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文学革命的社会功能与社会反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7 次 更新时间:2014-07-19 10:2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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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学革命,学界已有的研究不可谓不多,但以当事人胡适晚年的看法,文学革命“这一运动时常被人误解了”。周作人则更早就指出:对民国初年的文学革命,“世上许多褒贬都不免有点误解”。[1] 他们所说的误解,到今天仍不同程度地存在。一般对文学革命的成功一面,似乎都有偏高的评估。[2]

   胡适早年曾说:文学革命“之所以当得起‘革命’二字,正因为这是一种有意的主张,是一种人力的促进。《新青年》的贡献,只在他在那缓步徐行的文学演进的历程上,猛力加上了一鞭。这一鞭就把人们的眼珠子打出火来了。从前他们可以不睬《水浒传》,可以不睬《红楼梦》,现在他们可不能不睬《新青年》了。”[3] 这更多是从立说者一面看问题。在接收者的一面,立说者的鞭子打得再猛,他们也不见得就要理睬。为什么胡适、陈独秀一提倡,举国就能和之?

   陈独秀在当时的解释是:“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4] 这一说法是否正确且不论,但至少提示了一个从接收者一面考察以认识文学革命的重要路径。

   《新青年》已使人“不能不睬”这个历史事实,提示着世风的明显转移。而世风的转移,又与清季废除科举以后的社会变化,特别是读书人上升性社会变动的大调整有关。这一社会变动与思想发展的互动关系,是理解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途径。反之,对文学革命这一层面的了解,也能增进我们对近代中国社会变动与思想发展互动关系的认识。全面考察文学革命的社会功能与社会反响,非一篇短文所能为,本文仅试从思想史的社会视角入手,对当时的立说者和接收者进行简单考察分析,希望能对这一运动有深入一步的理解。

    

   一、引言:《新青年》的沟通作用

   文学革命在立说者这一面,正如胡适后来总结的,就是要把“大众所酷好的小说,升高到它们在中国活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5] 用余师英时的话说,就是要“把通俗文化提升到和上层文化同等的地位上来”。[6] 而在接收者一面,小说的地位升高,看小说的“大众”(大众中的多数人,那时恐怕不看小说)的地位当然也跟着升高。文学革命无疑给看新小说的边缘读书人提供了方向和出路。当他们从茫然走向自觉时,也必定要想发挥更大更主动的作用。而立说接受双方的共同点,是表达或适应了近代以来边缘向中心挑战的大趋势。

   余英时师已注意到,文学革命以至新文化运动的迅速成功,与胡适和陈独秀这两个安徽老白话作家的配合是分不开的。盖“胡适对中西学术思想的大关键处,所见较陈独秀为亲切”;而陈则“观察力敏锐,很快地便把捉到了中国现代化的重点所在”,故能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两人在态度的激进与稳重上,也颇能互补。胡适原本预想白话文运动“总得有二十五至三十年的长期斗争”才能成功,所以态度平和,在发表其主张时,不说文学革命而说是什么“文学改良刍议”;而陈独秀则有“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气概。胡适自己也说:若没有陈氏这种精神,“文学革命的运动决不能引起那样大的注意”。[7] 两人的协作,真是文学革命的天作之合。

   从思想史的社会视角去考察立说者与接收者的关系,胡陈合作的意义尚不止此,更意味着留美学生与国内思想言说(discourse)的衔接。民初的中国,不仅存在知识菁英与一般平民疏离的现象,还有自晚清以来西洋留学生与国内思想言说的疏离。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晚清西洋思想之运动,最大不幸者一事焉,盖西洋留学生殆全体未尝参加于此运动;运动之原动力及其中坚,乃在不通西洋语言文字之人。”由此生出种种弊端,“故运动垂二十年,卒不能得一坚实之基础,旋起旋落,为社会所轻”。从这一点看,过去的西洋留学生,“深有负于国家也”。[8]

