滋生腐败的文化因素
在日常生活中，一谈到“文化”，人们往往联想到的是通过读书学习、艺术熏陶和道德修养所获得的那种令人敬佩的精神品质。然而，人类学家对文化的定义却与此不同。美国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认为：文化指的是任何社会的全部生活方式，而不仅是被社会公认为更高雅、更令人心旷神怡的那部分生活方式。在社会科学家看来，没有无文化的社会，甚至没有无文化的个人。美国人类学家A·L·克鲁伯和C·克拉克洪，在两人合著的《文化：一个概念的考评》中指出：文化存在于各种外显的和内蕴的模式当中，借助符号的运用得以学习与传播，并构成人类群体的特殊成就。
我们每个人都生长于特定的文化环境中，所有文化传统对我们的生活和行为都可能产生巨大的影响；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有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值得继承和弘扬，诸如厚德载物、勤劳善良、自强不息等文化传统，是我们的精神家园，给我们以前进的动力。但是，现阶段的腐败不完全是吏治或党风问题，更多的是世风问题和人心问题，或者说是文化传统问题，在腐败现象与文化传统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
礼义变异的红包文化
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其核心在哪里？著名学者钱穆先生认为，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从一个家庭到整个国家，我们所有的行为准则都是由“礼”来笼罩的。中国幅员辽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各地风俗差别很大；尽管各地风俗和方言有多么不同，但是在“礼”这个层面上都是认同的。礼是我们民族的一种思维方式，一种行为准则。礼是要了解中国文化，就非得了解“礼”不可。
礼仪文化起源于西周，周公认为殷商的灭亡原因在于失德，为了吸取殷商的教训，周公提出了“明德”的政治纲领，并制定了一系列的人性化的制度，后人称之为“礼制”。孔子非常推崇周公，周公所制的礼，主要体现在典制上，孔子在此基础上，加进了一套修养性的原则和教化方法，形成了完整的礼学体系，其精髓体现在儒家经典《礼记》里面。
礼是什么？《礼记》说：礼也者，理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也者”。在这里，礼的精神所体现的，是一种不能改变的真理和道德法则；《礼记》的第一篇《曲礼》开头就说“毋不敬”，朱熹认为毋不敬是一部《礼记》的纲领，东汉经常大师郑玄在为毋不敬三字作注时指出：礼主于敬。所谓敬，就是一种敬畏，敬畏什么？敬礼（理）也！伟大的哲学家康德说过：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反复地思索，就越是给人的心灵灌注了时时翻新、有增无减的赞叹和敬畏，这就是我们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由此可见，东方圣人和西方哲人都想到一块了，儒家所谓的礼，其实就是康德所敬畏的道德法则。怎样才能成其为礼，《礼记》说：只有“德辉动于内”，才能“理发于外”；你内心里树起了道德，行动上才有合乎理的礼。
千百年来，我国被称为礼仪之邦，国人似乎非常讲究礼仪。如果深入考察，就不难发现，古代圣贤所倡导的礼仪，在世俗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早已发生了变异。清代官场很讲究“毋不敬”的礼仪，官员之间特别是上下级之间表示“敬”的礼仪，什么别敬、冰敬、炭敬、门敬、文敬，什么年敬、节敬、喜敬、妆敬，这敬那敬的，都是要花银子孝敬上司，官员自己是不会掏腰包的，“
羊毛出在羊身上”，最终还靠收刮百姓埋单；这种用银子孝敬的礼仪，其实违背了礼义的原则，只不过是巧借各种礼敬之名，而行人情贿赂之实。当今社会和官场上流行的红包文化，就是一种礼仪的变异。人们之所以热衷于赠送和收受红包，就是因为红包被赋予了文化内涵，看上去是一种礼仪的表达，礼尚往来，人之常情；有这种礼仪观念的支撑，人们就可以大力发扬红包文化，心安理得地赠送和收受红包。
将红包文化与礼仪文化捆绑起来，为红包的流行赋予了广泛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于是红包文化成为社会潜规则之一，成为做人办事甚至升官发财的必要方式。生活在红包文化中，如果不按潜规则行事，很可能寸步难行。《北京青年报》2005年3月24日报道，辽宁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曹再学，2003年进入阜新市国土资源局从事采矿技术研发工作，为人老实不熟悉“人事潜规则”，不理会领导“谁进国土资源局都得给三五万元”之类的暗示，不满半年就被单位迫使下岗。直到国务院总理和辽宁省省长先后作出批示，曹再学才能得以重新上岗。其实，阜新高校的许多毕业生对“人事潜规则”心知肚明，他们深信“分配到事业单位或国家机关工作需要花钱。”所谓“人事潜规则”，说白了就是送红包，没有红包铺垫，想进国家机关或事业单位工作没门。
曹再学是幸运的，遇上总理和省长亲自批示，又得以重新上岗。假如没有总理和省长干预，曹再学要想再找到工作，还得对“人事潜规则”进行再学习，如果不再学他曹再学也难找到工作，即使找到了也难得在单位立足。并不是所有不熟悉“人事潜规则”而丢饭碗的人，都可能引起总理和省长的注意，总理和省长公务繁忙，也不可能时刻过问这些事。好在有红包文化熏陶，大多数人熟悉“人事潜规则”，并心照不宣地按“潜规则”行事，尽可能把各自的事情摆平，免得让国家和省里领导操心。
一般来说，孩子即将出生的时候，为了让他（她）顺利来到世间，家长要考虑给妇科医生送不送红包；到孩子上幼儿园了，为了得到精心照料，家长要考虑给阿姨送不送红包；到孩子上小学中学的时候，为了接受优质教育取得更好成绩，家长要考虑给老师送不送红包；到孩子大学毕业了，为了找到令人满意的工作，家长还得考虑要不要送红包。长大成人了，我们在单位里工作，很多的时候不得不面对“潜规则”，入党提干、升官晋级、调资调动等涉及个人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往往要考虑送不送红包，上司家里办红白喜事，或者他本人或家属有些大病小恙，也得要考虑送不送红包。逢年过节的时候，更是红包文化盛行的季节，有鉴于此，各级纪检和监察部门每到年关，总要发布禁止收受和赠送红包的文件。任凭文件怎么禁止，许多单位依旧乐于用公款送红包，许多人依旧坦然笑纳。
