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南生:苏里南:“吹牛”不拍马的国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7 次 更新时间:2014-09-01 12:3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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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南生 (进入专栏)  

  

   苏里南是一个特色鲜明的国度,许多特色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如鸟语花不香,山清水不秀,风调雨不顺,地灵人不杰,树大根不深,男尊女不卑,落井不下石(总统费内西安的政敌鲍特瑟被荷兰法庭以毒品走私罪缺席判处10年监禁,荷兰更策动国际刑警组织对鲍发国际通缉令,费内西安并不以此为借口将鲍逐出政界,鲍特瑟2010年通过大选击败费内西安,当选总统),苦大仇不深(苏里南人长期受到荷兰殖民者的统治,苏独立后老百姓不恨荷兰,殖民者办的孤儿院、老人院、学校等名称不改,予以妥善保留),等等,但我印象最深、引起我最多思考的则是“吹牛”不拍马。

  

   “吹牛”已成家常便饭

  

   中国人天性内敛,推崇低调。本来是诗礼簪缨之族、钟鸣鼎食之家,嘴上却偏偏说是“寒舍”;本来是山珍海味款待人家,嘴上却说是吃顿便饭;本来礼品价值千金,嘴上却说是略备薄礼,不成敬意;本来出类拔萃、才高八斗,嘴上却说是“小弟不才”;本来人家是真心夸你不错,而被夸的中国人往往来一句“哪里哪里”,弄得老外以为自己说错了。苏里南人则刚好相反,有一分才,则绝不说只有九厘;有一分礼,则一定说是苏里南最好的。你夸他荷兰语好,他一定说谢谢,还会补充说,他还会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

   中国人开会,都本能地往后坐,一般不愿意发言,至少一般不愿意抢先发言。明明为发言做了精心准备,中国人往往会说是“浅见”,习惯说是“抛砖引玉”,还得来一句“不对的地方,请批评指正”。苏里南人则天性外露,毫不掩饰其自我感觉良好。遇到开会,苏里南人讲起话来滔滔不绝,你不提醒他,他往往讲个没完,只有一句话从来不会讲,那就是“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苏里南人总充满自信,自认为讲的不会有错,既然没错,为什么要请你批评指正?中国人开会,绝大多数是为了听会,苏里南人开会不少则是为了抓住一个露脸发声的机会。

   吹牛是苏里南人的家常便饭,举办演出,举办方开口闭口把演出说成是最精彩的演出;介绍他们的国家,会把苏里南说成是空前绝后的人间仙境。在鲍特瑟总统的就职典礼上,总统的侄女问我典礼组织得怎么样,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就非常骄傲地对我表示:这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典礼,太棒了,令人陶醉,无懈可击,好得简直不可思议,等等。苏里南人的“吹牛”是不是说假话?是不是浮夸?不是。苏里南人“吹牛”,原因在于他们绝对充满自信,喜欢夸张,个性张扬,比较接近原生态,生性容易满足,是他们生存没有压力,人性没有压抑,生活自然潇洒的表现。苏里南人的吹牛不等于造假,统计数据造假在苏里南是犯罪的行为。

  

   不说客套话

  

   实事求是地说,不吹牛容易,不拍马难。苏里南各民族不乐于拍马,不愿意拍马,不善于拍马,不认同拍马。2011年7月26日,我应邀出席在总统府举行的苏里南驻中国大使洛依德·皮纳斯的就职仪式。皮纳斯是苏里南著名的“中国通”,在中国留学多年,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普通话比不少中国人还标准,出版过中文著作。皮纳斯学历很高,学位很牛,但资历很浅,出任大使前一直在中国工作,没有担任过外交官,也不是苏里南公务员,严格说来没有级别,年龄30来岁。苏里南外长拉金考虑到他是“中国通”,向总统推荐他担任驻中国大使。

