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德普:全球化与中日美和谐关系的建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1 次 更新时间:2014-09-10 20:1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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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普 (进入专栏)  

   在可以预见的21世纪里,中日美关系将是左右亚太地区、影响整个世界的关键性因素。因此,如何处理好三国之间的关系,既是今后国际关系中极为复杂和困难的问题,也是事关世界和平与发展之全局的重要问题。当然从不同国家的角度看中日美关系,会得出不同结论。只有努力从局外人的立场上看问题,或者说只有站在全球和全人类利益的角度看问题,才能较为客观地分析其中的利害,找出协调三者利害关系的合理办法。但是,任何人都生活在自己的洞穴之中,很难完全摆脱自己观察位置的立场限制,因此其思想也就必然会带有自己的洞穴假象。不过,作为学者应该做到:尽量客观地观察问题,尽量从对方的立场去想象问题,尽量倾听对方的观点,或者尽量对自己的认识采取反思的态度,以减少本位立场所带来的片面认识。笔者试图以此为要求,就如何处理好中日美关系作一些探讨,以就教于学界的同仁。

   一、促进中日美关系和谐发展的积极因素

   应该说,自尼克松和田中角荣相继访华以来,尽管三国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曲曲折折,小的冲突从没间断,但还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使三国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依赖日益紧密,共同的利益也在不断增长。这应该是中日美关系的大局,也是总的大趋势。三国关系之所取得这样的进展,主要是以下因素促进的结果。

   第一,全球化的因素。全球化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正是商品交换关系的不断扩展,才使原先相互隔绝和封闭的人类群体之间的相互联系日益密切。所以,全球化首先是经济的全球化。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说法,"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在历史上,这个过程曾因战争和冷战而人为地受到阻碍,但自冷战结束以来,经济全球化的速度在不断地加快。这主要表现在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急剧增多,多边的和区域的经济合作迅速发展,各国间经济上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依赖明显增大,国际经济协调机制也在不断强化。经济的全球化一方面有利于各国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有利于国际分工的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另一方面也为改变南北之间不平衡、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结构,促进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契机。与此同时,它也使国家间经济的相互依赖逐步深化,利益的共同性不断增加;一国的经济繁荣为他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机会,一国的经济危机也会给他国的经济增长带来冲击。

   与经济全球化相伴随的是文化的全球化。在当今世界,不仅文化产品的贸易和其他物质产品的贸易一样在不断增加,而且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思想、文化和信息的跨国传播在急剧扩大。再加上跨国旅游业的迅速发展,也使得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在不断增多。各种文化的这种全球性的传播和交流,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激发了人们的文化创造力和生产力,而且也使得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认识和相互理解在不断增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思想共识在不断增多,一种新的与多元文化并存的世界性文化也在逐渐形成。

   在经济和文化日益全球化的同时,一国的安全问题也越来越超越国家的边界,具有全球的意义。国与国之间为争夺领土而引发军事冲突的危险虽然依然存在,但是在全球化不断推进的背景下,这种传统安全的意义也在逐渐降低。相反,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问题在日益增多,其重要性也在日益增强。恐怖主义、环境恶化、气候变暖、疫病蔓延、金融风险、经济危机、粮食安全、能源保障、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问题越来越多地威胁着世界各国,而这些问题的解决也越来越超出一国自身的能力,越来越依赖世界各国的密切合作和共同努力。

   在全球联系日益密切,全球问题日益增多的情况下,政治的全球化也在不断地推进。政治是解决社会冲突(或社会问题)、维护社会稳定和发展的一种活动。政治的全球化就是在全球问题日益增多的情况下,为解决这些问题而采取的政治行动的国际化和全球化。这种全球化意味着,全球的问题不仅无法依靠一国自身去解决,而且也无法依靠一种帝国式的霸权来解决,因为帝国霸权不仅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而且还会是制造问题的根源。例如,恐怖主义就与霸权主义有着内在的联系。 政治全球化要求的是建立全球性的政治协调机制,使世界各国都有机会参与全球问题的解决;或者建立地区性的政治协调机制,由相关国家共同协商地区性的问题。我们欣喜地看到,这种地区性的和全球性的政治协商机制正处在不断发育和成长过程中,除了联合国这个政治机制以外,欧洲联盟、东南亚国家联盟、非洲联盟等区域组织的成立,7国集团和20国集团峰会机制的形成,25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建立,解决贸易争端的WTO的运作,世界气候大会的召开等等,都是政治全球化过程的具体体现。虽然,国家仍然是国际政治中的主要行为体,国家主权仍然是国家无比珍视的政治权利,但在政治全球化的大趋势中,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国家主权在越来越多地向政府间国际组织转移,一个国家的许多内部规则不得不尽可能地与国际规则协调一致。

   总之,全球化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的普遍联系和相互依赖不断增强的过程,它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浩浩荡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中日美这三个世界大国都既是这个潮流的参与者,也是这个潮流的受益者。

   第二个因素是三国之间经济相互依赖的加强和共同利益的增多。全球化所导致的相互依赖关系在中日美之间尤为明显。虽然,三个国家的历史传统和社会政治制度有所不同,而且三国之间在历史上也都曾经发生过残酷而规模巨大的战争,但是,经济贸易的力量在不断地超越这些历史的嫌隙,逐渐抹去历史的创伤,把三个国家的经济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现在的三国人民都很难说能够离开其他两国而很好地生存。

   早在2004年中国就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两国的贸易额2003年时还只有1335万美元,2008年就增加到2667.8亿美元,当年日本对中国的贸易顺差就有345.2亿美元 。目前,日本也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第一大进口国和第三大出口国。

