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民旺:“印太”的建构与亚洲地缘政治的张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0 次 更新时间:2018-12-16 23:4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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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民旺  

   内容提要:2017年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对话的重启,意味着“印太”概念自二轨层次的讨论逐步纳入官方话语,并在日益塑造新的亚洲地区架构。“印太”概念的发展演变以及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机制的重启,是亚洲地缘政治变化的结果,而四国内部关系的提升和对话机制的建设则为这一进程注入了内在动力,塑造着未来的发展趋势。同时,相关国家对“印太”概念的把握以及安全对话机制的诉求仍显示出一定的内在张力。中国一方面要高度重视“印太”概念的建构及其战略和安全意涵,另一方面,更要采取积极应对之策,参与并塑造“印太”格局本身。

   关 键 词:印太  美日印澳  安全对话  地缘政治  一带一路  周边外交

  

   2017年11月12日,美国、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四国外交部的司局级官员在越南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举行了四国会议,就“印太地区的共同利益议题”展开讨论。这次会议是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对话时隔十年之后的重启,一方面足以反映出近年来亚洲地缘政治的变化趋向,另一方面,其又是对近年逐渐热络起来的“印太”概念的官方确认,自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2007年5月召开的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对话,被认为是“亚洲北约”或所谓“四国同盟”的雏形。这一机制中断后,近年来呼吁重启四国安全对话与合作的声音逐渐增多。2012年再次上台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一直是四国对话的积极推动者,但更关键的决定因素仍然是美国。2016年3月,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B.哈里斯在印度“瑞辛纳对话会”(Raisina Dialogue)上强调,要将印日澳三方对话提升为包含美国在内的四方对话。①同月,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举行了有关“中国在南亚的战略”的听证会,认为美国应该考虑哈里斯上将的建议,加强美日印澳四国海军的合作。对此,美国外交政策理事会亚洲安全项目主任杰夫·史密斯认为,“四国这样的合作是出于对中国的共同担心”。②

   随后在历经美国大选和特朗普上台后,一个以“印太”概念为标签的美国战略正逐步形成,而在“印太”概念映射下,曾经的“亚洲北约”雏形也获得了新的生命力。那么,“印太”概念是如何浮现并流行起来的?又是如何被逐步纳入四国官方战略词汇的?“亚洲北约”为什么在十年后再次重启?显然,“印太”概念的流行与“亚洲北约”的重启,都是近年来亚洲地缘政治变化的结果,也是塑造未来地缘政治格局的重要因素。对此,中国应该采取何种政策应对?本文将就以上问题逐次展开讨论。

  

一、“印太”的概念建构与现实发展

  

   国际政治既是权力博弈,也是概念建构间的博弈。概念建构参与并塑造权力博弈的进程和结果。印太(Indo-Pacific)概念显然不是亚太(Asia-Pacific)概念的简单翻版。这一概念被日益推广和接受,反映出倡导或接受这一概念的行为体的战略诉求。

   (一)国际政治中的“区域”建构

   2017年12月18日,美国特朗普政府正式公布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与先前普遍预期略有差别的是,报告并没有直接称美国亚洲政策为“印太战略”,但是,“印太”概念显然开始正式进入美国构建地区战略的官方思维之中。

   无需讳言,“印太”这一词汇具有地缘政治色彩。印度与美国支持这一概念的研究者们经常强调,其目的是遏制中国海军在印度洋的影响力增长,意在将中国有效地“囚禁”在东亚沿海。③套用北约首任秘书长伊斯梅爵士对北约地缘政治内涵的精准概括④,“印太”的地缘政治诉求同样可能归结为三个方面:留住美国人、提升印度人和挡住中国人。

   遗憾的是,这一具有明确地缘政治内涵的概念,却鲜见清晰的界定和大致的基本共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印太地区”一开始指的是从印度西海岸到美国西海岸,但是在另一节中,又包括了南亚与中亚,至于印太地区同南亚与中亚之间的差异和交集是什么,报告却没有明晰。⑤概念界定上的模糊性为概念建构中的权力博弈提供了空间。

