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苏力: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考察及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17 次 更新时间:2005-06-06 23:3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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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苏力 (进入专栏)  

  

  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致知。——《大学》

  

  一、问题的界定

  

  审判委员会是当代中国法院制度体系中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制度。近年来,随着“同世界接轨”的口号的流行,随着司法制度改革和诉讼程序法修改的推进,法学界对这一制度开始了较多的思考。就总体来看,一些已发表出来的****有关的几篇文章有,例如,王祺国、张狄秋,“论审判独立的双重属性”,《法律科学》1989年3期;吕亚中,《关于完善审判委员会工作制度的思考》,《法学》,1996年5期;孔宪翠,《人民法院独立审判有待建立法律保障机制》,《现代法学》,1995年5期;谭世贵,“论司法独立”,《政法论坛》,1997年1期。贺卫方的论文“中国司法管理制度的两个问题”主要从司法官僚化角度批评了审判委员会的设置和运作,见《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6期。此外,还有一些文章集中以国际标准评判中国司法程序,其中也批评了审判委员会制度,如,陈瑞华,“修改后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典――从刑事司法国际标准角度的分析”,《现代法学》,1996年5期;岳礼玲、陈瑞华,“刑事程序公正的国际标准与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上),”《政法论坛》,1997年3期。**和学界议论的看法倾向于取消(尽管大多数并没有言明)审判委员会。持相反意见的人则至今尚无公开的论述。这种状况未必意味着法学界或法律界是一边倒;反倒可能是坚持审判委员会的人居于事实上的优势地位,并且有《法院组织法》的制度认可,因此有一种理所当然的心态。

  

  就实践层面而言,并且从长远看来,真正能证明一个制度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的必定是它在诸多具体的社会制约条件下的正常运作,以及因此而来的人们对于这一制度事实上的接受和认可。但是,在一个需要改革、以致在某种程度上“改革”本身也可能被意识形态化之际,一个即使是事实上可行的制度也必须在智识上证明自己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由于“同世界接轨”和“中国特色”同样都可以作为论辩之杀手锏,因此,一个制度仅仅声称其具有地方特色已不具有强大的说服力。而如果从这命题出发而展开论证,不论其倾向和最终的结论如何,事实上都势必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话语;其论证越是“充分”,反映出来的倒越是思想和实践的贫困;表面的轰轰烈烈可能掩盖了一种因缺乏基于实证研究的理论反思而发生的“失语症”。因此,无论从解决中国实际面临的现实问题,还是发展中国的法学,中国法学家不应当轻易决断,不应当仅仅由于某个制度具有“地方特色”而简单予以肯定,正如同不能因其“同世界接轨”而简单予以肯定一样。因此,关于审判委员会制度的研究和思考不仅是有意义的;而且,其意义也就不限于这一制度之废存本身。

  

  概括起来,主张取消审判委员会的根本论点大致有二。一是所谓的“世界”通例;具体说来就是,无论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的发达国家的司法体制中均没有审判委员会的设置。二是审判委员会不利于司法特别是法官的独立审判,因此不利于司法公正履行社会赋予其的职能。实际上,这两个论点及其依据很不相同,应当首先予以分殊,以集中讨论在我看来最重要的问题。

  

