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华庆:中国学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67 次 更新时间:2014-06-18 22:28:07

进入专题: 学者   理性   演绎法   归纳法   探效法  

柯华庆 (进入专栏)  

  

   [摘要]:中国已经到了一个学者可以也应该发挥重要作用的时期,因为中华民族在政治独立和经济自强之后正试图在文化上、精神上走向自主。中国学者应该利用归纳法和演绎法认识自然、社会和人,利用探效法找到合适的技术和制度。中国学者不应该再沉浸在“德重要”或“情重要”之中,对客观世界认知所得到的知识的力量是学者自主的基础,道德的力量和情感的力量最多是锦上添花之物。中国学者只有将主要精力用于认识自然、社会和人,才能在社会分工中恰如其分,找到安身立命之所,才能彻底摆脱依附于各种各样的“皮”上的命运。只有当“理性之思想”替代“自由之思想”成为共识之时,中国学者才能真正成为一个自主的阶层。

  

   [关键词]:学者;理性;演绎法;归纳法;探效法

  

   每每回乡,我都感到特别踏实与温馨,因为与泥土亲近而踏实,因为与姐姐们的亲情而温馨。三个姐姐都是地道的农民,细姐家每年收获一万斤棉花,想象一下一万斤的每朵细软棉花都是通过她的双手摘出,其辛苦可想而知。姐姐们辛苦劳作生产的是棉花、稻谷和油菜等等,可以吃或用,她们不能明白现在已然是一名学者的我到底在做什么,只知道我读书、写书和教书,虽然她们知道我也很辛苦,但她们可能不理解天天在家读书的我为什么生活得比她们好。

   作为学者的我生产了什么呢?我的学术有意义吗?中国学者在当代中国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我是农民的儿子,也曾经是农民,虽然现在以学术为业,但每每面对姐姐们,这样的问题时不时冒出来,也许只有回答了这个问题,我才会踏实、心安。

  

   一、传统学者的德与情

  

   现代社会是分工交易的社会,每一个群体只有在社会分工体系中找到位置体现价值,才能成为一个自主的阶层。学者在社会分工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直有中学和西学之分,以中学安身立命之学者与以西学安身立命之学者有别。

   古代中国学者被称为“士”。士为四民之首,其他依序是农、工、商。“宁越不务农,苏秦不务工、商,而惟以读书为专业,揣摩为手腕,取尊荣为目标,有此等人出,其名曰士。”[2]孔子就是典型的“士”,不过他赋予了“士”更高尚的意义:“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孔孟之“道”是什么呢?“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孟子?尽心》上)仁义即为孔孟之道,故志于仁义即志于道。

   另一方面,士极端蔑视劳动。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也!”(《论语?子路篇》)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有限,不知道耕作苗圃技术很正常,但是孔子背后骂樊迟是小人则表明儒家蔑视物质生产活动,对自然界的认识无疑为儒家所不屑。孔子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对立起来,将君子与民对立起来。孔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士不从事生产,怎么解决吃饭问题呢?孔子有言:“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不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衣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由此可见,孔孟之道是道德,实际上是统治术,或者说是以德治国。

   自汉代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三纲五常为基石的儒家获得垄断地位,中华古文明从“子学时代”进入到“经学时代”。绝大多数中国古代学者都以“我注六经”为志业,以“学而优则仕”为宗教。《大学》开篇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在儒家看来,大学的宗旨就在于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在于使人弃旧向新,在于使人的道德达到最完善的境界。具体的手段是格物、致知、意诚、心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北宋理学家张载为文人学者赋予的崇高目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实质没有区别,牛皮更大而已。科举考试制度使得几乎所有中国古代学者找到了通往治国平天下的光明大道。当官自然有俸禄,也应该有俸禄。然而不可能所有的士都能金榜题名,都做官。学不优怎么办?孟子曰“安贫乐道”。贫困也需要吃饭穿衣,科举中败北的士就只有办私塾教孩子以便弟子“学而优则仕”。做官者可以用“道”教化老百姓,没有做官的难道就不能“志于道”?非也,因为孔孟之道没有确定的标准,不同的士可能有不同的道。孟子为失败者找到了台阶:“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孟子?尽心》上)孟子有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科举功名路上的失败者由此获得一种代表民意的评判权利,实际上不过是自己所认为的道。孔子终其一生都想得到明君重用,能够当上执掌朝政的大官。不幸的是,孔子处处碰壁,失意之后才发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孔孟之后的两千多年里一直有道统与政统的二元分野,“学而优则仕”的士人维护政统、乐不思蜀,失意文人则以所谓“道”评判朝政,其目的只不过要么是希望得到朝廷重用要么是哗众取宠得到民意由此得到俸禄。绝大多数中国古代学者名义上是“志于道”,实际上追求的是“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只不过是“志于政”。道统与政统的二元分野将中国学者分为对立的然而心灵相通的两个群体,一方面是御用文人为当前政治合理化进行论证;另一方面是在野文人对政治评头论足,在野文人的人格并非比御用文人更高,恰恰相反,更可能是更低一些,因为在野文人的目标正是成为御用文人,只不过在竞争中败北而又不能坦然接受失败而已。道统是一种权力,这种权力不是基于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所产生的力量,而是通过学者树立一种价值观来评判政治。我们几乎可以在历史上的任何阶段发现在野文人评价当时的社会“道德沦丧”、历史的每个阶段在他们嘴里总是最黑暗的时期。

