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贤能体制与中国经济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3 次 更新时间:2014-05-05 09:2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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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 (进入专栏)  

    

   2014年4月23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在北京师范大学发表题为“贤能体制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演讲。姚洋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核心问题不仅在于是否进行市场化改革,而是中国政府要更有效,也更尊重贤能,采取更为有效的政策。

   姚洋指出,中国之所以能施行合理的政策,在于中国有以绩效考核为基础的竞争体制。这种体制保证选拔出的官员,无论腐败与否,都能在各自的岗位上对经济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而不是如印度那样“连锅端”的腐败。在姚洋看来,中国政府是中性政府,其合法性来自于经济的高速增长,这种中性有利于一切好的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姚洋认为执政党非常务实,中国式的务实主义有两个特点,第一是手段的合法性,基本上可以用结果的好坏来判断,另外一个特点是没有永恒的真理,十一届三中全会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支持了长期改革的哲学基础。改革能采取适宜的经济政策,可以归因于共产党在国家架构中起到了一个集体君主的作用,但又绝对不是独裁者,对社会的治理是集体决策的过程;一个国家在和平时代对官员的挑选是最重要的,共产党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挑选官员。

   另一方面,姚洋也指出现有官僚体制的问题,比如,政府无处不在,国有经济占的比重太大,导致私人经济受到挤压;政府责任太大,造成的结果是谁的声音大,谁拿到的东西就多。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政府花费了巨大的代价;整个国家官僚化倾向非常严重,等等。

   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主任。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制度转型、开放条件下的中国经济增长以及农村发展。著有:《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作为制度创新的经济改革》、《自由、公正和制度变迁》。近年提出的“中性政府”概念引起学界众多关注。

   以下为演讲内容: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国家具备各种素质

   如果我们看一下二战之后全世界的经济发展情况,就会发现真正实现赶超的经济体是极少的,大概也就是11个左右,而这11个经济体一半以上是在东亚,如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等地。经济赶超是一个极小概率的事情。二战之后,世界上的独立国家大概有二百七八十个,除了五六十个发达国家,其它都是欠发达国家。这么多欠发达国家里,只有不到10%的国家或地区,真正的赶上了现在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还没有达到美国的水平。所谓赶上发达国家水平,是指达到美国人均收入的45%。而达到美国人均收入的45%的国家或地区,实际上在全世界还是少数。能从二战之后的一个低收入国家,短期之内达到这个水平的就更少了。

   我在研究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时,想看看究竟具备哪些条件,才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们都知道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妮娜》小说中的第一句话是:所有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所有不幸的家庭都有各自的不幸。想成为一个happy family,必须具备所有好的特质,如高储蓄、高投资、高的人力资本积累、充裕的劳动力,还要吃苦耐劳搞制造业等等。只有具备所有好的素质,才有希望赶上发达国家,但只要缺失了某一种素质,就可能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马来西亚在60年代发展得很好,收入增长比较快,但是直到今天,它还没有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另一方面,中国与马来西亚的差距已经很小,我们去年的人均GDP已将近7000美元,马来西亚并没有比我们高多少。但是如果回到60年代,马来西亚的人均收入比我们高得多,在70年代、80年代初甚至是我们的五六倍。

   马来西亚的各种指标,都符合成为发达国家的条件,为什么马来西亚没有成为发达国家呢?关于这个问题,我问过马来西亚出生的华人经济学家。他认为是因为马来西亚长期歧视华人,把最具生产力的这部分,也就是华人给打压下来。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具备各种好的素质,但有一个决策没有做对,就会影响整个国家的发展。

    

   中国经济成功是因为政府更有效也更尊重贤能

   说中国30年来的高速增长是一个奇迹,一点都不为过。这是一个极小概率的事件。如果我们要问为什么是中国,或者为什么是这11个经济体能做到高速的经济发展,那是因为它们将事情都做对了。如果到非洲最穷的国家去,会发现他们用的教科书跟美国的教科书没什么差别。他们不是不懂经济学原理,核心的问题是他们没有采纳这些好的政策。

   对于我国在过去30年在经济增长上取得的成功,如果要给出一个政治经济学解释,一个简单回答是我们搞了市场化改革。但是不要忘记,很多国家都搞了市场化改革,但经济却没有高速发展。中国跟印度的经济表现不同,核心问题不在于谁搞了市场化改革,而在于中国政府比印度政府更有效,也更尊重贤能。我们有一个以绩效考核为基础的竞争体制,这种体制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首先简单说一下贤能体制的历史和改革开放之后贤能体制的回归。很多人将贤能体制追溯到科举制度,实际上还可以再往前追溯到东汉时期的公推制度。尽管科举制度后期阻碍了社会发展,但它的确使古代社会具有了很大的流动性,有一句话说“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是这个意思。中国人对于社会的管理是很在行的。

