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宪:是否“中高收入”,不能忽略结构性指标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6 次 更新时间:2014-05-15 2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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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宪  

 

核心观点

国家统计局2013年统计公报中城乡居民收入的中位数均较大幅度地低于平均数,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被中高收入”或“被高收入”的说法。所以,通过“提低”、“扩中”,缩小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通过相关的制度建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机会公平的体制机制,是未来一个时期我国全面深化改革要达到的重要目标

世界银行的划分是技术性的

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工作已经启动,国家发改委官员在述及发展目标时说,希望通过“十三五”的努力,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他还说:“我国现在人均GDP已达到6700多美元,已经属于中高收入国家。”尽管此类说法在学者中颇为常见,但从国家发改委官员的口中说出来,还是引发了舆论的热议和质疑。

首先需要指出,世界银行每年根据各经济体的人均GNI(国民总收入)而不是人均GDP(国民生产总值),对它们进行收入组的划分。国民总收入是一个国家一年内用于生产的各种生产要素所得到的全部收入,即工资、利润、利息和地租的总和。国民生产总值减去折旧和间接税等于国民总收入。以2010年为例,各组别为:低收入经济体为1005美元或以下者;下中等收入经济体在1006-3975美元之间;上中等收入经济体在3976-12275美元之间;高收入经济体为12276美元或以上者。2010年,中国人均GNI4260美元,进入了上中等收入或中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在全球各经济体中排名第121位。对于世界银行来说,这个划分是技术性的,主要是为了制定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贴息贷款等相关标准。当然,根据这个标准,可以大致反映各经济体的发展水平。

我国人均收入占人均GDP比重较低

为什么老百姓没有感觉到“中高收入”?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的人均收入占人均GNI或人均GDP的比重低于国际水平。从国民总收入到个人收入有两个减项:公司未分配利润和企业所得税。不难看出,只要各国上述4个减项数额不等,它们的人均收入占人均GNI或人均GDP的比重就是有差异的。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数据,2010年,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均在60%以上,如美国为79.80%,英国为78.10%,法国为61.02%,德国为62.33%,日本为81.54%,中国香港也高达79.97%,中国内地则为24.34%。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计算,中国内地这一比重是低估的。2013年,中国内地的GDP为568845亿元,总人口为136072万人,人均GDP为41800元;根据从2012年四季度起实施的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2013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311元,由此可得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为43.81%。

从人均收入到人均可支配收入,还有1个减项:个人所得税。目前,国家统计局没有发布居民人均收入数据,但考虑到我国人均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水平较低(2012年,人均缴纳个人所得税430元),人均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是接近的。这个比重可以反映一国增长质量高低和发展方式优劣。

我国这一比重远低于国际水平表明,提高增长质量和转变发展方式还有很大的空间。与人均收入相比,人均GDP、人均GNI离老百姓还是远了点。在单位人均GDP、人均GNI会有不同的人均收入水平时,那些人均收入占比较低的国家或地区的老百姓,当然就不会那么真切地感受到所谓中高收入或高收入。

老百姓没有感觉到中高收入或高收入,而是感觉“被中高收入”或“被高收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收入差距过大。什么叫“被高收入”?有这样一句顺口溜:“东边一家一千万,西边九家穷光蛋,平均算一算,家家有百万。”这就是“被高收入”。国家统计局2013年统计公报中城乡居民收入的中位数均较大幅度地低于平均数,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被中高收入”或“被高收入”的说法。所以,通过“提低”、“扩中”,缩小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通过相关的制度建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机会公平的体制机制,是未来一个时期我国全面深化改革要达到的重要目标。

最切近的生活感受来自消费

其实,对于老百姓来说,最切近的生活感受、幸福感受来自多样性的消费,只有当他们的消费水平达到较高水准时,才会具体地产生进入中高收入经济体或高收入经济体的感觉。要使消费水平提高,首要的是保持居民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一方面与GDP、财政收入同步增长;另一方面,如上所述,提高人均收入占GDP的比重,从总量和结构两个方面保持居民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当居民收入为一定时,税收和储蓄也在影响着消费水平及其增长。我国人均个税水平较低,但部分中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工薪阶层是缴纳个税的主力军,所以,改革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度仍然是一项重要课题。而且,我国是一个以间接税为主的国家,关键的问题是将税收有效地转化为公共服务,由此将直接增加居民收入中用于当期消费的部分。居民当期消费受到收入预期和支出预期的显著影响。如果居民对其未来收入增长有信心,那么,他们当期的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都会比较高;如果居民对未来支出有较高的预期,如养老、医疗和子女教育支出等,那么,他们当期的消费意愿就会受到很大影响,相应的行为就是增加储蓄。所以,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如期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于增加和提高居民消费水平至关重要。

一个时期以来,关于中国经济及未来发展的总量指标经常被提及。近日世界银行一份国际比较项目报告认为,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将在今年取代美国,一举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看到这些说词,老百姓很振奋吗?当然不会。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正处于关键的结构转型和调整时期,多研究一些结构性指标,并使其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如初次分配中如何提高劳动收入的占比;又如,即便考虑到消费低估的因素,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在制度性因素的影响下,仍然存在过低的问题,因此,开动更多的脑筋,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提高这些比重才是更加靠谱的事情。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执行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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