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洁勉:新型大国关系:理论、战略和政策建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99 次 更新时间:2014-01-23 23: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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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洁勉  

    

   中国在领导集体交替过渡期首倡新型大国关系,标志着中国积极建构外交理论、擘划国际战略和实施政策措施。新型大国关系始于但并不限于中美关系,旨在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大国关系旨在维护国际体系的和平转型、超越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必定冲突的“宿命”、提升金砖国家等发展中大国的影响和作用、发展中国和欧洲传统大国的关系、稳定陷于低谷的中日关系等。真正实现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克服理论障碍、战略猜疑、利益冲突和政策分歧等困难。

   中国在国际体系转型和大国互动变化的关键时刻,提出了建构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尽管“新型大国关系”这一理念的提出只有一年多时间,但已经体现出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外交战略思维,即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重视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塑造意识和能力建设,促进中国特色外交理论指导性和操作性的双重发展。这一理念的提出,正在对国际社会和世界事务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一、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界定

   2012年2月15日,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访美时首次代表中国提出了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愿景。①此后,胡锦涛主席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的致辞以及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与奥巴马总统会晤中又对新型大国关系作了进一步的阐述。②奥巴马政府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做出了较为积极的呼应。2012年3月7日和4月10日,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在美国和平研究所、美国海军学院的两次讲话中对新型大国关系表示认可。③随后奥巴马总统在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与胡锦涛主席会晤时再次表示了认同。在中美两国实现政府更替后,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于2013年3月11日的政策性宣示讲话、④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3月14日的通话交流⑤和克里国务卿在4月13日访华中,⑥都明确表达了美中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意愿。

   新型大国关系作为一个新生的概念,正处在逐步发展的进程之中,既包括国际社会、特别是相关大国的现实考虑和期待,也包括从政治词汇向学术语言转换的理论建构。其共同点是,国际社会和理论界都在努力探讨避免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改变所导致的战争和其他严重冲突的途径,并已意识到在全球化时代,如果处置恰当就有可能实现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共处乃至和平换位。正如有的中国学者指出:中美双方已存在基本共识,即21世纪的中美关系必须避免大国对抗和零和博弈的历史覆辙,切实走出一条新路。⑦还有中国学者进一步指出:“中美两国领导人都有突破大国兴衰历史宿命、构建和平共赢新型大国关系的政治意愿和历史使命感。两国战略思想界也不乏其人循此方向发表真知灼见。”⑧

   相关大国的态度一般可以分为消极防范和积极经营两大类。所谓消极防范的新型大国关系,是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避免大国间发生大规模的冲突和战争。而积极经营的新型大国关系的重点是以合作共赢为核心。例如,习近平主席在会见来访的美国国务卿克里时指出:“希望双方坚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两国关系,以积极态度和发展眼光推进对话合作,以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精神妥善处理分歧矛盾,不断充实合作伙伴关系的战略内涵,走出一条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⑨

   中国的新型大国关系理念的内涵比较宽泛,且兼具道义规范和解决问题的双重意义。中国认为,新型大国关系始于但并不限于中美两国,它包括美、欧、日等传统大国以及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大国。中国突出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和原则诉求,强调国际关系的公正性、公平性和合理性。此外,中国还陆续提出了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是中俄关系、重点是中美关系、增长点是中国和金砖国家的关系、着力点是中欧关系、难点是中日关系等一系列命题。自然,中国在处置上述五类国家关系时需要解决的重点、亮点和难点也不尽相同。

   美国把新型大国关系限定在新兴大国(中国)和守成大国(美国)之间,并且以问题导向为主。例如,多尼隆把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聚焦于两军关系、经济关系和网络安全三大问题。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伯恩斯也把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落到解决具体问题上,他在访华时表示:美方致力于同中方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希望双方将这一新型关系转化为具体合作,造福两国和世界人民。⑩俄罗斯则把新型大国关系归入新型国际关系及其原则的范畴,强调“俄中两国共同努力,推动建立更加公正的世界新秩序,维护和平与安全、捍卫国际法基本准则,这是两国对世界稳定发展作出的共同贡献”。(11)欧盟和欧洲大国对新型大国关系一说尚存疑虑,担心其是“和平共处”的变种,所以在第十五次中欧领导人会晤的联合新闻公报中没有提及此事。(12)

    

   二、新型大国关系的历史记忆和时代潮流

   国际关系学科脱胎于历史,历史记忆对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深刻的影响。不少西方历史学家和理论家认为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必然发生冲突乃至战争,他们往往从公元前431—404年提洛同盟与伯罗奔尼撒联盟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说起,以此说明新兴和守成力量的冲突导致了古希腊城邦体系的瓦解。至于近现代的国际关系,经常被提到的不外乎有:16世纪的葡萄牙与西班牙、西班牙与荷兰;17世纪的荷兰与英国、荷兰与法国;18—19世纪的英国与法国;20世纪的法英与德国,以及1941年的美国与日本等。

