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民旺:寻求普迄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一项不可能的使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8 次 更新时间:2013-12-15 23: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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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民旺  

    

   摘要: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构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大讨论缺乏科学哲学的指引,陷入观点之争,形不成共识。诸多观点差异的根本分歧在于国际关系究竟是一门科学还是艺术。自然主义者坚持社会世界的科学研究和社会理论的普遍性。反自然主义者则坚持社会世界的人文研究和社会理论的特殊性。在创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争论中,自然主义者反对国际关系理论特殊性(如“中国学派”)的提法,反自然主义者则反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普适性。作者认为寻求一种既具有普遍性同时也包含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可能的。原因在于,理论产生包含理论建构和理论证明两个过程,理论证明遵循普遍性逻辑,理论建构遵循特殊性逻辑。理论普遍性体现在它遵循共同的证明逻辑,特殊性则体现在理论假说的创造上。由于理论假说提出是创造性过程,使得中国要素的渗入成为可能。中国人对问题的思考,必然带上中国文化与思维方式的烙印,由此提出理论假说,经由验证而成为理论学说,最终将刻上“中国”印记。基于此,创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是可能的。

    

   导论

   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大规模引介到中国。在这一浪潮即将进入尾声之时,一场关于建设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呼声又重新响起。尽管这一呼声可上溯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建设有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简称“国关理论”)的口号中去。然而,在新知识体系和国际国内大背景下,这场关于“中国学派”的讨论无疑既具有学理深度,也更富有现实意义。①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时学术界的活跃人士无不以各种方式参与这场辩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现今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生态分布结构。虽然这场辩论产生了广泛影响,但却没有形成广泛共识。最明显的表现是,对于是否能够建设“中国学派”意见不一,更别谈如何建设的问题了。甚至偏激一点的看法认为,“中国学派”和“中国特色”的提法容易走向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境地,大可不必在这个问题上消耗过多的学术精力和资源。②

   这场争论之所以无果而终,根本问题是没有澄清讨论的基本对象——理论。正如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N.Waltz)在《国际政治理论》开卷中所批评的那样,国际政治学者随意地使用“理论”这一术语,经常用其来指代任何并非纯粹描述性的成果,而很少用来指称那些符合科学哲学标准的研究成果。③

   本文是对这场争论的再次回应。作者选择从逻辑实证主义对理论“发现语境”(contextofdiscovery)与“辩护语境”(contextofjustification)的区分来解决这场讨论的根本问题,亦即是否我们能够建设出国关理论的“中国学派”,进而解决“中国学派”理论的普适性与特殊性(国别性)问题上的困惑。全文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中国学派争论的核心的哲学问题——社会科学理论到底是普适性的还是特殊性的。换言之,如果中国国关理论是科学理论,那么就无所谓“中国特色”;如果中国国关理论是人文理论,那么就无所谓“普适性”。第二部分讨论什么样的理论才算是科学理论以及科学理论的构成。第三部分讨论如何能够在科学理论的建构中渗透进“中国特色”。最后是研究的总结。

    

   一 社会理论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事实上,很多卷入“中国学派”争论的学者都已经清醒地意识到,是否需要建设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取决于我们追求的理论类型是什么。如果我们坚持建设科学主义的国关理论,那么科学理论具有的普遍性就导致没有必要称呼它是“中国特色”,因而“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目标是无法实现的”。①

   如果建设的是人文主义的国关理论,那么它的“中国特色”就使其丧失了普遍性,只能是中国学者的自娱自乐。可以看出,国际关系理论应该是科学理论还是人文理论,这是问题的核心所在。换言之,“理论普世性”命题得以成立的哲学基础是科学主义,而“理论国别性(特殊性)”命题得以成立的哲学支撑则主要是人文主义。②

   正是哲学层面的立场分野,造成了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争论上的立场差别。更深层的问题则是,国际关系研究究竟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艺术。这就涉及社会理论中的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立场。前者主张,社会科学研究必须模仿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方法,才能取得像自然科学那样的进步,最终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后者主张,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与自然科学存在本质的差别,因此要采用不同的方法来研究。

   反自然主义认为,社会世界与自然世界的本质差别决定了无法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最主要的原因是自然规律具有一致性,人们更容易发现它的存在,而且它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是普遍有效的,而社会世界里则难以找到某种一致性,情况常常随着历史情境而变化,这就使得发现社会规律变得很难,甚至几乎不可能。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人具有的自由意志。由于社会科学要解释的不仅仅是一个接近无限复杂的个体(人),而是许多个这样的个体,并且每一个个体都找不到一模一样的副本。奥地利伟大的物理学家沃尔夫冈包利(WolfgangPauli)承认,从这一意义上说,社会科学比物理学要复杂得多。在物理学中,我们可以假定每个电子都是一样的,而社会学家却无法享受这一方便。③

   科学规律向我们暗示,无论发生怎样的情况,某种模式都能加以解释,并教会我们事物运作的方式。但在社会科学中,甚至微小的细节都能破坏“规律”,并决定未来的发展方向,那么这些法则是否存在就令人怀疑了。①

   正是人的自由意志导致了社会的复杂性,也带来了研究中难以克服的诸多困难。首先,实验方法的不可能。自然科学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是实验方法,能够通过人工控制的方式,观测各种条件下产生的效应。社会世界中既无法进行人工控制的实验,也无法进行比较观察,因为任何条件的产生都是唯一的。其次,人所具有的学习和记忆能力,导致社会就像一个有机体,随时都在创新和变化。真正的重复在社会历史中必然是不可能的,而这就意味着,人们必须预料到具有内在的新特征的事物将要产生。②