   不仅“印太”地区的界定是模糊的,事实上很多区域概念本身的边界都常常模糊不清。例如,亚洲被欧洲殖民者分为东南亚、东亚和南亚,但是,不论从自然条件,还是从人文状况来看,东南亚、东亚与南亚之间并不是截然分离的。现在“确定”的区域界限只是人们建构出来的结果,而在几十年前这种“确定性”并不存在。例如,1967年在巴厘岛举行东南亚国家联盟第一次首脑会议时,斯里兰卡受到邀请,不少国家希望它能够加入并成为正式成员国。⑥而1972年建国的孟加拉曾首先试图加入东盟,尽管最终未能如愿。1985年南亚国家联盟正式成立前,对于是否将缅甸算作南亚国家,也同样存在激烈争议。

   区域概念本身的模糊性,为概念创造者与界定者保持权力、显示权力、获取权力,提供了可能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研究东南亚的西方历史学家开始将东南亚“想象”为一个独特的区域,目的是要摆脱对这一区域已有的印度中心论或中国中心论的看法。⑦东南亚的知识分子随后自然地接受了这一叙述,逐步将东南亚建构成独立于中印文化之外的独特“区域”。⑧这种概念上的创造和建构,削弱了中印在这一地区存在的正当性。印度曾经反对将缅甸划入东南亚国家,体现出印度希望保持缅甸作为其势力范围的诉求。据新加坡前大使马凯硕回忆,1976年8月在斯里兰卡科伦坡举行不结盟运动会议时,对于如何分配南亚和东南亚国家的座位,印度代表团坚称缅甸属于南亚国家,而当时的缅甸外长则称缅甸属于东南亚国家,印度外长怒吼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缅甸属于南亚!”⑨

   区域界定和阐述本身就是权力的一部分,霸权国常常会依据自己的利益和影响力范围来命名地区。⑩当大英帝国主导世界时,东亚被称为“远东”,这反映了西方中心主义视角是如何看待亚洲的,其时亚洲被界定为世界的边缘地带。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日本帝国则将亚洲称为“大东亚”,反映出日本试图搞排他性的地区霸权主义,而同一时期的美国将亚洲称为“太平洋”,突出表现了崛起的美帝国意图摆脱长期以来的孤立主义传统,开始将自己界定为亚洲的一部分,寻求在更广泛的世界里扩展美国的存在。

   20世纪70年代上半期,在日本和澳大利亚的极力推动下,“亚太”概念开始使用并被逐步接受,最终于1989年建立了以亚太命名的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APEC),区域概念最终被建构为政治现实。亚太概念的建构具有地缘经济、地缘战略上的内在基础和诉求:从东亚经济来看,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迅速增长。澳大利亚在经济上逐步“脱欧入亚”。美国对东亚的贸易依赖超过其对大西洋的依赖。中美建交后中国实现了同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外交正常化,并且开启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11)

   另一方面,亚太概念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上半期就已经产生,但美国等国家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太使用这一术语,而习惯称之为“环太平洋”、“太平洋盆地”。1985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在题为《亚太时代正在到来》的演说中,第一次使用“亚太”一词,但美国官方与报刊均仍采用旧的称谓。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特别是APEC西雅图会议之后,亚太概念才为各国所普遍接受,并逐渐取代“环太平洋”、“太平洋盆地”等用语。(12)即便如此,对于亚太概念本身,仍旧存在诸多不同的内涵界定。(13)

   (二)“印太”概念的建构

   “印太”概念的产生与发展,同样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印太”作为海洋生物地理概念早已存在,涵盖的地域相当广泛。(14)根据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罗里·梅德卡夫的研究,“印太”作为学术概念,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被用于讨论去殖民化进程,并在60年代和70年代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召开的研讨会中多次使用。但随后30年左右,这一概念似乎销声匿迹,未曾引起人们关注。直到2005年,迈克尔·理查森在一篇论文中提到,东亚峰会包含了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意味着“印太”地区的浮现(15),由此,“印太”概念开始日益受到关注。(16)

