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生:走出土地制度改革的误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7 次 更新时间:2013-12-06 14:5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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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生 (进入专栏)  

  
三中全会后土地政策引起普遍关注,但是对其的误读和歧异也不少。要贯彻落实好三中全会的精神,需要走出几个误区,并借鉴其它国家的成功经验。其中包括政府还是要做城镇化的主导,在土地流转中如何防止扩大贫富差距,以及认识到土地制度的核心问题还是户籍制度改革。

   “中国之所以有农民工就是我们有户籍制度,进城当了工人就是城里人。中国最突出的问题,应该说整个问题核心是户籍制度的改革。”11月18日,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著名经济学家华生在和讯网主办的“财经年会:2014预测与战略”上解读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时说了这番话。

   “三中全会后炒的最热的是土地政策,但土地这部分的表述不能绝对地说含糊其辞或者说互相矛盾,但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误读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否则就不会三中全会刚刚结束,政府就叫停小产权房。”11月25日,华生在2013新浪金麒麟论坛上再次申明他的观点。他认为,要贯彻好、落实好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就需要走出土地制度改革的几个误区。

   中国经济继续高成长靠人的城镇化

   华生说,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计划经济,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奠定了我们80年代第一个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其中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把农村改革推向城市改革,是在这个当中起了加速的作用。应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中国第一个十年高速增长的基础。十四届三中全会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决定,这个决定是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党和政府确立了中国要保持市场经济,那个决定给整个国家带来了活力,形成了我们90年代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第二个十年高速增长的基础。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的题目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完善的时候,这个作用已经有效了。所以,我们并没有记住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内容,大部分内容在我们这个决定当中都能找到。

   我们第三个十年靠什么呢?第三个十年实际上靠21世纪初中央作出的加入世贸的决定,使得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这是中国第三个十年高速增长的基础。所以,我们回过来看,一个全会,一个决定,在中国经济的历史发展和经济成长当中,真正要有历史地位,就是你是不是准确抓住了这个历史阶段它的一些本质性的要求。三个30多年过去了,下面的1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中国经济还想继续高速增长,缩短和发达国家的距离要靠什么?改革开放我们改了30多年了,动力为什么衰减,市场经济我们也搞了20多年了,好做的都做了,剩下的都是难点。加入世贸成为世界工厂,好处我们收获了,现在在金融危机之后,这条路也不可能完全靠它了。

   华生认为第四个十年和更长的十年,中国经济要想继续高速成长,最根本的是靠人的城镇化。是靠几亿的中国人,从生产率很低的农业部门转到第二和第三产业上来,从原来简单的加工能够经济升级,人的城镇化的核心就是这几亿人民中,现在是2.5亿,加上加速是4亿多,有六七亿中国人民转化为城市市民,包括他们的后代成为我们以后升级的经济的合格的建设者。这是今后十年到二十年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基础。不奠定这个基础,我们的增长一定会下来。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次的决定提到了相关的问题。但是,也应该说人口城镇化的问题,户籍制度改革的问题,并没有引起媒体的重视,炒的最热烈的是土地。“在我看来,土地这一部分的表述,引起了社会广泛的误读和最多的歧异,这是不争的事实。”华生强调,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全面改革方面给出了非常亮丽的信号,在经济方面,他认为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不然我们就会像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那样,二战以后停在中等收入陷阱中。

   土地征用模式需要大改革

   华生说,一些人在谈到土地征用问题时,喜欢讲“严格区分公益性与非公益性用地,缩小征地范围”,这个思路听起来完全正确,但这几年在实践中恰好是反其道而行之,如果真去做也完全不可行,故而口号与政策实践直接冲突,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只是造成了思想混乱,原因在于这个口号本身就是脱离实际的空谈。

