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东:顾颉刚在五十年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99 次 更新时间:2013-10-19 22:4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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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东 (进入专栏)  

    

   古人强调“尽信书不如无书”,其实从反面证明他们善信;今人什么书都不信,从各个方面说明我们善疑。且不管这是“通能”,还是通病,这种善疑除了头脑的发达,更与某种近代思潮有关。顾颉刚和古史辨运动是近代最大规模的和古书“过不去”,但不能过分夸大这种学术思潮对大众有多大影响,至关重要的是,更伟大的人物会把这种学术思潮纳入到“伟大”的思维中去,掀起倾天巨浪。

   顾何以那么走运

   《顾颉刚日记》一九五三年三月八号云:“昨(周)谷城谓予,到京晤徐特立先生,特立问起予著作,谓毛主席屡次提到,希望国家出版。谷城曰:‘是皆纯学术性者。’徐先生曰:‘无妨也。’(周)予同告予,日前开人代会,晤陈毅市长,亦询予近状。予自惭学之不进,而各方多注意予,殷殷望之,更不安矣。”顾先生有点受宠若惊,但其实当时不明究竟,甚至想不到问个为什么。与鲁迅为过敌的,你看看都过的啥日子;与胡适、傅斯年走得那样近,怎么全没事?

   这是五三年,到了五七、五八年,打倒了一批又一批,顾却屹立不倒,他自己也在问为什么。

   《顾颉刚日记》一九五九年一月四号云:“(谭)季龙告我,渠在复旦被批评七次,其中大会两次,《禹贡半月刊》中文字被人细细摘出。渠甚镇静,批判结果未作处理。”同年八月十二号日记云:“(童)丕绳云:‘去年山大中对于史学之批判,只批判我的中国社会史分期论,而不批判我的参加《古史辨》派,想来由于中央对于先生之不批判,故对我亦不作批判。’此事颇可注意,想来中央亦认为《古史辨》的工作并不站在马克思主义之对立面也。”两相比较,知古史辨思想得上峰欣赏,使顾先生免于一难。

   改造事物容易,改造头脑难,思想改造运动想来应该是世界上最艰难的一项工程。推翻以往一切想法,首先要发起怀疑,古史辨正与之合拍。这学术范围内的思潮,被纳入更“伟大”的思想中去,其创始者因而获益。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号日记云:“谷城由上海来……谷城此来,系毛主席所招。日前已谈过一次,主席论及予,谓在卅馀年前敢推翻禹,实是不易,并谓予之学问由看戏来,知《古史辨》自序为其所熟览。问及予近况,谷城云,治经学。主席云:搁一搁亦不妨。知所望予改造者深矣。”“推翻”一词应该注意。顾以为放一放经学是希望改造,误矣。毛的意思是希望其治史学,具体来说即参与《史记》之点校。至于后来《二十四史》点校之负总责,更是无上的荣耀。

   顾之“走运”,还在改造得好。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七日:“今日予发言,以说得老实,破得彻底,故博得掌声甚多,休息时许多人到予座前称赞。”并于此之前,在八月十九号日记中一语道破,谓“(严)景耀有进步包袱,不肯撕破面子……”。

   顾之看似应受厄而终脱于厄,有多重因素,但首要者二点,一因古史辨,二因改造得好,较合作也。

    

   合作终究不如单干

   《史记》之选择顾颉刚,主要是之前他已经开始《史记三家注》的工作。但顾之兴趣还在古史,于战国后事不欲深究。从事三家注校勘工作的,主要也不是顾先生自己,而是贺次君。贺是顾之学生,在《史记》点校的往事中被反复提及,但我们其实不知其人,网上也查不到。在顾氏日记中,慢慢找到一些线索。

   一九五七年日记前粘贴有贺次君本年五月四日来信,云:“兹寄上《史记》十篇,如还需要,敬乞示知,当即续寄。……新疆科学分院又来相约,与之说明目前实不能去京,如能在明年年底,可以如约。生恐此后机会甚少,切盼吾师能为生另做打算也。”是新疆科学分院愿接受贺去工作,贺很希望顾先生助他留京工作。一九五九年九月廿八号日记谈到亲戚姜又安情况又提到贺,《日记》云:“又安已脱离炼焦厂,就农业出版社临时工,在贺次君处工作,诚能努力,将来收入可多,惟须下大决心耳。”知贺次君当为农业出版社编辑。