   “印太”概念产生后,对于其存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支持者们仍然经历了一番辩护,换言之,他们需要表明用“印太”取代“亚太”概念的合理性所在,或者说,亚太概念已经不合时宜了。通常来说,对“印太”概念的辩护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理由:一是随着中国和印度海上利益及海军的发展,日益加剧的战略竞争促使原本分开的印度洋和太平洋连为一体;其二,经济上的联系,尤其是东亚对中东石油的巨大需求,提升了印度洋作为能源通道的重要性,将两洋沿岸的国家和更广泛的地区国家的命运连接在一起。(17)换言之,随着印度与印度洋重要性的凸显,需要一个新的区域概念,才能反映这一新的政治现实。传统上的亚太包括了美国、东北亚、东南亚和南太平洋,但却没有将印度洋包括进来,新的“印太”概念的直接诉求是将印度洋和印度纳入其中。

   这一概念本身试图把握正在浮现的战略情势,也服务于一些国家的政治目的和战略诉求。对澳大利亚和印度而言,“印太”概念可以将两国放置在地缘政治版图的中心位置,凸显它们在地缘战略上的重要性,相反亚太概念显然将二者边缘化了。(18)其次,这一概念也间接显示出澳大利亚和印度对于美国战略上的重要性,尤其考虑到美国的地区战略承诺正受限于预算压力。再者,“印太”概念也为澳大利亚提升与印度及其他地区伙伴的关系、加强在印度洋地区的存在提供了正当性。(19)

   澳大利亚的智库与学者是这一概念最积极的倡导者。当然,对于这一概念给澳大利亚造成的风险,尼克·比士利和安德鲁·菲利普斯也有充分认识。“印太”概念提升了澳大利亚在美国地区战略中的重要性,显然也提高了美国对澳大利亚在印度洋区域扮演角色的预期,澳大利亚为维护美国霸权所需要承担的责任也将更重,例如美国海军增加对澳大利亚海军斯特灵基地的使用,以及可能在科科斯群岛设立美国无人机基地等,这些举措无疑都可能引发地区国家的担忧。(20)

   因此,虽然澳大利亚是“印太”概念的积极倡导者,但却并不是第一个正式使用这一词汇的国家。2009年的《澳大利亚国防白皮书》中采用的是“宽广的亚太地区”的说法。2012年澳大利亚白皮书《亚洲世纪中的澳大利亚》,虽然提及印太和跨亚洲区域是两个正在被越来越广泛使用的词汇,指出不论哪个词都可能塑造澳大利亚未来的政治、经济、安全和环境利益(21),但是却并没有直接使用“印太”。直到2013年5月发布的《澳大利亚国防白皮书》,才正式将“印太”概念吸收到官方文件中来。2013年9月澳大利亚外长朱莉·毕晓普就任后,立即指示澳大利亚外交事务与贸易部今后要采用“印太”一词来取代使用了40年之久的“亚太”一词。(22)有趣的是,毕晓普本人却经常使用“印度洋—亚太地区”,而非“印太”。

“印太”概念在印度国内经历了一番辩论,最终也上升为官方话语。2007年8月,安倍晋三在印度发表了《两洋汇聚》的演讲,称“印度和日本联手,加上美国和澳大利亚,将可以形成一个打破地理疆界的大亚洲”。(23)这一演讲,加上当时印度国内正对印度外交转型进行的热烈辩论(24),使得“印太”概念在印度国内迅速热络起来。大致来看,印度对“印太”概念的讨论,主要有三种立场和路径:第一种路径是接受这一概念,试图将此概念作为印度放弃不结盟外交传统并视中国为战略威胁、转而同民主国家共同塑造地区经济与安全架构的契机;第二种路径则反对这一概念,认为这将使印度与美国更紧密地结盟在一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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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 201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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