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瑶:清初的土地政策及其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8 次 更新时间:2013-10-24 21:13:22

进入专题: 清初   土地政策   法明   圈地令   奖励垦荒  

田瑶  

    

   内容提要: 清军入关以后,为了发展社会经济,增加税赋收入,稳定社会秩序,实行了以“法明”、“圈地令”、“奖励垦荒”为主的土地政策。这些土地政策的推行极大地扩充了满清贵族和八旗子弟的土地财富,使清初的土地耕地面积逐年增长,有利于清初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并对“康乾盛世”的出现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法明;圈地令;奖励垦荒

   清军入关以后,关内历经了农民起义战争与明清官军战争,全国土地已经满目疮痍。人口锐减、土地荒芜是摆在清统治者面前的残酷现实,这从各地发往朝廷的奏报可以窥见一二。陕西的西安商雒道所属山阳县和白河县分别向顺治朝廷发出奏报:“百姓十不存一,钱粮催提如旧,下吏难支?”、“于县治地方逐处步行,但见白骨遍地,草木迷天,百十里无熟地一席,鹿豕成群,行一日无居民一家”。[1]四川的情况也是如此,乡民“流离困苦,道殣者踵相接”[2],就连江南、江西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从江南和江西的查荒结果和山东、河南的蠲荒征熟实例看,在迭遭兵祸之后的顺治初年,土地抛荒现象还是相当严重的。[3]面对这样的土地状况,清统治者必须制定与之相适应的土地政策,以实现安抚民心、开垦土地、发展经济的效果。

    

   一、法明

   法明,是指清王朝承认明王朝原有的土地所有制,并保护和稳定这种所有制。它是清朝取代明朝在全国的统治后,在土地政策上的基本原则。其主要表现为:

   1.恢复明代的地主土地所有权。在明末农民起义过程中,农民军辗转地区一部分皇族和地主的土地所有权被农民剥夺。清朝定都北京之后,顺治帝多次诏令政府,凡为“贼党”“霸占”的田业,一定要归还原主,以恢复明朝封建地主的“故业”,维护明朝的土地制度。各地方政府也纷纷命令曾分得地主土地的农民归还土地,否则“严惩不贷”。在这种政策的高压下,民间在农民起义中被剥夺的乡绅地主土地所有权被重新恢复,明代皇族的土地因改朝换代而归于新的朝廷。史料上一些土地的名称也反映了当时恢复明皇族和地主土地所有权的情况。如清代玉田县的“寿宁公主地”。寿宁公主是明神宗的女儿,嫁给冉兴让,冉兴让于1644年为农民军所杀,在玉田县的土地被农民瓜分。清初土地收归后仍保留明朝“寿宁公主地”的名称。再如天津的“会昌侯地”。会昌侯地是明朝外戚孙继宗的封地,清初期从农民手中收归后也继续保持原地名。诚然,这些皇族土地的主人已经变化了,原来是明朝贵族,后来是清朝政府。但承种人还是早先的佃户,交纳租赋也没有变化。

   2基本保留明代土地分类制度。明代土地分官田、民田两类,清朝的土地分类沿袭明制,也分官田、民田两大类。

   官田属朝廷及各级政府组织所有,是国家税赋财政的主要来源。明代的官田有十多种,名称是根据土地的来源确定。《明史·食货志》说:“初,官田皆宋、元时人官田地,厥后有还官田,没官田,断人官田,学田,皇庄,牧马草场,城蠕首蓿地,牲地,园陵坟地,公占隙地诸王、公主、勋戚、大臣、内监、寺观赐乞田庄,百官职田,边臣养廉田,军民、商屯田,通谓之官田,其余为民田。”[4]清朝的官田也有多种,但与明代的官田比较,有一定的变化,至少在土地类别问题上变化明显。比如,清朝的官田既包括漕运屯田,学田,祭田,也包括皇庄和官庄,其中漕运屯田出现于明末。所谓漕运屯田,即官府用屯田所得的地租,作为知府漕运运丁的报酬。清廷继承了这一制度,并有较大的改变和发展。顺治三年(1646年),清廷制定漕运与官田制,“每卫设守备一员,兼管屯田,量设干总、百总,分理卫事”。并“改卫军为屯丁”。《清朝文献通考》载:漕运屯田的多少,各省不一,屯田济运的方法也因地而异。其类型大体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按照漕运船分配屯田,或按运丁人数分配屯田,由运丁自行耕种或者出佃租取。

