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中国经济转型之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15 次 更新时间:2013-12-31 17: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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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 (进入专栏)  

    

   产权明确,市场主体才能形成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出版了《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一书。在那本书中我提出,非均衡是一个普遍现象,而非均衡又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需求和超额供给都存在,需求约束和供给约束都存在,但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都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是标准意义上市场主体;第二类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需求和超额供给都存在,需求约束和供给约束都存在,但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并非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并非标准意义上市场主体。中国的不均衡属于第二类,因为除了市场不完善以外,还有缺乏市场主体,为什么会缺乏市场主体呢?因为产权不明晰,产权没有界定,当然就不会有真正的市场主体,所以当时我提出要进行股份制改革。股份制是明确产权最有效的办法,只有产权明确了市场主体才形成,这样才能走市场经济的道路。

   但是中国产权改革到现在为止尚未完成,为什么呢?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还要继续努力;而农民产权还没有界定,这么多农民,照理说都应该是市场主体,但因为产权没有界定,农民实际上没有产权、没有财产性收入。不把农民这个问题解决,不把剩下的国有企业的问题解决,我们很难成为有效的市场经济。

    

   土地确权:重启农村改革

   土地确权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在当前,农村改革从哪里启动呢?最重要的环节在哪里呢?就是土地确权问题。

   去年11月下旬,正是十八大结束以后不久,我带领了政协经济委员会的调研组到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三个市下面的县做了土地确权的调研。令我们全组调研人员非常吃惊,一走进村子满地都是炸完的炮仗,纸屑遍地,跟当年土改完一样。我们经过调查、座谈,听取市政府的汇报,土地确权的确要大变革。第一,土地确权以后,农民不再担心土地被别人随意侵占。承包地的经营权、宅基地的使用权、宅基地上房屋的房产权都已经明确了,谁也不能随便圈农民的地了,也不能不经过同意把房子拆了,农民心理踏实了,因为他们的权益得到了保护。之前,农民土地流转非常少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担心土地入股以后就归别人了,现在不一样了。

   此外,我们了解到,土地确权以后,城市人均收入跟农村人均收入差距在缩小。嘉兴市的汇报明确地讲,在土地确权以前城市人均收入跟农村人均收入比是3.1:1,土地确权以后调查的结果是1.9:1,缩小了那么多。为什么会缩小呢?在农村开座谈会,农民说土地确权了,我放心了,我扩大了种植业、扩大了养殖业,这是一个方面。第二,宅基地的旧房子都拆掉了,都是农民自己拆掉的,盖上了新楼,我们到的那个村子都是盖的四层楼,我问他们,住得了吗?他们说,家里人少,住一层就够了。其余的出租作商铺,或者租给外地来的经商和务工人员,这样农民就有了房租收入。第三,土地确权以后,通过土地流转,有的农民从其他人那里转包或租赁了土地,或用于扩大种植规模、养殖规模,或用于发展水果、花卉业,增加了收入;而把土地流转给别的农民,自己到外面打工或开店,发展小微企业,还有可能把家里的房子租出去,总之增加了收入。由此可见,土地确权在提高农民收入,乃至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是显著的。

   还有一个意想不到“好处”,就是完成了土地确权的地方,耕地面积增加了。土地确权之前要重新丈量土地,浙江嘉兴丈量以后发现统计耕地增加了20%。耕地怎么会增加呢?我们座谈会归纳了一下,大概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当初承包制开始的时候,好地一亩算一亩,坏地两亩折算一亩。经过30年的承包,农民精耕细作,土地质量相距不大了,所以这次土地重新确权测量的时候一亩算一亩,这样土地就多了;再者,过去土地都分成小块的,田有田埂,割成小块,用牛耕作,田埂刨掉不算地,田埂两边挡住太阳的地方不算地,现在田埂都撤掉了,用拖拉机了,田埂都算地里面了;第三,农民很实际,当初要交农业税,能少报就少报一点,几乎家家如此。现在不同了,农业税取消了,加之土地可以入股,可以转包,可以出租,少报土地面积只会让自己吃亏,所以没人少报了。就这三条,让耕地增加了20%。

