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德普:历史主义的兴起及其——对自由主义普遍主义的冲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02 次 更新时间:2014-09-12 15:5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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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西方思想界形成了一股历史主义的强大思想洪流。组成这一洪流的主要有以下几条支流:浪漫主义、黑格尔主义、德国的历史法学派和进化论,最后,在马克思那里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形式发展到高峰。它从根本上挑战了西方文化的普遍主义传统,强烈地冲击了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意识,并迫使自由主义或对自己的原则进行历史的解释,或者采取新的理论形式。

   关键词:历史主义 自由主义 普遍主义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讲,18世纪末19世纪初历史主义在西方思想舞台上的兴起,是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历史性事件。通过把发展变化思想和情景条件意识引入西方人的观念中,它从根本上挑战了西方文化的普遍主义传统,强烈地冲击了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意识,并迫使自由主义采取了新的理论形式。

   一、西方思想中历史意识的萌芽

   历史意识是与普遍主义的永恒意识相对立的一种发展变化的意识。按照这种意识,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演化发展的历史过程,任何社会事物的存在、发展和变化,都有其特定的理由或根据,因此对于社会现象应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去认识。在西方文化的发展史中,这种历史意识的萌芽也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

   其实,古希腊思想尽管是崇尚永恒的,但古希腊人本身却生活在变动激烈的环境之中。在他们生活的自然环境中,地震和侵蚀以其他地方罕见的力量改变着大地的面貌;而他们生活的社会环境,又是其他任何文明都无法比拟的丰富多彩和变化多端。正是这种变化不定的现实,以及由此造成的缺乏稳定的感觉,才促使希腊人去追求那些永恒不变的东西。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人缺乏什么,才去言说什么。所以,柯林武德说:"希腊人对永恒的追求是极其热烈的追求,正因为希腊人本身对于非永恒具有一种非凡的鲜明感。"

   然而,这种非永恒的、变化不定的感觉,不可能不反映在人们的思想中,记录在文化的遗产里。在古希腊,这种非永恒的感觉和变化的意识,主要体现在西方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著作中。在他的伟大著作《历史》里,自然和人事的剧烈变化,例如,从小到大、从骄傲到谦卑、从幸福到苦难等等,使人们深刻地感受到,世间很难有什么恒常的事物,而是充满了事物从一种状态转化到另一种对立状态的突变。但遗憾的是,这种变化意识,并没有在希腊思想中形成一种有生命力的历史主义传统。这是因为,"希腊的精神在其反历史的倾向上趋于僵化而束缚了它自己。希罗多德的天才战胜了这种倾向,然而在他以后对于知识的永恒不变的对象的追求逐渐窒息了历史意识,并且迫使人们放弃了希罗多德式的对人类过去活动获得科学知识的希望。" 所以,后来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虽然看到了政治生活的变化,但仍以追求永恒不变的理想政体为己任。

   在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中,历史变化意识的萌芽有了某种程度的发展。如历史有一个开端,即上帝的创世,也有后来的一系列历史事变,还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千年王国等。于是,中世纪的历史编纂学中就出现了历史时期的划分。但是,在基督教神学的历史观中,变化的历史是由不变的上帝支配的,历史的过程被视为是上帝目的的实践,历史的事物或事变是上帝安排来完成其目的的手段。这也就是说,在基督教神学的视野中,历史只不过是上帝的计划而已。毫无疑问,这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历史感。

   从文艺复兴到英国革命,这虽然是一个骚动不安、孕育大变革的时代,但是,受普遍主义思想传统的影响,历史意识却迟迟未能登上思想的舞台。结果,历史的变革被解释成一种普遍主义对另一种普遍主义的替代。并且,到了17世纪,这种普遍主义意识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还进一步得到了加强,它在哲学上的最高表现就是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在政治哲学上的主要表现则是自然法学说。按照自然法学派的观点,人类如果有什么历史的话,那也只是人类的生存从自然状态到政治(社会)状态的发展,是自然法无法保障实施,到自然法通过人定法而得到实施的发展,也是从人的理性迷误到理性统治的发展。至于这两种状态是如何转换的,他们只能求助于理性的发现。人类的这两种生存状态,在普芬道夫的《论人与公民的自然法义务》(1673)中做了典型的概括:"那里(自然状态)是激情的统治,存在着战争,恐惧,贫困,污秽,孤独,残忍,无知,野蛮;这里是理性的统治,存在着和平,安全,财富,荣光,友谊,得体,知识,仁慈。"而且,对于任何地方的所有民族来说,这些恶和善都是相同的。 显而易见,这是一种毫无历史感的普遍主义"历史观"。总之,就像意大利思想家克罗齐所说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的历史观都是"唯理论的和反历史的"。