   此前,皮纳斯连科员都没有当过,我原以为他会讲几句恭维总统、感谢领导的客套话,比如“能荣膺大使之任非常激动,感激之情、报国之情无以言表”,比如“对总统的信任、领导的重视和党对自己的关心表示衷心的感谢”,因为说这些话应在情理之中。在我的想象中,一介书生,以布衣之身,一步登天成为苏里南最重要的驻外使节之一,在就职仪式上说两句感谢、恭维总统的话一点也不过分。退一步说,从年龄上来讲,鲍特瑟总统对皮纳斯来说是父辈的人了,不说谢谢总统信任、栽培之类的话恐怕不礼貌吧?但想不到皮纳斯用一句“总统先生,上午好”开始了他的致辞,没有用“尊敬的”这个词,也没有称总统为“阁下”,这个讲话完全是公事公办,没有一句是感谢、吹捧鲍特瑟总统的话。这位官场上的新人,面对总统、副总统,面对一个个政界大腕、外交元老,面对不少是他父辈般年纪的老人,不仅毫无点头哈腰、故作低调之态,相反,他气宇轩昂,昂起头将会场扫视一遍,眉宇间显示了足够的自信。当时,我私下觉得皮纳斯“装孙子”不够,似乎高调了一点。悄悄问坐在旁边的苏里南外交部礼宾司长克里斯托弗:“新大使致辞怎么样?”想不到她赞许地回答说“挺好”。

   是不是皮纳斯大使在官场很另类,很特别?不是。11月4日是苏里南老人日。每年这一天,苏里南前议长、国会议员、崇高真理党主席苏摩哈尔乔都牵头举行这一盛大活动。2012年的这天,老人日活动在可乐河度假村举行,1万多老年人参加了欢庆活动。在庆典仪式上,老人代表当着鲍特瑟总统和其他与会的其他高官,在讲话中既没有恭维总统,也没有感谢副总统,更没有感谢任何部长,唯一对苏摩哈尔乔表示了敬意,因为他每年为老人日活动募捐张罗。其他发言的人没有一个人赞扬总统、副总统对老人关心,没有一个人说对总统在百忙当中出席老人日活动感到很激动、很温馨,总之,没有一句拍马之类的话。

   是不是总统、副总统对苏里南老人漠不关心呢?不是。2011年,鲍特瑟总统宣布,任何苏里南人,年满60岁每月可获得政府提供的500苏元(相当于1000元人民币)养老金(与退休工资是两码事)。在2012年举行的老人日庆祝活动上,鲍特瑟总统又宣布,2013年将把养老金提到每月650苏元,也就是月增300元人民币。鲍特瑟话音刚落,老人们立即报之以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但会议主持人并没有借机拍总统的马屁,并没有提议大家以热烈的掌声对总统的光临,对总统对老年人事业的关心,对总统宣布再次提高养老金表示衷心的感谢。为什么呢?苏里南人认为关心老人是总统。是政府分内之事,不需要感激涕零、感恩戴德。在老人日活动庆典上,庆典主持人邀我上台,让我代表中国驻苏里南使馆将一厅饼干送给一位残疾的老人,当我把饼干放到老人手上时,想不到老人对着主持人提出一个要求:希望鲍特瑟总统能亲身送他饼干。老人的话表明总统亲民,没有架子,表明官民之间没有隔阂。

  

   没有拍马文化

  

   苏里南人不仅不拍马,而且一些习惯做法在中国人看来恐怕是对领导人不敬了。以上面提到的老人日庆典活动为例,鲍特瑟总统和夫人早已到了,国防部长拉杜却迟了一刻钟才来,总统办公厅主任林格比国防部长又迟一点,最后到的是副总统阿梅拉里夫妇,等于是国家元首和党的主席等部下到齐了庆典才开始,副总统阿梅拉里夫妇甚至在庆典开始后才到位。特别是办公厅主任林格,按照中国的做法,她应该先于总统到达,事先做有关安排,至少应陪同总统一起来。

   值得提到的是,先到的议员苏摩哈尔乔和布伦斯维克已分别陪坐在总统夫妇左右边,第一排的位子让早到的内政部长、农业部长、贸工部长等坐了,后到的副总统夫妇虽然官比部长大,国防部长排名也在到会的其他部长前面,但按苏里南的习惯,已坐在总统身边的两位议员并不起身让坐,坐在第一排的其他部长也不让座,总统府礼宾局长弗兰克林只好帮阿梅拉里夫妇找两把椅子,临时挤放在第二排靠近总统夫妇座位的地方。至于国防部长拉图,则自己悄悄挤进群众之中坐了下来。

