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勤华:西方法学的开山之作——柏拉图著《法律篇》述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44 次 更新时间:2013-11-06 22:3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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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勤华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古代西方先哲柏拉图于2500百年前创作的《法律篇》,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法学著作,开创了西方法学的学术传统。它论述精到,内容丰富,对后世法和法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分五个部分,分别对该书的作者、译者,该书写作的历史背景,该书的思想传承关系,该书的主要内容与基本特点,以及该书对后世的影响作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和论述。

   关键词: 柏拉图;法律篇;西方法学史

   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前347),虽然不是一名职业法学家,但他却是西方历史上第一位杰出的法律思想家,他对西方法学发展所作出的贡献,除了提出法的正义理论和法治的理论,出版和法律关系密切的《理想国》等之外,主要是创作了西方历史上第一部法学专著《法律篇》,从而开创了西方法学的学术传统。

   一

   柏拉图出生于雅典一个贵族家庭,父亲阿里斯通和母亲珀里克提俄涅均为名门望族之后(父系的远祖是雅典的最后一个王,母亲则是早期雅典以进行改革闻名于世的执政官梭伦的后裔)。因此,柏拉图自幼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柏拉图”大概是当时雅典的一个雅号,在古希腊文中表示“身体健壮、结实”的意思,他本名叫“亚里斯托克勒斯”。柏拉图早年喜爱文学,并对政治感兴趣,20岁时成为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9—前399)的学生,深受后者器重。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无辜受审并被判死刑,这一事件使柏拉图对古希腊当时的一切政体完全丧失信心,他决心通过哲学改变统治者,以此改造国家。

   苏格拉底死后,柏拉图避难异邦,先后到过埃及、意大利、西西里等地,他边考察、边宣传他的政治主张。公元前388年、前367年和前361年,他曾三赴西西里岛,企图通过教育独裁者的途径建立新的政体,但均无功而返。

   公元前387年,柏拉图在雅典城外西北角一座为纪念希腊英雄阿卡德穆而建的花园和运动场附近创立了自己的学园——“阿克德米”学园。这是西方最早的高等学府,后世的高等学术机构“阿克德米”(Academy)即由此而得名。学园存在了900多年,直到公元529年被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关闭为止。学园讲授的课程除哲学之外,还包括数学、天文学以及声学等。学园吸引了希腊各地很多学者,不仅成为雅典的最高学府,而且成为全希腊的学术中心。柏拉图回雅典后,重度教学、写作生涯。80岁那年,即公元前347年,有一天在参加一位朋友的婚宴时,他悄悄地退到屋子的一个角落里,默默地坐了下来,当人们再看到他时,他已离开了尘世。

   柏拉图一生著述颇丰。其著作大多是用对话体裁写成的,语言优美,论证严密,这些作品在哲学和文学上均具有重要价值。以柏拉图的名义流传下来的有30多篇对话和13封信。这些作品并非都是柏拉图的作品。经过学者们多年的研究,大体上分辨了真伪。现在比较公认的有26篇对话为柏拉图所作,在13封信中,一般认为第7、第8封信比较可靠。[1]柏拉图的对话分为早期、中期和后期对话。早期对话有《申辩篇》、《克里托篇》等,这一时期的对话多阐述了苏格拉底的观点;中期的对话包括《斐多篇》、《会饮篇》等,《理想国》也属于这一时期的作品,这一时期的对话基本表达了柏拉图自己的哲学观点;后期的对话包括《巴门尼德篇》、《智者篇》和《法律篇》等,这一阶段柏拉图的思想有所变化,对话对他的理念论和政治学说有所发展。[2]