   一直到18世纪初期,在意大利历史学家维柯那里,近代的历史意识才开始萌芽。维柯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普遍主义的永恒意识,但他已把历史看作是人类社会和他们的制度发生和发展的历史。这种发展大体经历了先后衔接的三个阶段,即,宗教时期,决斗者时期,文明的或温和的时期,这三个时期他又简称为神、英雄和人三个时代。与此相应,有三种理性:神的理性、国家政权的理性和自然理性;有三种自然法:神的法、英雄的法和人道的法;有三种政府:神治的政府、英雄的或贵族专政的政府和人道的政府;另外还有三种自然本性、三种习俗、三种语言文字、三种权威等等。 不过,他讲的历史变化,似乎带有某种周期性质:历史的指导原则首先是兽性的力量, 其次是英雄的力量,再次是英雄的正义,接着是辉煌的创造力,再接着是建设性的反思,最后是一场大肆挥霍和奢侈浪费,毁掉以往所建设的一切。然而,这种周期变化并不是一种历史循环,而是一种螺旋式的变化;因为,历史并不重演自身,而是以一种有别于过去的形式出现于每个新的阶段。 这种历史意识,使得维柯能够历史地看待人类的各种制度,把它们看成是在特定时期以特定的方式产生的。他说:"各种制度的自然本性不过是它们在某些时期以某些方式产生出来了。时期和方式是什么样,产生的制度也就是什么样,而不能是另样的。" 另外,这种历史意识还使他能够历史地看待人性,即认为人性是遵循一定规律变化的,而不是永恒不变的。这种变化表现为:"各族人民的本性最初是粗鲁的,以后就从严峻、宽和、文雅顺序一直变下去,最后变为淫逸。" 同时,由于他否定存在普适的制度,所以他强调,"凡是国家政权都要符合被统治的人民的本性。"

   维柯非常重视语言研究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在他看来,通过字源学的研究,可以看到一个民族在其语言形成时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通过语言文字的变化,可以看到时代和民族精神生活的变化。Paul Hamilton认为,正是从维柯这种文字解释和历史解释的结合中,历史主义才兴起了,并且通过对文化发展不同阶段的分析打击了普遍主义的野心。 另外,维柯还重视神话传说的研究,认为神话表达了创造它们的民族的社会结构。为此,伯林曾把他称之为"古代传说的经济解释之父"。 然而,遗憾的是,维柯的历史意识尽管还是不成熟的历史主义,但已远远超前于他那个时代,以至于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太大的直接影响。在整个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中,启蒙思想家的历史观,除了卢梭以外, 基本上都没有摆脱17世纪自然法学派历史观的影响。直到18世纪末的德国,由维柯开其端的历史主义,才真正形成为一股影响整个19世纪思想的洪流。

   二、历史主义的形成

   18世纪末19世纪初,历史主义逐渐在欧洲思想领域中兴起。这一历史意识,不仅强烈冲击了17、18世纪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思维方式及其教条,迫使自由主义采取新的理论形式,而且它还支配了19世纪欧洲思想的诸多领域,催生了众多带有历史主义特征的宏大的思想体系。因此,英国历史学家古奇指出,"18世纪受哲学概念的支配;而19世纪则受历史概念的支配。"

