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东:中国道路与“主权形态”的批判性反思——试谈政治范畴对普遍性概念的挑战(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3 次 更新时间:2015-07-06 09:1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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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东 (进入专栏)  

  
  【作者引言】
  在认识和理解今天中国社会、制度和价值形态的过程中,人们往往会遇到两种看似相反、实际上暗通的错误立场:一种是以想当然或偷梁换柱的方式,把中国强行纳入某种抽象的、“普世的”既定利益结构和权力关系中去,用一把借来的尺子量中国现实,横看竖看不顺眼,必欲“变天”而后快。另一种则是出于对西方道德优越感的逆反心理,处处着意强调中国的特殊性,从制度到传统,无不天下第一,且自古天下第一,恨不能开历史倒车,回到帝制、回到尊孔。如果我们用“抗战”来比喻今天论述中国历史正当性和现实可能性的思想努力的艰巨性和复杂性,那么上面两种立场就相当于曾被毛泽东深入批驳的“亡国论”和“速胜论”。
  先来看“亡国论”,它认为今天的中国乃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只有改弦易帜才能融入“普世文明”。但它全然无视一切以“普遍性”自居的特殊价值体系自身的历史局限、思想局限和利益特殊性;也无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革、制度建设和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和其中所蕴含的普遍的理论意义。所以,它只能以市侩主义的、势利眼的静态的眼光看问题,看不到世界历史范围的运动和变化以及其中力量的此消彼长,更不能想象“普遍与特殊”对立统一体不断的破裂和新组合会带来全新的矛盾、带来矛盾的全新的质。再来看“速胜论”,它认为中华文明有亘古不变的本质,虽经过去一百多年的欧风美雨,竟又借尸还魂,在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铁树开花,不啻证明中国早该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和“启蒙”见习期中毕业。它已经等不及,顾不得中国在方方面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很多东西要学,急于把今天中国国家制度一劳永逸地嫁接在一个业已不复存在的“道统”上,以图心理的安慰。于是它便鼓吹中国只需我行我素、好像只要一味地阐发中华文明之固有优越性,便可在“诸神之争”中拒敌于国门之外、旗开得胜、班师回朝。
  但如果我们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价值领域的“世界大战”背景下,把“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视为一场旷日持久的“自我与他人”、“主观与客观”、“内在与外在”、“普遍与特殊””的往复运动和自我更新,我们就必须同时拒斥“亡国论”和“速胜论”,而是循着当年毛泽东“论持久战”的逻辑,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耐心、坚韧、信心和认真态度,去致力于当代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结构性分析,以期从中找到“中国道路”和“中国梦”的客观的、积极的、批判性的分析。本篇讲课记录和近年来其他相关的讲课记录,提供了对国家、主权、变革、同一性等基本概念的一些尝试性分析和不成熟的思考。现将它们在“批评理论与政治哲学”的总标题下陆续发表,以期抛砖引玉、就教于师友。
  张旭东 谨记 2015年6月20日
  本文系作者2014年8月在复旦大学社会人文科学高等研究院的讲课记录,本文为上半部分。

  
  作者简介:
  张旭东,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东亚系教授;北京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国际批评理论中心(ICCT)主任;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名誉院长;上海春秋战略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今天我们谈谈如何从政治哲学角度去看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首先要辨析一下普遍性概念,引入政治哲学的分析角度,主要是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里面提出的一系列观点。然后我们要通过两个关键概念,即施米特的“例外”概念和本雅明的“暴力”概念,引出受政治范畴制约的普遍性概念同“主权”概念的关系。这些概念和理论上的介绍和梳理,可以为我们深入思考当代中国的主权形态、思考作为“政治与文化的统一体”的国家当代中国提供必要的准备。

  
  一 普遍与特殊
  大家知道,普遍和特殊的问题是一个哲学问题,但是如果理解成单纯的哲学问题的话,我觉得还不够,恰恰是在政治领域里,普遍和特殊可以得到更好的表现,我们可以通过理解普遍和特殊的辩证法在政治领域里的存在方式、展开方式对这个哲学概念有很好的理解,另一方面,政治概念本身给普遍和特殊的哲学范畴带来了新的内容,赋予了新的具体性新的紧张感,给这样的哲学概念带来了新的质地,这么讲还是在理论范畴里讨论,但我们的兴趣恰恰是反过来的,哲学意义上的普遍和特殊只是纯粹学术性的,只有把它带入现实领域、历史领域来处理,帮助我们思考一些非常关键的政治的问题,这才是我们的兴趣所在。
  我们先从纯粹的概念角度来展开,黑格尔在《小逻辑》里谈到普遍与特殊的关系,黑格尔谈普遍和特殊不是两个概念,而是普遍性特殊性个别性三个概念,个别性个体性individuality。一般的理解,普遍的就是本质是所有事物的共相,特殊的是一个具体的案例,但是实际上我们想过没有,是普遍寓于特殊还是特殊寓于普遍?一般常识认为普遍、共相寓于殊相,特殊的东西里包含着你抽取出的共有的东西,但是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概念体系反复强调从哲学思维角度来看,普遍是第一性,特殊不过是普遍的不同的体现而已,普遍性不是从特殊性里抽出来的,而恰恰是特殊性是从普遍性里抽出来的,普遍是稳定的,特殊是不稳定的,普遍性其实是看不到的,它是个需要通过心智去理解的哲学的概念,反过来特殊性同样看不到,因为它是非常极端的不稳定的具体的,同样看不到。我们在日常现实中大量接触到的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结合,这个结合叫个别性个体性,有的译成singularity,美学的singularity,资本主义作为singularity,阿兰?巴丢研究文化大革命,认为世界历史上整个革命的周期,开始于法国大革命,终结于中国文化大革命,这也是singularity,我们看到singularity有五花八门的翻译,singularity其实就是特殊性,它是普遍的矛盾和非常特殊的形式或者问题结合起来的极具个性的、不能重复的、唯一的一种存在方式,但是这种唯一性不等于仅仅是偶然性,而恰恰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结合,是一个富于个性的组合,这么讲还是在概念里绕圈子,我们看马克思的解释。
  在准备《资本论》处理剩余价值问题时马克思给恩格斯写了一封信,他说我很偶然的在看黑格尔《逻辑学》发现对我的思考特别有用,那么我们反过来倒推,马克思对资本的处理和黑格尔普遍和特殊的辩证法的关系,我们回到基本的概念的解释上可以看出来,马克思1844年写的《神圣家族》里这段是很调皮的一段话,马克思不是正襟危坐讲普遍性和特殊性,他在谈水果,有点像我们中学哲学课老师讲不清楚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什么是辩证法,举例子,马克思也举了一个浅浅的例子。他说我们都知道水果,水果是一个普遍性的概念,没有水果这东西,我们看到的都是苹果啊梨啊香蕉啊桔子啊等等,但是我们都知道所有我们吃过的这些东西之上,还有很多我们没吃过的,见都没见过的,但是我们在接触过的具体的特殊的形态里我们抽出了一个概念叫水果,在水果这个概念的范围里边,水果就是普遍性,它是所有的水果都包含的那个普遍的概念,或者说它的本质,它的规定性。你说甘蔗和苹果有什么相似性吗,一点相似性都没有,但是它们确实都属于水果,至于水果这个概念是怎么形成的,那是历史中形成的,是经验和日常生活的归类法,我们的心智确实抽象出了这样一个叫水果的概念,可是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非常有个性的,苹果是苹果,梨是梨,桔子是桔子,都有自己的个性,它们的味道、形状、功能等。
