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德普:人民同意与人民主权——西方近代以来两种民主理论传统的 区别、困境与误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0 次 更新时间:2018-11-21 14:2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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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普 (进入专栏)  

  

   摘要:西方近代以来有两种民主理论传统,一是民主主义传统,二是自由主义传统。前者的基本原则是人民主权原则,后者的基本原则是人民同意原则。学界对这两种原则存在诸多误解,如把人民主权理解为自由主义的民主原则,或者把人民主权原则与人民同意原则混淆在一起,或者把人民主权原则理解为西方政治的现实等。实际上,这两种原则存在明显的区别,前者体现的是统治的民主,即人民直接掌握立法权,后者体现的是被统治的民主,即最高权力掌握在代议机构手中。二者在实践中都存在诸多困境,其中人民主权的困境使其在西方政治中还无法成为现实,但其中的合理因素即公民对法律和公共政策制定的参与,仍可能具有克服自由主义民主弊端的潜力。当代兴起的协商民主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民主主义的民主传统。

  

   在政治生活中,由于政治本身的复杂性,许多政治话语常常引起人们的误读,而这种误读又是造成政治理论中许多混乱的一个重要根源。误读最多的大概有以下三种形式:第一是把规范性话语与描述性话语混淆在一起(即应然的与实然的相混淆),第二是把宣传性话语与学术性话语混淆在一起(即宣称的与实际的相混淆),第三是把此语境的话语与彼语境的话语混淆在一起(即不同概念或不同语义之间的混淆)。虽然,明确区分这些话语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混淆不同性质的话语却是有害的。这种混淆不利于认清事实,从而不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另外,它所造成的理论混乱和认识混乱,使我们不能准确把握一种理论的精神实质,并且也不利于我们进行有效的理论创新。

   在政治学界,一些学者把人民主权理解为自由主义的民主原则[1],或者把人民主权原则与人民同意原则混淆在一起[2],或者把人民主权原则理解为西方政治的现实[3],就是上述误读的表现之一。这种误读不仅带来了理论上的混乱,而且也带来了对西方政治的误解。笔者在这里通过分析西方近代以来两种民主理论传统的原则差异,揭示这两种原则面临的实践困境,以及人们对它们的误读,试图厘清有关民主理论认识中的一些混乱,以加深对西方政治的理解。


一、人民同意与人民主权:两种民主理论传统的不同原则


   学界一般认为,近代以来的西方民主理论有两大传统或两大流派。戴维·赫尔德把这两大传统的渊源一直追溯到古希腊和古罗马,并且把这两大传统概括为“发展型”民主模式和“保护型”民主模式。其中,发展型模式的特点是强调政治参与对于强化决策和公民发展的内在价值,保护型模式的特点则是强调政治参与对于保护公民利益和目的的工具性价值。[4]罗伯特·达尔则把近代以来最有代表性的两种民主理论区分为“麦迪逊式民主”和“平民主义民主”,并在批评这两种民主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多元民主”思想。[5]在达尔那里,麦迪逊式民主的基本目的是防止侵犯公民自然权利的暴政,其主要手段是建立一个分权制衡的共和政府,而这个共和政府“从大部分人民那里直接、间接地得到一切权力,并由某些自愿任职的人在一定时期内或者在其忠实履行职责期间进行管理。”[6]平民主义民主的基本目的是政治平等和人民主权,与其相容的唯一决策规则是多数规则。赫尔德和达尔对近代以来两种主流民主理论的区分虽然在表述上有所差异,但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那就是这两种民主理论在基本价值取向和基本制度安排上都存在着重大的差异。

   实际上,西方近代以来的这两大民主理论传统,分别代表了民主潮流的左翼和右翼或者激进的一派和保守的一派,人们对这两派也常用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个标签来加以区分。在西方近代的思想家中,最能代表这两大理论传统精神旨趣的就是卢梭和洛克,他们对自己民主理想的系统理论阐述[7],分别为这两大传统奠定了基础。[8]对于这两大传统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解读,但是大部分学者都认可这样的看法,那就是这两种传统所要解决的都是现代政治的合法性来源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政治义务的根源问题。

   在西方中世纪,主流的意识形态把政治合法性的来源归结为上帝的意志(君权神授)和统治者的家族血缘关系。进入近代社会以后,随着宗教权威的式微,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人们也逐渐从神学的眼光看待政治,转到了从人的眼光看待政治。与此相适应,政治合法性的来源也从上帝转到了世俗社会中的人(即人民)身上。近代民主意识的萌发,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政治合法性观念转变的产物。应该说,无论是洛克还是卢梭,他们的共同之处是把新的政治合法性来源都归结到了人民身上,而他们的不同之处则在于,人民在这种新的合法性中的政治地位有着重大的差异。这里所谓的政治地位,指的是人民与国家最高权力(即立法权)的关系。洛克和卢梭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主要体现在,洛克那里的人民只是国家最高权力的来源,而不是国家最高权力的掌握者和实施者;而卢梭那里的人民不仅是国家最高权力的来源,而且是国家最高权力的实际掌握者和实施者。人民这两种政治地位的差异,在洛克和卢梭的理论表述中,就是人民同意原则和人民主权原则的差异。如果说,二人把新的政治合法性来源都归结到人民身上,是他们的思想都可以被纳入到近代以来的民主思想范畴中的原因;那么,二人提出的人民同意原则和人民主权原则,则是近代两种民主思想传统分野的标志。