   第二类是由不出运的屯丁耕种,然后按亩缴纳津贴。

   第三类是“官召民佃,征租赡军”。如浙江杭严卫,坐落在余杭县溪西、白社等七庄,屯田4175亩。按照上则田每亩折收钱520文,中则田470文,下则田350文,除每亩给佣户修筑塘费钱70文外,“不论年岁,照额清纳”,由各州县卫所官征收分配给运丁。发永新屯所屯田,计田123顷17亩有奇,共征谷17400余石,每亩折银三钱三分,运丁每船每运给银一百两。所以“津银”或“津贴银”对屯丁来说,是由屯田额交纳的地租;对运丁来说,则是运粮所得到的报酬。

   第四类是“民赁军田,军自取息”,即把屯田转让农民耕种,照例征纳租银,给军济运。屯田占很大数目。雍正二年(1724年),“总计直省屯田394527顷99亩”。

   清朝的私田或曰民田,即注籍纳税的土地。主要分为更名田和王庄。更名田是官田向民田转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源于明代王公勋戚的土地。明末农民起义后,这些土地就由农民占有。按惯例,历代的废藩庄田,从来都是收归国有的。清朝初期,清廷也想要占用者向官府交钱购买。但由于这些土地大都为势豪侵夺,他们百般阻挠,制造矛盾,使官府无法清核土地,实施购买计划。为了保证赋役剥削,康熙八年(1669年)下令,将明废藩土地变价卖给原种之人,归现种佃户所有,承为世业。故此得名更名田。更名田总数共有166000余顷,遍布于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四川、湖广等八省。

   王庄是八旗王公贵族收取王粮的庄园。这类王庄的经营方式与皇庄基本相似。庄有庄头,役使壮丁耕种,另有投充人(即带地投充者)。壮丁和投充人是有显著区别的,前者一无所有,生产所需的土地、耕牛、农具以及口粮等都要仰仗封建主供给。他们以人为单位,向封建主缴纳规定的租粮或租银,稍有拖欠,即遭惩罚。投充者相对壮丁来说,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他们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实行“民人自种其地,旗人坐收其租”,即按土地为单位,向封建主缴纳一定的租粮或租银。

   3.沿袭了明代赋税制度。清廷入关后,顺治帝就颁布诏令,赋税征收悉准明朝万历年间的旧规,完全继承了明朝的服役制度。当然,由于清朝田地类别与明代田地类别划分上有不一的地方,具体赋税额度也就自然有些差异。此外,由于中国疆土太大,各省的赋税额度也不尽相同,甚至各县也不同,乃至一个县内也不完全一样。各省有自己的服役,有自己的名称。各县的服役,名称也不同。以河北玉田县为例子,康熙年间,该县民田每亩征银一分,草场荒地也是一分,备荒地还是一分,老荒地一分五厘六毫,根本不看土质好坏和生产量进行征收。而与之邻近的县赋税不仅按亩定量,还参考土质和生产量的差别。但是,总体来讲清初的税种、税率及征收办法都与明代没有大的差异。

   清军在人关以前,主要的政策是八旗制度,虽然八旗制度是清军取得政权的物质和军事保障,但是八旗制度显然无法适应清军夺取政权后的社会状况,因此清军效仿了明朝推行的较为成熟与完善的土地制度:恢复了明朝地主的土地所有权,既安抚了仍然具有一定财力的明朝地主,也促使了一定数量的流民成为佃农,一定程度上稳定了社会秩序;基本保留了明朝的土地分类制度,为其后实施赋税、垦荒等一系列政策做了铺垫;沿袭了明朝的赋税制度,使清政府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增加财政收入、充实国库,维护和稳定清朝的政权。

    

   二、圈地令

   圈地令是清初满洲贵族入关以后,清廷纵容满洲贵族圈地占为己有,收敛财富的一项土地政策。顺治元年(1644年)顺治帝“设指圈之令”,“命给事中御史等官履勘畿内地亩,从公指圈。其有去京较远,不变指圈者,如满城、庆都等24州县无主荒地,则以易州等处有主田地酌量给旗,而以满城等处无主地不给就近居民。凡民间坟墓在满洲地内者,许其子孙随时祭扫3年。”[5]所谓“履勘”,事实上即不“履”,也不“勘”。而是“跑马圈地”,马力所至就是“从公指圈”的范围。圈地主要有三种形式:

   一是将近京肥沃土地圈给清贵族,另外,圈山海关以外地让农民耕种叫“圈补”;

   二是原来圈占地离京太远,或因“碱盐不毛”地,来补还近京被圈农民叫“全换”;

   三是凡明王室所遗留皇庄各州县“无主荒田”,一律划归满洲贵族和八旗官兵,叫“圈占”。

   从上述三种圈地的形式可以看出,所谓“圈地”,就是强占田地,圈以标志。圈地令虽说只拨无主荒田和前明亡殪的皇亲国戚之田,事实上前明的许多贵族、官僚和地主的土地已归农民所有。清廷颁布圈地令,实际上抢夺霸占了农民在起义中得到的土地。随着后来进关的满族官员和士兵人数大增,满族贵族刚人关时圈占的土地已经不够分配。于是,圈地变得更加肆无忌惮,发展成不管土地有主无主,官府都任意地大规模圈占。在短短的时间里,近京五百里内,东起山海关,西到太行山,南至河涧,北至长城的广大地区内,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圈地,共圈占166600余顷。以直隶密云县为例,原有土地2733顷,竟被圈占抢夺走2151顷;又玉田县原额民地为5216顷,经圈占只剩下617顷。由这种方式在各地强劫来的土地,分别划归皇庄、宗室官庄、八旗官庄、驻防官庄,总计面积共达229639顷37亩有余。

   圈地令的推行,使土地高度集中于少数满洲贵族手中,迫使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或投入满洲贵族家为奴,或流亡他乡,由此激化了统治者和农民的矛盾。顺治四年(1647年)的一个上谕说:“今闻被圈之民,流离失所。”被圈占最多的是近畿各州县民田,如文安县:“顺治五年六年,因圈占拨补,失业流民甚多”;蓟州:“州地自圈占后,民多失业。”[6]康熙八年(1669年)的一个上谕说:“比年以来,复将民间田地圈给旗下,以致民生失业,衣食无资金,流离困苦。”[7]这种情形既然连统治者都已无法隐讳,则农民的实际困苦当然要比统治者所肯承认的严重得多了。而被圈去的良田或被改为牧场,或由于生产技术低下,使产量降低,大大破坏了农业生产。面对这些严重问题,官府不得不采取措施。康熙八年(1669年)正式下达了停止圈地的命令,宣布把当年所圈占的土地退还原主。《皇朝政典类纂·天赋》载令:“嗣后永行停止,其今年所圈房地,悉令还给民间。”诏令颁布后,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当时激化的民族和阶级的矛盾。光绪朝《畿辅通志》云: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又正式规定,民间所垦田亩,“自后永不许圈”。圈地这种赤裸裸的抢夺,前后历时达百年之久,直到乾隆四年(1739年),方才最终下令停止。

   圈地令的过程是残酷的,它使得大量的实际占有土地的地主、农民失去土地,使大批农民或流亡失所或成为满洲贵族的家奴,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社会矛盾。但圈地令也在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正面作用,它使得自给自足的自耕农作业变成了集体农奴制的作业,在客观上也实现了土地的开垦、耕种和粮食的生产。

    

   三、奖励垦荒

   清初曾大力奖励开垦荒地,将奖励垦荒作为一项重要的国策。

顺治元年(1644年)定“开垦荒地条例”,规定凡州县卫所荒地,分给流民及官兵屯种,有主者令原主开垦,3年起科。在顺治六年(1649年),为了鼓励农民垦荒,《清顺治朝实录》卷四十三中也有规定:“无主荒田,州县官给印信执照,开垦耕种,永准为业,耕至6年之后,有司官亲察成熟田数,抚按勘实,凑请幸旨,方议征收钱粮。其六年以前,不许开,不许分毫敛派差徭。”即凡垦荒者,垦田归己所有,6年之内不征赋差徭。顺治十四年(1657年),又颁布了垦荒的劝惩条例,内容为:“督、抚官员,1年内主持开垦2000顷以上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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