力的大政策,我也在同学们的裹协下加入了农村调研的队伍。记得首次出差前到国家农业发展研究中心领取指示和差旅费,见到的是时任联络室负责人的王岐山,一番指导嘱咐之后,我即拿着盖着国家级大红章的介绍信独自回家乡江苏农村调研,所到之处当然倍受重视。调研中有一次似乎察觉到接待者略有犹豫怀疑的目光,自己赶紧倍作精神,摆出中央机关来人应有的视野宽阔和政策水平、同时又谦恭下问的姿态。当时自然既觉得兴奋也责任重大,处处尽力将自己摆在国家全局角度,考察下情,思考问题、寻求答案。但今天回想起来,就这调研一桩看起来的小事,让外面的学生而非本单位或体制内受过长期教育训练的干部,打着国家权威机构旗号去到社会上调研,调研者良莠不齐咋办?出了问题谁负责?你真不能不敬佩当年的杜老等老一代领导人的魄力和胸怀,在稳定不出事为大的今天,这样的事别说去做,真连想都不敢想。

   不过,等到我真正见到杜老本人,那已经是好几年之后的事了。1986年4月的一天,突然接到社科院值班室通知,让我晚上去中南海国务院第一会议室开会,去了一看,全是国务院的部长们,听他们议论有的也是临时接到通知从外地赶回来。会上布置大家准备行装,跟随国务院领导外出考察两周。第二天上了专列,我才知道,这次国务院领导外出主要考察河南、湖北、四川等地农村,还要在四川万县与其他领导同志会合后沿江而下,在宜昌研究解决三峡工程和三峡省筹备组事宜。叫上我的原因是前一年我们写了一份“中国:进一步改革的问题和思路”的内部报告,后来发表在《经济研究》1986年第2、3期上。报告主要讲了两个观点,一个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由于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不会在自由竞争的一般均衡中找到归宿,而多半可能在非均衡的自稳定系统中实现”。“这样要挣脱行政隶属和等级差别的羁绊,就需要一种形式或道路”,“双轨制是我国找到的风险较小、兼容性很大的特殊转换形式,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伟大创造”。另一个是建议将国有企业的管理与政府的各个专业部脱钩,提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要依据城市改革的特殊规律,围绕资产这个核心,重新构造微观经济活动的细胞——企业”,主张“调整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设立“国有资产管理总局”。“国家对国有资金的直接干预权集中于资产管理部门”。“资产管理部门可以考虑按经济区设立,可以将自己管理的资产委托给企业、企业集团或专业化的投资公司经营,允许资产经营的交叉和竞争”,并“以资产安全性、增值率和收益的多寡作为挑选、评价企业家的最重要标准”。报告引起了国务院领导的关注,故让我在来回路上插空汇报。

   这次出行除了国务院的几位大领导,部委的领导有时任中央农研室主任杜润生、农牧渔业部老部长林乎加、民政部部长崔乃夫、水利部部长钱正英等。由于首次跟领导外出,除秘书们又只有我一个年轻人,自然就会很拘谨。幸亏有大大咧咧的林乎加不时打趣,特别是慈祥如自家长辈的杜老对我耳提面命,我才自如了好多。第一次汇报后,杜老点拨我说,你看到没?你们写的报告,总理已经用红笔划了那么多杠杠,你下次汇报就要抓住重点。总理问你,我们已经有了那么多部包括财政部,你们又建议搞个资产总局,这就像把身上一个口袋的东西又装进另一个口袋,究竟有什么作用和意义,你下次要说清楚啊。一路上杜老与我聊天式的谈话使我获益良多。他提醒我,小伙子,领导让你来参加听这么多事,这样难得的学习机会,你要把眼睛、耳朵、脑袋瓜全用起来。正是从那次旅行之后,我和杜老有了个小小的忘年交。90年代中央农研室解散后,老农研室的人年年在杜老生日那天聚会叙旧,杜老的秘书高文斌主任也每年不忘通知我,我往往成了老研究室唯一的编外与会者。前几年大家还讨论发起成立了润生农村发展研究基金会,作为弘扬杜老精神的新载体,这些都是后话了。

