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中华:马克思哲学的物质本体论诠释之谬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27 次 更新时间:2014-05-22 09: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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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中华 (进入专栏)  

    

   [摘  要] 把马克思哲学诠释为物质本体论,不符合马克思思想的实质,是不能成立的。因为这种诠释不仅遮蔽了马克思在哲学史上实现的本体论重建所带来的伟大变革的深刻意义,而且混淆了马克思同恩格斯在思想上的异质性,也不符合本体论所固有的逻辑自洽性的内在要求,它不可能担当马克思为自己的哲学所确立的意识形态批判这一历史使命。

   [关键词] 马克思哲学;物质本体论;实践本体论;诠释

    

   对马克思哲学的诠释历来存在不同的传统。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在国内学术界实践本体论和物质本体论两种不同诠释之争一直沸沸扬扬、莫衷一是,问题的复杂性由此可见一斑。这个争论直接关涉到对马克思哲学的实质如何确认,且具有前提性,因而难以回避。我主张马克思哲学是实践本体论的,认为那种把马克思哲学诠释为物质本体论的观点不符合马克思思想的实质,它遮蔽了马克思在哲学史上实现的伟大变革的深刻意义。那么,具体地说,马克思哲学的物质本体论诠释何以不能成立呢?近些年来,我在自己的论著中对此有所论述,这里再作进一步申论,以便继续求教于学界。

    

   一、物质本体论遮蔽了马克思本体论重建的革命性意义

   从哲学史演进的角度看,物质本体论面临的最大难题在于它无法具体而恰当地解释马克思哲学同马克思之前的旧哲学之间的本质差异,而仅仅是抽象地宣布马克思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伟大变革,在具体诠释马克思哲学内容时,又把马克思打扮成一个前马克思意义上的哲学家,把马克思哲学诠释为旧唯物主义能够接受的东西。这就不能不陷入“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尴尬处境。应该承认,这种状况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那里表现得最为突出。我们的哲学教科书对于“物质”、“精神”、“运动”、“时间”、“空间”等范畴的界说和阐释,甚至未能超过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所曾达到的水准。在认识论部分,虽然我们也曾强调实践的地位和作用,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认识的反作用等等,试图以此与旧唯物主义认识论保持足够的距离。但是,由于这种对实践的强调始终被囿于狭隘的认识论范围,在本体论层面上未曾奠定其必要的基础,无论在认识论意义上怎样突出主体性的方面,都始终缺乏一种可靠的本体论保障。

   人作为“形而上学动物”,不可能摆脱哲学的纠缠,除非不再作为“人”而存在。就此而言,哲学乃是人的宿命,它已经先行地植根于人的存在的前提之中,从而构成人们无法逃避和选择的“原罪”。就此而言,哲学之根深深地埋藏在人的本性之中,它可以被遮蔽,但永远不可能被抛弃。哲学的执拗在于人把自我证成为人的那种最本然的冲动。问题是,哲学之为哲学的判准何在呢?我认为,这种判准说到底就在于本体论建构。像波普尔为科学与非科学寻求划界标准,找到了可证伪性一样,哲学与非哲学的划界标准只能到本体论那里去寻找。在此意义上,本体论是哲学之为哲学的最高的和最后的判准。任何不表达为本体论建构的“哲学”都是伪哲学。所以,海德格尔尽管被人们作为所谓的“后现代”哲学家,他也不得不承认“人”作为“此在”乃是本体论地在[①]。问题仅仅在于, 人们所秉持的本体论信念是否恰当。