   胡适其实早就认识到梁所指出的弊病。他知道,要“输入新知识,为祖国造一新文明,非多著书多译书多出报不可”。但留美学生中许多人“国学无根底,不能著译书”。在胡适看来,这就是中国“晚近思想革命、政治革命,其主动力多出于东洋留学生”的根本原因。东洋留学生的学问并不见得高于西洋留学生,就西学言肯定还要差许多,但东洋留学生都能“著书立说”,所以有影响;而不能“著书立说”的西洋留学生,在中国这些思想政治运动中,就只能“寂然无闻”了。[9]

   梁启超所说,当然更多是晚清的现象。入民国后,西洋留学生对推广西学的参与,显然比前增多。问题在于,像胡适这样有意想要参与的西洋留学生,也常觉参与无由。他曾深有感慨地指出:“美留学界之大病,在于无有国文杂志,不能出所学以饷国人。”[10] 其实杂志不是完全没有,但印数少而流传不广。胡适与朋友们的讨论,即使发表在《留美学生月报》(Chinese Students’ Monthly)上,也只有留学生自己看。

   这样,就算有参与的愿望和行动,也多是自说自话,不仅不能像黄远庸所说的“与一般之人生出交涉”,[11] 就是与国内的知识菁英,也没有多少沟通。从这个角度言,陈独秀办的《新青年》,无意中起到了使胡适和其他学生“能出所学以饷国人”的作用,从而改变了留美学生自说自话的状态,从此留美学生就成了中国思想言说中的一支生力军。新文化运动时胡陈合作的一个重要社会意义,正在于此。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就是在《新青年》上发表后颇得“轰动效应”,于是一举成名。对国内的人来说,文学革命的口号应是陈独秀提出的,但陈既然将胡适许为文学革命“首举义旗之急先锋”,许多人也认同于这一观念。在胡适归国前,南社的柳亚子在给杨杏佛的信中,已说胡适“创文学革命”。[12] 这个认知出自不太喜欢胡适的人,可知他在国内已是声名远播了。但胡适同时一稿两投,也将文章刊登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却几乎无人理睬。这最能说明接收一面对文学革命兴衰的重要。

   当然,西洋留学生与国内思想言说的疏离并未完全弥合。到1926年,留美学者汤茂如仍在说:“中国的学者有一种共同的遗憾,就是没有机会发表他们的所有。不识字的人,自然没有资格听他们的言论;即一般所谓智识阶级,亦不能完全明白领会。”其原因,就在“民众的知识程度太低”。结果,“学者自为学者,很难与社会交换意见”。[13]

   这里区别于“一般智识阶级”的“中国学者”,实即留学生,那种疏离感仍清晰可见。而更重要的,仍是西化知识菁英与“没有资格”作听众的老百姓之间的疏离。这对非常认同“与一般人生出交涉”这一取向,并将其视为“中国文学革命的预言”[14] 的新文化诸贤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诡论性的结局。其原因,恰蕴涵在文学革命自身之中。

    

   二、“我们”与“他们”的困扰

   近代士人讲开通民智,以白话文来教育大众,早已不断有人在提倡,陈独秀和胡适都曾身与清末的白话文活动。但是,晚清和民初两次白话文运动,也有很大的区别。胡适说,前者的最大缺点是把社会分作两部分:“一边是应该用白话的‘他们’,一边是应该做古文古诗的‘我们’。我们不妨仍旧吃肉,但他们下等社会不配吃肉,只好抛块骨头给他们去吃罢。”[15]

   以前的人提倡白话,是为引车卖浆者流说法,是要去“启”别人的“蒙”。启蒙者自身,既然不“蒙”,自然可不用白话。所以一般的士大夫,完全可以置之不理。[16] 今胡适所倡导的白话,是为士大夫自身说法,是要“启蒙”者先启自己的“蒙”,这就与以前有根本的区别了。可以作古文的士大夫自己,包括部分留学生,当然不会赞成,后者尤其反对得非常厉害。正因为如此,胡适的白话文主张在美国留学生圈内才几乎完全得不到支持。后来文学革命以及新文化运动最有力的反对者,即是留学生唱主角的《学衡》派。