   南行回来后在会上见杜老多了起来。虽然我80年代并非研究农村问题,杜老有时也叫我去9号院他的办公室去开会,听听我们各方面意见。印象最深的是1988年夏天,中央确定要价格闯关,杜老在他的小院召集以农村发展组为主的年轻人开会,听取意见。不料遭到我们几乎一致责疑、反对,大家都认为价格改革强行闯关既不科学也不策略,凶多吉少,搞得不好会贻误改革大局。杜老说不服我们这伙人,拿这批他平日里“惯坏”了的小部下们也无可奈何,最后半责怪半疼爱地对我们说:看你们这批年轻人,平时你们总嫌改革步子不够大,这次中央好不容易真下了决心要迈大步,你们又都谨慎起来了。你们这些人哪!

   90年代中我出国回来,杜老已经离休,但每天仍在9号院里他的办公室上班看材料想问题,我去看他与他交流的机会就多了起来。记得话题谈的最多的不是农民农村,就是苏东巨变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同时杜老对过去手下这批年青人四散各处、包括下海经商很是惋惜,但是也并不阻拦。一次听说我有办教育的打算,还拿起电话来对他一个老部下说,华生要搞教育,这是好事,你可能的话给些帮助。我当时真是不知说什么好,出来后还感慨万千。记得杜老晚年,有时已经不太认人,一次见到我也没有表情,身边照料他的人说,杜老,你不认识了?这是华生啊。杜老突然明白过来,拉着我的手,说:噢,华生,你搞教育的,要把教育这个大事搞好啊。

  

   与时俱进的求是派

   杜老对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的推动贡献和策略技巧,已有很多人介绍,自然不用我这个晚近的参与者去赘叙。不过,杜老对农村改革认识和递进的深度,特别是土地制度和人口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对我们今天仍然有很大意义,却并没有引起应有的关注。但杜老已经仙逝,我们不能根据自己的判断或并不可靠的记忆去解读他,故我下面主要依据杜老自己发表的文字来重述他给我留下的记忆和感受。

   关于农村土地的家庭承包,除了80年代初姓公姓私的激烈意识形态争论之外,其实随着土地承包对粮食增产作用的递减(1985年后粮食产量就出现了几年的徘徊下降),对土地家庭经营的怀疑就曾经再起,近年来由于土地规模经营和土地流转的逐步发展,有人又责疑当初分田到户搞家庭经营的经济性必要性。杜老则始终一贯地捍卫家庭经营的基础作用。杜老一直强调,只有家庭经营,才能调动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2005年他在参加陈云同志诞辰纪念会上还引用陈云同志的话说,公社是社长操心,包产到户是户户操心,有何不好?包产到户的意义就在于给了农民自己以主动权和选择权(见《杜润生文集》1398页,以下只注明页数)。实际上,正是在土地家庭承包之后,先是有粮食生产的快速增长,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紧接着就是农户多种经营的大发展,解决了城乡的副食品供应的丰裕问题,再其后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最后是几亿农民工进城打工的“民工潮”,全是土地承包经营之后的连锁反应,都是如杜老所说,这是让农民成为“自由人”的结果。因此,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其打破了人民公社集体劳作的制度束缚,给了农民以经济自由和人身自由。

   基于这个认识,杜老多次重申家庭经营的政策一定不能改变。而且家庭经营可以适应农业规模经济发展。他深刻地认识到,“经营规模受到限制,是由我国资源禀赋状况决定,并非受制于家庭经营”( 1247—1248页),“家庭经营农业的机制废除不了,全世界都是如此。规模经营可以扩大,而其途径是减少农民。规模经营是农业劳动力减少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在农业劳动力没有减少到一定程度之前,小规模农业生产经营如何变成大规模?”因此,他坚决反对人为扩大经营规模,搞“强迫致富”,也“不同意大企业承包土地”,认为“确实有些农民自己做不好,办不到的事情,”需要发展农民协会这样自己的中间组织(1248页,1220页)。