   二

   据西方研究柏拉图的专家考证,《法律篇》(The Laws)是柏拉图晚年创作的一部重要作品。该书大约成于公元前360—347年之间,理由是在《法律篇》第1卷(638B)中,[3]记述了公元前356年发生的一些事件;而柏拉图在公元前352年前后写给其朋友的“第7封信”和“第8封信”,与《法律篇》中的许多相关内容完全一致。根据书中引用的许多法律条文的杂然无序以及对某些问题(如结婚年龄)的描述的前后矛盾,学者们又推测该书在柏拉图生前未能完成或至少未能进行认真的校阅。公元3世纪的希腊哲学史专家拉埃狄奥斯(Diogenes Latertios)也认为,《法律篇》是柏拉图晚年的学生菲力浦,将柏拉图写在蜡板上的草稿誊写整理后予以出版的。[4]但菲力浦在整理时加进了自己的东西,限于水平,整理后的稿子缺少了柏拉图的幽默,并且有些句子逻辑不够严密。

   《法律篇》是柏拉图创作的一篇最长的对话体著作,共12卷、195章。不仅论述了各种法律的制定,而且还涉及教育、道德、经济、哲学、宗教、文艺、音乐等,但该书的中心,仍然是法律和国家制度的一些根本问题,比如,法律的起源(624A),法律的制定必须着眼于德和善(630CE、631AD),对守法者必须给予名誉、对违法者必须予以惩罚(632BC),教育对法律的作用(659D),关于饮酒的法律(673E),国家官吏是“法律的仆人”(715CI)),关于结婚的法律(721AB、774A、784E、785A),立法技术和目的(735CDE、742D、747E、751BC),执法官吏的选举(763DE),犯罪和刑罚(767E、768AB、843ABCD、845AB、854DE、855CD、856A、857A),故意和过失(861ACD、862A、865A、867A),侵权行为和不当得利(862B),法律规范人们的行为(780D、871A),法官的责任(846AB),环保法(845DE),商法(849AB),移民法和国际私法(850A),等等。

   《法律篇》共12卷(有些作家把《伊壁诺米》也划了进去,变成了13篇,但学术界一般都认为是12卷),前3卷可以看作是绪论,主要讨论立法的宗旨和立法者必须具有的素养和条件;第4卷到第12卷则可以看作是分论,分别论述各种法律和法律制度。《法律篇》较之于《理想国》,思想上一个最大的转变或者说对我们今天最具指导意义的是从“人治”即“哲学王之治”转向“法治”。柏拉图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不是哲学家,而且在较短的时间内又没有好的方法把统治者变成哲学家,则法治仍然比人治要好。应该说,尽管法治理论是在柏拉图的晚年提出,并且与后来亚里士多德的法治理论相比,显得还比较粗陋,但它仍具有重大的里程碑意义。因为在西方历史上,柏拉图是第一个阐述法律的社会功能、法律的至高无上、法治的必要性以及法治的各项措施的思想家。由此开启了对于一个法治基本范畴问题的探讨,开创了西方法治理论的先河。

   与《理想国》相比,《法律篇》引入中国要晚许多。20世纪60年代,朱光潜先生对《法律篇》的内容曾经有过翻译,但是从文学角度进行的,是从柏拉图文艺对话角度作的翻译,取名《柏拉图论文艺教育》,法学界的人士对此注意很少,影响不大。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国内地以及港、澳、台地区的法学界,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法律篇》的中文译本,学者在论述柏拉图的法律思想时,引用的都是北京大学学者编辑的古代希腊与罗马哲学思想的著作(如《古希腊罗马哲学》等)中所收录的柏拉图的论述。200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张智仁、何勤华翻译的中文译本。该译本是两位译者以Jowett的英译本为底本,参照俄、日译本而成,翻译比较准确,语言也比较流畅,因此出版至今已经多次重印。与此同时,200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晓朝的译本,该译本载《柏拉图全集》第三卷之中,取名《法篇》,也是从英文转译过来的。这样,目前法科学生以及专业人员,在学习和研究柏拉图法律思想时就有了两个可以参考引用的比较权威的版本。

