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庚:诚信生成机制探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67 次 更新时间:2014-06-18 22:34:02

进入专题: 诚信   人性“恶”   适度距离   熟人社会   陌生人社会   法律信仰  

李昌庚 (进入专栏)  

  

   摘  要:人如同动物一样,某种意义上保持适度距离往往相安无事。适应人性“恶”的一面,以法律信仰为基础的制度诚信和以基督教文化为基础的信仰诚信构成了西方陌生人社会的重要基础。中国古代熟人社会缺乏诚信生成土壤;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变迁过程中,也存在着诚信不足问题。不能拔高和苛求人的道德要求,以人性及其文化的包容性为逻辑起点,构建适应人性“恶”的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及其诚信机制。其中,法律信仰的制度诚信是关键。诚信关键不在于道德说教,而在于制度实践。

  

   关键词:诚信;人性“恶”;适度距离;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法律信仰

  

   一、引子

   何为诚信?其实是一个众所皆知而无需定义的概念,不管国别、民族、职业等各种人群。甚至源于生活实践、深谙世道的寻常百姓对此有着更深的体会与认识,只不过没有用文字表达或没有掌握话语权而已。诚信本来就是一个无需讨论的话题。

   由此带来了一个有趣话题。有些人总试图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提炼丰富的诚信资源,并试图通过引经据典加以佐证。比如孔子的“言必信,行必果”;[1]朱熹的“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2]以及儒家思想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等。也有学者认为《尚书》蕴含着丰富的“诚信”思想,对诚信这种道德范畴是非常重视的,其中有两个维度:圣王贤臣的美德和以诚信治国。[3]等等。

   虽然这种考证与反思是必要的,但仅以此先验结论或诸多陈规戒律为前提而忽视上述内容的历史生成背景去讨论诚信问题则是值得商榷的。一个对“诚信”沉默的社会,往往是诚信度较高的社会;一个倡导“诚信”的社会,往往是诚信缺失的社会。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顾炎武先生认为“春秋之后,国人便缺乏诚信了”。[4]姑且不论此话是否值得商榷,但源于封建专制社会的顾炎武先生如此大胆直言,这其中或许值得反思。

   当然,仅以此判断或许未免武断,毕竟我们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但这个就连寻常百姓都能明白的诚信话题,长期以来基于特定经济土壤及其社会结构需要的国家治理或某种利益需要,将此简单问题复杂化,进而扭曲诚信文化,导致社会诚信缺失。因而就很有必要讨论这个本不需要讨论的众所皆知的话题,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当今中国社会的诚信生成。

   二、诚信生成机制及其相对考察

   (一)诚信生成机制的一般原理

   观察世间万物,动物之间保持适度距离,往往相安无事,除非动物之间食物链别无选择以外。即便拥有血缘纽带的动物之间虽然可以近距离甚至零距离接触,但在有时或一定阶段后距离过分密切也难免发生利益冲突。即便对人类有攻击的动物,只要人与之保持适度距离,使之感觉不到对它的威胁,它也不会轻易攻击人类。只有动物之间或人与动物之间没有利益冲突和威胁时,才有可能亲密接触,比如人饲养的狗等。

   人也是动物,只不过是地球上相对主宰的高级动物而已,其生存法则如同一般动物一样。人与人之间某种意义上保持适度距离,也往往相安无事。只有在一方尚不足以构成利益动机及其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才容易保持近距离甚至零距离接触,比如涉及年幼无知的未成年人、失去利益对抗的残疾人等。即便具有血缘纽带的亲情关系的人们之间也大致如此,虽然父母和年幼无知的未成年子女以及未成年兄弟姐妹之间很容易近距离甚至零距离接触,但一旦成为正常成年人,彼此之间也要保持适度距离,否则有发生利益冲突的可能性。