   土地确权了,将来农业大有希望,为什么?因为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要贯彻推行家庭农场制,这是一个大变化。现在只说西欧有家庭农场制、美国有家庭农场制、加拿大有家庭农场制,中国没有,将来中国要有自己的家庭农场制,要提高农民的技术水平、生产水平,还要懂经营,利用规模经济的办法。

    

   国有资本体制改革,民营企业体制转型

   首先是国有资本体制改革。国有体制改革分两个层次,高层次的是国有资本配置体制的改革,低层次的是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先谈高层次的问题。国资委今后如果存在的话,不要管企业了,要管资源配置,国资委下面设立若干个专业的、综合的国家资本投资基金公司,管控股,管股权的增加和减少,哪个部门是短缺的,哪个是新兴产业,要增加投资;哪个是产能过剩的,哪个是效益不好的,撤出资本。这样资源配置效率就提高了。

   为什么提出资源配置呢?我们知道,经济学中长期以来着重的是生产效率变化。生产效率是从投入与产出之比来分析的。在一定的投入与产出之比的前提下,多投入就多产出,少投入则少产出。如果投入不变,产出增加了,表明生产效率提高了,或者产出不变而投入减少了,也表明效率提高了。20世纪30年代以后,经济学上开始出现了资源配置效率,资源配置效率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效率:假设投入是既定的,用A方式产生N效率,用B方式配置资源产生N+1效率,就表明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可能对宏观经济来说更有效。

   下边,我们谈一下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应该一律按法人治理结构来管,因为你已经是股份制企业了,你已经是上市公司了,法律把你管住了,一定要健全法人治理结构,是独立的市场主体。人家有股东大会,有董事会、有监事会,还有一套体制,法人治理结构,你国资委凭什么来管,说不过去的,应该一律按法人治理结构管理,这样他们就是独立的经营主体了。如果发展得不好,就降低或撤出股份;要是发展态势良好,就投入或加大股份,这样可能对企业的作用比直接干预要好得多。

   民营企业为什么不用改革,而说是体制转型?因为用“改革”怕引起误解,怎么会引起误解呢?因为一提民营企业改革,有人就会想,是不是将来要国有化啊?怕引起这种误解,所以我用的是体制转型。首先一点,每个民营企业产权必须清晰,产权必须界定,你别看民营企业,民营企业产权也是糊里糊涂的。我调查了一些企业。为什么现在会出问题?当初成立的时候就没有很好的界定,当时有当时的情况,当时有当时的惯例,产权模糊。

   民营企业原来可能是家长制,因为家长是个能人,他有凝聚力,家长有经验等等,但企业规模变大了,到了第二代了,“富二代”出现了,企业是不是一定要按家族制管理呢?他遇到一个问题,根据我们在广东、浙江的调查,第二代很多是留学回来的,但是他不一定是管理人才。所以民营企业就遇到了谁来接班的问题。家族企业无非是两种选择,一个叫选贤,谁能干挑谁,不一定是限定家庭成员、家族成员,而且可以到社会上去;第二个选亲,跟我关系最密切的,长子,或者我最信得过的儿子等等,但这种情况下往往不适应潮流。所以,建议民营企业也要走法人治理结构的道路,规模大以后要走这个道路,应该采取激励人的制度,可以从里面聘经理人,可以从外面聘,经理人重在能干,能把企业搞好,民营企业有这样一些问题,所以需要改制。