禁止红包文件为什么苍白无力，根本原因是红包文化根深蒂固，生活在“潜规则”里，礼义变异的红包文化已彻底浸透我们的心灵，深刻地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一些地方，我们把红包和“礼”划等号，将赠送红包美其名曰“送礼”。礼者，理也；礼是人之常情，做人哪能不讲礼，而且礼尚往来。有了“礼”字名号，你可以堂而皇之送，我可以心安理得收。在这种背景下，善于按红包规则操作者，被看作是通人情讲礼仪，可以如鱼得水混得好；如果不按红包规则行事甚至反对它，则往往被人讥笑为迂腐呆板或假正经，可能面临种种障碍，在单位难以过得开心。许多单位用公款“送礼”，认为这有利于调节各方面关系，有利于办事方便，似乎理所当然；大家都这么想，公款“送礼”就更加理直气壮。
二、
表里不一的双重人格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中国主流文化有一个最显著的特色，就是说话与书写不一致，口头上说的是通俗易懂的大白话，写到书面上却是之乎者也的文言文。这种文化现象，在欧洲中世纪也出现过，像亚平宁半岛诸国，一般人说的是鲜活的意大利语，而著书立说却用古老的拉丁文；到文艺复兴之后，这种现象就不复存在了。而在中国，说与写不一致却延续了几千年，直到“五四”运动后才全面倡导白话写作。
那么漫长的岁月，说话与书写“两张皮”，堪称世界文化史上一道独特的景观。那样书写，尽管不是直观表达，但却可以传载真实的语意；白话口语所表达的东西，文言书写同样可以表达清楚，二者在语意上保持了一致性，通过一定的学习，能够理解并掌握文言文写作。然而，在封建时代的官宦生涯中，所形成类似说写不一致的官场文化，却令人难以琢磨，匪夷所思。在旧式官场上，官员都具备表里不一的双重人格，这就是阳性人格和阴性人格。在公众场合，他们显现阳性人格，其言行举止表现十分得体，说的都是圣贤话，大谈如何效忠朝廷体恤百姓，如何铁面无私克己奉公，看上去像“包青天”式大清官；在私下场合，他们显现阴性人格，所作所为就不那么得体，不是以权谋私，就是监守自盗，什么卑鄙龌龊的事都做得出来。
虽然封建体制早已终结，但是封建文化仍然沉积于国人的心灵深处，这些文化沉积物塑造着当代的双重人格。当今时代，自相矛盾的双重人格在一些群体中普遍存在；具有双重人格者，总是在公开场合展现阳性人格，其语言和行为非常符合道德标准和社会规范，给别人留下美好的印象；而在私下场合表现阴性人格，其语言和行为便发生变异，不三不四的话说得出来，损人利己的事也做得出来。仔细考察已经落马的贪官，我们不难发现他们攻于心计，精于演艺，善于在不同场合转换角色，把双重人格演绎得活灵活现。
以卖官闻名全国的马德，当市委书记两年间，卖官所得达600万元。在事件没有暴露之前，马德非常“重视”干部制度建设，多次提出要“坚持完善干部考察预告制、干部任前公示制、常委会投票表决制”。在绥化市组织工作会议上，他还“创造性”地提出：“领导干部和各级领导班子、各级党组织推荐干部，必须署名，写清推荐理由，实行推荐责任制。”组织部门专门为此制定了《推荐干部责任书》。绥化有关县市还提出了“五个不用”：即溜须拍马的不用，好吃懒做的不用，跑官要官的不用，平庸无为的不用，无德无廉、形象不端的不用。说的比唱的还好听，是马德双重人格的真实写照；公开场合唱高调，私下却另搞一套：口头上提出“五个不用”，只要私下送钱，“五个都能用”，这是马德式的黑色幽默，也是对他表面文章的反讽。
以暴敛巨额财产而名震华夏的李玉书，原系四川省乐山市副市长，此君善于塑造自己阳性人格，在公众场合总给人以清正廉洁、大公无私、精明干练、观念超前的好印象，而其阴性人格却是利欲熏心，丧尽天良，简直就是一个衣冠禽兽。私下敛财渔色不说，作为人民政府副市长，他居然恬不知耻地向坐台小姐传授“空手套白狼”的发财秘笈。案情大白后，乐山军分区宋司令员扼腕长叹：“这家伙太会伪装了，当初我还真把他当成了焦裕禄、孔繁森那样的优秀干部。”宋司令为什么把李玉书当成了孔繁森，说起来有两个故事。2000年7月的一天，李玉书应邀去乐山军分区械库施工现场指导工作；在烈日下，他比比划划，从城市规划说到资金运作，与司令员宋某在工地上大汗淋漓地忙到中午1点钟，还顾不得吃饭。工作结束后，宋司令员邀请他到乐山有名的西霸豆腐酒店进餐，还请了军分区其他领导作陪。这餐饭，6个人共吃了200多元，应该说绝不奢侈。谁知李玉书得知价钱后，当场以严肃的神态语重心长地说：“老宋啊，军分区经费那么紧，你何苦这样铺张浪费嘛。我们作为党的干部要节约，我这个人是农村的苦孩子出身，从来最讨厌讲排场的，仅此一回，下不为例哟。”这番义正辞严的告诫弄得宋司令员有些尴尬，但从内心里他却佩服李副市长作风清廉品德高尚，事后宋司令员对同事们发出了由衷的感叹：“李副市长真是难得的好官啊！”同年8月底，工程即将结束。一天，李玉书又来到工地上，忙碌到中午12点多。李副市长挥手对宋司令员说，“走，该吃饭了，上次是你请我，礼尚往来，这次轮到我做东了。”他们一行来到乐山公安局斜对面，李副市长急忙叫司机停车，下车后他带领大家直奔一家面馆，边走边说道：“我最爱吃这家面馆的面条了，面质好，味道不错，我经常来。”随后他又大声说：“大家随便吃，今天我私人办招待。”接着他对宋司令员说：“老宋呀，我这人一点不讲究，在修成乐高速公路时，我车上只有两样东西：矿泉水和饼干；饿了随便吃几口照样干工作。”那天李玉书花钱请大家各吃一碗面条。从此，他留给宋司令员清正廉洁、大公无私的极好印象；在军分区干部会议上，老宋以此举例，教育军队的干部。但这美好的印象，后来被现实击得粉碎。更为荒唐的事，李玉书在多个“二奶”处熬红了眼睛，累坏了身体，回到市政府后却叫苦道：“成乐高速路工期短，要赶在国庆前通车，只好打夜战了！”为此，他曾多次受到上级的嘉奖表扬。李玉书的精彩表演，为双重人格作了很好的注释，天使和恶魔原来可以是同一个人。
原江苏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徐国健腐败一案暴露之后，在江苏乃至全国引起不小的震动。接触过徐国健的人大都认为，他是一位行事低调、做事谨慎的人，很讲“规矩”；不仅如此，他还利用各种场合，不失时机地教育下属或新提拔的年轻干部，告诫他们社会很复杂，不该要的财物一律不能碰。他下基层调研，从来不收礼品，有时实在推脱不掉，一回到部里，立即吩咐司机把东西登记并上缴。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中纪委传给江苏省委的书面处理决定显示，徐国健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收受贿赂共计460万元和8000美元，接受礼金10万元。就这样，徐国健一面作秀，一面作孽，双重人格显现出两张面孔。原吉林省委副秘书长、白山市委书记王纯，就是一个典型的“两面人”；他表面上把自己打扮成严格自律的形象，穿着比较朴素，并声称自己是不吸烟喝酒、不坐车上班、不上娱乐场所、不收任何礼品的“四不”干部；其实上，他在台下提倡廉洁自律，台下却大肆收礼受贿；当上市委的头一个春节，其家庭存款就猛增了50多万元。有一个县级市的副书记在与一位“小姐”鬼混时，电视上正好播放他的严肃讲话，他号召广大干部搞好“三讲”，做到拒腐蚀永不沾。“小姐”夸他，他竟然说他的话是糊弄洋鬼子的，他和“小姐”做的事情，才是在享受人生（参见《检察风云》2005年第3期），这种官场上说官话，鬼混时说鬼话的人，属于典型的双重人格。
