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水君 :罗尔斯的理论转向——从《正义论》到《政治自由主义》、《万民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21 次 更新时间:2014-04-16 19: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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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水君  

  
按照利奥塔的说法,“后现代”是“对一切元叙述的不信任”、对同一性的挑战,因而,对“后现代”的特征作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共同概括,本身正与“后现代”对颠覆、批判、破坏、断裂、未知、矛盾、差异、复杂、多元、偶然、不确定的强调相悖。在一定意义上,“任何为后现代主义设定核心概念或本质的企图都是在步现代主义的后尘”。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人对“后现代主义”的特点作了一种整体把握。一般而言,后现代思潮在思维方式上实现了范式和视角的转换,它与“反基础主义”(antifoundationalism)、“反本质主义”(antiessentialism)、“多元主义”(pluralism)、“非中心化”(decentering)等联系密切。受这一思潮的影响,一些著名学者在1980年代中期以来发生了明显的理论转向。例如,波斯纳从《法律的经济分析》(1977)到《法理学问题》(1990),昂格尔从《知识与政治》(1975)到《批评法律研究运动》(1986),德沃金从《认真对待权利》(1977)到《法律帝国》(1986),都发生了从“基础”(如效益、道德、权利等)到“反基础”的转变。除此之外,1980年代以来发生了重大理论转向的著名学者还有罗尔斯,从《正义论》(1977)到《政治自由主义》(1993)、《万民法》(1993/1999),我们可以明显看到罗尔斯从全整(comprehensive)论说、普遍主义、对真理的追求向“政治的正义观念”(political conception of justice)、特殊主义、“重叠共识”(over lapping consensus)的重要转变。

    

   一

   1971年,罗尔斯的《正义论》出版,这对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哈贝马斯在《通过理性之公共运用的和解:评约翰·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中甚至称:“在最近的实践哲学史上,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标志着一个轴心式的转折点,因为他将长期受到压制的道德问题重新恢复到严肃的哲学研究对象的地位。”在《正义论》中,罗尔斯至少突出了两点,一是平等,一是社会契约。在前一问题上,《正义论》的发表标志着西方政治哲学的主题发生了从“自由”到“正义”的重大转变;在后一问题上,罗尔斯继承并发展了传统社会契约理论,使之上升到更高抽象层次。

   自由与平等一直是自由主义与“左派”、以及自由主义内部争论的焦点所在。古典自由主义的核心是自由,霍布斯、洛克、康德、密尔等人关注的重心都在于自由价值和自由制度,而罗尔斯的政治哲学的核心则是正义。在这一点上,罗尔斯的理论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罗尔斯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象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作为人类活动的首要价值,真理和正义是决不妥协的”,而“正义总是表示着某种平等”,因而,《正义论》从自由到正义的转变实际上是从自由向平等的转变,罗尔斯的新自由主义的一个显著特点即是对“社会正义”的强调。罗尔斯认为,社会基本结构包含着不同社会地位,政治体制、社会经济条件决定了处于不同社会地位、具有不同天然秉赋的个人的未来生活,因而,人们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构成了社会正义原则的最初适用对象,正义的主题在于社会的分配正义。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旨在考察“秩序良好社会”(well-orderedsociety)的正义原则,以为社会基本结构中的权利义务分配提供标准。

   罗尔斯的正义论继承并发展了洛克、卢梭和康德等人提出的传统的社会契约论。在传统社会契约理论中,人们达成契约的目的在于建立政府,而罗尔斯使之上升到一种更高的抽象层次,亦即,社会契约的目的并不在于建立政府或国家,而在于建立一套道德原则或正义原则,道德原则优先于政府和建立和宪法的制定。罗尔斯在《正义论》中重点关注的是何种分配才是正当的、合乎道德的。在分配问题上,西方盛行的是功利主义,这一理论的主旨在于,如果一个社会的主要制度的安排能够满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那么该社会安排就是恰当的,因而也是正义的。而罗尔斯则试图基于契约论提出与功利主义相对的正义理论。罗尔斯将正义摆在了首要位置,他说:“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每一社会成员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或自然权利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因此,正义否认为了一些人享受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也拒不承认多数人享受的较大利益能够绰绰有余地补偿少数人迫不得已的损失。罗尔斯视功利主义为一种目的论或价值论,它“把善(good)定义为独立于正当(right)的东西,然后再把正当定义为增加善的东西。”而罗尔斯采取的则是义务论或道义论,它认定“正当的概念优先于善的概念”。因此,在罗尔斯那里,正义观只是“一种有关道德情感的理论,它旨在建立指导我们的道德能力,或更确切地说,指导我们的正义感的原则。”在《正义论》中,社会契约理论是道德哲学的一部分,普遍的道德正义学说并没有与严格的“政治的正义观念”区分开。

   为了说明政府产生的正当性,传统的社会契约论者一般都假定了一种“自然状态”,同样,为了获得有说服力的正义原则,罗尔斯也假定了一种“原初状态”(originalposition)。罗尔斯认为,“正义论是合理选择(rationalchoice)理论的一部分”,处境决定了人们的选择,因而,正义的社会组织安排只有在理想的选择处境中才能获得,罗尔斯将此理想的选择处境假定为“原初状态”。原初状态是一种推测的分析性代表设置,它保证了基本契约的公正性。在平等的原初状态下,寻求各自利益的自由而理性的人们对正义原则作出一致选择,以确定他们联合的基本条件,罗尔斯称此为“作为公平的正义”(justiceasfairness)。原初状态满足如下条件:资源适度匮乏,人们之间存在着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选择各方是理性的,彼此冷漠,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而缺乏利他动机;选择各方处于厚实严密的“无知之幕”(veilofignorance)之中,不知道其天资、能力、社会地位、善的观念、人生计划、乃至心理倾向等,而只知道自己想得到基本的社会物品,如权利、自由、机会、权力、收入、财富、健康等。在罗尔斯看来,原初状态合乎“纯粹的程序正义”(pureproceduraljustice)。“在纯粹的程序正义中,不存在对正当结果的独立标准,而是存在一种正确的或公平的程序,这种程序若被人们恰当地遵守,其结果也会是正确的或公平的,无论它们可能会是一些什么样的结果。”原初状态正提供了如此一套公正的程序,遵循这套程序,处于原初状态下的人们最终会合理选择出如下两个正义原则:

   第一个原则:每个人都拥有和其他所有人同样的所拥有的自由体系相容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的平等权利。

   第二个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当这样安排,以使它们:①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并与正义的储存原则相一致;②在公平的机会平等的条件下使所有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

   罗尔斯认为,这两个原则主要适用于社会基本结构,前一原则被称为“最大的平等自由原则”,主要涉及公民的政治权利;后一原则又包括两个原则:①“机会均等原则”、②“差别原则”,它们主要涉及公民的社会和经济利益。正义的两个原则中,第一原则优于第二原则,亦即,政治自由对经济平等的优先;机会均等原则优于差别原则,亦即,正义对效率和福利的优先。此外,两个原则都是如下一般观念的特定方面:“所有的社会基本物品--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以及自尊的各种基础等--都应该被平等地分配,除非对其中一些或所有这些社会物品的不平等分配会有利于最少受惠者。”

   对原初状态,罗尔斯不仅对资源的适度匮乏、选择主体的知识和理性等作了假定,而且还指出了选择对象的一些形式限制。这些限制对正义原则和道德原则都是有效的,要想人们在原初状态下选出一致的正义原则,它们必须满足这些限制条件;而如果人们在原初状态下一致选出了某些正义原则,那么这些原则也必定是满足这些条件的。罗尔斯列举了这些限制性条件的五个方面:一般性;普遍性;公开性;排列各种相互冲突的要求的次序;终极性。在《正义论》中,罗尔斯相信,其提出的正义原则和正义论对所有社会和所有时代都有效。他说,“它们是绝对的,是在正义的环境里始终有效的,任何时代的个人都一定能知道它们……它们因人们有道德人格而必然对每个人有效……没有更高的标准来作为能提出的要求的论据,成功地从这些原则推出的理论是终极性的”。质言之,“一种正当观念是一系列这样的原则:它们在形式上是一般性质的;在应用上是普遍适用的;它们要被公开地作为排列道德人的冲突要求之次序的最后结论来接受。”在《正义论》一书的结尾,对于正义原则的普遍有效性,罗尔斯这样写道:

   从原初状态的观点来看我们在社会中的地位,也就是从永恒的观点来看待殊相:即不仅从全社会而且也从全时态的观点来审视人的境况。永恒的观点不是一个从世界之外的某个地方产生的观点,也不是一个超越的存在物的观点;毋宁说它是在世界之内的有理性的人们能够接受的某种思想和情感形式。一旦人们接受了这种思想和情感形式,无论他们属于哪一代人,他们就能够把所有个人的观点融为一体,就能够达到那些调节性的原则。

   在正义原则与社会政治制度的关系上,罗尔斯一贯主张,社会政治制度应当建立在正义原则的基础上,为此,他描述了一种满足正义原则的社会基本结构,以此来说明正义原则的运用方法。这一社会基本结构的主要制度是立宪民主制,它是一种旨在建立法治社会的政治制度,罗尔斯以此为典型将正义原则的运用分为四个阶段:首先是各方在原初状态下对正义原则的一致选择;正义原则一旦建立,人们就倾向于召开立宪会议,按照正义原则制定宪法,以为处理不同的政治观点提供一套程序;制定宪法之后,由国会在正义原则和宪法的指导下制定法律,立法不得与宪法相冲突,宪法确保正义的第一原则,使公民的基本自由得到保证,并且使政治过程在总体上成为一种正义程序,立法则确保正义的第二原则,使社会经济政策在机会均等和维持判断自由的条件下,最大程度地提高最少受惠者的长远期望;最后一个阶段是法律的实施,包括法官和行政官员对法律的适用以及公民对法律的遵守。不难看出,罗尔斯在制度层面上提供的正义的制度安排,基本上是以美国为范例的。

    

   二

   罗尔斯的《正义论》出版后,在对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的同时,也遭到了诸多批评。截止1993年《政治自由主义》的出版,讨论、批评罗尔斯的正义论的专著有好几大本,论文则据说超过1500篇以上。其中,既有新自由主义者的批评,也有社群主义者的批评。比如,有人指出,罗尔斯假定的原初状态完全脱离于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因而使得当事人之间的讨价还价和合理选择不切实际。而最主要的批评则在于:在《正义论》中,罗尔斯试图通过对原初状态的假定、设计来获得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正义原则,而事实上,该正义论只体现了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自由主义理念,并不具有其声称的普遍性。鉴于此,罗尔斯自1980年代以来就不断对其理论予以修正,后来终于形成为《政治自由主义》一书,到1999年《万民法》的出版,罗尔斯继续坚持并发展了这些修正。这些修正主要体现在从道德到政治、从形而上到现实(实用)、从普遍到特殊、从真理到重叠共识等方面。

   在《正义论》与《政治自由主义》之间的基本区别上,罗尔斯谈到:

《正义论》与《政治自由主义》在目的与内容方面存在着重要差异。《正义论》试图阐明一种正义论的结构性特征,以为民主社会提供最恰当的道德基础,而《政治自由主义》则不讨论形而上学问题,它处理的是现实的政治问题。《正义论》没有区分“政治观念”与“合理而全整的论说”(reasonableandcomprehensivedoctrine),(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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