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纪苏:说说秦晖先生说的那些事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69 次 更新时间:2014-09-04 15:3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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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纪苏  

    

   南非之于中国

   这团圆剧又起身前赶往十万八千里外,驰援那里的意识形态战争。十万八千里外的中国,关于民主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的舌剑唇枪扣人心弦。本已溃不成军的“坏党”,居然被发了外气似地越战越勇,“好党”纷纷中弹挂彩。原来,这些年世界各处的民主转型,从乱糟糟的俄罗斯到血淋淋的埃及利比亚,净是令人生畏的实例,即便没有“坏党”添油加醋,公众也会自动形成“一民主就乱套”、“三权分立等于四分五裂”的印象。对于好党的伤病员们,如果说台湾地区的和平“转型”相当于沂蒙解放区的红嫂,那么南非的成功“变轨”就是不远万里的白求恩了。我这样理解《启示》的基本意图,也不知道对不对?

   “大团圆”仅是南非故事的某一幕,接下的一幕没那么美满,历史上屡见不鲜的鼎革后遗症,如辛亥、南北战争后的种种社会乱象,南非也多少经历了。经济低迷、盗贼蜂起、中国商人被绑票撕票的消息不时传来。“坏党”没用“悲剧”这个词儿,但当他们说“这样的民主不搞也罢”时,差不多就这意思。秦晖教授是位严肃的思想者,他为民主包括南非民主辩护的强烈冲动,并没妨碍他正视其黯淡的负面,这是难能可贵的,尤其在今天。在今天中国的公共辩论中,求真讲理混得越来越像成功男士的糟糠元配了。连余光都嫌多余的知识分子,遇上点事就紧急集合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对现当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不是选择性一团漆黑就是选择性一片光明。这还不够,其中不少人还摆出一副既懂政治、又通军事、说话儿就去落草为寇的架势,好像中国真到了大打出手的淮海战役前夜或四·一二当天。于是他们理直气壮地起哄,变本加厉地忽悠,造了谣还要做《谣言颂》。知识和思想在现代政治中的作用,应该是把真相擦得清清楚楚,以便公众做明明白白的抉择,可惜,快被他们揉搓成篝火狐鸣或半夜鸡叫了。

   我没在地图上丈量过,但南非肯定是距离中国最远的国家之一。远没关系,既然都是无毛直立的人类,社会结构就难免相通,历史过程也没准儿相似,对二者进行类比,就不存在“木与夜孰长、智与粟孰多”的问题。不过,人类社会灵动而混沌,变数远多于自然界 ,探寻其中的“规律”,并无十拿九稳的办法,古老的类比也只是勉为其难。这些年,不少论者做古今、中外的类比,逮着一点不及其余,弱得连好点的比喻都比不上 。应该说,《启示》对中、南两国共同点的爬梳对比有一定深度和力度。但也有一些遗憾。作者的价值倾向还是太强了些,这让他轻慢了两国间同样巨大的差异。而南非能否向中国提供称得上“启示”的启示,从南非的过去能否窥见中国的未来,这不光依赖于两国有哪些重要的相同,也受制于两国有哪些重要的不同。

    

   城乡差别

   《启示》将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南非黑人/白人,同城乡二元体制下的中国农民/工人划了等号,一并归到“身份社会主义”名下,有道理却不尽然。就效果而言,它们确有相似甚至酷似之处。但从来历上说,二者就不知差哪儿去了。南非的种族隔离制,源自殖民主义的世界秩序,这个用不着多说了。而中国的城乡二元体制,在相当程度上是当年现代化赶超战略的产物。城乡二元结构自古就有,近代尤甚,近代工业的兴起使资源、机会等等变本加厉地向城市集中 ,这是一种普遍现象。中国1950年代是加急版的工业化,而且是在计划经济、集权政治的框架内施行,城乡二元体制的出现势有必至。它通过统购统销、工农业剪刀等政策保证了农业向工业的长期输血,同时又用严格的户籍制度截断了乡村向城市的“人往高处走”。这造成城乡之间物质生活上的鲜明反差。记得1970年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清晨社员黑压压一片蹲墙根下由队长派活儿,城里来的学生往旁边一站,真跟白种人来到东非似的。这的确不公平,却又的确跟南非的种隔离制不可同时而语。

