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正贞 :“异姓为嗣”问题中的礼、法、俗——以明清浙南族规修订为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6 次 更新时间:2021-06-22 15:4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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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正贞  

   【摘 要】浙南地区收养异姓子,并以异姓子主祭的现象,被南宋理学家关注。随着明清宗族组织的发展和族产的扩大,乡间抱养异姓、异姓为嗣,从放任不受管制的状态,变成宗族管理、限制的重点事项,并在族谱编纂中发展出一套针对立嗣异姓的规则和安排异姓子孙的方法。在这个过程中,“民不祀非族”的理念和“异姓不得乱宗”的律条,被各方所引用和诠释;诉讼成为人们修改规则的手段。礼、法关系的历史,赋役制度变革带来国家与家庭关系的改变,宗族组织的发展趋势,以及每个宗族内部的资源分配和权力斗争,都给“异姓为嗣”习俗的产生、确认和改变带来影响。

   【关键词】异姓为嗣;立嗣;族谱;习俗;法律

  

   一、问题的提出:有关“异姓为嗣”的法律演变

   在中国古代宗法制度的演变过程中,无后之家的立嗣问题一直受到广泛关注,“立嗣”的内涵、适用人群、法令制度以及实际操作,有着复杂的变化。中外学界也有相当多的成果。对相关法令的考察,一般会追述至唐代,如李淑媛所论:“无后之家养男立嗣以继宗祧、承财产的习惯,在传统中国行之甚久,惟其与养子相关之法规,却迟至唐宋始臻大备。”笔者所关注的“异姓为嗣”问题,《唐律疏议》“户婚”下的“立嫡违法”条和“养子舍去”条,被普遍认为是后代关于禁止异姓承嗣法律的渊源。但有学者也指出了这两条法律的不同性质:“立嫡违法”条,来源于“封爵令”,所针对的仍是爵位、身份的继承,即“立嫡者,本拟承袭”。而“养子舍去”条下:“即养异姓男者,徒一年;与者,笞五十。其遗弃小儿年三岁以下,虽异姓,听收养,即从其姓。”则是针对平民养异姓子的规范。换言之,唐代法律规定了平民收养异姓的禁忌,然而“立嫡”之说并不针对平民。

   但我们也注意到,《唐律疏议》对“即养异姓男,徒一年”的解释是:“异姓之男,本非族类,违法收养,故徒一年。”虽然这里只在解释“养子”,但其中提到了“异姓之男,本非族类”。这句话源自于《左传》中所说的:“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这也是后人在论述异姓养子或异姓为嗣问题时,最常引用的经典。换言之,之所以不能任意收养异姓子,是因为祖先不会接受外姓人的祭祀,这与异姓不得为嗣的观念是相通的。

   宋代,关于“异姓为嗣”问题的论述开始大量出现在文献中,有关研究成果也很丰硕,而这些研究几乎均以《名公书判清明集》为主要史料。蒋义斌认为,因为有关异姓承嗣的诉讼往往同时涉及宗祧继承和财产继承,司法官员的处理原则,兼及“践礼主义”和“血缘主义”,判决上,多承认立继的异姓子。李锡厚也认为“宋代对于立异姓为后者,一般情况下即使并非遗弃,也不究治,甚至对既成事实予以认可”。柳立言对于各种不同情况下立嗣权的归属、财产在异姓嗣子与其他继承人之间的分配状况,有相当精细的分类研究。他认为,由于受到法律的规范,而且辅助法律的道理和经义都具有普遍性,南宋官员对于异姓承嗣纠纷的判决具有一致性,即“必须得到较多有资格立嗣的人的同意,才立异姓”。这些研究致力于恢复宋代相关法律的面貌和官员在执法实践中的解释、取舍,但较少深入分析唐宋之间、以及宋与此后朝代之间法律的演变过程。

   由于唐代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对法律条文的解释,而宋代的史料则是反映司法实践的《名公书判清明集》,因此学者们很容易产生唐代异姓养子之禁严于宋代的印象。但唐宋之间的变化绝不仅仅只是严密还是松弛,或者是否有“立继”、“命继”之别。有学者认识到,最重要的变化是,上述唐代的两条法令在《宋刑统》中被合编在了“养子”条下,后来进一步演化为明清律中的“立嫡子违法”条。反映在司法实践中,“收养与继绝经常被冠以立嗣的名义”。于是,“养异姓子”也就在文字表述和法律解释上与“以异姓人为嗣”发生了联系。这个发现,不仅对于我们理解法律条文的演变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还启发我们思考宋代以后对“立嗣”诸问题的讨论,这些讨论所使用的观念、理论、词汇可能都来源于《春秋》等经典或唐律,但它们所针对的社会制度和问题已经与唐代不同,特别是宋代以后的宗法庶民化和宗族组织的发展。换言之,我们考察宋代之后“异姓为嗣”的问题,不能不考虑其前提是将之前针对贵族和特殊身份人群的宗祧继承制度,应用到普通平民当中。

