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正贞 王云婷:民国的招赘婚书与招赘婚诉讼

——以龙泉司法档案为中心的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6 次 更新时间:2014-07-29 23: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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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正贞   王云婷  

  

   内容提要: 招赘婚在传统时代为礼法所讳言,明清律例中的相关内容仅有寥寥数语。清末法律改革取消了招赘婚的概念。北洋时期的大理院则通过解释例和判决例,使招赘婚中相关权利义务的法律解释走向完备。在1930年《中华民国民法》中,受男女平等等理念的指导,招赘婚被视同普通婚姻,民间招赘婚中的特殊权利和义务关系,仍然以婚书契约做约定。新发现的龙泉司法档案显示,虽然法律历经变革,民间招赘婚的形式和内容却几乎没有改变。婚书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稳定性”,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的民事关系。面对婚书契约与法律之间的矛盾,地方司法机关针对不同的情况灵活处理,国民政府也通过判例和司法解释补充和修正法律,以回应社会实际的法律需求。

   关键词: 招赘婚;龙泉司法档案;婚书;民国

  

   招赘婚作为与嫁娶婚形式相异的婚姻形态,虽然与传统礼法相悖,却又是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因此,素为婚姻史、家庭史的研究者所重视。民国时期,不仅传统社会习俗、观念受到冲击,相关法律也发生了曲折而复杂的变化。新发现的龙泉司法档案以诉讼案件记录的形式,不仅反映了招赘婚法律的司法实践,也展示了民国招赘婚的实际样态,为我们探讨民国招赘婚与相关法律演变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史料。本文将围绕其中所保存的招赘婚书、及相关诉讼档案等材料,讨论相关民国法律变化、司法实践与民间契约、习俗之间的关系。

  

   一、民国招赘婚书与招赘婚的成立

   中国古代有所谓六礼行,婚姻成的说法,可见婚姻的成立由“礼”来支撑。婚书作为证明婚姻缔结的文件虽早已存在,但直至唐代法律中,婚书都还不是婚姻成立的必要条件。至于招赘婚中婚书的法律效力问题,在唐、宋律令中都尚未发现有相关规定。周一良、吴丽娱等学者对敦煌书仪的研究,开始注意到唐代赘婿从妻居的婚俗和礼仪,但这些研究中都未提及招赘婚书。书仪中所发现的一般通婚书,内容是男家向女家求婚和女家作答,不论是单书还是双纸,都郑重其事地用木套、丝线装纳,递交的仪式也非常隆重。这类通婚书在宋元以后的士大夫阶层中还有使用,但与元明清时期具有契约性质的婚书差异很大。

   元代法律中开始强调招赘婚需要开立婚书,这里的招赘婚书,就是契约类的婚书。《大元通制条格》记载:

   至元六年十二月,中书户部契勘:人伦之道,婚姻为大。据各处见行婚礼,事体不一,有立婚书文约者,亦有不立婚书,止凭媒妁为婚者。已定之后,少有先违,为无婚书,故违元议,妄行增减财钱;或女婿养老出舍,争差年限,诉讼到官。其间媒证人等徇情偏向,止凭在口词因,以致争讼不绝,深为未便。省部议得:其后但为婚姻,须立婚书,明白该写元议聘财,若招召女婿,指定养老,或出舍年限,其主婚保亲媒妁人等,画字依理成亲,庶免争讼[1]。

   至元八年、至元十年的法令又两次强调招赘婚必须写立婚书。养老招赘婚,有别于常态婚姻,不仅仅是结两姓之好,而且有女婿必须居于妻家,负担养老义务等诸多附加条件,这些特殊的要求就需要以书面契约的形式进行约定。元代的这一法律被明清律例所继承。《大明令》规定,招婿须凭媒妁,明立婚书,开写养老或出舍年限。止有一子者,不许出赘[2]。《大清律例》此条与明律相同[3]。与法律上的规定相配合,无论是在民间习惯,还是在诉讼中,往往将招赘婚书视为判定招赘婚姻是否成立的重要依据。清代《刑案汇览三编》“抢夺尚未过礼之女拒捕未伤”一案,杨克福欲招谢二柱为婿,领至其家教养,后因谢二柱不听管教,令其父领回,不肯许婚。官司认为,杨克福虽有招赘之语,并无聘礼婚柬,不得谓之悔婚[4]。