可以肯定的说，几乎所有的贪官都是具有双重人格的“两面人”。没有双重人格，他们很难在官场上站稳，更不可能往上提升。熟练地做“两面人”，最大的好处就是把所谓的“亮点”展现在公众面前，可以赢得上级领导、上级组织和单位同事乃至社会各界的好感和好评，而真正的“污点”却可以隐藏起来，不容易不被发现。最大的坏处就是给腐败斗争增添了难度，使组织和群众一时看不清腐败分子的真面目。在大贪官李玉书没有暴露以前，像乐山军分区宋司令员这样的大干部也无法分辨，还拿他当活着的焦裕禄、孔繁森看待，普通的老百姓又怎么识别呢？
三、
精于表演的戏剧性格
前面我们探讨了双重人格与腐败关联，如果进一步研究，不难发现双重人格只是戏剧性格的外在表现。所谓性格，主要体现在对人、对事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按照弗洛伊德弟子荣格的观点，民族性格往往体现在集体无意识之中，这种集体无意识是历史积淀形成的，它像梦魇一般纠缠人们的头脑，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我们集体无意识当中包含着浓重的戏剧因素，构成了民族特色的戏剧性格，其显著特点是善于自欺欺人和逢场作戏，缺乏科学理性精神。
戏剧性格的形成，可以归因于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历代封建王朝实行文化专制，把儒家文化作为正统的意识形态；儒家思想崇尚仁义道德、“存天理、灭人欲”，表现了孔孟等圣贤的崇高理想和远大追求，然而儒家思想超越了时代，也超越了人性，把它作为全国通用的道德标准，在生产力和精神文化都非常落后的封建时代是难以实践的，或者说根本做不到。不但读书人（儒生）做不到，官僚仕大夫也做不到，帝王将相更做不到。既然大家都做不到，贯彻起来就会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但是推行这个标准，有利于维护统治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因此便陷于二律背反的悖论。但是，做戏或自我伪装可以协调好悖论。通过做戏可以粉饰与标准的差距，于是民族性格注入浓厚的戏剧因素，从上至下都满足于制造假象，满足于尽善尽美的自我陶醉。特别是近代中国遭遇外国列强冲击后，大清王朝依然自我陶醉，不能“睁开眼睛”看世界，
“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援，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能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马克思语）。
离奇的悲剧，最初是以喜剧形式出现的。公元1900年春夏之际，上层权贵与下层民众奇妙地配合起来，掀起了“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昏庸的清廷希望借助义和团的“神术”，保护其岌岌可危的政权，甚至“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像孙悟空、二郎神、济公、姜子牙、诸葛亮、赵子龙、玉皇大帝、张天师、骊山老母等英雄和天神都被请出来参战；与此同时，那些只存在传说中的神器，如雷火扇、阴阳瓶、如意钩、九连环，也被义和团勇士想象为对付洋枪洋炮的利器。然而幻想中的胜利“奇迹”，最终被八国联军的枪炮冷酷地粉碎；成千上万的义和团勇士倒在血泊之中，而老佛爷慈禧太后，却于8月15日从北京逃往西安。第二年，当慈禧太后返京的时候，为了迎接老佛爷大驾，整个北京城到处张灯结彩，歌舞升平，好一派天下太平的繁荣景象，好像“庚子之耻”压根儿没有发生。这是典型的做戏，自欺欺人。
清王朝虽然灭亡了，可是民族性格中的戏剧天才却没有减弱，为了某种需要，我们自觉或不自觉上演一幕幕好戏。特别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是最富有戏剧色彩的时期。1958年1月3日，广东《汕头报》登出“亩产水稻3000斤”的消息；2月23日，贵州《金沙报》登出“亩产水稻3225斤”的新闻；紧接着全国各地大放“卫星”，喜讯越来越令人吃惊：湖北麻城“亩产36000斤”，安徽繁昌“亩产43075斤”，四川有一个县“亩产超过82万斤”。农业战线捷报频传，工业战线也是好戏连台，钢铁产量一年翻番；文化部的大跃进目标要求“全国人人绘画，人人能写诗，人人能唱歌，人人能表演”。绘画、写诗和唱歌，人人不一定能做到，但是各种各样的表演，人人都能做到。在“文革”时期的政治生活中，政治站队潜移默化地支配着每个人。对中央的方针、路线和党的领导表示自己的态度，说明自己的立场，曾被列为表明个人政治倾向的重要程序。这时候，人们只要唯上唯书，大谈“坚决拥护、紧跟和捍卫”，就被看作革命觉悟高。在长期的政治运动中，涌现出一大批善于应变的政治能人，把他们的戏剧天才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拥护“三面红旗”、拥护林彪、江青，对他们歌功颂德，用“最最最”的话语方式表达赞美；他们积极参加打倒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的大批判，带头高呼口号，争先恐后发言，是一批真正的“闯将”；林彪、“四人帮”垮台后，他们又积极投入批判这些人的斗争，言辞激烈如同当初颂扬时这些人的热烈；刘少奇平反、邓小平重新工作，他们又以坚决拥护的姿态发表讲话；华国锋出任中央领导，他们歌颂“英明领袖华主席”坚持“两个凡是”的伟大胆识；批判“两个凡是”时，他们又毫不留情地否定“两个凡是”，成为“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信仰者……他们被视为社会的中坚，忠于组织，政治可靠，思想可靠，灵活能干，只要口头上与中央和上级保持一致，不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也不要卓越的政绩，就可以一帆风顺，步步高升；他们紧跟形势，总是立于不败之地，其安身立命的法宝就是戏剧性格。