   “同意”一词和“自由”、“权利”一样,是洛克政治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在洛克的《政府论》下篇中,同意(consent)一词,总共出现了110次,并常常和人民的、多数人的、每个人的、社会的等限定词联系在一起,这足见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和这个概念在他思想中的重要性。对此,约翰·邓恩也说过,“大家都承认,同意观念在洛克《政府论》提出的政治理论中起着核心的作用。”[9]洛克的基本理论逻辑是:由于自然状态中缺乏成文的法律、公正的仲裁者和能够执行判决的强制权力,所以个人的自然权利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为此,大家同意放弃为保护自己和他人而做他认为合适的任何事情的权力,以及处罚违反自然法罪行的权力,把它们交给社会,形成政府的立法权力和行政权力,由它们来保护人们没有转让的生命、自由、财产等自然权利。这里的立法权是国家的最高权力,它由人民委托的代表来行使,而行政权则由国王来行使。这一简单明了的理论揭示了政府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开始组织并实际组成任何政治社会的,不过是一些能够服从大多数而进行结合并组成这种社会的自由人的同意。这样,而且只有这样,才会或才能创立世界上任何合法的政府。”[10]“世界上凡是在和平中创建的政府,都以上述基础为开端,并基于人民的同意而建立的”。[11]同时,这一理论也揭示了社会成员政治义务的依据:“当每个人和其他人同意建立一个由一个政府统辖的国家的时候,他使自己对这个社会的每一个人成员负有服从大多数的决定和取决于大多数的义务”。[12]

   与洛克把“同意”作为其政治理论的核心不同,卢梭则把“主权”尤其是“主权者”作为其政治理论的核心。洛克在《政府论》下篇中总共用过5次主权(sovereignty)这个概念,而且基本都是和国王、父权等联系在一起,从没有涉及过人民的主权问题。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仅“主权者”这个概念就用过108次,这还不包括“主权”、“主权权力”、“主权权威”等相关概念。他在《社会契约论》开篇的第一句话就讲了该书的宗旨:“我要探讨在社会秩序之中,从人类的实际情况与法律的可能情况着眼,能不能有某种合法的而又确切的政权规则。”[13]他明确指出,“强力并不构成权利,而人们只是对合法的权力才有服从的义务。”“既然强力并不能产生任何权利,于是便只剩下来约定才可以成为人间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14]在17、18世纪的其他启蒙思想家那里,通过这种约定形成的合法权威既可以是一个人掌握最高权力(立法权)的权威,也可以是少数人或多数人掌握这个权力的权威,但在卢梭那里,合法的权威只能是全体人民掌握最高权力的权威。他的理论逻辑是:要想摆脱自然状态中个人力量无法应对生存障碍的困境,就需“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而且仍像以往一样地自由。”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可能就是:“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都转让给整个的集体。”[15]因为,在卢梭看来,只有这样人们的所失和所得才是平衡的;否则,人们就不可能自愿地签订这个契约。他强调,由这个契约形成的集体(共同体),当它被动时就称之为国家,当它主动时就称之为主权者。对于卢梭来说,一个国家只要主权(立法权)掌握在人民手中,掌握行政权的政府的形式无论是民主制、贵族制、君主制还是混合制都属于共和国。卢梭的这些思想,不仅使他成为第一个明确系统地阐述人民主权原则的思想家[16],而且也使他的民主理论与洛克的民主理论形成了原则的区别。


二、被统治的民主与统治的民主:两种原则的根本区别


   人民主权原则与人民同意原则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套用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家萨托利的话说,人民主权原则体现的是“统治的民主”,或曰人民直接进行统治的民主;而人民同意原则体现的则是“被统治的民主”,这种民主从人民的角度来讲是人民被统治的民主,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讲就是萨托利所谓的“得到同意的统治”。[17]换句话说,这两个原则的区别就在于:前者,人民是统治者,只不过它所统治的是人民自己(也即自治);后者,人民是被统治者,与君主政体或贵族政体不同的只是人民同意了自己被统治。

   人民主权原则所体现的人民统治不意味着人人都是行政官员,而是意味着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最高权力即立法权[18],意味着人民的公共意志也即法律是国家的最高意志。立法权是国家的最高权力这一观念,是近代以来两种民主理论传统的共识,二者的区别就在于谁是这个最高权力的掌握者。在卢梭那里,“立法权是属于人民的,而且只能是属于人民的。”[19]这是因为,主权者的一切行为就是制定法律,法律就是公意,而意志是绝对不可以代表的,所以作为主权的立法权也就决不能转让给所谓的代表来行使。卢梭反对意志可以代表的基本理由就是:我们可以说某某现在的意图就是我的意图,但是却不能说这个人明天所意图的仍将是我的意图。[20]应该说,卢梭反对代议制的这个基本理由,深刻地揭示了自由主义民主即代议民主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困境。对于卢梭来说,只有人民掌握立法权,才能彻底改变长期以来人民一直所处的被统治地位;在这里,虽然也有政府,但它只不过是主权者委托的执行者,政府官员只是人民的公仆,人民随时“可以限制、改变和收回这种权力。”[21]

洛克也认为立法权是国家的最高权力,但他并不主张立法权由人民来掌握,而是主张由人民选举的立法机关来掌握,并且强调,“当共同体一旦把它交给某些人时,它便是神圣的和不可变更的”。[22]至于为什么要把立法权交由少数人组成的立法机关(即议会)来掌握,洛克没有像后来其他主张代议制的思想家那样,把这样做的理由归结为国家规模的扩大和人口的众多,而是认为,由于立法要以自然法为依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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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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