   以上法律条文只针对养老招赘婚而言,未涉及寡妇招赘的情况。宋代承认寡妇招赘的所谓接脚夫,《明公书判清明集》中说:“在法有接脚夫,盖为夫亡子幼,无人主家设也”[5]。但对于接脚夫是否需要婚书证明,并没有规定。此后,宗法流行,寡妇招赘渐为人不齿。明代嘉靖、隆庆年间的《嘉隆新例·刑例》规定:民间寡妇不能守志者,听其改嫁,敢有假以子女幼小及翁姑年老无人侍养招赘后夫,事发,比依和奸者律问罪。”[6]寡妇招赘成为非法的行为。当然,其实民间寡妇招赘的情况并不罕见。

   晚清开始的法律改革,开始改变中国传统婚姻的内涵。1911年《大清民律草案》和1925年《民国民律草案》中都不再有招赘婚成立的相关条文,而规定“婚姻须呈报于户籍吏登记后,发生效力”[7]。这与以婚约和礼仪作为婚姻成立标志的传统相去甚远,这两部法律在民国时期也并未真正颁行。在整个北洋时期,规范婚姻的法律仍然是宣统二年颁定的《大清现行刑律》婚姻部分和大理院的解释例、判决例。《大清现行刑律》中关于招赘的律文与明清律例完全相同,而对于婚约的效力,则有强化的趋势[8]。大理院判决例三年上字第948号:“招婿之要件,强调招婿须凭媒妁,须明立婚书,须将养老或出舍年限开写明白。如果有一项不具备,就不能认为是合法。”[8]北洋时期的法律仍然强调,写立婚书是养老招赘的婚姻要件之一。

   在龙泉司法档案中,有一件发生在1923年的诉讼,寡妇蒋季氏以并无婚书,否认曾经招赘。1926年的一件婚姻纠纷案中,原告赘婿称,被告岳父丧子,为媳妇招赘他入家,岂料一年后其妻被岳父略买他人。根据原告的呈词,这桩婚姻入赘时备有蔬筵,并邀请中亲赴宴,有媒人、中亲等为证,并且原告入赘有一年之久,妻子已怀有身孕。但被告杨(某)在辩词中称,龙邑(龙泉)入赘习惯必预立入赘婚书约,原告没有婚书,口说不能作为凭证。地方司法机关认为,原告未能提出婚书作为物证,该婚姻无效,判决原告之诉驳回,判决中所据即为大理院判例:“查定婚须凭媒写立婚书或依礼收受聘财始为有效,不得仅有私约,此大理院早有判例也。”可见,婚书作为招赘婚成立的标志,在1930年代之前的法律、司法和民间习惯中都被认可。

   北洋时期的法律变化较大的是对寡妇招赘的明确规定。如前所述,寡妇招赘在传统时期无合法性。但大理院通过判决例,对此却有明确的规定。大理院判决例四年上字第1937号:“父母对于孀守之媳得其同意或令改嫁或招婿,苟与立嗣问题毫无关系,则应听其自由,其族人无论有无承继权均不得过事干预,以之告争。”[9]总体而言,大理院将寡妇夫亡招赘视同为寡妇改嫁,在当时仍需要夫家尊亲属同意并主婚。婚书同样是寡妇招赘婚成立的必要条件。

   龙泉司法档案保存的招赘婚书中,寡妇自立的招赘婚书仅有3件,这些招赘婚书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以下面的这一件为例:

   立招赘婚书。范郭氏奈因前夫不幸,家无产业,不能守寡,自愿托媒,选择邻村张吉有招入料理家务,与有为妻。三面言断,作礼金英洋四十元正,其洋成书之日当媒证面交清讫,无少厘毛。氏自选择,嗣后任凭张边供膳,氏自不得异言,况此事情依前夫临终口意,不许择嫁,只许自便招夫,料理家务,氏思一世夫妻,不得不遵临终口意。自招之后,日前承夫父手并祖手所遗所置田山屋宇、家用什物,一并与张夫自便管业,与内外毫无干涉,倘有何人阻挠,不干张边之事,氏自一力抵当。当媒证执笔面订,日后长子承祧范边接继,次子与张边自己传枝,倘生一子,范张两姓承祧。遵故夫口意,备得两全之意,并无吞逼,亦无反悔,两□意愿,所招是实,恐口难凭,立招赘婚书,百子千孙为据。