   《史记》之初点与跑图书馆进行三家注之校勘两项工作,由贺次君完成,再经顾勘定。顾先生采用的办法,是现在最流行的学生先干,老师总其成的办法。但如果不是直接面对凌乱的、最原始的文献,从头至尾地从事其事,而只是在半成品上加工,恐怕效果不会好。这种体会对于有过古籍整理点校经验的人来说并不陌生。今天最流行的这种高效之法,并不是什么新发明。年内将要做高邮二王四种,闻亦此法,心下颇惧之。

   以下撮抄日记中所涉《史记》点校情形,予读者一轮廓;再佐以宋云彬日记,间加按语,简略说明。

   顾氏五四年进京之始,即到“中华书局,晤姚绍华,谈标点《史记三家注》事”(九月一号《日记》)。四年之后,《三家注》毕功,却难以出版,五八年二月四号日记云:“科学出版社决定将予等《史记及三家注校证》一书转至古籍出版社。如踢球然,踢过来又踢过去。”又二月廿八号:“标点《史记》。”“看《史记三家注校证》。”知一边寻求出版,一边尚在复核。及七月廿六号星期日云:“将《史记三家注》序、例整理讫。……将《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作小标题讫。”七月廿七号、廿八号、廿九号、三十号、三十一号、八月一号、二号、三号、四号,都提到《史记》,主要是写提纲、作小标题和记笔记。其中七月三十一号“中华书局孟默闻来谈”。到八月六号:“作《史记》小标题五篇,世家讫。续看列传二篇。……到中华书局,晤姚绍华、孟默闻、陈乃乾,谈《史记》事。……整风后各机关大跃进,中华书局一定要在今年年内将《史记》出版。我如不赶完,即将破坏他们的计划。”已经在赶,行政指令下达,点校事更加速。

   八月七号:“收集标点本《史记》凡例资料,得一轮廓,即写《标点史记凡例》约三千字。……昨到中华书局,知其急需标点《史记》凡例,以作标点此下廿三史之标准,因于今日为之。初意写数千字可了,但一下手便觉不够,以在在须举实例方能明白也。”八月八号:“续写《标点史记凡例》约六千字。”八月九号:“孟默闻来,取已成稿廿页去。续写《标点史记凡例》约三千字。”八月十号星期日:“未成眠。写中华书局第一编辑室信,论整理《史记》四步骤。续写《标点史记凡例》一千馀字。”八月十一号:“续写《标点史记凡例》六千馀字。孟默闻来,索稿。未成眠。《标点史记凡例》一文今日粗毕矣,在五天之内居然写得二万字,可谓快而多矣。然所举例仅系匆忙中检出,将来尚可补入若干也。”八月十二号:“将凡例改毕,写姚绍华信。将《史记》列传七十篇上所作提纲应排黑体字者标出。”八月十三号:“勘《史记》列传七篇。”八月十四号:“勘《史记》二篇,未尽,记笔记六条。”八月十五号:“勘《史记》五篇,记笔记九则。”八月十六号:“勘《史记》五篇,记笔记十四则。”八月十七号星期日:“勘《史记》两篇半,记笔记五则。”八月十八号:“勘《史记》三篇,记笔记十二则。”八月十九号:“勘《史记》两篇半,记笔记三则。”八月二十号:“勘《史记》三篇半,记笔记十则。……《史记》问题太多,一天中实只能勘定两三篇。以中华书局必于今年之内出版,不能不赶。初意定能每天赶出五篇,今实际工作乃知不然,如《苏秦》、《张仪》等传,一天只能赶出一篇耳。”按:“问题太多”的原因,当然与其整理方法有关。从以上所引日期来看,真正全身心投入的时间不长,一个“赶”字当头,真叫人生“不知今夕何夕”之感。

   接下来到九月底,继续重勘《史记》,并作笔记,时断时续,并不如前段紧张。九月三十号:“至中华书局,参加《史记》标点讨论会,自二时至六时。与次君、晓筱珊同出。……今日同会:金灿然(主席)聂崇岐陈乃乾姚绍华宋云彬章雪村贺次君。标点《史记》,予极用心,自谓可告无罪。今日归来,接中华书局来函,谓点号应简化,小标题可取消,颇感诧异。及往开会,毛主席令在两年内将廿四史点讫,如照予所作,则其事太繁,无以完成任务也。此时若在从前,予必想不通。今从集体出发,亦释然矣。”按:知此长达四小时之会讨论较细,而以宋云彬为主提出意见;由顾“自谓可告无罪”云云,可揣见其心情。