在现实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戏剧性格可以使人左右逢源如鱼得水，因此戏剧精神得到充分继承和发扬，以致深入人们的灵魂。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可以把戏演得逼真，演得活灵活现。不仅能演，而且敢演。1998年5月下旬，国务院总理朱溶基到安徽视察，主要是检查国家粮食收购政策的落实情况。南陵县峨岭粮站被安排为总理视察的对象，该粮站当时已是严重亏损的国有企业，除了其中的六号仓储有部分粮食外，其余仓库基本无粮。为了迎接总理视察，南陵县兴师动众，突击从别的粮站调运1031吨粮食到峨岭粮站。朱总理视察的这一天，该粮站的所有职工被告知不得进站；站长临时降为仓库管理员，由三里中心站站长应急受命，负责回答总理的提问。这一曲戏演得很成功，朱总理眼看粮仓爆满非常满意，特地称赞安徽是“执行中央政策是坚决的地方之一”，省市县领导听了无不皆大欢喜。在最痛恨弄虚作假的朱总理面前，都敢煞有介事地演戏，还有什么戏不能演？我们口口声声要实事求是，一旦听说上级机关或领导来考察，总是要经过精心化妆，找一些亮点，编一些节目，临时演一曲好戏，以便得到上级的肯定和嘉奖；通常情况下，省里到市里检查，市里要做戏；市里到县里检查，县里要做戏；县里到乡里检查，乡里要做戏；许多成绩和经验，就是在充满戏剧性的表演中被发现。还有，现在大小部门、大小单位的各种“工程”、“行动”、“计划”层出不穷，启动仪式接连不断，拉横幅、插彩旗、邀嘉宾、请领导，敲锣打鼓扭秧歌，郑重其事地大谈“工程纲要”、“行动方案”、“计划部署”，摆去轰轰烈烈的架式，仪式过后虎头蛇尾，雷声大雨点小，最后不了了之，看上去像演戏而已。
具有戏剧性格的人，大多善于逢场作戏，假戏真做，真戏假做，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人们很难辨别真相。由于做戏，一些动机不良心术不正的人容易混进党内；由于做戏，一些品行不端政绩不佳的人容易得到重用或提拔；由于做戏，一些群众不满影响不好的问题容易被掩盖或淹没；戏剧性格造就了亦真亦幻的舞台，使人们在舞台上迷失良知和自我，满足于自欺欺人。自欺，就是自己忽悠自己，欺人，就是忽悠别人；本来做了见不得人的勾当，却装模作样地演戏，塑造出一副崇高的样子给别人看。可以肯定地说，所有的腐败分子除了具有双重人格，大多富有戏剧才能。成克杰与情妇配合大捞钱财，自己应该是心知肚明的，可他却把自己扮演成“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公仆，在中央电视台采访时面对天下人，说什么“一想到广西还有100万人口没有脱贫，我这个当主席的觉也睡不好啊！”原成都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高勇曾说，“领导干部一定要用好‘三盆水’：一盆水来洗头，保持思想清醒和与时俱进；一盆水用来洗手，保持手脚清白，拒腐蚀永不沾；一盆水用来洗脚，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参见2005年7月1日《北京晚报》），这话说的比唱的好听，听起来就像是廉洁自律干部说的话；不过好话是对别人说，戏是演给别人看，如果没有被查处，谁知道他贪污受贿2167万元？1999年，程维高在“三讲”自述中向中央和河北省的干部说：“我从未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没搞经济营利活动，没有假公济私、化公为私，没有借选拔干部之机谋取私利”（参见《书摘》2004年第3期）。什么“从不”、“从未”、“没有”之类的漂亮台词，贪官们都说得斩钉截铁、有声有色。福建连江县原县委书记黄金高2004年8月8投书人民网称，为了查自己辖区内的腐败大案，6年来他穿着防弹衣上班；谁知道，这个书记穿上防弹衣“反腐”，脱下防弹衣狂贪，先后收受多人贿赂的钱物共计人民币354.93万元，黄金高的戏也演得够可以的。不少贪官明知道自己谋得不义之财，却硬是摆出清官的样子，即使“双规”临头了，还居然振振有词说自己是清白的；河南省贪官曾锦城在接受调查时，写信省纪委，矢口否认有受贿之事，为了让组织保证不说假话，居然咬破手指按“血印”。戏剧性格之所以滋长腐败，一方面是腐败分子觉得自己演技精湛，以为别人看不出他们的底细，另一方面群众作为旁观者，很容易被假象的蒙蔽，因此少有被群众识破的腐败分子。所以说，戏剧性格既为腐败增添了频度，也为反腐败增添了难度。
四、
当官发财的价值取向
我们知道，儒家文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儒家的人生态度是积极用世的，讲究“经世济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应该说，“经世济民”就是封建时代人们的价值取向，但实际上，当官发财才是那个时代的人生追求。这也是一个悖论，值得我们深刻反思。恩格斯1893年7月14日在致梅林的信中指出：“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因此，他们想象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恩格斯这番话表明，在人们的集体意识或意识形态背后存在别的动机，它们是无意识的，但却是真正的心理的根本因素。
恩格斯还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写道：“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古人也好，今人也好，都是有意识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
中国古代社会，尽管有儒家的道德标准存在，但是真正身体力行的人却屈指可数，历史上也曾出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诸葛亮、范仲淹等仕大夫，也曾涌现充满正气、“不爱钱、不怕死”的文天祥、岳飞等文臣武将，也曾有过包拯、海瑞和于成龙之类清官，可惜他们在历史的天空寥若晨星，而且昙花一现；绝大多数旧式官僚对那个标准缺乏诚意，他们以圣贤的话语装饰门面，却成天都在做收刮民脂的勾当，即使是看门的衙役，也要利用他那点权力向有求于他的人索取“介绍费”；像知府、县令这些人俸禄很低的官员，一个个活得非常滋润，家财万贯，良田豪宅，妻妾成群；读圣贤书只是为了考取功名，当官发财才是他们的真正意图。
为什么大家那么热衷于当官？因为在那个时代，是否做官以及官做得大小，是衡量一个人成就价值的主要标志。官做得越大，说明他的成就越大，他的人生价值就越高，他就越会受到人们的尊重。“经世济民”只是儒家精英的道德政治理想，普通的读书人，把读书做官看作光宗耀祖、封妻荫子的唯一途径。做官除了带来权势和声望，还带来财富。当了官，可以发财，发了财，还可以继续升官，官做得越大，财发得越多；当官发财，二者紧密联系，互为条件，相得益彰，相辅相成。