   “我们注意到我们决定最后一章关于建立法治中国,客观说这不是法治的语言,法治语言是可以操作的。适当处理,给谁多少算是适当?这些话执行的时候很有问题。大家回过头翻开20年前的决定,发现里面大多数东西拿到今天来基本上一个字不改还可以再用,很大程度这些话的余地太大。”华生说,西方法治国家基本上原则很清楚,如果我要用你地我要有一个公正补偿,法院就可以给你定义它做司法解释什么是公正补偿,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关于公正补偿说的非常清楚,你赚钱还是没赚钱,你买了这块地赚钱还是没有赚钱,跟我给你补偿没有关系,我补偿按客观的市场跟准则去做的。所以我觉得有一个目的和手段的问题,就是你要达到一个真正公平公正的社会,达到合理处理各方面利益,核心是要有一个好的方法,不然我们永远说比较空洞的话。

   华生认为,土地问题、城市化问题中国落在最后面,西方发达国家早就完成这个过程,我们今天遇到问题是别人都做过的,看看别人摸索出来用法治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对我们帮助很大。“西方在法治里面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永远不根据我规划以后干什么补偿你,因为这样补偿不了。”华生举例,土地拿来以后做公园,你就不要补偿了?拿来盖楼,就补偿一千万。这都不行。法治国家都实验过,土地补偿与拿去以后做什么无关。北京城乡扩大其中商住用地占20%,公益性用地大概占1/3,我们怎么征?所以在城市化的过程当中,我们看看日本、韩国跟台湾,新城区扩大就是公益就是征地,征地的时候你有怎么样公征补偿的问题,公正补偿按照市场价格,市场价格怎么定义,人家早就有一套成熟的做法。我们要借鉴别人的成功做法,尽快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操作规则。

   土地流转要防止扩大贫富差距

   华生以北京市近郊的郑各庄自行实行土地流转为例说,离北京首都这么近的任何一个村子,让他们把自己用地变成建设用地,他们都会是一号,望京村也不愿意北京政府搞,也希望自我城市化。“哪个村不愿意啊?都会成为亿万富翁。郑格庄把地搞成建设用地,工业用地流转了,其它地方的地没有让,全国都不让这么搞,他是走在前面抢了黄灯,它行了,守法的人叫住了,打擦边球的富了。”

   华生说,深圳是另外一个典型。深圳给当地人的权利拿到其它地方去觉得好得不得了,农民高兴死了,说每家可以有四百平米的土地建六层楼四层楼,我们所有农民都发了,现在去深圳看看,深圳小产权房已经盖到30层了,谁不愿意这样的城市化呢?东莞也是一样,50%变成建设用地,全国50%都变成建设用地就剩9亿亩。东莞把自己用地变成建设用地,他们发达了,全国农民到那去打工,这次说对小城镇的人口放开,到东莞去,东莞任何一个人会告诉你让我们对未来打工仔放开,这是说笑话吧?东莞经常是和打工仔打起来,一个是地主阶级一个是外来无产阶级,这是现实。反过来你想我们都学东莞,我想这个全国人民都欢迎,但是不行呀。你到珠三角、长三角最需要放开户籍的是什么地方?就是外来农民工打工仔最多的地方。第一大中城市不放开,第二长三角、珠三角当地人更不放开,那我们放开哪?西部戈壁滩上的城放开了,有人去吗?有就业吗?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如果要正本清源的话,你所有讨论问题就是城市化带来的,没有城市化,还是9亿农民在家种地,土地流转了吃什么喝什么住哪里?现在工业化城镇化有人进城,所有人进城住哪,怎么给他们待遇,他们来了住下来了有工作然后再说流转他们家里的那块地。

   像华西村那样把他们所有农地搞成建设用地,把周围十个农村都兼并了搞成建设用地,他们发达了,问题是其它人要种田,规划管制是让种田的那些人的土地价值流转到大中城市来,流转到城市郊区来。那些地方只能种田,种田一亩地只有一千块钱的产出,因为你产出不了东西,但是所有土地流到什么地方?就是所谓城市化的地方。流到这个地方当地原住民都归他们,他们是可以成为亿万富翁,但是中国的问题解决了吗?中国贫富差距解决了吗,没有解决,他们富了,但是另外的成了打工仔。这个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