   共产党执政之后,刚开始具有很高的声望,毛泽东在第一次政协会议上的讲“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不是一句空话。如果用尺子丈量历史,以一年为一个刻度,我们的转折点是1978年,如果这把尺子的刻度是50年,那么我们的转折点绝对是1949年。在1949年之前我们一直是在衰退的,1949年之后开始追赶。那个时候的共产党有自己的合法性,但是由于一系列的失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饥荒和文化大革命,差点毁掉了整个中国。1976年的“四五运动”是人民觉醒的标志,说明共产党的合法性出现了问题。幸亏有了邓小平和改革开放,把党的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这就说明合法性来自于党的表现,要不停创造新的东西。苏东剧变之后,这个想法就愈发强烈。我们的政党越来越理性化了,退休制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苏联失败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的就是老人政治,年轻人根本没有登上政治舞台的通道,邓小平因此提出要把位置让给年轻人,到今天基本上是严格执行退休制度,领导人到了年纪必须退下去,把位置让给年轻人。

   另一方面,我们制定政策的过程也越来越理性化,官员选拔系统选出的人越来越有能力。我认为网友总是盯着公务员的养老金问题是不对的,公务员的工资那么低,再没有养老金,长期下去就没有人再愿意当公务员。事实上,我们的中央政府还不够大,应该裁乡镇一级,增加中央这一级。另外,在整个决策过程中,有一些或隐性或显性的规则。

   事实上,党内变得非常务实。中国式的务实主义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手段的合法性,基本上可以用结果的好坏来判断,另外一个特点是没有永恒的真理,十一届三中全会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支持了我们长期改革的哲学基础。我的看法是,共产党在国家架构中起到了一个集体君主的作用,但它绝对不是一个独裁者,对社会的治理是集体决策的过程。另一方面,一个国家在和平时代对官员的挑选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共产党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挑选官员。有了这样的前提,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能采用几乎所有好的经济政策。

    

   中国政府在过去30多年是比较中性的

   中国政府在过去30多年中是比较中性的。中性政府不会固定地代表某一个集团的利益,它最后的资源配置是identity blind(“不问身份的”)。在这种情况下,中性政府就更可能采纳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的政策,它的合法性来自于经济增长。事实上,多数发展中国家都会受利益集团的左右,政府其实都是代表强势阶层、精英阶层的。如马克思所说,国家是有阶级属性的。亚当?斯密提倡一种超然国家,这个国家不应该代表任何人,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才会持比较中性的态度,有利于经济增长。

   为什么中国政府能变成一个中性政府而不是小集团政府?我想强调的是社会结构的原因。如果观察一下全世界的情况,会发现民主国家内部的经济表现差异比较小,但是非民主国家的经济表现差异非常大。现在被大家广泛接受的解释是制度的原因,很多人认为制度是决定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原因,我不同意这种观点。如果做这样一个实验,把好的制度带到一个刚刚离开原始社会的国家,这个国家能发展起来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这说明人力资本起着更加关键的作用,制度可以用很短的时间改变,但人力资本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

   同时,社会结构的匹配也是重要的。如英国的光荣革命确立了资产阶级的地位,资产阶级开始掌管议会,资产阶级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因此表明先进生产力要匹配一定的政治权力,否则国家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智利的统治者皮诺切特是个残酷的独裁者,在任期内他表明“要让智利成为资本家的国度,而不是无产者的国度”,智利的经济发展非常快,在拉美国家深陷债务危机的时候,智利的经济增长平均达到7%以上。而东亚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比较平均。在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利的匹配比较平衡的时候,较为容易形成中性政府。

    

   中国的升迁制度有利于选贤任能

   再来讲中国的升迁问题。中央领导人在设计体系的时候要考虑两个问题。第一,挑出来的人一定要有能力,否则指示贯彻不下去;另一方面忠诚度也很重要,不能形成对立面。关于升迁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在升迁方面,官员的经济表现是重要的,还有一个观点是政治观念更重要,升迁是一场政治游戏,不存在什么经济、能力的问题。我的观点是这两种因素都很重要。官员升迁不可能只讲关系,不讲能力。提拔上来的人肯定是比较有能力的,也包括一些贪污腐败的官员。我曾经做过相关统计,针对领导人的升迁信息做研究,发现把一个领导人从一个城市调到另外一个城市,这个城市的经济表现会不一样,也就是说这个领导人是有用的。这也间接地为人力资本学派提供了证据,即人力资本还是很重要的。

   根据透明国际提供的数据分析,中国的腐败程度是很高的,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非常快。如果看一下全世界的数据就会发现,越腐败的国家,经济发展得越不好。同样存在腐败问题,为什么有的国家发展好,有的国家发展坏?至少对中国来说,我们的merit-based-promotion(绩效考核为基础的竞争体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有一些官员的确很腐败,但是他在任时也会做一些工作。别的国家可能是“连锅端”的腐败,在腐败的同时对经济增长没有任何贡献。我在印度孟买了解到,印度某市的官员找联邦政府要资金建桥,之后官员将这笔资金贪污了很大一部分,只用剩下的钱建了桥墩,就把工程队解散了,过了一段时间上级领导来检查,腐败官员们又把工程队找回来,装模作样地施工,借此再向联邦政府要钱。他们这种“连锅端”的腐败,其中一个原因是印度官员要升迁上去是十分困难的,他们没有中国这样的以绩效考察为基础的竞争机制。

    

   中国面临政府无处不在与官僚化倾向严重等问题

我们的体制也存在着很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政府无处不在,国有经济占的比重太大,导致私人经济受到挤压。我国的私人企业活动空间很小,创新精神也受到阻碍。另外我们经常提到软实力,事实上靠政府去提升国家软实力作用很小。政府不知道怎么去发动民间力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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