为什么做官容易发财，这是由中国古典社会形态所决定的。中国古典社会最显著特点是大一统的专制体制，国家权力和社会资源都掌握在统治集团（皇族和各级官员）手里，权力对社会生活各领域起支配性的作用。这意味着，权力的拥有者（官员）发财致富的概率远远大于平民百姓。很明显，最大的官当然是皇帝老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做了皇帝，老子就是天子，开口就是圣旨，天下臣民任我使唤，天下财富任我支配，天下美女任我享用。在以皇帝为核心的官僚机器中，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员只是一个零部件，但在官员所管辖的地方或部门，他们是至高无上的“土皇帝”，可以代表皇帝行使国家权力和控制社会资源。“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是做官发财的生动写照；这里的“清知府”，不是指大清朝的知府，而是指相对清廉的知府，就是说当三年比较清廉的知府，也很容易获得十万雪花银。如果当得不清廉，获得的银子就更多了。
价值理念是一种无形无色的存在，它产生于特定的社会环境，却深深扎根人们的灵魂，甚至成为世代相传的文化基因。“千里做官为求财”、“当官不发财，请我也不来”，依然是中国人内心深处对在政府任职的世俗看法。许多官员因为具有双重人格，在公开的场合表现得非常马列，“人民、国家、社会主义、三个代表、群众利益”等话语时刻挂在嘴边，实际行动只考虑自己升官发财；不过广东佛岗县有一位姓廖的县长，曾经在县中学的开学典礼上，还是最直接而坦诚地说出了心里话：“你们（学生）为什么要读书？读书就是为当官发财。当官就要当大官，当个科长有什么意思？要当就当县长、市长、省长，发财就要发大财。”尽管这个廖县长后因受贿30万元被捕入狱，但是他的所作所为给当官发财的价值取向做了最好的诠释。何止廖某一人为当官发财而奋斗，时下各级官员中大量存在的贪污受贿、营私舞弊、买官卖官等腐败行为，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仅媒体上公开曝光的就令人触目惊心；那些被查处的贪官，除了拥有大量的能说明由来的赃款，还有巨额钱财来历不明。
钱财来历不明，这是典型的中国式说法。世界上哪有来历不明的事物，大到宇宙的诞生，小到物种的起源，都有明确的来历，只是因为时间久远和科技局限，我们才弄不清准确的来历。贪官来历不明的钱财从哪里来？显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上长出来的，更不是他自己劳动创造来的，而是他当官当出来的，是当官当来的副产品；假如无官无权，谁会悄悄地给他送红包？他怎么能顺手牵羊占便宜？！说白了，巨额钱财来历不明，其实就是做官带来的隐形好处，就是相对清廉的官员，即使他不刻意以权谋私，也会有红包源源不断地送上门，只要他一概笑纳，时间长了也会积累成巨大的金额。这就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真正秘诀。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人们都想发财致富并不是坏事；对于一个来说，包括在政府任职的官员，想发财致富也不是坏事。官员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也有追求个人幸福的权利。问题是，任何人发财致富，都必须选择合理合法的方式；作为公务人员，官员如果滥用职权谋取私利，有悖于社会道德和法纪，这是法律制度所不允许的。目前我国官员的工资待遇还不高，但是相对工人和农民而言也不低，官员要追求更高的物质待遇，可以寻求正当的第二职业增加收入，或者辞去现有职务，另谋收入待遇更好的职业。这就要求官员提高自身素质，不仅仅在机关混得过去，还要有其他的谋生本领。大家知道，西方人对当官看得很淡，不管什么官员，很少以升官发财为第一要务，今天当部长就努力当好部长，明天当不成了，就去当经理、教授、顾问，不可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即使是总统这样的高位，选上去就好好地干，选不上就去干别的，没什么了不起。
然而，我们官员的官本位意识和国民对做官的崇拜，并没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淡化。读书做官，现在仍然是许多读书人的梦想和追求。尽管舆论大肆宣传“行行出状元”、“职业不分高低”、“劳动最光荣”、“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撇开等级森严的官场不说，就是在工厂、大学等企事业单位，几乎都是以相应的官位来衡量其身价或待遇，如某某企业厂长相当于县处级，某某大学校长相当于地厅级，甚至远在深山的寺庙，和尚也有相应的级别；高级工程师被任命为科长，教授被任命为系主任，在人们眼里都被看作“提拔”了，只有当官了才算有地位。现实也确实如此，一个科长或系主任再怎么不学无术，不仅比没有官衔的高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有脸面，而且还可以收获副产品（钱财）。正是因为如此，我们的国民把做官看得高于一切，一旦进入了官场，都热衷于“做官弄权”、“升官发财”。
五、
根深蒂固的特权思想
所谓特权，就是特殊的权利。特权思想在中国社会源远流长，在封建专制时代，构成意识形态的核心基础无疑是特权思想；而世袭皇权，是特权思想的最高体现。除了改朝换代，帝王通常由一家一姓世袭；作为一国君主，帝王拥有超越法律的无限特权；作为地方官员，仕宦阶层都拥有广泛的特权，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遮人”，就是指仕大夫在“法”（礼）面前享有特权；在家族内部，父系家长也拥有种种特权；在处理家族内部矛盾时，家长一人可以说了算。
一般来说，各种社会形态都有相应的文化思想。当代思想家福柯在《规则与惩罚》中指出：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包括文化机制）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权力——知识，贯穿权力——知识和构成权力知识的发展变化和矛盾斗争，决定着知识的形式及其可能的领域。福柯所阐发权力与知识的关系，不一定适合自然科学知识，对于社会知识来说应该是成立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权力和文化也是直接相连带的，特权社会必定有维护特权的文化思想。新中国成立终结了封建特权制度，但是由于文化具有沉淀性和渗透性等特点，在一定的条件下，腐朽的思想文化依然能沉渣泛起，影响人们的思维和行为；特权思想早已深深地扎根于民族文化的血液，成为一种容易诱发腐败损害社会和谐的文化基因。