   之所以如此,一切源于人性的利益需求。每个人都有基于自身利益免遭他人威胁的本能反应。从此意义上说,人性有“恶”的一面。[①]人与人之间距离过近,虽非必然发生利益冲突,但在某种利益驱动时则容易使人性“恶”的一面暴露出来。无论是熟人间的“帮忙”,还是熟人间的相互“算计”等,从一般意义上说,都有违公平及其诚信精神。尤其是人与人在近距离接触中,当人的隐私权受到威胁时,当人自身有“恶”却又苛求别人“善”时,当人自身做不到“善”却又苛求别人要做到“善”时,或者当人即便自身做到“善”却又苛求别人都要做到“善”而未顾及人性“恶”的一面时,必然容易制造矛盾与冲突。小至个人、家庭,大至民族和国家。因此,只有适应人性“恶”的一面,构建使人保持适度距离的社会结构及其制度安排,才能达到“抑恶扬善”的目的,抑制人性“恶”的一面,尤其使“小人”难以“作为”,而张扬人性“善”的一面,人与人之间才会形成一种真实而自然的信任关系。

   (二)相对意义上的西方社会诚信生成机制

   从西方社会来看,据有史料考证以来,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人们就认识到人性“恶”的一面。比如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财产在特定意义上应该公有,但作为一般规则,应该私有;因为,当每一个人有其明确利益时,人们才不会彼此抱怨,而且他们将更进步,因为所有人都会照顾其自己的事”。[5]他认为理想的财产形式在一般规则下是私有。[6]马克思也曾经说过,罗马人的“主要兴趣是发展和规定那些作为私有财产的抽象关系的关系”。[7]这种基于经济关系的人性“恶”认识,同样延伸到政治关系的人性“恶”认识。亚里士多德早就提到“分权”思想,后来被卢梭、洛克、孟德斯鸠、麦迪逊、汉密尔顿等人继承和发展。孟德斯鸠曾经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8]等等。

   这种人性“恶”的认识在以工商业为主导的商品经济和移民社会基础上所形成的陌生人社会很容易形成共识并得以实践。[②]因此,西方社会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尤其自从工业革命和移民社会以来较早地出现了如下社会结构:一是经济上以私有制为主导;二是政治上以分权制衡为核心;三是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保持相对独立,如家庭子女之间、同事之间等保持相对独立。以上社会结构能够使人相对摆脱人身依附性,便于人与人之间保持适度距离,便于人的隐私保护,尽可能适应人性“恶”的一面,从而尽可能给每个人创造一种安全感。

   这种保持适度距离的陌生人社会结构又恰恰容易被中国传统观念视为“人情淡漠、不热情”等。而中国传统熟人社会某些超出人性“适度距离”的请客送礼等所谓“热情”之举,在西方人眼里,或许存有不良动机,人们会本能地产生自身利益威胁的条件反射。而这种功利化的“热情”,尽管人们彼此心知肚明,但又恰恰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有时被视为“尊严”与“价值”的体现,从而又渴望这种“热情”。

   在这种陌生人社会,人的原始不信任又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呢?一方面,通过多数人决议的代议机构制定适应人性“恶”的透明游戏规则----法律,来约束国家公权力和公民私权利,使人际关系从“身份”走向“契约”,熟人之间所谓的“帮忙”或“算计”等在陌生人之间得以消解或缓解,人们往往更愿意按照规则行事,从而极大地抑制了人性“恶”的一面,使人的原始不信任消解在对法律信任基础上实现人与人交往的社会运转。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建立在对法律敬仰的基础上。某种意义上说,与其说是人与人之间或人与国家、社会之间的信任,不如说是人对法律的信任。此即是制度诚信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通过来自民间社会的以人性“恶”为逻辑起点的世俗化基督教信仰[③]而非国家公权力推动来实现对人们的道德教化,以形成信仰文化,培育人们的道德底线和敬畏之心。此即是信仰诚信的重要内容。[④]

   法治文化和基督教文化构成了近现代西方社会的重要基础,[⑤]也使诚信成了以陌生人社会为主导的公共社会的共同体基础。当然,基于人性弱点和制度构建的相对性,包括西方社会在内的任何社会都或多或少存在诚信迷失,但这并不影响对陌生人社会诚信机制的反思与借鉴。