   在苏里南的政治文化中,缺少拍马文化。在苏里南的日子,我从没有听苏里南人讲过有拍马之嫌的所谓官话、套话或空话,如“在XXX的英明领导下,在XXX的亲切关怀下,在XXX的培养教育下”之类,从未有人说过他们的工作取得了成绩是“同总统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分不开,同部长和领导的高度重视分不开,同同事的支持帮助分不开”。我多次亲眼所见,每次总统出席议会会议,不仅没有人对他阿谀奉承,没有人对他溜须拍马,相反,议员们总是对他提出一个个质询。议员们提出质询,不必起立,坐在座位上就可以发问,每个议员座位前都有麦克风,发问非常方便。而只要有质询,总统就必须起立回答,堂堂一国国家元首,不断站起,坐下;又站起,又坐下。我坐在使节席位上,有时竟觉得这总统当得也太累了,太没面子。

   苏里南是拉美现代小国,那么西方国家有拍马的历史传统文化吗?答案是否定的。仅举一例。18世纪,德国皇帝威廉一世曾在波茨坦建立了一座行宫。一次,他住进了行宫,登高远眺波茨坦市的全景,但他的视线却被一座磨坊挡住了。皇帝大为扫兴。这座磨坊“有碍观瞻”。他派人与磨坊主去协商,打算买下这座磨坊,以便拆除。不想,磨坊主坚决不卖,理由很简单:这是我祖上世代留下来的,不能败在我手里,无论多少钱都不卖!皇帝大怒,派出卫队,强行将磨房拆了。倔强的磨坊主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让人惊讶的是,法院居然判皇帝败诉,让皇帝在原地按原貌重建这座磨坊,并赔偿磨坊主的经济损失。皇帝服从并执行了法院的判决,重建了这座磨坊。

   数十年后,威廉一世与磨坊主都相继去世。磨坊主的儿子因经营不善而濒临破产。他写信给当时的皇帝威廉二世,自愿将磨坊出卖给他。威廉二世接到这封信后,感慨万千。他认为磨坊之事关系到国家的司法独立和审判公正的形象。它是一座丰碑,成为德国司法独立和裁判公正的象征,应当永远保留。便亲笔回信,劝其保留这座磨坊,以传子孙,并赠给了他6000马克,以偿还其所欠债务。小磨坊主收到回信后,十分感动,决定不再出售这座磨坊,将之留存以铭记这段往事。18世纪中叶英国首相威廉·皮特对此评论说:“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小屋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屋子可能很破旧,屋顶可能摇摇欲坠;但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他的千军万马也不敢跨过这间破房子的门槛。”

   苏里南人不兴溜须拍马,还体现在对官员的称呼上。在苏里南,人与人之间相互称呼都是直呼名字,如称呼现任副总统阿梅拉里就是直接说“阿梅拉里”,我几次亲耳听到古巴驻苏里南大使这样跟副总统打招呼。我每次见到副总统、部长等高官,则总是称他们“阁下”,因不这样称呼自我感觉好像大逆不道似的。其实,你称不称“阁下”,人家确实无所谓,因为以名字相称早成习惯,在苏里南没有任何人会称呼“某处长”“某司长”“某市长”之类。即使家庭之内、亲友之间,也都是直呼其名,没有谁叫“叔叔”“舅舅”“哥哥”“姐姐”,如叔叔的名字是“罗伯特”,侄子也就叫他“罗伯特”,而不是叫“叔叔”,这在中国人看来无疑是没大没小。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称呼上,就可以看出人际之间的平等、自尊和相互敬重。

   相比之下,中国自古以来人们之间的相互称呼就渗透了浓厚的等级观念,打上了拍马奉承的明显烙印。在封建社会,只要当了官,人们就要称之为“大人”“老爷”,谀之为“衣食父母”。直到现在,当部下的仍习惯称领导为“某书记”“某省长”“某市长”,谁有胆量像苏里南人那样对为官者、为长辈者直呼其名?更有一种拍马之术已习惯称自然,见怪而不怪了,这就是明明是副厅长、副处长,称呼时略去副字,变成了“某厅长”“某处长”,这种隐性拍马、变相拍马的艺术,不屑于拍马的苏里南人恐怕无论如何也是弄不明白的。

  

   (本文原载《清风》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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