当今社会广泛流行的行业不正之风，本质上就是在特权思想支配下，利用掌握国家权力或社会资源，谋取制度之外的特殊利益。如党政管理机关利用管理职能，将职能范围内的工作变为有偿服务，形成为钱办事的不正之风；公安部门利用手中的职权向服务对象高价收费或敲诈勒索，有的与罪犯勾结，坐地分赃；财税部门工作人员，利用征收或拨款的职权，通过牺牲国家或集体公利以换得个人私利；金融部门利用信贷资金，从事一些不正当交易，滥发钱物，以贷谋私；司法部门以法生财，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甚至索贿受贿、徇私枉法；工商管理部门利用发放执照、市场监管和商标广告审批等职权谋取自身好处；电讯、电力、供水等垄断部门，利用所掌握垄断资源，制定对自身有利的“霸王”条款或规则，谋取不符合价值规律的暴利；还有新闻部门搞有偿新闻，医药部门采购药品吃回扣，教育部门向学生乱收费等，所有这些不正之风，尽管人民群众深恶痛绝，但是既得利益部门却想方设法把各自的特点变成各自的特权，并通过种种手段实现其特殊的利益。一路走下去，行业不正之风形成文化习俗，大家都心安理得地接受既定的现实。
除了上述行业不正之风，官员搞腐败也有特权思想渊源。许多人当上一定级别的官员，就认为应该享有广泛的特权，于是热衷于利用公款挥霍浪费、追求奢侈豪华、贪图安逸享乐等。受特权思想影响，不少官员淡化廉洁意识，反正自己是公家的人，公款吃喝玩乐不算问题，收受红包或礼品也没关系，发展到违法乱纪搞权钱交易，还觉得自己有本事。特权思想，不仅有利于滋生助长部门或个人的腐败行为，而且制约阻碍对腐败现象的惩治。在中国古代社会，官员的特权不仅表现在任职时获得特殊利益，而且在犯法受处罚时得到“官当”的特殊照顾。“官当”是中国古代法律允许官员犯徒罪而以其官品与爵位抵罪的一种特权制度。官当，源于《晋律》之“杂抵律”。《北魏律》规定五等列爵及五品以上官阶可以当（抵）徒刑三年；南朝《陈律》正式出现了“官当”之名，并确立“官当”之制；隋、唐、宋沿用，为官吏犯罪享有特权提供了法律依据；元、明、清三朝为了加强对官吏的控制，不设此制；尽管如此，清代满族官员犯罪还是享有“减等”、“换刑”等特权。今天，我们已经从法律制度安排上消除了官位抵罪的特权制度，但是在惩治腐败的过程中，由于受特权思想的影响，对腐败分子的处罚仍过于宽大，有些地方甚至打上“官当”的烙印。这方面的案例非常多，不少官员贪污受贿金额可观，按照相关法律应该判若干年徒刑，实际查处他们的时候，往往只撤销党内或行政职务，而没有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有时移交司法机关，也没有严格按照标准处罚到位；给人们的感觉是，官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抵罪，撤销一定级别的官职似乎能当（抵）多少年的徒刑。某些县（市）还有不成文的规定，凡是科（局）级领导干部涉嫌腐败问题，必须经过县（市）常委会或书记办公会批准，才能立案查办。这一不成文的规定，无疑赋予涉嫌者和批准者以特权，既为涉嫌腐败者提供了回旋余地和寻求保护机会，也为其他有牵连者提供应对准备和相互保护机会。这一不成文的规定，很明显没有法理依据，违背党纪和国法的精神，因此不敢名正言顺地写进公开的文件，但是作为不成文的规定，却在现实中严格地执行，严重地制约了监督机构独立履行职权，给县（市）反腐败工作带来极大困难。
特权思想不仅扎根于特殊部门和特殊职位，也广泛深入到民间社会。普通民众在社会生活中虽然不具备种种特权，但是他们在思想意识上认同特权，尽管往往对特权表示不满，一旦社会流动使他们进入特定领域或职位，他们也会理所当然搞特权。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毕业生就业”课题组2003年对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进行问卷调查，得出这样的结论：父亲职业为行政管理人员、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其子女工作的落实率和升学率高于平均水平，而父亲职业为农民、个体工商人员，其子女工作落实率低于平均水平；这个调查表明，在中国，社会资本对个人就业带来不平等，从而进入“潜世袭”现象。与此同时，许多单位在推行人事制度改革过程中，把有家庭背景的子女保留在机关，而让正规院校毕业生分流下岗或下放到基层。每个人参与社会竞争，求职就业，都具有两种资本，一种是人力资本，这是个人自身的先天禀赋加上后天的教育而得到的，另一种是社会资本，这种资本不是通过后天学习得来的，也不是先天的禀赋，而是通过父母、家族和亲戚等社会关系支配和掌握社会资源而形成的。“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早已形成一种社会常态。就业求职中的“潜世袭”现象，是一种特权文化的变异。
比较而言，在发达国家人们的特权思想比较淡薄，超越法律制度的特权都会受到指责和约束。1998年《参考消息》曾经报道一则消息：英国首相布莱尔夫妇一起进一家餐馆吃饭，由于顾客爆满没有座位，布莱尔夫妇只好站着吃，饭后他们埋了单，还给了侍者一些小费，可是侍者嫌小费给的少，首相夫人解释是站着吃的。这个故事说明，英国首相不讲特权，进餐馆只当普通的食客，不要求餐馆安排贵宾席位；英国国民也很坦然，首相进来了，也只拿他当普遍食客，不会给他献媚让座。1982年英国与阿根廷爆发了马岛海战，英国取得了海战的胜利，出色指挥作战的英国特混舰队司令，无疑是这场战争的英雄，可他回国后并没有加官晋爵，也没有受到特殊的礼遇，过几个月就悄然退休了。战争的胜利并没有给将军带来特权，作为一个军人和指挥官，他只是做了他该做的事。可是，我们往往给英雄赋予很多的特权，比如说体育运动员在奥运会上夺得金牌，为国争光无疑值得骄傲，回国以后得到各种奖励和荣誉也无可厚非，但是一些名牌大学纷纷录取他们，这就是一种特权思想发挥作用；名牌大学应该通过一定的规则和程序录取学生，如果因为得了金牌就可以不要这些规则和程序，是否意味着其他规则和程序特权人物也可以颠覆？！
六、
缺乏伦理的致富意识
财富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喜好并追求财富，是人的一种本性，谈不上姓资姓社的问题；古人喜好财富，今人也喜好财富，外国人追求财富，中国人也追求财富。寻求致富这是无可厚非的，但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如何合乎伦理地走向致富之路。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从上到下制定一整套的计划，为确保计划实施，从乡村到田间，从工厂到车间，不管是生产还是生活环节，包括人的思想状况和劳动就业，政府几乎无所不管，人们满足于吃大锅饭，缺乏追求财富的动力和条件。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逐步向市场经济转轨，允许人们追求利益，通过合理合法途径致富。
