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景源:探寻马克思哲学“原生态”的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7 次 更新时间:2012-08-18 09:18:45

进入专题: 马克思哲学  

冯景源  

  

  一、为什么要探寻马克思哲学的“原生态”

  

  第一,长期以来,我们的哲学教科书所说的“哲学原理”,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二分板块”、“两个主义”)并不是马克思的哲学,它是斯大林在别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理解体系。这个体系通过联共(布)党史“四章二节”传播于世界。

  第二,“二分板块”结构的“理论胚胎”说。这指的是辩证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胚胎”。这一方面我有专文,不再赘述。[1]这种“理论胚胎”说,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理论说成是由辩证唯物主义“推广”来的。在我国,这个观点是由罗森塔尔、尤金《简明哲学辞典》用两个词条加以论证。之后,我国的《简明社会科学词典》用“应用”概念论证两者的关系,加上我们的“哲学原理”教科书所起的作用,就把对马克思哲学的注意力引导到辩证唯物主义方面。辩证唯物主义是应该研究的,但这种引导是一种曲解,应该说是抹杀了马克思哲学“原生态”——第一个伟大发现唯物史观理论产生的历史过程。

  第三,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中的哲学是对马克思哲学的偏颇理解。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偏颇理解,一个是对“三个组成部分”的偏颇理解。两个偏颇理解加在一起就偏离了马克思哲学——唯物史观理论。

  关于第一个偏颇理解。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内涵十分不确定的概念。在西方,一些理论家,只要沾上一点马克思的理论或观点,就可以称为马克思主义,如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就我国来说,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也有歧义。我们援引近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权威杂志《马克思主义研究》上《当前学界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综述》的说法。该文指出:“从当前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界定看,有主张从马克思主义核心层次角度进行界定,有主张从整体性角度界定,有主张从文本出发界定,等等,存在较大的差异和分歧。其实,这几种界定每一种都有一定的道理。关键是要把它们综合起来,站在更高的层面上进行更宏大的整体审视。也就是说,当前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整体性把握还存在很多缺点,研究者受以往专业背景和知识背景的影响——这造成当前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认识存在简单化现象,尚缺少广为信服的真正体现整体性原则要求的研究成果。”[2]这可归结为“缺少广为信服”的偏颇理解。

  关于第二个偏颇理解,是马克思哲学存在于“三个组成部分”的观点。在我国,“三个组成部分”的理解引起了“马克思主义不知为何物”的弊端。

  2001年《江汉论坛》第2期发表湖北大学郭大俊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说”献疑》,认为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观点,是从列宁的《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中提出的,但是被“误解”了。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只有一个组成部分。高放教授不同意这一观点,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确实存在着“三个组成部分”,但他也承认如下的事实:“虽然我不同意郭大俊同志否认‘三个组成部分’的观点,但是我认为郭文所提到的马克思主义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确实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其实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甚至比郭文中提到的还要多。不只是存在重复问题,而且现有教学体系不能引起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兴趣,甚至使得学生学完‘三个组成部分’还不知道马克思主义为何物,因此这一教学体系上的弊端亟待克服。”[3]这里,我们可归结为“不知道马克思主义为何物”的偏颇理解。

  以上这两个偏颇理解加在一起,使我们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更加糊涂了。

  第四,近年来我国几本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著作出版引起的反思。在第22届“马克思学论坛”上,主讲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杨学功教授作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构建是否可能”的主题报告。报告中提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马克思哲学“权威体系”。他指的是如下的事实:从2009年9月到2010年7月,不到两年的时间,出版了四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书:(1)《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编写组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年);(2)《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当代构建》(黄枬森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3)《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演变》(吴元梁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4)《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程》(何萍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4]

  马克思哲学“体系”之所以被重视,是因为这个“体系意识”,在20世纪90年代曾被“问题意识”冲击而淡化。进入90年代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界,人们提出了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该由“体系意识”转向“问题意识”,即以对当代重大现实问题的关注和探讨来替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的探索和实际建构。但是,“体系”淡出人们的视线,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在学术上已经得到了解决,所以现在又让一些学者们深感苦恼:倘若“体系构建”存在误区,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研究又将如何进行下去?

  以上四个方面的问题充分说明,它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生态”,而且在我国几十年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中,我们迂回地走了一个“之”字,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又回到这个体系。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二、《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信的重要意义

  

  马克思和蒲鲁东的论战,标志着马克思哲学“原生态”第一次被系统地加以论证。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序言中说,蒲鲁东和他都是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不幸在欧洲异常不为人了解。在法国,人家认为他理应是一个拙劣的经济学家,因为他在那里以卓越的德国哲学家著称。在德国,人家却认为他理应是一个拙劣的哲学家,因为他在那里以最杰出的法国经济学家著称。我们是德国人同时又是经济学家,我们要反对这一双重错误。”[5]

  马克思和蒲鲁东的论战,都用的是哲学和经济学,可是他们争论的问题,既不是经济学,也不是一般的哲学,而是历史观。马克思在致安年科夫的信中说:“蒲鲁东先生之所以给我们提供了对政治经济学的谬误批判,并不是因为他有一种可笑的哲学;而他之所以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笑的哲学,却是因为他不了解处于现代社会制度联结[engrenement]——如果用蒲鲁东先生像借用其他许多东西那样从傅立叶那里借用的这个名词来表示的话——关系中的现代社会制度。”[6]这里,争论的问题不是世界是不是物质的、运动的、运动是不是有规律的等等这样一些问题;也不是世界第一哲学,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而是关于“现代社会制度联结——关系中的现代社会制度”。马克思称这是蒲鲁东先生不理解的“哑谜”。蒲鲁东不理解的“哑谜”,却成为“他自己给了我们一把解开这个哑谜的钥匙”。[7]马克思对蒲鲁东“哑谜”的批判,则成为对自己唯物史观的正面的阐述。蒲鲁东“哑谜”的解开,就成为马克思哲学“原生态”——唯物史观的诞生地。