   停顿一周,至十月八号“勘《卫将军列传》。记笔记二则”,热情顿减。十一月六号:“到中华书局,开会,讨论《史记》标点事。自二时至五时半。……今日同会:金灿然傅彬然叶圣陶王伯祥宋云彬姚绍华贺次君聂崇岐陈乃乾章雪村曾次亮。予所点《史记》,由宋云彬另觅一张文虎本重点,期于将段放大,将符号减少。然所逢困难问题重重,故开会商之。”此后重担转向宋云彬。

   观宋云彬《昨非庵日记》,知自五八年十一月到第二年四月二十四日,虽云参考顾本,实际上宋云彬抛开顾本自己标点。到四月二十四日:“全部《史记》校点工作已毕,只点校说明未写。”五月二十五日:“赵守俨语余,金灿然对《史记》出版说明甚满意。”七月十日:“圣陶谓余所写《史记》出版说明及点校说明皆佳,且有必要,然伯翁、乃乾皆不以为然云云。”知“点校说明”亦宋所写,顾之“说明”摒去矣。顾之日记于此虽无记,但心情可想而知。又宋云斌五月二十八日:“《史记·天官》二校样寄到已多日,今日复校一遍,标点错误甚多。余于律历为门外汉,前标点时皆请教曾次亮,曾则于标点亦属门外汉也。”知真正碰到疑难,顾本不堪参考。宋面对专业性很强的问题则无人讨论。宋之所做,无论从什么角度讲,都超越了责编,至少是三分之一个作者。宋一九六〇年四月十六日《日记》云:“《史记》标点有错误,余作检讨。萧项平出言不逊,余报之以微笑。”(读顾日记,知顾与萧联系最多。)有些错误顾本无,宋本新出,故宋检讨并觉羞对顾氏。然改正几何又谁人知道呢?四月二十六日:“写关于《史记》标点错误之检讨书一份,交张北辰。”不知中华的档案里存此检讨否。宋在检讨的同时,又投入到《后汉书》的点校中去。中华负责人纪念宋的文章称其为“二十四史点校责任编辑第一人”,是耶,非耶?已难置评。(以上所引宋云彬日记见《红尘冷眼:一个文化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顾先生治学,方面众多,却不够精审。一九五九年四月七号日记:“看报及邓之诚《东京梦华录注》。……宋人语词与近代甚不相同,名物亦多别致。《东京梦华录》一书号为难读。文如积二十馀年之力,集宋人笔记以成此书之注,若裴松之注《三国志》然,卓然可传之作也。”然是书很快遭日人入矢义高指摘,邓氏颇感懊恼,亦一时无话可说(见《邓之诚文史札记》页1187)。邓之诚日日书估盈门,非作注之环境;顾颉刚开会、检讨、会友、看电影,其忙更过邓氏,所点《史记》遭宋云彬所嗤亦在理中。

   粗而不精这一点,其“自己人”亦有指出。一九五七年九月三十号日记:“(童)丕绳云:‘现在人所作历史研究文字,大都经不起覆案,一覆便不是这回事。其经得起覆案者只五人:先生(指顾)、吕诚之、陈寅恪、杨宽、张政烺也。然吕先生有时只凭记忆,因以致误。陈先生积材,大抵只凭主要部分而忽其馀,如正史中,只从“志”中搜集制度材料,而忘记“列传”中尚有许多零星材料。先生亦然,不能将细微材料搜罗净尽,以是结论有不正确者。杨宽所作,巨细无遗矣,而结论却下得粗。其无病者,仅张政烺一人而已。’闻此心折。予之文字作得太快,故有此病,不若苑峰之谨慎与细密也。”与此类似,日后严耕望检点“前辈史学四大家”,亦删削顾氏,并委婉指出,合作不若单干户也。

   但顾先生已然放手之《史记》却带来好名声,一九五九年十月四号日记云:“前日傅彬然见告,中华书局出版标点本《史记三家注》,国庆献礼,毛主席打三次电话索取,览后表示满意。斯我辈多人积年辛勤之收获也。”末句尚称平允。而“收获”最大者亦推顾先生。其人其学,其得其失,真正让人感慨。宋云彬日记只记到该年七月便停笔不记,无缘记下这振奋人心的消息;作为右派的他沉浸在故纸中,以逃避“昨非”及“故吾”之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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