马克斯·韦伯指出：“在一切历史时期，凡是可能的地方，都存在着不受任何道德规范约束、无情谋取财富的现象”。因此，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有相应的伦理道德和法律基础，以规范人们的求利致富行为。西方发达国家，在长期的市场经济发展，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财富伦理和市场伦理。西方人的财富伦理之发源，是马克斯·韦伯所谓的新教伦理，在新教徒看来，上帝的意旨通过那些处于完善状态的人而起作用，上帝对其选民的赐福表现为他们的劳动取得了成就；因此财富来源于上帝，富豪只不过是替上帝保管财富。人们应该珍惜并管理好上帝的财富，想尽一切办法创造财富，这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以及市场交换的真正动力，同时也为市场运行创造良好的规则。作为财富管家，自生谦卑之心，知道财富乃上帝所赐，而不是一己之力所为，因此西方人乐善好施，愿意按上帝所喜悦的方式将财富使用出去，广散家财回报社会。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已经向社会捐赠283亿美元，而且立下遗嘱，将来只给三个孩子各留下1000万美元的现金和1亿的资产，此外所有财产都捐献给社会。在发达国家，企业为社会捐赠善款屡见不鲜，美国企业每年的捐赠金额，约占GDP的9%；而《北京日报》2005年6月6日报道，目前我国工商注册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仅有10万家为慈善事业捐过款物，99%的企业从来没有慈善捐助的纪录。
这些年来，中国进行了许多市场制度的建构，却忽视了世道人心的建构，尽管老祖宗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箴言，但是我们的文化传统和精神资源里，都没有成熟的财富伦理和市场伦理。因此在经济生活中，人们以利益为上帝，不择手段只为目的，把阴谋当智慧，把欺骗当技巧，把侵占当胆识，把贪污当本领，形成了“致富不义，为富不仁”的生态怪圈。在这怪圈里，利益既得者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沾沾自喜，自以为是；没有良心的不安，也没有道德的批判。面对不义取财，普通民众有一种被剥夺的感觉，不免产生怨恨之心；可是有些文化人，却推崇不讲道德的豺狼哲学，为不仁不义的致富者大唱赞歌。一时间，《怀念狼》、《狼图腾》等作品狼烟四起，甚嚣尘上。按照《狼图腾》预示，中华民族并非龙的传人，而应该是狼的后代，因此要像狼那样生活，为了生存不择手段；弱肉强食，背信弃义，坑蒙拐骗，巧取豪夺，冷酷残暴，都是理所当然。对狼的崇拜，既反映当今中国人的心智迷乱、道德沦丧和伦理缺失，也反映当今中国生存竞争激烈与生存环境恶劣。透视对狼的崇拜，我们可以看出，缺乏伦理的狼性是导致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缺乏伦理规范，一些人便无所顾忌无所敬畏，什么钱都想赚都想拿，什么钱都敢赚都敢拿，导致社会信用缺失，假冒伪劣泛滥成灾。如今我们生活在缺乏信用的环境里，大家都不遵守游戏规则，生活变得越来越可疑，必须时刻提防是否被人算计，稍微不小心，就可能落入陷阱：早晨起来喝牛奶，你会担心鲜奶里是不是掺了水，或者喝了毒奶粉；上班抽烟时，你会怀疑是不是抽假烟，翻报纸你会怀疑看的是不是假新闻，查档案你会怀疑是不是有假学历假年龄假工龄；到酒店进餐，你会怀疑喝的是不是假酒，吃的是不是病死猪肉，调料里有没有苏丹红；上街逛市场，有可能买到假冒的名牌服装，去集市买菜，有可能买到注水肉；付钱时候，对方担心你给假钞，他要仔细摸认真瞧，对方找的钱你不放心，也得好好验明正身；电视上股市分析师说得头头是道，如果照他的意思购进股票，没准就会落入圈套。缺乏财富伦理，不仅使个体行为变得可疑，同时也使一些经济组织成为无赖：欠债还钱，原本天经地义。但是一些国有企业，认为“企业和银行都是国家的”而漠视信用，以致于恶意逃避或抵赖银行贷款，甚至借助“越穷越贷，越贷越穷”来维持局面，使企业与银行陷入“剪不断，理还乱”的恶性循环；企业与企业之间，不履行合同现象也很普遍，“三角债”和应收账款一直居高不下，严重阻碍了正常的经济运行。
缺乏伦理规范，一些人便不分善恶不论公私，什么钱都想赚都想拿，什么钱都敢赚都敢拿，导致社会道德滑坡，非道德化浊流泛滥成灾。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改变了经济生活模式，拓展了社会财富的增长空间。为了追求财富，许多人既放弃诚实、勤奋、善良这些传统美德，也不遵循基本的伦理规则，有些人甚至丧失了最后一点廉耻感，只知道谋财致富，不知道行善立德，为非作歹，无法无天。一批贪得无厌的恶狼把魔爪伸向国家和集体，伸向普通民众，伸向弱势群体，通过权钱交易、监守自盗、损公肥私，或钻法律空子，巧取豪夺，在短时间内获得最大的经济收益。原中国建设银行商丘分行永城支行会计科长黄凯，自1993年12月至1998年6月，利用职务之便，采取各种手段，贪污挪用7348万元；一个小小科长，居然在5年内弄得这么多的钱，从狼性意义上讲，黄凯科长的确是非常了不起的狼。对于那些不择手段而成功的“富狼”，不但没有受到应有的谴责和制裁，甚至还被当作成功的典范大肆宣扬；牟其中、何阳之类的骗子曾经被媒体吹得神乎其神，苏州市某处长贪污数百万元曾经是廉政标兵。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只注重空洞的政治说教，而忽视对缺德行为的惩治，这样使违背道德的人更加胆大妄为，往往高喊政治口号做坏事。少数干部利用权力窃取国家财物，有时用堂而皇之的仪式来掩饰；小职员利用职业方便“吃拿敲要”占小便宜；普通老百姓也只顾向钱看，四川有一个人贩子拐卖妇女多人，竟把自己的亲生老娘以1500元卖到山东，为了赚钱居然做出伤天害理的买卖！