   中华民国二年六月廿八日立招赘婚书范郭氏押(右食指)媒证蒋云滔押依口代笔王顺金押。

   寡妇自立招赘婚书一般在开始陈述因由,多为夫亡子幼、无所依靠而不得已招赘等。这份婚书中就一再强调,招赘乃出自亡夫的口头遗嘱。在这类婚书的结尾还要写下保证,保证招赘的后果都由寡妇本人承担。如另一件寡妇张某所立的招赘婚书中也称,“家中贫穷,不能度日,三飱不周,衣食不绥,日思夜想,爰实商议,不得以出于无奈,张氏自托媒说,妥择入招夫,自张氏立出招书,招卓张贤为夫。……氏自招入之后,与内外伯叔兄弟等具无干涉,如有异色,氏自一力抵挡,不涉卓边之事。”这些契约内容,都是为了应对法律和习俗中对寡妇自主招赘的拒斥。但寡妇单方面的保证,并不能阻断来自原夫家的干涉和纠纷。如民国三年郭梅氏的招赘婚,引起了夫家亲属的起诉。龙泉县知事的批示也符合这一时期大理院的主张,即认为,虽然寡妇家贫难守是可以招赘,但招赘的行为应该“邀同夫族”,而不应自作主张。

   虽然大理院并没有赋予寡妇招赘的自主权,但其判例又规定,招赘婚成立之后,寡妇与夫家之亲属关系消灭,而与赘婿家人发生家属关系:“妇人于夫亡后招赘他人入居夫家者,其与夫家之亲属关系即因再醮而消灭”[7]。民国八年大理院解释例统字第1052号:“招夫入赘虽不能有继承人之效力,而本身及其直系卑属要以发生家属之关系。”[9]民国八年大理院解释例统字第1022号:“入赘夫之父应以刑律尊亲属论。”[9]概言之,大理院时期对招赘婚的司法解释,一方面仍然坚持婚姻应由父母主持,尤其是寡妇的招赘再婚应由原夫家族主持;另一方面又认为,不论养老招赘与寡妇招赘都是正常的婚姻形态,其所构成的亲属关系都与一般的婚姻无异,这种解释有处于传统礼法向近代婚姻法过渡的性质。

   将招赘婚视同正常婚姻的理念,在1930年的《中华民国民法》中继续发展。在《中华民国民法》中,对招赘婚的成立并无专条,仅在“婚姻之普通效力”一节中有两条专门针对招赘婚的规定:“妻以其本姓冠以夫姓,赘夫以其本姓冠以妻姓”。“妻以夫之住所为住所,赘夫以妻之住所为住所”[7]。招赘婚的成立同于一般婚姻成立的条件,“婚约,应由男女当事人自行订定”以及“结婚,应有公开之仪式及二人以上之证人”[7],即招赘婚不必须有婚书、寡妇改嫁或招赘也不再需要获得原夫家族的同意。尽管1930年的法律淡化招赘婚的特殊性,但招赘婚带有赘夫出卖劳动力以抵偿聘金的性质,这种观念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存在;招赘婚中一些异于嫁娶婚的权利义务关系需要特殊的约定,这种习俗也依然流行。法律上虽“避而不谈”,而在社会现实中招赘婚中的特殊权利和义务,仍然依赖婚书契约的约定。因此,我们看到虽然在《中华民国民法》中不再要求招赘婚的成立需要婚书,但招赘婚书的使用在1930年之后却仍然相当普遍。

  

   二、民国招赘婚书的内容及其在诉讼中的效力

   现存于龙泉诉讼档案中的招赘婚书,根据立契人的不同,有招赘婚书和承赘婚书两类。招赘婚书由招赘方(女方父母或寡妇本人)写立,承赘婚书则由男方父母或赘夫本人写立。在招赘婚中,既有招赘方出具的单件婚书契约;也有双方互立婚书的情况。元代《启劄青钱》中就记载了元代招婿与入赘的聘启、回启。聘启和回启中都会写明聘礼金、赘婿的义务和权利,两家在宗祧和财产继承上的安排等事项。晚清民国时期的招赘婚书,虽然在语言上与元代有很大差异,但契约的基本要素是一致的。

   (一)招赘婚书中的宗祧继承约定与相关诉讼

前文所引民国二年范郭氏招赘婚书中约定:“自招之后,日前承夫父手并祖手所遗所置田山屋宇、家用什物,一并与张夫自便管业,与内外毫无干涉,倘有何人阻挠,不干张边之事,氏自一力抵当。当媒证执笔面订,日后长子承祧范边接继,次子与张边自己传枝,倘生一子,范张两姓承祧。”前一句针对招赘后家庭财产的分配和管理,后一句是对宗祧的安排,这些是招赘婚书最核心的内容。龙泉民国招赘婚书中关于宗祧继承,一般都规定,招赘夫妇所生的儿子,平均分配到两家承祧,如果仅有一子则兼祧两家。民国十五年(1926)郭张氏自立招赘婚书中就这样约定:“又订卓边本代生有育产,本代扦枝。未有生育,郭从订下代扦枝。生有长子,长子姓郭;生有两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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