   还有一点需要强调,国有企业跟民营企业不是国进民退,也不是国退民进,双方双赢是我们的目标。双赢现在还没有实现,因为国有企业还没有改革,行政干预太多,不是独立的市场主体,要经过国有企业改革。民营企业要转型,民营企业不转型也谈不到经营的重大问题。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我认为初次分配是重点,跟现在一些人不同。现在一些人认为,二次分配更重要,二次分配便于易富济贫,或者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同样重要,两个并重。

   我的观点很明确,初次分配更重要。什么理由?举两个例子,第一个,农民必须有产权,农民没有产权是初次分配不到位的表现。第二个,劳动力市场的情况,劳动力市场供求双方,供给方多是农民工、城市的中下层。他们到劳动力市场寻找工作,单个进入市场,是弱势;需求方是大企业、大事业单位,在劳动力市场招人。供求双方力量对比是不对称的、是不平等的,大企业力量强,工资多少由它们说了算,弱势群体你没有发言权的,这种情况不改行吗?在世界经济发达国家他们怎么解决的?工会的力量,工会维护低收入者,工资过低或者欠工资不给由它替他说话,工会是一个强势群体,介入到这个中间来。中国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工会出来替农民工讨工资的——农民工也是工人,就因为他是农村户口,就不管了?所以这个要改。第三个例子,农产品销售市场,出售农产品的是单个农户、牧户,他们的力量是弱的;而收购商、大超市,或者食品加工企业,它们是强势单位,它们说不要你的东西了,你到哪里去卖?你自己去卖,成本更高,所以说这种情况要改。在西方国家是农民组成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农业生产合作社有联社,我到荷兰、丹麦都考察过,在新西兰也考察过,他们的农业合作社的联社力量极其壮大,他们有车队、有船队、有仓库、有冷藏库、有码头,有这么一些东西,所以他的力量大,直销国外。中国的农民合作社刚成立,都是以村、以乡为单位的,联社现在还没有开始,如果不走这样一条路,联社可能是一种协会性质的,但比协会要紧密一点,主要它是一个独立法人,这样就形成了。

   第四,教育制度要改革。因为教育制度关系到初次进入市场者的工资待遇。在中国,由于存在着城乡二元结构或者城乡二元体制,往往是城市人均教育经费多,农村人均教育经费少。即使这几年农村的义务教育现在有所改善,但校舍差、师资差、设备差,学生学习质量不高情形依然存在,所以很多农村孩子读完初中以后不想升高中,说升高中有什么用,反正考不取大学,考不取大学还不如初中毕业就找工作。初中毕业他能找到什么好工作?简单的、重复性的体力劳动。这种情况下在西方叫作二元劳动市场,他在低等的劳动市场干活,这种情况慢慢下来就会在中国社会上形成社会阶层固化,或者叫职业世袭制。举个例子说,农民工的孩子还是农民工,孙子可能还是农民工,他没有其他技术,没有受过教育,他不当农民工当什么?这就影响到收入的初次分配了。

   二次分配也重要,但在中国目前二次分配最要紧的是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在西方发达国家,往往是“初次分配不足,二次分配补”,什么意思呢?就是初次分配有差距,通过二次分配缩小这个差距。而我们现在的情形是,初次分配有差距,二次分配进一步扩大了差距——因为社会保障不一样,城市职工看病公费医疗,农民工看病,能够办合作医疗的也要交一部分钱,这种情形要改。因此,二次分配也是重要的,但不能说二次分配、一次分配同样重要。

   谈到社会保障,需要讲一下刚性福利。随着社会保障扩大,是多年以来西方国家社会发展趋势所在,于是也产生了福利刚性,就是福利可以增加,但不能减少,不然的话很小的问题都会闹成大问题。

二次大战的时候,英国被德国侵略者封锁,粮食很难进去,食品供应不足,所以采取了配给制,包括首相丘吉尔跟大家一样的领一份配额。当时就感到,中学生吃不饱,中学生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所以战争结束以后英国通过了一项福利措施,给在校的中学生上午上课期间免费牛奶一杯,这在整个福利政策是很小的一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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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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