缺乏伦理规范，一些人便不讲公平不讲正义，什么钱都想赚都想拿，什么钱都敢赚都敢拿，导致社会正义不举，非正义化恶流泛滥成灾。凡是有助于人类或社会整体的幸福、安全和进步的行为当属正义的，凡是违背人类或社会整体利益的行为都是非正义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利益建立在侵害其他国家和民族利益基础上，一个集团的利益建立在侵害社会整体利益的基础上，一个人的利益建立在侵害他人或公众利益的前提下，都是非正义的。现阶段，一些人取不义之财致富，自己没有良心的不安，也不会受到社会正义的评判，不义取财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默认或鼓励。在发财致富中，制假专业户、假货销售点还没有得到有力的管束；在企业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被低估或流失的现象，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在政治生活中，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及行贿受贿等问题还相当严重；学校和医院，本是育人和治人的道德净土，却为了解决经费不足或谋取福利，巧立名目向学生和病人乱收费；法院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理应把伸长正义作为第一要务，可是一些法官迷失了方向，为钱办案为钱说话，完全背离了法律的初衷，亵渎了法律的尊严。据《法制日报》报道，为了讨回当地政府拖欠的29万元招待费，阜南县农民张子海1996年到阜阳市中级法院起诉阜南县政府，法院判定阜南县政府于当年还清债务。但是，张子海实际只拿到3万元，还不够主审法官薛懿“吃拿卡要”而欠下的债务。一直为要回欠款四处奔波的张子海，直到2002年才偶然得知，早在2000年薛懿就从阜南县政府领走了24万元执行款；这样一边 “吃拿卡要”，一边鲸吞执行款，真是“黑心法官”之所为。
中国的财富在增长，改革开放的成就勿庸置疑。但是，无论微观与宏观，无论个人与社会，都没有形成合乎道义的财富伦理；不能说中国人不讲道德，儒家文化的核心就是讲究“仁义礼智信”；然而面对财富，我们不仅丧失了“取之有道”的君子风范，甚至泯灭了做人的起码良心。我们曾经以“龙”的传人而自豪，现在却崇拜自私而野蛮的狼，而且像狼一样活着。没有伦理支撑，我们将蜕变为纯粹的经济动物，只能像恶狼一样疯狂地追求财富。如果哪一天，人都变成了恶狼，我们还有没有高尚生存的意义？一个豺狼成性的民族，还能为世界文明贡献什么？！
七、
法不责众的心理定势
“法不责众”是中国的一句俗谚，与“法大不如权大”、“人情大于王法”这些俗谚一样，至今仍流传于国民的口头上，而且表现在现实生活中，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解思忠先生在《中国国民素质危机》一书里，对法不责众的观念作过深刻的分析。他认为，“法不责众”这句俗谚的流行，说明了小生产者所特有的无政府主义心态，在中国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其实，“法不责众”历史悠久，早已成为中国民众甚至官员的心理定势，是滋长各种腐败的心理因素。“法不责众”一方面使人们在犯罪时有了从众的心理基础，另一方面使社会惩罚失去了效力；政治学有这样一条原理：一项法规，如果大多数人不去遵守，那么少数遵守者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失；反之，如果多数人都能遵守，那么少数违法者就会受到制裁。
1994年3月18日，《南方周末》发表了作家蒋子龙先生题为《“公偷”》的文章，文章叙述这样的事实——
春节期间，嫩江地区一户农民在自家的大门上贴出一幅对联：
炮仗一响辞旧岁
今年还得偷部队
横批是：不偷不对
此联一出立刻逗笑了四邻八乡，一传十，十传百，从地方到传部队，从部队又传到四面八方。奇怪的是很少有人对此感到气愤、感到厌恶、感到不耻，就是被偷的部队中人也只是感到一种无奈。更多的是欣赏他的粗直，他的真实，他的直言不讳和有恃无恐。他居然偷出一种情趣、一种幽默感，偷得大张其鼓，偷得潇洒自如。
1993年10月正是大豆收割季节，我（蒋子龙）在嫩江见识了浩浩荡荡的小偷大军明目张胆的盗窃场面：早晨5点多钟，他们登上了火车，腋下夹着一条空麻袋，手里提着一根棍子，成群结队地拥护在车厢里；而且不买票，并有各种办法对付查票，他们大方得有点傍若无人，抽烟说笑搞得车厢里乌烟瘴气。有当地人，有当地人在外地的亲戚朋友。每到大豆收获季节，偷儿们就写信、打电话，互通消息，云集至此。铁路沿线周围有59196部队（又称嫩江基地）的44万亩大豆地，而且是全国质量最好亩产量最高的大豆，市场上的抢手货。1斤9角钱，每天轻轻松松地能偷上100多斤。收割时间要延续一个多月。每个偷儿一个“偷季”下来都能获得四五千元。偷儿人多势大，加上解放军对老百姓不能打不能骂，被抓住了也没有关系。他们或者找个清静的地方把大豆割倒，用棍子一敲，只把黄灿灿的豆粒收时麻袋里，扬长而去；或者跟在部队的联合收割机后面，以捡为名，行偷之实；或者夜间出击，赶着马车大偷！
在四川省攀枝花市，类似偷部队的“公偷”也发生在攀钢集团。得天独厚的矿产资源并没有给攀钢集团带来丰厚的利润，相反由于周边有无数大大小小的“铁耗子”，其经济效益一直处于低迷状态。据知情人推算，每年攀钢资产的盗失都达数千万元之巨。《南方周末》记者曹勇，进入“铁耗子”村——密地村4社调查，亲身感受到偷铁致富的神话。
密地村4社是远近闻名的“铁耗子”村，村里一共有100余户人家，500多人，原本靠种菜锄地、侍弄庄稼过活，但是现在，种菜种庄稼之于村民们，倒成了一种象征性的点缀，一种茶余饭后的消遣，90%以上的人家都以偷铁为生、发家致富。村里流行一句口谚：“胆大的吃攀钢，胆小的开生荒”。有些时候，村民们可以毫无顾忌地进入碎钢厂的爆破坑、落锤坑以及原料库，成群结队偷取钢铁。一个村民说，偷铁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一份职业，他们管偷铁叫“上班”。一般来说，每天早上8时至中午12时，下午2时至4时，是攀钢工人们的上班时间，其余时段就是村民们“上班”的时间。白天“上班”的基本上是村里的女人，晚上就轮到男人们“上班”了。男人白天之所以不上班，是因为他们目标太大，容易招来打击；而女人的目标就不那么明显，而且善于与那些男守卫们周旋。她只要一次出300到500元打点，守卫们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一段时间让“偷铁游击队”安全回家。
然而，与另一种人相比，那些偷铁的村民只是小偷小摸。银江乡一位前任乡长，在山腰上开了两个钢铁加工厂，生产钢筋和铁丝，所用原料都是攀钢的成品钢铁。这位前任乡长的卡车去原料库拉钢铁，会将水箱加满，然后过磅，过完磅把水放掉，这样就可以多装500公斤左右的铁，回头再过磅检查，然后又回头采取“二次装铁”的办法，即买通守卫和工人，在卡车上再多装几吨铁，这种玩法，只花2吨的原料钱，就能买到8吨左右的原料。前乡长的卡车至少一星期装一次，一年下来至少从攀钢掏走100万元以上。
普通百姓在法不责众的心理驱动下，可以大胆地偷盗国家和集体财产；腐败现象大面积发生，也容易滋长官员的法不责众的心理，这样他们在搞腐败的时候，一方面有一种坦然的从众心理，另一方面也排除了对法律惩治的敬畏心理。正是法不责众的文化心理存在，使得腐败行为不仅在官场而且在民间，都没有遇到真正的抵抗。说起腐败，大家表面上都很痛恨，一旦有机会自己搞腐败，占了便宜便沾沾自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