   元代相关法律最初承袭自金代,规定养异姓子者有罪。但从《元典章》和《通制条格》的记载来看,这条法律很快就被推翻了。刘晓认为“至少自元朝中期开始,在立法中已经取消了禁养异姓子的限制性规定”。而且“立嗣性质的异姓养子也大量存在,这一现象在元人的记载中比比皆是”,“当时有很多人对传统立嗣的原则规定漠不关心”。他也认为这并非元代开始出现的新现象,在南宋时期即已盛行。从明清史学者的研究来看,这种现象在此后的时代也一直延续。但与元代不同的是,明清的法律开始更加明确和严格地禁止立嗣异姓。

   《大明律》“户律”“立嫡子违法”条:“其乞养异姓义子,以乱宗族者,杖六十。若以子与异姓人为嗣者,罪同,其子归宗。其遗弃小儿,年三岁以下,虽异姓仍听收养,即从其姓。”因为对比唐律,量罪从轻,这也常常被认为是国家对立嗣的管理松弛的证据。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承袭自唐律的“其遗弃小儿年三岁以下,虽异姓,听收养,即从其姓”在《宋刑统》和明初的《大明律》中都没有改变,南宋和元代的司法实践中,也常常以此作为对异姓承嗣网开一面的理由。但是到了晚明,有律学家强调,即便收养三岁以下小儿合法,但也不能立为嗣子。清顺治三年(1646)将此添加入律:“其收三岁以下遗弃之小儿,仍依律即从其姓,但不得以无子遂立为嗣”,至此,可以说彻底断绝了“异姓承嗣”的合法性。因此,至少在禁止以异姓为嗣的法律表述上,明清时期相较于宋元更加严格了。

   随着明清史料的扩充,学者们开始利用族谱、契约等材料进行研究,因此在法律和司法实践之外,更多关注社会中立嗣的实际情况、习俗。栾成显对徽州《腴川程氏宗谱》做了统计,发现该族明清异姓承继与同姓承继的数量基本相同。根据史志强对刑科题本案例中立嗣对象亲缘关系的统计,异姓承嗣占37.1%,比叔侄、五服和族亲的比例都高。这些都说明,尽管清律完全禁止了异姓为嗣,但社会中以异姓为嗣的现象相当普遍。论者多以人情、习俗解释这些现象存在的合理性。栾成显认为徽州族谱中大量存在的异姓承嗣记录,说明了封建宗法关系的松弛。郑振满在论及福建的异姓承嗣时说:“在清代福建,有不少宗族禁止‘血抱螟蛉’……清代后期,有些宗族不得不承认既成事实,对收养义子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

   法律史学者更多关注到这些“习俗”与法律、司法之间的关系。梁治平将“异姓为嗣”作为是被法律和一般“宗族法”严格禁止,又在各地广泛存在的习惯。李小标继承了梁治平的观点,认为“普通百姓通过适当修正自身行为,由少及多,形成习俗,不但乡里之间已不以此为嫌,连有的家族亦可容忍接纳,这就使法律条文在很大程度上失去行施的效力”。吕宽庆就清代的立嗣继承问题著有专书,他也认为,“这种立异姓人为嗣的情况在清代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多,地方官员在实际司法中遇到这种情况,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态度越来越淡化。”

   概言之,在对明清史料的考察中,尽管研究的区域和重点有所不同,但结论基本是一致的,即:在法律或社会中原来存在着严格的立嗣异姓的禁忌,但这一禁忌逐渐被突破,形成了各种允许异姓承嗣的习俗,由此也影响到了诉讼中的执法和判决。正是这一模式化的认识,是本文认为需要重新检讨的。

