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森:胡适的文学进化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67 次 更新时间:2006-07-18 01:06:10

进入专题: 文学革命   胡适  

庄森  

  

  摘要 胡适文学进化论的理论基础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运用生物进化的基本原理来审视中国文学的发展,指出文学“随时代而变迁”,所以“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胡适的文学进化论不但高度重视文学形式和语言工具的发展变迁,而且充分强调文学的内容也是社会生活和时代精神的一种记载,反映时代的社会生活,奠定了新文学的写实主义基础。胡适同时还从文学进化论的立场出发,提出了文学革命的思想主张,认为白话文学是文言文学的进化,必定优于文言文学,从而替代文言文学,成为中国文学的正宗,催生了新文学。

  关健词 胡适 文学进化论 文学革命 白话文学

  

  胡适的文学进化论是文学革命的核心思想。胡适留美不久就认识到:“今日吾国之急需,不在新奇之学说,高深之哲理,而在所以求学论事观物经国之术。以吾所见言之,有三术焉,皆起死之神丹也:一曰归纳的理论,二曰历史的眼光,三曰进化的观念”[1](p.222)。“历史的眼光”实为一种观察历史的立足点,站在历史的某中段往前看某一制度、学说所以发生的原因,往后看它所产生的效果。这种“历史的眼光”是古来有之的传统。而“进化的观念”最初是江南制造局翻译的科学教材无意中传播进中国的,从此“进化的态度”成为民初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的观念。单独而言,胡适所言“历史的眼光”、“进化的观念”无独特之处。胡适的新颖独创之处是用“进化的观念”来擦亮“历史的眼光”,使这种眼光既是“历史”的又是“进化”的,并构建文学的进化论。胡适自称为“文学的历史进化论”。

  胡适文学进化论的思想根源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基础是以实验主义为基石的自由思想,理论逻辑是“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突出文学随着时代的进步而紧随时代的步伐,不同的时代必定有与时代相适应的文学,并且强调指出:“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2]。胡适从文学进化论的立场出发,强调 “今世”白话是人们的日常生活交流工具,是文言的进化,必定优于文言。文学革命就是人力促进中国文学的加速进化,使文言文学进化为以白话为语言工具的白话文学。并且强调白话文学替代文言文学是文学的必然进化,“白话文学”必定进化“为中国文学之正则”。奠定了白话文学正宗的合法地位。

  

  一

  

  胡适的文学进化论源自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1859年发表《物种起源》,构建了进化论,引发了一场科学上的革命。达尔文认为,世界不是静止的,而是进化的。物种不断地变异,新种产生,旧种消灭。生物进化是逐渐和连续的,其中不存在不连续的变异或突变。生物之间都有一定的亲缘关系,它们有着共同的祖先。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的核心是自然选择。自然选择 (natural selection)是变异 (variation)的最重要的途径。在人工选择 (artificial selection)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人,而在自然选择中,起主导作用的则是自然界。达尔文进化论表明,生物都具有繁殖过剩 (overproduction)的倾向,即每个物种产生比能生存的多得多的后代。同时,它们的个体数都保持相对的恒定。但生物的生存空间和食物都是有限的,所以它们必须为生存而斗争。达尔文所讲的生存斗争或生存竞争(struggle for existence)包括种内斗争、种间斗争和生物跟无机环境的斗争三个方面。在同一群体的不同个体之间具有不同的变异,有些变异对生存比较有利,有些则不利。在生存斗争中就出现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现象。达尔文进化论阐明了生物由于自然选择和生存斗争,适者生存并发生进化,不适者被淘汰而消灭,彻底摧毁了“神创论”和生物不变化论[3]。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19世纪末期传入中国,被寻求救国救民途径的“先进的中国人”作为观察社会、反对封建专制和外国列强的思想武器。“《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还有许多人爱用这种名词做自己或儿女的名字”[4](P.70)。晚清弥漫着失败、自卑又交织愤懑、焦虑、不甘情绪的中国思想文化领域被进化论 “兵不血刃”地降服。“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进化论成为促使革命志士行动起来,推翻满清王朝封建统治的极大动力。孙中山说:“自达文之书出后,则进化之说,一旦豁然开朗,大放光明,而世界思想为之一变,从此各种学术皆归依于进化矣”[5](P.155)。胡适在上海求学时就接受达尔文的进化论,但当时并没有运用到文学研究上。留美以后,胡适才有意识地把进化论运用到文学领域,借以摧毁传统的文言文学,建立与时代相适应的新的白话文学。