   经济上,毛时代的农民无疑处在社会的底端。不过经济并非人生的全部,对于处在温饱线附近偏下的农民,物质生活在他们人生意义的排行榜上首屈一指,但对于高出温饱线之上的其他阶级或人群,就不一定了,他们也许觉得入党入团比什么都重要。在那个时代,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政治地位并不太重叠,比起权、钱、位、色越发圆融无碍的今天,反倒显得多元一些(在“革干”“革军”相当重叠,而对于工、农、知识分子、资本家、自由职业者就谈不上重叠了)。如果说毛时代是“身份制”,那主要也是“阶级制”,自有跨越城乡分野的一面。城里那些被“使用”而不被“信用”人员的收入很可能高过城里城外的很多同胞,但成天提心吊胆的(尤其是运动阶段),幸福指数真不一定比得上掏粪工人或“贫下中农” 。而南非的身份制则是种族制,基本以肤色划线,黑人地位的低下是全方位的。

   毛时代的阶级制包含了两种极易混为一谈的倾向,不可不稍加区分。一方面,当年在升学、分配、入党、提拔等方面讲家庭出身,这的确含有实现1949年社会革命利益再分配、政策上扶助社会底层的意思,和美国在教育、就业上对黑人等弱势群体采取优惠政策(affirmative action)差不多,具有相当的社会正义性。另一方面,“奴隶翻身求解放”后确实出现了用出身、成分等固化新的利益格局、甚至沿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逻辑把中国革命带向封建社会主义的趋势——就像“先军”路线下的朝鲜。因此,从“身份社会主义”角度反思毛时代是有积极意义的。李逵杀进东京做了镇国公后想让儿子李刚接班,说来也是社会的常道。但毛确为异数,他张飞似地横在军功贵族世袭罔替的长坂坡桥头,硬是把早早就穿上“将校呢”的“红二”轰到了广阔天地。古老社会过程的中国革命版,终于在毛的身后,在红三儿们的太庙婚礼、巴黎名媛成年舞会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走笔至此,不禁想起多年前写作戏剧《切?格瓦拉》“建设新社会”那幕结尾的一首寓言诗,录其开头的部分:

   从前,有群奴隶砸碎了脚镣

   他们占领了王宫并住在里面

   把老国王和他的人关进监牢

   后来,又有群奴隶砸碎了脚镣

   他们占领了王宫并住在里面

   把新国王和他的人关进监牢

   后来,又有群奴隶砸碎了脚镣……

   阶级制下的工农大众与军功贵族是两类人,代表了中国革命的两种倾向——不过他们合伙欺负1949年后的新弱势群体如“黑五类”也是事实 。毛时代的阶级/利益格局实难一目了然,实在一言难尽。

    

   城市工人

   改革开放等于把队伍解散了重新集合。城市工人在新长征路上非但没占着好位置,连原来的位置也没保住,1990年代中期至2000年代初,几千万工人黯然下岗。那就像一条大河无语流向黄昏,无声坠入深谷,多少绿水青山的画图、多少鸥翔鱼跃的梦想在怪石巉岩间碎为粉末。河边的知识分子哼着《春江花月夜》仰望星空,谁也没想过将眼前发生的事情丰富丰富他们一版再版的“伤痕文学”或“伤痕史学”。知识分子对工人阶级的敌意与他们对农民的盛意形成有趣的对照 。1980年代知识分子出于精英阶级的本能,看农民也极不顺眼,认为他们是中国愚昧落后的社会基础。这些年他们所以又同情起了农民,有的纯属实用主义,觉得农民的贫困可以作为中共的恶政来声讨(一部分精英知识分子对工人也是这路子,从前轰工人下岗是他们,后来哄工人上街又是他们)。有的则是出于价值立场,自由主义这些年经历了一定的平民化或“民粹”化转型,容纳了更多民主社会主义的元素,以秦晖等人的观点较为典型。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将工人划入毛时代的既得利益群体,农民归入受害群体,将他们做二元对立,是自由派知识分子近些年的一个新思路——《启示》也不例外。这个思路确有写真的成分,但那股恨不把农民/工人当奴隶/奴隶主的情绪,就过犹不及了。