   土地制度核心是户籍制度改革

   华生说,城市化等于农村人口大量变成城市人口,实际上我们城市人也是最初从农村来的,我们城市化最初的产物,中国之所以有农民工就是我们有户籍制度,进城当了工人就是城里人。中国最突出的问题,应该说整个问题核心是户籍制度的改革。土地问题是跟着它来的,因为他到这边打工那边离开了,所以土地才会出来,怎么分享这个,就是城市化以后土地价值的重新分配了。农业社会的时候,一个社会要平稳公平最主要是均田,大家种的田差不多理想社会就是这样,中国农民社会小农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土地能平均,土地的税务要少。

   “现在是土地价值变化了,过去土地差不多肥沃不肥沃差别不大。”华生分析,郑各庄自己抢着把钱拿走了,改了一点点规划可能多出三五个亿来,规划就是钱。现在这么多亿农民来了,土地价值转移了,我们怎么在城市升值的土地价值里面把这个增值分给他们。目前地方政府多捞一块,房地产得了一块,另外很重要就是我们大城市周边,城中村和原住民得了一块。深圳的渔民村是最模范城市的点,那个村里面每家房产都是几千万,中国农民一家10万都不到平均起来也就三五万,这个财富转移了。

   “要让中国城市化,包括我们土地制度、户籍制度,最大难题就是怎么让现在来了两亿多人加上家属是4亿,后面还有两三亿,有7亿人口的人来到城市是没有土地权利的,也没有居住权利,怎么给他们这个权利?我说各种途径都可以,你总不能搞到最后不给他们这个权利,他们没有这个权利那中国社会稳定不了,我们光打主意把他们家那块地拿走,这边又不给他们,他们就成了流民了。”

   普遍征收房产税行不通

   华生认为,在城镇化过程中,普遍征收房产税很难行得通。“你说给房子普遍征税,像西方那样解释我们城市建设什么政府花钱的问题不可能。从第三套开始征很多人跳起来反对,说每个房子征税,这个不可能的事。”华生说,房地产商的土地增值税还征不来,以前基本不征,最后按照销售额预征1%到3%就了不得了,所以这些话咱们说着没用。

   “说建设用地入市问题解决了,不能同意,什么入市,叫做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了,经营性建设用地就是原来商业企业用地,这块可以入市,入什么市?现在一个说法就是可以入商业这个意思对不对?如果是这样理解的话,我看文件里面又错了,因为说跟国有土地同益同权同价,城市的国有用地也不能入市,如果城市工业用地都能入市,马上开发区都盖房子了,也不行。农村的乡镇企业用地变成超国民待遇,超过城市工业用地可以什么都建,不光政策是混乱的,我们理解也是混乱的,这些东西没法执行。”

   现在有一种说法,所谓地方政府拿走的那个钱大头是用在城市建设上,城市建设地方政府不做也要别人来做,这个钱一定要出。“城市建设靠税,我们国家没法征这个税,西方国家征税那是维持税,房地产钱收来干吗,是打扫卫生、清理下水道、办学校这些费用,这是维持日常费用不是建城市的。”华生说,中国财政因为不透明,政府从中做了一些事情我们不知道。“从战后快速发展城市化,我们邻居像日本、韩国、台湾都是靠政府征地,然后把成本打在里面,成本价大家都要认,仅仅改在这个地方。不可能说城市发展市场化让农民自己建设城市,这个没有过,没有成熟例子。”

   政府要主导城镇化

   华生认为,在城镇化过程中,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在城市建设这一块,是国家介入最多的。在英国、美国,你自家房子要加一层楼加一个房间,自己有一个两亩地的花园在里面盖一个阳光房都不行,连把大门的颜色换个漆都不行,哪些是政府管,哪些是城市管的,人家是做的比较好的。面对问题我们到底想讨论什么问题、做什么问题,你想税收解决城市问题不可能,不具备现实的可能性。农村土地入市到底是怎么入法?现在起码决定上没看清楚。就是我刚才说的乡镇企业用地到底跟谁同益同权,没有看明白,这个决定闭口没谈土地财政,不谈土地财政你怎么处理这些事情,因为所有的事是联系在一起的。”

   来源:经济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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