  胡适的文学进化论通用“进化”与“演化”[6]。在1915年6月6日的留美日记中,胡适提出:“词乃诗之进化”[7](P.165)。这是第一次运用进化论思考中国文学的发展变化。1916年4月5日,胡适运用进化论更为全面、深入地研究中国文学体裁的发展变迁,初步形成了文学进化论的思想。胡适认为:“文学革命,在吾国史上非创见也。即以韵文而论:《三百篇》变而为《骚》,一大革命也。又变为五言,七言,古诗,二大革命也。赋之变为无韵之骈文,三大革命也。古诗之变为律诗,四大革命也。诗之变为词,五大革命也。词之变为曲,为剧本,六大革命也”[7](P.352-353)。胡适此处所说的“革命”,并非后来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革命”。胡适的所谓“革命”其实就是进化。胡适进一步这样解释说:“革命潮流即天演进化之迹。自其异者言之,谓之‘革命’。自其循序渐进之迹言之,即谓之‘进化’可也”[7](P.356)。胡适指出中国文学体裁的“六大革命”实质就是中国文学的体裁有过六次进化,把文学革命解释为文学的进化。这是胡适首次运用文学进化论描述中国文学的兴衰存亡的发展变迁。胡适因此提出白话文学替代文言文学的文学革命,——白话文学主张,把文学革命完全建立在文学的进化论上。

  在胡适的自由思想体系中,“进化”着眼于演变过程,“革命”侧重过程前后的变异不同。中国文学的发展既可说是进化史,又可说是革命史。“历史进化有两种:一种是完全自然的演化;一种是顺着自然的趋势,加上人力的督促。前者可叫做演进,后者可叫做革命。演进是无意识的,很迟缓的,很不经济的,难保不退化的。有时候,自然的演进到了一个时期,有少数人出来,认清了这个自然的趋势,再加上一种有意的鼓吹,加上人工的促进,使这个自然进化的趋势赶快实现;时间可以缩短十年百年,成效可以增加十倍百倍。因为时间忽然缩短了,因为成效忽然增加了,故表面上看去很像一个革命。其实革命不过是人力在那自然演进的缓步徐行的历程上,有意的加上了一鞭。白话文学的历史也是如此。……这几年来的‘文学革命’,所以当得起‘革命’二字,正因为这是一种有意的主张,是一种人力的促进”[8](P.151-152)。胡适虽从“历史进化”入手,但绕着圈子又回到文学革命的论题上,认为文学革命就是在文学“自然进化的趋势”上“加上一种有意的鼓吹,加上人工的促进”,“加上了一鞭”。胡适刻意把文学革命归结在文学的“进化”下,旗帜鲜明地突出文学的进化论。

  胡适的文学进化论从根本上重建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规律,更新了中国文学的图景,不但构建出一幅全新的中国文学的发展史,而且形成白话文学主张。胡适对运用文学进化论提出文学革命也颇为得意,认为用文学进化论“来提出文学革命这一主题,其潜力可能比我们所想象的更大。把一部中国文学史用一种新观念来加以解释,似乎是更具说服力。这种历史成分重于革命成分的解释对读者和一般知识分子都比较更能接受,也更有说服的效力”[9](P.334),在文学革命中发挥了最大的战斗的有效力量。可以这样评价:胡适对新文学的最重大贡献就是提出文学进化论,并据文学进化论提倡白话文学及梳理中国文学的发展变迁史。