   (三)相对意义上的中国古代社会诚信生成机制

   从中国古代社会来看,基于人的本能,古人的智慧毫无例外地对人性“恶”的洞察。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便是典型表述。据有史料考证以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三字经》里所谓“人之初,性本善”,本身就暗含着对人性“恶”的感叹。“礼表法里”的荀子更是直接提出了“性恶论”观点。荀子弟子韩非子进一步继承并发展了荀子的“性恶论”思想,提出了“人情者有好恶”的“好利恶害”的人性论观点,[9]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利害关系。因此,韩非子反对儒家以“礼”节制人性“恶”,主张以“法”取代“礼”来节制人性“恶”。应当说,这具有一定进步意义。但以“法”节制人性“恶”,重在“治民”,而非“治官”,忽视了对统治权力的制约。这恰是韩非子法家思想与西方法治的本质区别之一。此并非本文话题,不予详叙。

   然而在古代中国,一方面由于长期受到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的自给自足的封闭式自然经济影响,形成了一种相对熟人社会;另一方面由于中央集权式的“废除百家,独尊儒术”,一旦将儒家思想作为国家治理的真理或信条时,也就限制甚至扭曲了儒家思想本身。因此,在这种熟人社会里,并受制于这种所谓的儒家文化影响,尽管中国古人的智慧如同西方古人一样早就认识到人性“恶”的一面,但谁都想占据道德制高点,谁都想“道德先行”,谁都不想捅破人性“恶”的“这层皮”,从而有意或无意地掩盖了古人关于“人性恶”的智慧洞察。

   因此,中国古代社会形成了有别于西方社会尤其近现代西方社会的忽视人性的发展路径:一是虽然一定程度上存在过土地私有等现象,但总体而言私有财产从来没有得到如同西方社会的重视程度;二是倡导世代同堂的大家庭结构;三是皇权至上的中央集权体制等。因而,形成了依附于土地、族权和皇权等的一个个相对孤立的家族社会、宗法社会、“老乡”社会,但却未能形成一个摆脱人身依附性的相对成熟的以陌生人社会为主导的公共社会。在这种基于特定经济土壤及其所谓儒家文化的熟人社会结构中,以牺牲个人权利为代价,换得了相对便利的统治需要。人的保持“适度距离”的潜意识本能因此而淹没。一方面,人们基于自然经济及其社会结构特点需要近距离相互依赖和帮助;另一方面,人们近距离相处时谁都想占据道德制高点,但其自身又总是抱以“防人之心不可无”的教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过,从而在法律信仰缺失的社会环境下,人性“恶”在人与人之间“近距离”中充分暴露出来,尤其给“小人”提供了“作为”空间,而致诚信缺失。比如古代帝王将相们的宫廷斗争,甚至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之间仇杀等;以及中国式的家庭、邻里、朋友、同事之间等有时发生纷争与仇杀,而不相干人却较少矛盾等。所谓的“皮笑肉不笑”、“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听话要听音”等便是其真实写照。这就是所谓的“内耗”。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人们又常将之视为一种“智慧”的表现,由此必然导致诚信缺失。因此,古人的智慧又不断地感慨:“祸起萧墙”、“最近的人有时是最危险的敌人”、“距离是美”、“亲兄弟明算账”、“君子之交淡如水”等。

   但人们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一方面有时习惯甚至陶醉于这种相互利用的功利化“热情”和“勾心斗角”中,以满足一种“尊严”与“价值”体现的虚荣心;另一方面又总是在感慨中不断地重复演绎,难以跳出怪圈。其根源在于以自然经济和集权政治为基础的人身依附性的熟人社会关系结构。

在这种熟人社会中,中国古代社会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治理模式:一是“废除百家,独尊儒术”,推崇“三纲五常”的礼制;二是家族治理的宗法制度;三是继承了韩非子并被后来秦朝实践的中央集权和以刑律为基础的封建法制思想等。这种治理模式最大特点在于:一方面皇权、族权等“圈内人”将人性“恶”的一面暴露无遗,诚信缺失;另一方面又要求“圈外人”对“圈内人”诚信,实际上是要求臣民对皇权忠诚、家庭成员对父权、族权忠诚的单方面诚信义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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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福建江夏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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