   最近,一篇“极左派”的网上热文《论毛泽东时代的“两极分化”——“茅于轼猜想”的破解》真能把“右派”喜成泪人。作者苏拉密先生也是拿城乡差距做惊人之语,说毛时代两极分化已到了“农奴制”的地步。文章技术性不低但严肃性不高,能炫人耳目却经不住推敲。例如,作者完全不顾自然经济的特点,把当年作为农民收入重要组成部分的养猪收益“匡算”为负值,以其对当年饲料的成本核算,毛时代的猪快赶上今天公款吃喝的官员了。再如城市居民的“隐性收入”,作者也是有影没影的一律拿来,就差把农展馆人民大会堂也都算进去了。换标准,改定义,那头一加,这头一减,然后一除,就得出0.7强、接近殷商王墓与其陪葬坑的基尼系数。这些年过头话不绝于耳,好像不危言耸听出门真会遭遇不测似的。照理说,说过头话总要付代价,付的越多说的就越少。可如今的情况是,代价的确居高不下,但不由说的人付,而是由被说的付,由全社会付。

   对于“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国企(包括大集体、街道工厂之类)工人,我是这么看。如果社会确实需要排队的话——人类社会迄今还没不排队过,那么制度的好坏、政策的高下也无非是看它是让哪些人靠前以及靠前了多少。毛时代工人阶级排得靠前一些(远不是最前),我想合理性起码有以下三条。第一,作为现代化主干的工业化是中国的当务之急,这要靠工人——哪位要是用“民以食为天,种粮食比什么都急”来反驳我,我现在就服了。第二,工人收入确比农民高但没高得那么邪乎(官方的“可支配收入”的确嫌窄,但苏拉密的“净收入”也宽得没边了。比较城乡收入,的确应把公费医疗算进去,自来水也不妨,至于城市烧煤块农村烧柴禾之类,合理性就偏低了),工人最高八级,工资也就一百块多点,最低的学徒十几块,平均数也就是苏拉密所说的四五十块吧。毛时代的贫富差距即便真像有些人说的那么大,那主要也不体现在工人和农民之间。第三,凡事相对而言,当年让亿万早出晚归锤子扳子吃苦受累的亿万“官工”及其家人先富个一步半步吃饱穿暖了,与当今让少数暴富群体、食利阶级富可敌国,把同胞甩后面好几个时代,哪个更公正呢?

    

   农民工

改革开放三四十年,在社会关系的不少方面都出现了退步。但为数亿农民打开闸门、创造机会,让他们摆脱“土里生、土里长、土里埋”的命运,则无疑是社会进步。农民工从一沉到底的经济地位,做只能向上的社会流动,这支由坚忍支持、被乐观照耀的施工队栉风沐雨,冲寒冒雪,不但给自家盖起了新房,还把整个中国装修了一遍。应该说,这个过程没有遇到多少社会心理上的阻力,这些年“三农”话题在知识界舆论界几乎成了人见人爱的猫星族,其原因我过去做些文化心理的分析 。几年前曾看过一出家政工题材的表演,基本上是套用黄世仁老娘针扎喜儿的传统模式,其实并没多少典型性。城市中产阶级总的说来是善待农民工的,他们从代价不高的善行中收获了不算品质不低的自我道德形象。当然,农民工所以受欢迎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毕竟是进城的农民工而不是入城的农民军,并没有扰动城市基本的阶级结构和利益结构,而是使几乎所有市民受益匪浅:他们廉价的劳动力不但为老总大亨贡献了更多的油水,也让大妈大婶能买到相对便宜的日常消费。不过,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即如农民工本身,盼只盼挣钱回家盖房娶媳妇的“一代农民工”已逐渐淡出;淡入的是心在二环、床在五环、户口却还在八里庄三十里铺的“二代农民工”。富士康十三连跳标志了这一转折。再如进城农民靠起早摸黑在早市、地摊、小店所拼争到的价格优势,曾迫使天客隆、物美、家乐福这些中大型超市喊出“价钱低过早市”的口号,现而今大的商业资本已经通过规模经营、产地直销等方式展现了威力,农民工的比较优势正从价格的低廉收缩到地理的近便,就像蹲我们门口摆摊儿的那对河南夫妇,他们的果蔬比超市便宜不了多少,但你一出门就能把葱姜买回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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