  

  二

  

  胡适运用文学进化论审视中国文学的发展变迁,强调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胡适认为:“居今日而言文学改良,当注重‘历史的文学观念’。一言以蔽之,曰: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此时代与彼时代之间,虽皆有承前启后之关系,而决不容完全抄袭;其完全抄袭者,决不成为真文学。愚惟深信此理,故以为古人已造古人之文学,今人当造今人之文学”[10]。这是胡适用文学进化论梳理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以为古人已造古人之文学”,今人如果一味抄袭“决不成为真文学”,坚信“今人当造今人之文学”,白话文学必定替代文言文学,并因此形成白话文学主张。

  胡适认为,只有运用文学进化论,才能准确认清中国文学的发展规律,创造与新时代相适应的新文学,因而特别反感“现在谈文学的人大多没有历史进化的观念。因为没有历史进化的观念,故虽是‘今人’,却要做‘古人’的死文字;虽是二十世纪的人,偏要说秦汉唐宋的话”[11]。胡适以文学的进化论为基本理论,用“今人”的目光审视中国文学的发展,指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即以文论,有《尚书》之文,有先秦诸子之文,有司马迁、班固之文,有韩、柳、欧、苏之文,有语录之文,有施耐庵、曹雪芹之文:此文之进化也”。并特别强调:“吾辈以历史进化之眼光观之,决不可谓古人之文学皆胜于今人也。左氏、史公之文奇矣,然施耐庵之《水浒传》视《左传》、《史记》何多让焉?《三都》、《两京》之赋富矣,然以视唐诗宋词,则糟粕耳!此可见文学因时进化,不能自止”[2]。胡适因而深信一代有一代的文学,而“今人”的日常生活交流运用白话,所以“今人当造”的“今人之文学”必须是一种以白话为语言工具的有个人的思想情感、时代精神风貌的白话文学。因为“一切语言文字的作用在于达意表情;达意达得妙,表情表得好,便是文学”。文言作为古代的表情达意的工具,已不能有效地承载现代人的思想和情感,“今人”“有了意思,却须把这意思翻成几千年前的典故;有了感情,却须把这感情译为几千年前的文言”,只一味模仿古人,无病呻吟,削剪内容适应古文的形式,不能让“今人”“达意表情”,因而不可能创造出“今人”的文学,更不适合文学进化的规律。根据进化论优胜劣汰的原则,胡适认为文言是已死的文字,“死了的文言决不能做出有生命有价值的文学”。胡适因此武断地宣称:中国文学史上“凡是有真正文学价值的,没有一种不带有白话的性质,没有一种不靠这个‘白话性质’的帮助”[12]。白话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正宗,在中国文学史的视野中重构白话文学的合法的正宗地位。

  王国维曾经说过:“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13](P.1)。这是典型的文学进化论。胡适提出文学进化论时,是否清楚王国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论点,笔者目前还没有见到直接材料。但运用进化论审视中国文学,胡适之前肯定还有梁启超、刘师培[14]。梁启超对文学进化论的肯定,增添了文学进化论的理论权威。文学进化论有力地破除了正统固定的文学观念,使白话文学在一种新的文学秩序之中获得了正宗的合法地位。

  进化论与传统的循环论不同,它蕴含着一种单向的、不可逆转的线性时间观。进化论认为,社会的变迁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总是按照某种既定的观念,向着必然的目标高歌猛进,而且社会进化的后期总要比前期复杂和优越。胡适依据这种进化论提出文学的进化论,对中国文学的痼疾进行否定性的批判,不但高度重视文学的体式和语言工具的发展变迁,而且强调文学的内容和社会时代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必须随着社会时代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变迁。胡适说:

  文学乃是人类生活状态的一种记载,人类生活随时代变迁,故文学也随时代变迁,故一代有一代的文学。周秦有周秦的文学,汉魏有汉魏的文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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