   笔者认为,学者们对“异姓为嗣”法律的演变有过较全面的考察,但是由于对社会习俗的产生和变化,缺乏过程性、长时段的研究,这导致了对“异姓为嗣”法律与相关社会习俗之间互动关系的分析存在很多空白。如果我们从过程的角度重新思考这个问题,首先,是要区分收养异姓子的行为与将此行为冠以“以异姓为嗣”之名,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平民收养异姓子的行为固然一直普遍存在,但是它们特别受到法律关注,并被称为“异姓为嗣”,进而在社会中成为一种禁忌,却是历史过程的产物。而且,在不同的地域和宗族中,这一过程出现的时间和契机都有可能不同。其次,以禁立“异姓为嗣”的法律、禁忌为参照,平民收养异姓子的行为才被士大夫和百姓定义为一种地方“习俗”。最后,以上述一系列过程为前提,才有了学者们所描述的,所谓习俗、习惯对于法律的突破。换言之,所谓的“习俗”并不是一种自在于社会中的行为和现象,而是被官员、地方精英和古今学者等拥有话语权力的人关注和定义的结果。它们是以礼、法等概念为参照系被划定出来的。如果不回复到习俗被定义的过程,而直接讨论它们对法律的突破,那么对于礼法与习俗之间关系的理解,至少是不完整的。

   因为习俗往往具有地域性的特点,我们的研究只能从区域性的个案开始。本文利用浙南地区的材料,考察“异姓为嗣”的观念和有关习俗在当地的形成演变过程:相关的法律和观念是如何进入到地方社会中,在具体的社会传统、权力关系和历史情境中被人们所认识、诠释和利用,进而在地方文献中出现了很多针对“异姓为嗣”的规则。希望能以此为例,细化我们对礼法与习俗之间历史关系的认识。

   二、立嗣与禁止“异姓为嗣”观念的出现

   南方地区收养异姓子、“以异姓为后”或“异姓为嗣”的现象,最晚在南宋就被官员学者们所注意,并被他们斥为地方陋习,记载于史籍中,其中尤以福建最为突出。治宋元史的学者在《名公书判清明集》和《元典章》中找到了大量例证,有些人认为这是东南地区士民的偏好,也有学者认为这并非特例,只不过这里最早被提倡礼教和宗族建设的士大夫所注意而已。与福建毗邻的浙南温处二地,人口的流动和经济文化都与福建关系密切,自晚唐五代到宋元都有大量移民由闽入浙,也有与福建类似的收养立嗣习俗的记录。南宋永嘉人徐寓曾经就自己家乡以异姓为后的现象,求教朱熹:

   后世礼教不明,人家多以异姓为后。寓所见乡里有一人家,兄弟二人,其兄早亡无后,遂立异姓为后。后来弟却有子,及举行祭礼,异姓子既为嫡主,与凡题主及祝版皆用其名。若论宗法,祭惟宗子主之,其它支子但得预其祭而已。今异姓为后者,既非祖宗气血所传,乃欲以为宗子而专主其祭乎?寓意欲以从弟之长者共主其祭事,亦同著名行礼,庶几祖先之灵或歆享之,不知可以义起否?伏乞裁教。

   朱熹对此的回答是:“立异姓为后,此固今人之失。今亦难以追正,但预祭之时尽吾孝敬之诚心可也。”徐寓与朱熹的这一段对话,一方面透露出“以异姓为后”的行为常见于当地;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尊慕理学的士大夫对这类行为的焦虑。这种焦虑感来自于他们认识到,乡里所为违背了“礼教”、“宗法”。但朱熹对于乡间长期流行的“立异姓”行为,只是感觉无可奈何,甚至并没有积极“追正”之意。徐寓、朱熹的议论代表了学者的观感,正如徐寓所说,南宋当地的普通人对此是习以为常的。族谱中的信息也可以提供类似的证明。

宋元时期,浙南已经有零星的宗族创设的举动,与临近的福建地区相似,这些初始形态的宗族常常以佛寺、墓所为祭祖的场所。南宋龙泉何氏是浙南宋元明时期地方大族的代表。据邓小南的研究,该族族人之间虽然历宋元明三代均有联络,但却四散居于各地。他们在明代天顺元年所修的族谱,是浙南现存版本较早的族谱。族谱记录了何氏从五代时始迁于龙泉至明初共17世的族人谱系。在这部族谱的凡例部分,有“凡无子而下无书,或早卒及入释道者直书其下,示其支已绝也”一条,族谱认定为族支已绝的状况,包括“无子”和子孙入释道两种,但族谱没有对收养异姓或以异姓为嗣的情况作出规范。根据该谱宗枝图的记载,最晚在北宋年间就有族人“出继外姓”,且至少有8例以外姓人为嗣子的记录。其中有2例是立外甥为嗣,如第十世处震“无子,立甥□儿胡留知府孙入继”。其余6例是没有亲属关系的外姓入继,其中大部分仅在姓名之后标注“外姓入继”或“绍某地某男为司(嗣)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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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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