   在90岁即席发表的生日感言中,杜老倾吐自己的肺腑之言,使我们在场的人都非常感动,他说“我现在脑子里有两个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放心不下:第一个是怎样减少农村人口,组织好农村人口的转移”,“现在有近亿人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摆动,城市要把这些人安排好。第二个是农民缺乏自己的代言人。全世界的经验,最好建立农民协会”( 1330页)。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杜老是最早认识到和一贯坚持人口城镇化是农业现代化前提的人。早在1986年,他就提出“农田集约经营的前提是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业生产部门转移”。“劳动力转移不出去,农业的现代化就搞不起来”( 284、310页)。1999年4月,他又尖锐指出,“我国仍然是一个城市短缺的国家”。“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一个瓶颈在于‘城市短缺’”。杜老的城市短缺当然主要不是指城市的土地和建筑,而恰恰是人的城市化也即我们今天说的新型城镇化的短缺。他说“农民问题很大,解决问题的关键在城市化。我国城市严重滞后于工业发展和人口规模,这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 921-922页)。“记得10年前我曾经说过:8亿人给2亿人搞饭吃,这个农业没有出路”(987页)。他指出,“过去有个时期我们曾害怕发展城市。直到现在,农民进城还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981页)。因此,他此后一直在各种场合呼吁如何给与农民进城的自由迁徙权问题,认为这是城市化转型期农民最重要的国民待遇和民主权利之一,认为“搞城市化必须实现人口有序转移”(922页)。在城市化道路选择上,他主张“大、中、小城市均不可缺,不能只建小城市、不建大城市”(655页)。“怕发展大城市出现‘城市病’,因而提出非城市化战略,想跳过工业化城市化阶段,未必是可行的选择。至少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世界经验证明,只要重视搞好城市规划--------是可以防治至少是可以减轻‘城市病’”(923页)。他呼吁“我们欠农民兄弟太多!”“城市不论大小都要向农民开放,让他们可以在城市安家落户”( 1174页-1175页)。“中国农民原来是一个‘物质贫困’的阶层,现在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大家都有饭吃。但是,农民的‘权力贫困’问题并没有解决,甚至还没有破题”( 1452页-1453页)。显然,杜老的这些意见,对我们今天仍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杜老心胸开阔,对新事物永远充满好奇感和求知欲,特别是对所有年轻后辈的各种新想法给与了极大包容,但是他绝非一个简单盲从和随意附和时髦潮流和倾向的人。比如,杜老一贯为农民呼吁自由的权利和国民待遇,坚决支持土地的家庭经营模式,为此在历史上多次挨批受贬而不悔。他在文章和讲话中多次将农村土地承包总结为“集体土地、家庭经营”,还曾让我研究这种“公有私营”模式的更广泛适用性。不过,他对有人批评土地承包是残缺的产权,本来早就该搞土地私有的观点并不认同。这并不是出于思想保守或仅仅简单的策略需要,而是出于对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安排更深刻的思考。他认为,土地家庭经营是使农民成为“自由人”的核心,土地使用权的长期稳定是关键,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和其他权利完善是水到渠成,而土地所有权问题则要慎重,不要简单化。他多次回忆了毛泽东在集体化问题上的错误与急于求成,但他认为毛泽东关于“小农经济跳不了三尺高”、李先念关于农民过去单干了几千年也不行”的认识并非全无道理。1999年他就评论,“有人说,残缺的所有制交易性是很低的。那么,什么是残缺?现在的承包制是不是残缺的所有制?假如有一点残缺能否完善呢?任何一种所有制都有残缺的可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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