   余师英时以为,胡适答案中关于“我们”和“他们”的分别,“恐怕也包括了他自己早年的心理经验”。但胡适“在美国受了七年的民主洗礼之后,至少在理智的层面上已改变了‘我们’士大夫轻视‘他们’老百姓的传统心理”。[17] 余先生这里强调的“理智的层面”是一个关键。在意识层面,胡适的确想要借“国语的文学”这一建设性的革命达到整合“他们”与“我们”而融铸中国之“全国人民”的目的;但其潜意识仍不脱“我们”的士大夫意识,他要为“国人导师”的自定位决定了他最多不过做到变轻视“他们”为重视“他们”(没有做到当然不等于不想做到)。

   实际上,胡适不过是依其认知中的“一般人”的标准(实即他自定的标准)来做出判断,他那以白话文学为活文学的主张,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未得到真正老百姓的认可。最接近“引车卖浆者流”的读者,反而在相当时期内并不十分欣赏白话文学作品(详后)。

   就连新文化人中的周作人,对胡适的“活文学观”也颇有保留,并从影射攻击发展到点名批评。[18] 胡适的《国语文学史》出版后,周作人在1925年说:“近年来国语文学的呼声很是热闹,就是国语文学史也曾见过两册,但国语文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终于没有能够明了。”因为“国语普通又多当做白话解”,所以,“凡非白话文即非国语文学。然而一方面界限仍不能划得这样严整,照寻常说法应该算是文言文的东西里边也不少好文章,有点舍不得,于是硬把他拉过来,说他本来是白话。这样一来,国语文学的界限实在弄得有点糊涂,令我觉得莫名其妙”。这里语气不像周氏通常文章那么平和,显然是在攻击胡适。周作人自己说他洗手不谈文学已两年,写这篇文章是“不得已攘臂下车”,信非虚言。[19]

   周氏更进而论证说:“古文作品中之缺少很有价值的东西,已是一件不可动移的事实。其理由可以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但我相信这未必是由于古文是死的,是贵族的文学。”实际上,“古文所用的字十之八九是很普通,在白话中也是常用的字面。你说他死,他实在还是活着的。……或者有人说所谓死的就是那形式——文体,但是同一形式的东西也不是没有好的;有些东西很为大家所爱,这样舍不得地爱,至于硬说他是古白话,收入(狭义的)国语文学史里去了。那么这种文体也似乎还有一口气。”这虽未点名,已明确是专门针对胡适而言了。

   在文章最后,周作人用一句话“警告做白话文的朋友们”,要大家“紧防模拟”。并进一步点出了攻击胡适的主题。他说:“白话文的生命是在独创,并不在他是活的或平民的。一传染上模拟病,也就没了他的命了。模仿杜子美或模仿胡适之,模仿柳子厚或模仿徐志摩,都是一样的毛病。”[20] 的确是“攘臂下车”了。到1932年,周作人在其系列演讲《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仍就以上诸点正式提出不同意胡适的看法,语气反较平和;盖那时已事过境迁,与胡适的关系也改善了。[21]

   但是,作为新文化运动主要人物之一,周作人也面临与胡适相同的“我们”与“他们”问题。在有意的层面,他也像胡适一样强调新文化人与清季人的区别,故指出:清季的“白话运动是主张知识阶级仍用古文,专以白话供给不懂古文的民众;现在的国语运动却主张国民全体都用国语”。在下意识中,周作人自己也仍有明显的“我们”与“他们”之分。他说:对于国语,一方面要“尽量的使他化为高深复杂,足以表现一切高上精微的感情与思想,作为艺术学问的工具;一方面再依这个标准去教育,使最大多数的国民能够理解及运用这国语”。这意思,也就是先由“我们”来提高,再普及给“他们”。[22]

普及与提高孰先孰后,是文学革命发展到更具建设性的国语运动后越来越受到注意的问题。主要的趋势显然是先要普及。周作人在1922年观察到:那时已有人认为民初的白话文仍“过于高深复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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