   中美之间的双边贸易增长也非常快,1979至2008年的30年间双边贸易额增长了130倍。根据美方的统计,双边贸易额由1979年的23.7亿美元增至2008年的4092.5亿美元,年均增速19.4%。这是由于中美两国在资源禀赋、发展模式、产业结构和消费习惯上存在较大差异,所以形成了两国贸易上的互补性、互利性和快速增长的局面。目前,中美两国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的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连续7年成为美国增长最快的主要出口市场;同时,美国是中国的第二大出口市场和第六大进口来源地,也是中国外贸顺差的主要来源国之一。

   日美之间的经济关系也非常紧密。日本战后的经济发展首先得益于美国的支持,而且日美之间的贸易也长期存在着对日有利的巨额顺差。虽然,1985年的"广场协议"刺激了日本的经济泡沫,并最终打击了日本经济,使日本经济进入了十多年的衰退期,但是日本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依然很强,美国依然长期是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只是到最近几年才降为第二大贸易伙伴。日本对美国一方具有重大的政治上的战略利益,而且经济上的互补性也很强,也长期是重要的贸易伙伴,至今仍在美国的贸易伙伴中位居第四。

   中日美之间经济上的这种相互依赖,已使得三国在经济上形成了相关性较强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格局,美国的金融风暴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不仅经济上是这样,科技、文化、环境、安全等领域也是这样。中国不仅依赖于美国的科技,美国也依赖于向中国输出文化产品;中国的沙尘暴不仅危害中国大陆,而且也影响到日本的空气质量;恐怖主义和核扩散不仅威胁到美国,对中国和日本也同样是严重的威胁。如此等等,三国之间这种相关性和互依性的增加,已经很难把哪一方作为自己的敌人来对待,也很难从哪一方的完全败落或重大损失中使自己获得真正的利益。三者之间实际上就是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伙伴关系。就像伙伴间的友谊竞赛一样,没有竞争难以发挥各自的潜能、提升和显示各自的能力,并从而提高群体的效能;反之,没有合作这种竞赛的游戏也难以做下去,每一方也难以分享合作产生的利益。这正是促进中日美关系朝健康方向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三个因素是主要矛盾的变化。冷战结束以后,国际政治中的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冷战期间,由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巨大差异,中美之间一度处于敌对关系状态,日美同盟也是出于冷战和对抗中国的需要而得以形成和维系。虽然,早在20世纪70年初期为对付苏联的霸权中美和中日关系即已开始解冻,但是,直到冷战的结束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才使得中日美的关系有了更加牢固的基础,即有了更加紧密的经济文化交往关系和更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原先两个阵营之间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方面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冲突,开始让位于三国之间乃至国际社会共同面对的一些矛盾问题,如恐怖主义、环境危机、南北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等问题。这使得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和主流趋势。在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下,虽然随着经济交换关系的增多和贸易不平衡的扩大,三国之间的经济纠纷也在增多,但这种矛盾已不是那种你死我活的对抗性矛盾,而是在共同利益日益增多的情况下出现的非对抗性矛盾;和共同面临的那些主要矛盾问题相比,这些矛盾也只是一些次要的矛盾。主要矛盾的这些变化,为中日美关系的良性发展提供了可能。

   第四个因素是各国内部的积极变化。大的环境和主要矛盾的变化也促进了各国内部的一些积极变化。这其中变化最大的就是中国内部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中国重新认识世界、融入世界的过程,也是逐步反省和改变过去那些极左的意识形态和僵化的经济政治体制的过程。这为正确地对待现代文明的成果,正确处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特别是与美日两国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没有这些大的变化,即使中国和美国、日本都建立外交关系,中日美之间的关系仍然难以发展到像现在这样紧密的程度。在中国逐步改变对日美和世界的认识的同时,随着交往的增多,特别是民间交往的增多,日美两国内部也在改变着对中国的认识。过去由于封闭、隔绝和敌对产生了许多对中国的误解、歪曲和敌视,现在则随着交往的增多而增加了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虽然妖魔化中国的负面言论和遏制中国的主张在美日的媒体和舆论中依然存在,但是理性的、公正的言论在逐渐增多,要求接触、交往和合作的呼声在逐步提高。各国内部的这些积极变化都有利于中日美之间关系的良性发展。

   二、妨碍中日美关系和谐发展的消极因素

   近几十年来,虽然上述积极因素在促进着中日美关系的良性发展,但是不容否认的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中日美之间仍存在着不少妨碍和谐关系建立的消极因素。

在这些消极因素中,首要的就是国家利益的实际冲突。全球化虽然加强了三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和共同利益的增长,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全球化不仅通过全球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而施惠于整个世界,而且,它也是一个全球经济结构和利益关系调整的过程。目前的经济全球化是在不公平、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的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原先在世界经济中占居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会继续获得这种秩序带来的不公平利益,另一方面,崛起的新兴国家会逐渐打破旧的秩序,改变资源分配的状况和经济关系中的相对地位,这个过程必然是各国利益发生磨擦和冲突的过程。比如,比较利益所诱发的产业转移会导致产业转出国的失业率上升,发达国家优势产业的竞争会损害后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汇率政策会影响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平衡,经济增长率的不同会导致各国经济关系地位的变化,经济相对地位的变化会导致政治影响力的消长,国家实力的消长会改变国家间权力关系的现状,等等,这些利益冲突都是全球化过程中经济交往日益增多的必然产物,而且上述利益冲突在中日美关系中体现得尤其明显。三国之间除了这些因经济交往的增多而引发的冲突以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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