   历史主义兴起的社会历史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第一,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引起的巨大变化打破了西方思想中的永恒意识;第二,启蒙运动的进步观念滋养了发展变化的思想;第三,法国革命的普遍主义原则和理想,在向其他国家传播的过程中,受到的民族主义的抵抗;第四,随着对其他民族或文化体系的风俗、历史与传统的了解,人们逐渐增强了多样性、差异性和变化性意识,并使传统的自然法观念发生了动摇。列奥·施特劳斯认为,"历史主义乃是现代自然权利论遭逢危机的最终结果。" P. 哈密尔顿(Paul Hamilton)则强调,历史主义的出现是对这样一种实践的反作用,这种实践是从人如何组织政治社会的首要法则的真理中推论出来的;而这种首要法则是以永远支配人类行为的自然法的形式明确表达的,并且,各种文化是按接近这种理想模式的程度来评价的。 这说明,从思想史的意义来讲,历史主义是作为自然法学说的对立物而登上思想舞台的。自然法学说从事实的角度无法解释丰富而变动不居的历史,从规范的角度也不能为各国的政治实践提供有效的指导。于是,历史主义就出来试图承担起这个历史的使命。这也就决定了,历史主义一出场,就是一种挑战自然法学派和启蒙运动普遍主义因而也是挑战自由主义的一种思想运动。

   汇聚19世纪历史主义洪流的,主要有以下几条思想的支流:浪漫主义、黑格尔主义、德国的历史法学派和进化论,最后,在马克思那里,这种历史主义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形式发展到高峰。

   浪漫主义是肇端于18世纪中叶的一股反对启蒙理性主义的运动。浪漫主义总的特征"是用审美的标准代替功利标准", 或者说,它的特点是强调情感、意志等非理性因素的重要性,激烈反对启蒙运动宣扬的普遍理性和任何一种普遍性 。Ernst Troeltsch把浪漫主义称之为是"一种把个性、多元性和泛神论结合在一起的形而上学", 讲的其实也是这种意思。

   浪漫主义被伯林称之为是"转变西方世界生活与思想的新近最大的一场运动。"并认为,这次转变"是西方意识所曾发生过的最大的一次转变,所有在19和20世纪发生的其他转变,……其意义都相对较小,并且无论如何都深受它的影响。" 伯林之所以把它看作是西方意识的一次最大转变,就是因为,浪漫主义的特点对西方文化的普遍主义传统(或一元论传统)是一个根本性的冲击。在浪漫主义兴起之前,西方的思想传统,从古希腊罗马,到中世纪的基督教,再到近代的启蒙思想,都属于一种大的理性传统。其差别无非是,古代强调自然理性,中世纪强调上帝理性,而近代强调人的理性。理性的特点之一就是普遍性,也就是一元性,因此,西方的普遍主义传统也就是一元论传统。浪漫主义既然抬高情感、意志的作用,而情感与意志的特点是特殊性、变动性、多元性、不确定性和无规律性,那么,它和理性的普遍性、不变性、一元性、确定性和规律性就自然是根本对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浪漫主义是西方思想的最大一次转变不是没有道理的。

   浪漫主义本身虽非真正的历史主义,但在某些方面却与历史主义有一定的共通之处,其历史观也包含有某些历史主义的因素。关于浪漫主义的历史观,柯林武德是这样写的:

   "浪漫主义代表着一种新倾向,要在和它自己大为不同的各种文明中看出一种积极的价值和趣味来。这一点,就其本身来说,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毫无裨益的怀古之情,例如,一种要使中世纪复辟的愿望;但是实际上那种发展却被浪漫主义中所出现的另一种概念所制止了,那就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观、一种人类理性的发展或人类教育的历史观。根据这种概念,过去的历史阶段必然导致现在的阶段;一定的文明形式只能存在于时间对它已告成熟的时候,而且正因为这些是它存在的条件,它才具有它的价值;……"

   很明显,这种发展的观点、条件的观点、阶段性的观点,都是与历史主义相通的地方,也是与普遍主义的普遍的、绝对的、永恒的观点相对立的。所以,浪漫主义既可以是保守的,又可以是革命的。就它的法国创始人来说,是革命的;但就它的德国后来者来说,则是保守的。

浪漫主义的创始人是法国的卢梭。卢梭本身是启蒙运动的产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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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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