  第一个论点――审判委员会不符合世界通例――实际是一个归纳推理。假定这一归纳是完整的,真的是“世界”通例,或者即使是西方发达国家的通例,***就我目前看到的,这实际是基于中国目前努力学习模仿的发达国家的实践而获得的一个经验性命题,因为我从来没有看到有谁引证马尔代夫或爱斯基摩人的“法律”批评审判委员会。这样说,并不是为了“抬杠”,而是试图显现这个所谓的通例以及人们认为这一论点所具有的说服力背后都隐含了当代中国人对于“现代化”追求。但是,如果说审判委员会的有无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与否之间一定有因果关系,恐怕既很牵强,也难以令人信服。**我们当然应当重视。因为,无论是从功能主义的角度,还是从波普尔-哈耶克的演进理性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出发,一般都假定,一种制度得以长期且普遍的坚持,必定有其存在的理由,即具有语境化的合理性;并因此首先应当得到后来者或外来者的尊重和理解。但恰恰又正是这个理由又削弱了这一命题作为论点的说服力。首先,我们完全可以基于同样的理由说,审判委员会在当代中国也得到了长期坚持,因此必定具有其合理性。其次,基于归纳推理得出的命题之说服力,自从休谟之后,已被公认是有限的。***《人性论》,关文运译,郑之骧校,商务印书馆,1980年。现有的归纳推理必定是不完全的归纳,它的基础总是过去如何如何;尽管在一定层面上这种归纳可能构建我们对于未来的预期,但它无法规定未来的进程应当如此或必定如此。特别是就制度而言,更是如此。制度是在解决往日的问题中形成的,但它的真正的重要性是指向未来的,而未来总是开放的。**真正有说服力的论证就必须从简单的枚举走向更加深入细致的分析论证。第三,这种论证隐含了一种知识终结的观点,即把中外前人在具体社会历史时空中所创造的制度看成知识的终结、真理的化身,实际上否认了人类实践创建和提供新的制度知识之必要和可能;它隐含了对制度和知识运作之时间和空间的彻底遗忘。最后,这一理由之所以缺乏说服力还在于,它并不能单独构成一个理由。“通例”无法自然而然成为一个参照的标准或追求的对象;通例,只有在人们心目中与某种公认的可欲目标建立起一种“自然”且必然的联系之际,才获得一种说服力,才可能成为一个参照系,才会被认为值得追求的。我们不会因为世界或西方发达国家的通例是吃面包而放弃米饭,除非你能证明面包比米饭更富有营养,并因此更可欲。而一旦真正证明了面包比米饭(或者相反)更有营养,那么也就没有必要讨论面包或米饭是通例还是特例了。

  

  正因为此,相比之下,第二个理由更为务实,更具力量,更值得重视。因为,在一定意义上看,人们真正关切的是司法独立所允诺交付的法院的或法官的司法公正和有效履行其社会职能。因此,具体考察审判委员会对司法独立的实际影响,特别是考察对这背后更重要的、被假定与司法独立有直接因果关系的司法公正的实际影响,至少在论证上更具有战略性意义。此外,由于这个理由突现的是审判委员会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是一个经验性的命题;这就使我们有可能通过经验性研究予以考察和验证。本文将主要考察这一反对理由的真实可靠性。

  

  二、进路、方法和材料

  

  我所选择的研究切入角度是法官自己对审判委员会的评价。选择这一切入角度,首先是因为,尽管司法独立也是并曾首先是一个政治学的命题(在这个意义上是一个每个公民都可以发言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在近代首先是由法官真正提出来的,***如今为人们引用最频繁的同时也可能是最早的关于司法独立的例子,就是英国大法官柯克抵制英王詹姆斯干预司法的著名轶事。可参见,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册,刘山等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页509以下。**并且是伴随着一个法官职业群体的出现而实现的。***一般性的论证,见,苏力,“论法律活动专门化”,《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特别是第2节。事实上,柯克抵制詹姆斯干预司法的最重要、最核心的论点就是法官拥有司法的专门技能,即所谓的“人为理性”,而不是如今法理学教科书上流行的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同前注。而实际体现美国司法独立的司法审查制度也是美国联邦首席大法官马歇尔的创造,参见,苏力,“制度是如何形成的?”《比较法研究》,1998年1期。**因此,一般说来,法官对这个问题不仅理应更为敏感,而且由于“鞋子合适不合适脚趾头最知道”的定理,他们的感受也理应最真切。其次,我们还有一个从常识中来的基本假定,即没有谁愿意老被人“管”着,甚至这种管并不过分之际,也是如此。因此,如果审判委员会确实经常不恰当地干预、限制和影响了法官独立行使判断,那么法官的反感一定比我们这些局外人感受更为强烈,对审判委员会的利和弊了解更深,也更切中要害。因此,这一进路突出了法官的主观感受和主观视角,因而避免了以制度“通例”或理想化的逻辑作为判断标准所必然隐含的且容易实际带来的强加于人。

  