   我认为,从哲学的历史嬗变看,可以把本体论区分为两种形态,即古典本体论和现代本体论。古典本体论根本说来是本质主义的,因为它源自古希腊哲学对时间性的不信任,归根到底是在本质主义的运思方式下被建构起来的,它总是脱离人的存在来抽象地预设那个原初基础。巴门尼德关于“真理之路”同“意见之路”的划分,已经先行地确立了对超越时间性的偏好。寻求“变中之不变”的基本趋向,使现象、经验、时间等等一切变动不居的规定都不再被信赖。到了柏拉图那里则明确主张“哲学”就是“给不确定者以确定”。而只有“理念”(Idea)、“逻各斯”(Logos)之类的规定才有可能担当此任。诚然,哲学只有在“逻辑在先”的意义上方能确立起自己的问题域,但是倘若把作为“本体”的“存在”(Being)仅仅同“本质”(essence)相连,而同“实存”(existence)完全割裂,就无法找到达成超验与经验“和解”的可能路径,最后只能陷入佛教所批评的那种所谓的“顽空”或“断灭空”。这也正是马克思不满意于思辨哲学的地方。黑格尔固然也提出了思维与经验的和解问题,但他的哲学品性不足以保障达成这个目标。因为抽象的绝对精神仅仅依靠辩证法,是不可能真正有效地展开为现象学叙事的。在精神现象学的意义上,“自然界[不过]是自我异化的精神”而已[②]。如果说,黑格尔只是通过辩证法为绝对精神提供了自我展开的逻辑上的可能性,那么,他却无法得到“实存”意义上的现实性。就此而言,尽管恩格斯说黑格尔哲学具有“巨大的历史感”,尽管黑格尔也强调逻辑的东西与历史的东西的统一,但黑格尔哲学仍然属于本质主义一途。

   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实践本体论的建立,标志着古典本体论向现代本体论的历史性转变及其完成。这才是马克思哲学所真正具有的划时代意义所在,是马克思在思想上完成的“人本学转向”的深刻学理意蕴。其实,本体论决不是不要同“在者”照面,不是不要同“在者”打交道(倘若如此领会本体论,那只能是一种误解),它所在意的仅仅是究竟应当以一种怎样的方式照面或打交道才恰当。因此,马克思所建构的实践本体论,不再是单纯地按照本质主义思路去处理哲学问题,而是立足于人的存在——实践——这一终极的原初基础,这就为一切“在者”之“在”提供了双重的可能性:一方面作为本体论初始范畴,实践为所有派生规定的出现给出了逻辑理由;另一方面作为人的此在性的范畴,实践又为一切存在者的“现→象”准备了“实存”意义上的内在依据。在我看来,马克思在哲学上为本质与实存的统一、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所做的奠基性工作,正是他的了不起的贡献。实践本体论作为这一工作的结果,真正使得“改变世界”不仅成为一种逻辑的必然性,而且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性。

   在我看来,马克思在哲学上的真正贡献,归根到底就在于把本体论变成了一个历史本身的展现及其完成的问题,从而使本体论历史化了。这种历史化在学理上的契机或条件,就是从本体范畴的意义上引入了人的实践性的存在,并将其作为终极的原初性规定。因此,这种历史的展现不是无主体的过程[③],而是“实体即主体”的黑格尔式的本体论建构在全新的原初基础上的表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实践本体论也就是人的存在的现象学。因为只有作为人的存在的现象学,实践本体论才是可能的。而物质本体论则脱离人的实践性的存在去设想一种无人的世界的客观实在性,并把它作为建构整个哲学的原初基础,这就不能不以那种马克思曾经批评过的抽象的、超历史的、非感性活动的“物质”作为本体范畴,从而在始源性和本然性的意义上阉割了实际地展现的内在可能性。

   只有人的实践性存在才是一切具体性的来源,因为任何具体事物都唯一地有赖于人的实践的开启和建构。就此而言,离开人的存在的一切想像都不可能不是抽象的。这正是马克思既不满意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也不满意于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立场的根本原因。物质本体论意义上的“本体”不可能成为主体性[④]规定——而只有这种规定才能提供自我展开的内在可能性依据;也不可能成为此在性规定——而只有这种规定才能使本体范畴同“实存”维度内在相关。所以,用物质本体论来概括并诠释马克思哲学,就将抹杀马克思在本体论领域所做的原创性工作,从而遮蔽由古典本体论向现代本体论转变的革命性意义。而且从纯粹学理上说,这种诠释也将是逆本体论演进方向的一种致命的倒退。