  安年科夫是马克思的俄国友人,他较马克思略早地读了蒲鲁东的《经济矛盾体系或贫困的哲学》一书。安年科夫认为蒲鲁东的书所炫耀的是“德国哲学的一个角落”,这是指蒲鲁东在卖弄黑格尔的辩证法,希望马克思对该书作出评价。马克思的回信是对一个已经读过蒲鲁东书的人说的。因此,信的内容非常直白地表达了他对蒲鲁东理论的看法。这种看法,不仅是对着蒲鲁东的辩证法,而且还对着他的经济学,对着他用辩证法和经济学论证他的小资产阶级的历史观。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对安年科夫信的回答,是准确把握马克思哲学“原生态”的重要文本。

  蒲鲁东的“哑谜”是出于他的两个错误的理论,一个是“对政治经济学的谬误批判”,一个是“一种可笑的哲学”——“辩证法怪论”。马克思说蒲鲁东是两个理论家,是这样的两个理论混合起来的理论家:“为什么蒲鲁东先生要谈上帝,谈普遍理性,谈无人身的人类理性,认为它永无谬误,认为它永远等于它自身,认为只要正确地意识到它就可以获得真理呢?为什么他要借软弱的黑格尔主义来把自己装扮成坚强的思想家呢?”[8]为什么要政治经济学呢?因为它需要从这里获得经济学的材料。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蒲鲁东先生在历史中看到了一系列的社会发展——他无法解释这些事实(指经济事实——引者),于是就作出假设,说是一种普遍理性在自我表现”。[9]

  正如马克思说的,这里是同两个人打交道,一个是政治经济学的蒲鲁东,一个是黑格尔辩证法怪论的蒲鲁东。蒲鲁东从经济学家那里拿来经济学一系列范畴,把这些范畴用黑格尔的辩证法使之运动起来,就构成了历史的运动。经济学的范畴,如分工、信用、货币等,在经济学家那里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而在蒲鲁东这里,这些范畴脱离了现实生活,变成了原理、抽象的思想;因为它没有了来源,就成了纯粹的、永恒的、无人身的,从上帝那里流出来的。在蒲鲁东那里,上帝是范畴的来源,普遍理性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正如马克思所说,“垄断是好东西,因为它是一个经济范畴,因而是从上帝那里流出来的东西。竞争是好东西,因为它也是一个经济范畴。但是,不好的是垄断的现实和竞争的现实。更不好的是垄断和竞争在相互吞并。该怎么办呢?因为上帝的这两个永恒思想是互相矛盾的,所以蒲鲁东先生就以为上帝的心怀里同样有两个思想的综合,在这种综合中,垄断的祸害被竞争所抵消,而竞争的祸害则由垄断所抵消。两个观念相互斗争所引起的最终结果,将仅仅使它们的好的方面表露出来。应该从上帝那里夺取这个秘密的思想,然后加以运用,这样就万事大吉了。应该发现这个深藏在无人身的人类理性里面的综合公式。而蒲鲁东先生毫不犹豫地以发现者的身份出现了”。[10]凡懂得黑格尔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读者,就会看出,这是蒲鲁东因为不懂得人类历史,把经济学范畴与普遍理性用辩证法结合起来玩弄的辩证怪论。

  

  三、马克思哲学的“原生态”——唯物史观

  

  《哲学的贫困》第一次把批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历史观的任务提了出来:“经济学家们的论证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很像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们自己的宗教则是神的启示。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后来,马克思在给施韦泽的信中,进一步申明了他和蒲鲁东在历史观上对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蒲鲁东“不是把经济范畴看做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而是荒谬地把它看做预先存在的、永恒的观念,并且指出了,他是如何通过这种迂回的道路又回到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立场上去”。

  马克思和蒲鲁东的对立表现在历史观上。这一点,马克思早就清楚。在巴黎居住期间,马克思为了争取他,两个人交往很密切,马克思曾帮助蒲鲁东学过黑格尔哲学,在理论上常常进行整夜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就是,一个坚持唯物史观理论,一个坚持小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

  因篇幅所限,这里就马克思哲学“原生态”具有典型意义的内容叙述如下。

  (一)市民社会在唯物史观理论中的重要地位

  “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形式、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这就是蒲鲁东先生永远不会了解的东西”。在这里,一定生产力条件下的市民社会是处于唯物史观研究对象的地位。

  (二)生产关系与各范畴、观念的关系在唯物史观理论制定中的重要意义

  生产关系这个范畴,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理论最初制定时期的著作中,又称生产方面的社会关系或现实关系。但是,它们的内容都是一样的。我们重视这个范畴的研究,是因为这是蒲鲁东所不理解的“哑谜”的内容之一,即“他不了解处于现代社会制度联结——关系中的现代社会制度”。蒲鲁东不了解他的经济范畴与生产关系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马克思哲学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马克思主义哲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6522.html

2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