   伦理道德一方面是失意士人评判社会的标准,另一方面是得道士人驯化良民的工具。辜鸿铭就将三纲五常的道德作为中国人的精神贡献于国际社会以解决国内矛盾和国际争端。辜鸿铭说,“中国式的人性给你的总体印象是他的温顺,温顺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如此温顺的中国人肯定会得到外国人的喜欢和欣赏。在辜鸿铭看来,正义的法则就是“真诚、守信和忠诚,妇女必须无私地绝对地忠诚于她的丈夫,男子必须无私地绝对地忠诚于他的君主、国王或皇帝。”“良民信仰的最高义务就是忠诚的义务,不仅在行为上,而且在精神上忠诚。”[3]尽管在民主社会的今天没有人敢像辜鸿铭一样公然宣扬“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第八》))的愚民言论,但是一切以孔子之名所张扬的文化都是换汤不换药的愚民文化。

   除了作为国粹的道德伦理,另一个被士人所津津乐道的是情。“德本体”好像无人申请专利,“情本体”的专利则属于李泽厚。“情本体”是什么呢?李泽厚说,“活着不易,品味人生吧。……即使‘向西风回首,百事堪哀’,它融化在情感中,也充实了此在。也许,只有这样,才能战胜死亡,克服‘忧’、‘烦’、‘畏’。只有这样,‘道在伦常日用之中’才不是道德的律令、超越的上帝、疏离的精神、不动的理式,而是人际的温暖、欢乐的春天。”[4]我们确实能够从人伦关系中享受到温情。不管在中国还是外国,诗人、小说家和现代电影电视剧等艺术形式都是表达情的。然而,在中国,学者似乎以情为主,所谓的中国大学者大抵都会作诗,即使留学欧美的自然科学家也不例外,好像不会作诗就不是中国学者,至少不是大学者,是否会抒情成了评判一个人是否是学者的重要指针。

  

   二、传统学者的价值

  

   中国学者所津津乐道的“德本体”和“情本体”早已经在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系列战争中,在西方列强和小日本的炮火下被证明都只是一些中国学者自吹自擂甚至自欺欺人的不实玩意儿。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堵住了士人研究四书五经加官进爵的道路,特别是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中国开启了全面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民主制度的新时代。

   中国曾经就是世界的中心,中华曾经就是文化之精华。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五世纪期间,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比西方文明有成效得多,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问题。然而,技术上的贡献是古代聪明勤劳的劳动人民的贡献,绝对不是中国古代学者,至少不是儒者的功劳。林毅夫的解释给予我们启示。在前现代社会,技术创新主要来自工人和农民的经验性错误尝试。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良好的自然条件使得耕地的生产力一直高于西方,人口繁衍比较迅速。人口较多,劳动者的数量也会较多,因试错而发明新技术的概率也相对较大。大多数文明古国,黄河流域的中国、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印度河流域的古印度等,都是人口稠密地区,这些地区的技术进步有更广阔的基础,从而创造了更伟大的文明。[5]我们发现,在技术发明上,中国古代学者的贡献极少,极端蔑视劳动的儒家更不可能发明技术。但并非所有中国古代学者都“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墨子、张衡、刘徽、祖冲之、沈括、李时珍、徐霞客等等学者就曾经深入实践,但这些学者被主流的儒家学者所不屑,一直是社会的末流。自汉代以来的中华古文明以儒家伦理为主流,将伦理政治化的孔孟之道满足了农业文明稳定的需要,造就了中国曾经的辉煌。各个朝代的统治者将代表农业文明家长制等级观念的孔孟之道上升为独一无二的统治理论,通过科举制度将社会精英吸引到官僚阶层。一方面,精英阶层都以做官为志业,无疑减少了造反变革的概率,科举考试的内容也许意义很小,但是通过科举考试的人必定是学习能力比较强的人。当“天下英雄,人吾彀中矣!”之时,也就是统治者高枕无忧之时;另一方面,孔孟之道通过等级教化维持了社会的稳定,而农业文明本身就是一种追求稳定的文明。事实上,不管是在东方还是西方,农业文明的成功主要靠自然资源、“靠天吃饭”。农业文明中学者的贡献都是很小的,几千年来农业、农村和农民实际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中国古代学者对于农业文明的贡献在于稳定社会秩序,孔孟之道和科举制度正好满足了这一需要,也许,这正是中华古文明的奥秘所在。

   儒家文明成就了中国农业文明,却阻碍了工业文明的产生。五四运动时期,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指出两千多年来的中华古文明实际上是吃人的礼教。鲁迅在《狂人日记》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一百年前陈独秀就在《敬告青年》中就倡导青年精神应该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和“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奴隶的、保守的、退隐的、锁国的、虚文的和想象的正是中华古文明的特征。[6]

   鸦片战争中,西方列强打败中国的是以探求知识为特征的近代文明。以道德教化和所谓情本体为特征的农业文明遭遇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工业文明时变得不堪一击。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挑战在形式上是军事上的侵略,实际上则是西方工商文明对中华农业文明的挑战。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中国学者的反应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洋务运动时期的器物学习、戊戌变法开始的制度学习到新文化运动开始的观念学习,这是一种从“口服心不服”到“口服心服”的转变,这也正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开始。

自鸦片战争、至少自五四运动以来的近代中国学者在经历了如上种种冲突后本来应该转变为以知识为志业。然而,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学者变化非常小,究其原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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