   从上述情形看,如果不能对马克思哲学作一种总体的把握,并把它放置在哲学史的语境中理解,就难以真正读出它的实践本体论意蕴。仅仅从常识容易接受的角度去了解马克思哲学的实质, 尽管这样非常轻便快捷,且易于讨好思想懒惰的人们,但得到的却一定不会是马克思哲学的真谛。这种对常识的屈从和让步,其本身就是对哲学的不尊重。人们之所以偏好把马克思哲学解释为物质本体论,当然还有许多很复杂的原因,这里不可能一一剖析。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屈从于常识无疑构成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心理习惯方面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哲学就是改变人们的运思习惯。在这种改变中,我们始终面临着两种可能性:或者是我们被改变了,或者是哲学被误解了,二者必居其一。在我看来,对于马克思哲学所做的那种物质本体论的诠释,或许就属于后者。我们不得不承认,物质本体论者对于真正意义上的本体论亦即形而上学缺乏双重兴趣:一方面,他们从来都不曾愿意去领会“逻辑在先”原则,而是喜欢把一个时间上优先的规定作为本体论悬设,从而停留在常识的范围以内。他们往往是把“思辨的原罪”同“逻辑在先”原则混为一谈。不少人之所以偏好坚持物质本体论,除了这样那样的原因之外,也是思想懒惰的结果。另一方面,物质本体论者又不情愿正视本体论的历史变迁特别是它由“本质”维度向“实存”维度的转变带来的本体论革命所意味的东西,因而他们不能同情地了解实践的终极原初性,无法看到并领会马克思在本体论领域实现的变革的革命性意义,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物质本体论混淆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上的异质性

   拿物质本体论去诠释马克思哲学,显然是找错了地方。它所造成的严重误读,使人们无法正视马克思同恩格斯在思想上的异质性差别。通过比较,我们不难发现,物质本体论不过是恩格斯哲学的特征,而实践本体论才是马克思哲学的特征。遗忘了马克思哲学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特质,这不仅缺乏文献学上的依据,而且只能同恩格斯有关思想相一致,难以同马克思思想及其实质相协调。

   关于马克思同恩格斯在思想上的异质性差别,我们已经谈得够多的了。这里不打算过多地重复已经说过的话,只是想强调一点,那就是实践本体论与物质本体论的分野,从哲学的原初基础上体现着马克思同恩格斯之间的思想距离。恩格斯确定无疑地是一个物质本体论者,例如在反杜林论中,他明确地把“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归结和还原为“物质性 ”;又如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他把“存在与思维的关系”等价或归结为“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如此等等。所有这些,都同马克思的那种基于实践的终极原初性而建立起来的人的存在的现象学大异其趣。

在如何改造黑格尔辩证法的问题上,无论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致力于把“头足倒置”的辩证法重新颠倒过来。问题在于,究竟把颠倒过来之后的辩证法放置在怎样的基础上才是恰当的呢?马克思和恩格斯各自的答案存在着某种分野:马克思走向了实践辩证法,恩格斯则走向了自然辩证法。按照莱文的说法:“从无产阶级的观点出发,必须使辩证法物质化,恩格斯的物质化形式……导致了自然哲学”[⑤]。而“马克思也使辩证法物质化,但他运用的是与自然哲学大不相同的方式。……黑格尔的结构是逻辑的结构,而马克思的结构是社会的结构”[⑥]。莱文强调恩格斯的实证主义立场,指出:“使恩格斯受害的谬误预定了他走向实证主义。之所以说恩格斯是个实证主义者,就在于他想把哲学纳入自然科学”[⑦]。因为自然科学的全部合法性归根到底来自其实证性,而实证性立场的本体论基础往往是物质本体论的。在恩格斯看来,哲学不过是科学的幼稚状态罢了,随着自然科学逐步成熟,哲学也就变得多余了,最终被科学所取代。这也正是恩格斯坚持“哲学终结论”立场的基本信念。在这一点上,恩格斯与孔德非常相似。诚如莱文所说的,“恩格斯相信哲学会被科学吸收,正如孔德所相信的科学的同样胜利”[⑧]。当然,莱文所谓“实证主义”是有所特指的,他区分了两种含义的“实证主义”:“要把恩格斯划归为实证主义者,就必须区分两种形式的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和科学实证主义”。他认为“恩格斯与逻辑实证主义没有联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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