  如果将法官大致划分为初审法官和上诉法官,我们选择了调查初审法官的看法。这种选择,也有一番理由。首先是因为资料的可获得性。在位于武汉的中南政法学院和湖北省最高法院的推动下,由福特基金会资助,自1995年以来,中南政法学院举办了湖北省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法官培训;我有幸成为这个班的授课教师之一,每年两次,至今已先后共7次在这个培训班上课。这种状况为我们的项目调查和集中访谈创造了可能和便利。而若是要对中级以上法院的法官进行这种访谈,就会有时间、进入、费用等种种不便。其次是因为初审法院的工作更为复杂,他们的知识和经验对于我们的研究可能更具有意义。这一是因为,初审要同时解决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工作较为复杂;而一般说来上诉审只关心法律问题,因此工作相对简单;二是,初审法官在每一个案件中的工作可以说都是白手起家,而上诉审法官除了有其它法律信息和职业训练上的优势外,至少还可以得到初审法官之判决意见作为其决定之参照(即使一审法官的判决有误,这种参照作用也无法否认)。由于,两类法官的不同位置很可能使得他们对制度保障的要求乃至对审判委员会的依赖程度不很相同甚至相当不同。***参见,波斯纳有关的分析,见《法理学问题》,同前,页261以下。必须注意,仅仅就制度层面而言,中国的上诉审相比起美国上诉审甚至可能更为简单,首先是因为中国采用的成文法制度,适用起来相对简单;而美国采用的是判例法制度,法官造法或法律解释是一个非常重大、复杂的活动。其次,中国社会的同质性要比美国的同质性更高,因此,一般情况下,在中国法律适用和法律解释要比在美国更少争议,因此对上诉法官的专业智识挑战要低;而在特殊情况下(例如,法律与民情有冲突或与地方利益有冲突时),这种高同质高对直接审理案件的法官,即初审法官的压力由显然更大于对二审法院的法官。又请参见,本文后面“两个例子的简要分析”一节的有关分析。**而在中国,最大量的初审案件都是由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承担的(中级法院也承担着部分上诉审工作),我们调查的着重点放在基层法院身上也就顺理成章。

  

  本文分析讨论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我们在1997年春秋两季和1998年春季对法官的访谈以及1998年春季对一些基层法院的实地调查。我们前后共比较详细访谈了约60名基层法院法官以及少数中级法院法官。这些法官的文化程度绝大多数是高中以上;***由于近年以来中国普遍有学历贬值的现象,因此其实际学历可能略低。参见,贺卫方,“通过司法实现社会正义:对中国法官现状的一个透视”,《走向权利的时代》(夏勇等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页225以下。**尽管接受访谈的有少数大学本科毕业生或专科毕业生,也有相当数量是进入法院工作后通过函授、电大、特别是法院系统的业大获得了法律专科甚至本科学历,但是没有一位法官是在进入法院前就已获得法律专业的本科或专科毕业生。据我们的实地调查,这种状况也大致能反映该省基层法院法官之教育水平。***原则上看,这并不能说明中国目前基层法院法官的基本职业训练状况,因为我们调查的是法官培训班,而已经获得正规法律本科学历的法官一般不会接受这样的培训。但是,我们的田野调查和访谈使我们注意到在绝大多数基层法院都很少甚或根本没有正规法律院校本科以上毕业生。即使在中国东部经济最发达的上海市郊区某县基层法院,大学本科生也只有10%,但是可以肯定法律本科毕业的也很少,请看,王元,“法院独立及其困境”,未发表的论文。**这一点对于我后面的分析具有重要意义。接受访谈的法官大致在25-45岁之间;其平均法院工作时间大约在8-10年左右;大约有一半以上的访谈者是法庭庭长或曾经担任过法庭庭长以上的职务。其中有些法官本身就是审判委员会的成员,是“管人的”,因此可能与“被管的”的法官有所不同;对此,我也将在后面的分析中给予适度的关照。访谈中,绝大多数法官显示出对法院情况的了如指掌,不仅对有关的法律条文相当熟悉、敏感,并且洞悉当今中国社会法院工作中的问题以及社会人情世故。一般说来,他们对法院工作都有一种职业自豪感以及相对于政府其他机构或部门而言的道德优越感,***几乎所有的法官都称公检法三家中,法院最廉洁,群众意见最小。**但他们并不讳言法院系统的工作存在许多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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