   三

   柏拉图写作《法律篇》,是受当时社会生活的时代所影响的。柏拉图生活的时代,是雅典奴隶制城邦由鼎盛走向衰落的时期,当时正值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遭遇失败,民主制出现危机,整个希腊城邦制度走向衰落之际。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柏拉图针对城邦奴隶制危机时期的现实政治与社会文化问题,以理念论为核心,将哲学理论和政治思想融为一体,论述了伦理道德、教育思想和艺术思想等诸多社会文化问题。并且为了挽救危亡中的希腊城邦制度,柏拉图设计了一个以“正义”理念为哲学与政治伦理基础的理想城邦国家模型,创作了《理想国》一书。该书出版之后,柏拉图在政治实践中进一步遇到了一系列挫折,使他逐步意识到“哲学王治国”只能是一种幻想。这样,在他晚年的思想中,开始形成了在没有哲学王,或哲学王之治无法改变社会弊端的情况下,依据法律治理国家也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的想法,并于公元前360年之后,开始创作《法律篇》一书。

   柏拉图写作《法律篇》一书,也有着丰富深厚的思想来源。在柏拉图之前,希腊哲学已经非常发达,出现了早期自然哲学、智者的思想和方法以及苏格拉底的原则和方法理论,这些,对柏拉图思想的形成,都有着影响。尤其是他老师苏格拉底的思想,对柏拉图法律思想的形成,更是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一方面,苏格拉底在思考认识人自己时,已经提出要建立一门关于研究人的灵魂(即关于城邦)的学问的问题。另一方面,苏格拉底在其自然哲学的基础上,阐述了其法律思想,即将法分为自然法和人定法两种,强调作为神的意志的法——自然法的重要性,它是高于作为国家政权颁布的法律的人定法。[5]正是在继承、发展苏格拉底法律思想的基础上,柏拉图创作了《法律篇》一书,将苏格拉底思想中关于自然法和人定法的观点进一步细化,对法哲学和法律领域中的各个方面作出了详细的论述。

   应该说,《法律篇》全面地反映了古希腊,特别是雅典的城邦的建立、地理位置、政府结构、法律制度等情况。文章是以对话的形式写成的,对话的全部人物只有三个人。主要的谈话人是来自雅典的不知名的客人,实际上就是柏拉图的代言人;主要的问话人是克里尼亚斯,是跟著名的医家埃皮门尼德有血缘关系的克里特人;另一个问话人是梅奇卢斯,是一位来自斯巴达的老人。谈话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法律、宗教、教育、历史、哲学、艺术、伦理、外交、贸易、婚姻、家庭、技艺、公民生活等各个方面,因此有学者称《法律篇》“几乎是关于人生和国家生活的一部大百科全书”。但毋庸置疑的是,《法律篇》的核心内容还是在于法律,几乎涵盖了刑法、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当时所有的法律部门。

   四

   阅读《法律篇》一书,可以从如下五个角度入手。

   1.关于立法和立法者。在西方历史上,柏拉图是最早系统阐述立法问题的学者。他认为,“立法者制定每项法律的目的是获得最大的善”,而“最大的善既不是对外战争也不是内战,而是人们之间的和平与善意”。[6]真正的立法者应该把他所制定的有关战争的法律当作和平的工具,而不是将关于和平的立法当作战争的工具。“一个立法者在制定法典时要着眼于三件事:他为之立法城邦的自由、团结和智慧。”[7]

   柏拉图认为,立法者在立法时应当考虑所有的利益,包括人的利益和神的利益。人的利益取决于神的利益。人的利益第一是健康,第二是漂亮,第三是力量,第四是财富。神的利益最重要的是良好的判断力,其次是应用理智的灵魂和天生的自我节制,第三是正义,而勇敢则列第四。立法者制定法律时应考虑这样的利益次序,并把它作为指导路线,才能达到理性的立法。我们可以看出,柏拉图在立法这个问题上,体现出道德、神性和理性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相互印证的关系。

柏拉图还对立法者的美德作了阐述。他指出,每个立法者,除了最高的美德之外,不能考虑其他的见解。而这种最高的美德,就是“决定时刻的忠诚”,人们也称其为“彻底的正义”。[8]柏拉图认为,具有上述美德的立法者对一个国家而言非常重要:“如果一个城邦生活在幸福之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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