   但是,这种历史记忆只是部分西方人士的选择性记忆。在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同期的中国,以孔子学说为核心的儒学已经独树一帜,近悦远来、敦邦睦邻、协和万邦、厚往薄来和宣德于外等成为中国处理与周边国家的指导思想。在早于世界地理大发现的明朝时期,郑和七下西洋开展的就是和平外交。但是,这些历史并没有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的主流记忆,因而也失去了其本来应该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即使在西方,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也有和平互换位置的例子,例如英国和美国位置的转换。而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近70年间,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关系的调整并没有伴随着大规模的战争:最初是在局部范围内开始的,如德国和法国从煤钢联营做起直至欧共体(欧盟)的建立和发展;此后是在整个西方阵营,如德国和日本在经济上的崛起并没有导致它们和美国之间的战争;再后是苏联和美国的竞争也始终限于双方不诉诸战争、特别是核战争的“冷战”;最后是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以和平方式结束。

   如果说,核武器的毁灭性后果制约了美苏在冷战时期采取直接战争手段消灭对方;那么,各大国在全球化时代空前的相互联系、交流和依存程度,则具有积极的营造和塑造意义。事实也正如此,自尼克松访华以来的40多年里,中美两个大国在社会经济制度、意识形态、发展模式等领域存在巨大差异,但经济相互依存和政治互动日益密切,已经具备了新型大国关系的一些基本元素。现在中国正式提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具有创造科学发展、自主发展、开放发展、和平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的新历史意义。

   新型大国关系既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也是时代继续发展的需要。只要中国和其他大国共同努力,国际社会就有可能在多极化和全球化时代走出一条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共同发展之路,形成新型大国关系的时代潮流,奏响和平发展的时代新乐章。

    

   三、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建构

   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建构目前尚处于初始阶段,需要在其时代背景、理论体系、主要内涵、不同类别、基本议题和指导、操作意义等方面继续发展和完善。现就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初步的研究和探讨。

   (一)新型大国关系的国际体系意义。大国是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大国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国际体系的走向。中国正在总结和提炼二战结束以来国际体系和平过渡与转型的内在逻辑关系。二战以后的美苏冷战而不是热战对国际体系的转换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冷战时期,美苏之间存在最低限度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准则。共同利益就是避免战争,共同准则是在冷战对抗、特别是在危机中将此置于最优先地位。(13)冷战的结束及以后的国际体系转型基本上都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其间发生的两次“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等都不是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为争夺国际体系主导权而进行的战争。在世界各国高度相互依存的今天和明天,人们有理由相信大国间的和平竞合关系不仅有可能得以延续,而且还可以创造和平新模式、走出和平共生的新道路。

   (二)新型大国关系的价值观意义。价值观涉及对国际关系的根本认识和判断,是国际关系理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是,国际关系的价值观又因不同背景、环境和利益而具有多元性和多样性。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重在为现有制度合法性辩护和扩张,很少有人愿意去讨论发展中国家的公正合理的要求。在千折百回的国际关系民主化潮流中,广大发展中国家关于国际体系改革的要求形成了新一轮的时代冲击波。中国政府倡导的新型大国关系理念重点在于塑造未来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国际体系和国际制度,中国学界也在突破禁区,开始讨论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价值观问题。持悲观态度的学者认为:“中国在文化与价值观上跟西方主导的普世价值体系的差异,已经成为中国与国际体系互动中的焦点。作为新转型的现代化大国,中国的价值观与国际体系的冲突难以避免,目前中国在国际体系中遇到的问题,均与深层次价值体系之间的差异和冲突相关联。我们可以从中美两大国的价值观比较的角度,来观察这种关联。”(14)但是,乐观的学者认为;“中美双方价值观在许多重要方面是相通的,如共奉市场哲学,共用国际基本游戏规则,共享全球化成果,共同面临各种全球问题的挑战……随着双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的逐步缩小,两国在价值观和政治哲学相通的一面会进一步显现,共识会进一步增加,在一些问题上的差异会进一步缩小,通过平等对话增进相互理解与沟通会更加顺畅。”(15)作者认同乐观意见,认为通过“存量共处与增量共塑”是可以做到中西方在价值观上“和而不同”的,当然这需要长期艰苦的努力。(16)

   (三)新型大国关系的非西方维度。中国提倡新型大国关系是非西方国家对西方主导权的又一次冲击,正在累积成为新的话语体系。信奉新型大国关系者摒弃冲突不可避免的宿命论,认为在和平思想指导下,中美关系可以实现和平着陆,成为“前无来者,但启后者”的典范。在中国的国际政治字典中,大国的内涵已经从传统意义上的大国扩大到霸权大国、传统大国和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新兴大国),这是与中国提倡的全球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相一致的。2013年3月27日,印度总理辛格在会见习近平主席时表示,印方希望同中方继续保持高层交往和对话沟通,彼此尊重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深化战略互信,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和配合,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印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向世界证明,印中是合作伙伴,不是竞争对手。(17)同日发表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德班宣言》指出:“我们致力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并重申21世纪应该是和平、安全、发展和合作的世纪。金砖国家本着和平、安全、发展和合作的崇高目标和共同愿望走到了一起。”(18)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的语言正在成为金砖国家的共同语言,因而也具有了更大的普遍意义和影响。

   (四)新型大国关系和国际和平共生。国际共生并非始于今日,但当前的全球化却使国际共生更加迫切和可能,“任何国家的‘自我实现’所能达到的程度、所能上升的高度,除了自身内部条件和努力,不仅离不开其他国家‘自我实现’的成果,而且只能在其他国家‘自我实现’的过程中才能实现。”(19)

迄今为止的世界强国理论都是源于一国的排他性,欧洲列强和英美霸权理论更是具有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及以大欺小与以强凌弱的特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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