   再次,“预言的自我实现”。在社会科学中,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主体与客体之间极其复杂的互动关系,使得预言甚至于可以造成它所预告的事件的发生。而如果不曾被预告过,那个事件可能根本就不会发生。另一个极端是,对一个迫在眉睫的事件的预告又可以阻止那个事件的发生。③

   自然主义者坚持认为,社会世界与自然世界之间并不存在本质的差别。他们甚至批评到,反自然主义具有“人类中心论”的色彩,将人与身边的世界故意区分开来。现代科学很多研究都表明,人类和自然界其他生物没有区别,人也不是独一无二的,人类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也遵循着同样的自然法则。④

   既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是整个自然界,它就必然有能力揭示出关于人类世界的全部真理。社会科学只是一门“年轻的”自然科学而已,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只是需要随着更高明技术和手段的产生来进行研究。据此,他们相信,社会科学仍然还在等待着它的约翰尼斯开普勒(JohannsKepler)和艾萨克牛顿(IsaacNewton)的产生。

   对于社会规律的存在,自然主义者是肯定的。19世纪中叶的亨利托马斯巴克尔(HenryThomesBuckle)表达了对探寻社会规律的信心:每一代都有一些事证明是有规律可循、是可以预测的,而这些事在上一代人眼里却被认定为是无规律可循、无法预测的。所以不断进步的文明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越发让我们相信秩序是普遍存在的,也就是说,如果有任何事或某一类事还没有简化成某种规律的话,那么到了现在,我们不应该再宣告说它们无法被简化成某种秩序,而应该让我们过去的经验引导我们去发现这些秩序,并且承认,很有可能我们现在认为无法解释的事,会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得到合理的解释。⑤

   实证主义先驱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Comte)与巴克尔的热情遥相呼应。孔德强调说:“人类社会的事件一定遵循着科学法则。”随后的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StuartMill)、亚当斯密(AdamSmith),再到卡尔马克思(KarlMarx)都在寻找人类社会的“法则般”的模式。①

   自然主义者同样坚持,社会世界的预测是可能的,只是相对而言精确度更弱,更需要做的是长期预测和大范围预测,短期而精确的预测是有很大困难的。正如卡尔雷蒙德波普(KarlRaimundPopper)认为,虽然预言的自我实现是社会科学的特殊之处,但是却并不意味着社会科学是不可能的,这种效果自身属于科学的处理操作内部的事情。所谓“俄狄浦斯效果”的规模和强度可以通过社会科学的实验来加以处理。②

   同样,对于社会世界存在的偶然性,自然主义者并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反驳的理由就是,生物学家已经学会了处理“偶然性”问题,进化的精髓在于偶然性。偶然性也并不妨碍生物学家预测的准确性。③

   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的根本差别是深刻的。知识(科学)社会学常常将这种差别归结为某种世界观(或意识形态)的差别,自然主义中饱含着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理性和普遍性的诉求。不论如何,这种差别导致了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目的的理解上的不同。“在自然科学中,认识以理论或者各种规律陈述告终(理论或规律陈述则受经验的检验);在精神科学(即社会科学)中,理论和描述只是用来作为对所理解的经历的表现手段”;“自然科学的工作方法,以‘构想’,以理论假说和事后的实验检验为特征;精神科学则以‘位置的调换’为目的,即把精神的具体化反过来运用于理解的经历中”。④

   “解释”和“理解”分别成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目的。

   自然主义者坚持社会世界的科学研究和社会理论的普遍性;反自然主义者则坚持社会世界的人文研究和社会理论的特殊性。因而,在创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争论中,不得不面对尴尬的两难局面。如果坚持国际关系研究的自然主义立场,则反对了理论的国别标签;如果坚持国际关系研究的反自然主义立场,则反对了理论的普遍性;如果“中国学派”的建设学习“英国学派”的做法,那么就只能坚持长期的自说自话,兴许有朝一日能像“英国学派”那样得到主流的大致认可;如果“中国学派”的建设学习实证主义的做法,那就淹没了创建“中国学派”的雄心。是否能够寻求一种既具有普遍性,同时又包含着中国特色的“中国学派”呢?答案是肯定的。理由在于,理论的创造包含着理论建构和理论证明两个过程,理论证明遵循着普遍性逻辑,理论建构则遵循特殊性逻辑。在进入这一问题之前,首先要回答的是,科学主义路径的理论到底是什么样的?

    

   二 理论及其构成

   讨论理论建构与理论证明之前,有必要讨论一下什么样的理论才符合科学哲学的标准。尽管科学哲学经历了从实证主义到后实证主义,再到反实证主义的发展过程,但是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主流依旧坚持广义上的实证主义标准,因此下文讨论的理论是实证主义意义上的科学理论。

理论是什么呢?波普尔说,理论是我们撒出去抓住“世界”的网,它让世界合理化,使我们能够解释它,并且支配它。①布鲁斯拉西特(BruceRussett)、哈维斯塔尔(HarveyStarr)和戴维金塞拉(DavidKinsella)对理论的定义则是:“理论是智识工具,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梳理组织复杂世界的方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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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安全研究》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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