  我们用这个例子可以说明,苹果是作为一个个别性的时候,individuality个别的存在,它存在于苹果这样实际上具体客观存在的东西当中,然后在概念意义上我们从个别性当中抽出一种特殊性,这是离普遍性更远的一个概念,普遍和特殊实际上是我们在思维里创造出的一对矛盾,而具体存在是以个别性的方式。马克思大体的意思是这样的,在每一个水果这个普遍范畴的范围里边,每个个别的成员实际上不是它的特殊性有什么实质的含义,而恰恰在每一种特殊的形态里我们看到的是作为普遍性的水果这个本质在不断地实现自己,在自己创造着自己,自己找到自己的一种特殊的形态,所以在特殊性里我们看到的是普遍性的自我实现,这是黑格尔普遍和特殊性概念的一个关节。而不是说世界上本来有普遍性,在经验里我们接触到足够的特殊的东西之后我们会掌握一种所谓的共相。
  再如我们知道有比较文学,有世界文学这个学科,有总体文学等等,但世界文学从歌德提出来一直到现在,都不是说有一种所有国别文学或者所有文学类型之上的一种真正的普遍的文学。谁也没读过普遍文学,我们只读过中国文学、俄国文学、英国文学等等;谁也没读过总体文学,我们只读过唐诗宋词、19世纪欧洲小说或者20世纪现代派诗歌等等。所以总体文学也好,比较文学也好,讲的并不是有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好像说一个人懂所有的人类语言,古今中外全部打通,所以他有一种别人没有的文学的共相,不是这样的。而恰恰是我们在具体的特殊的个别的,个别性,民族性或者时代性,或者风格,在这里边我们感觉到了作为普遍概念的文学它的自我实现,自我生成自我界定的强度或力度或创造性,这样一个辩证关系是黑格尔关于普遍和特殊的一个基本考虑,也是马克思从黑格尔学到的一个关键的哲学上的思维方式,他从这样抽象的概念进入到政治经济学里面,资本是普遍的,但资本的具体的定律是商品、货币、剩余价值、矛盾等等。


  二 政治的普遍与特殊
  从这个出发,我们看怎么进入政治领域。政治领域我们待会会讲到霍布斯的国家概念,黑格尔国家的概念,卡尔?施密特政治的概念等等这些概念准备,但在进入到理论问题之前,我们先回到非常现实非常具体的语境,就是我们今天谈论这个问题是在哪个环境里面,时代的环境是什么,问题意识是什么,谈普遍与特殊我们今天多少是因为今天中国的体制、发展道路、社会形态、文化认同、身份,从中国道路、中国认同、中国梦到民主、法治、社会主义经济所有这些跟我们非常相关的问题背后都存在着非常激烈的理论意义上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中国到底是要走一条特殊的道路还是走一条普遍性的路,中国人今天的实践、创新、生活方式是一种闭门造车的怪胎、变体、没有持续性的、偶然的一时的东西,还是一种具有长远意义的普遍的东西。谁都知道中国有特殊性,但这个特殊性怎么理解,这个特殊性和普遍性什么关系,反过来西方就是普遍性还是西方不过是另一种特殊性,我们如果引进第三个个别性,我们是不是可以在个别性、个性意义上去考虑制度的问题、生产方式的问题、文化价值的问题等等,我想这是我们今天讨论普遍性特殊性不言而喻的一个时代前提、政治前提、价值前提。
  我们先很快梳理一下时代性问题或者政治潜意识,我们带着这些问题、疑问来看这个世界,一方面跟我们今天息息相关,另一方面和普遍性特殊性的问题有关系。从普遍和特殊的辩证法的政治语境,和辩证法的政治性理解这两个角度,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考虑这个问题。从历史上看第一个有“Sonderweg”这个概念,Sonderweg是particular way的意思,特殊的道路。所有我们知道的关于普遍性的论述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东西,康德黑格尔马克思,但恰恰是德国具体的经济、政治、制度、文化的发展第一次在西方内部提出了特殊道路的问题,什么是特殊道路?特殊相对于什么普遍呢,或者特殊相对于哪些其它的特殊呢?相对于德国的西方,政治上是法国,经济上是英国,还有一个遥远的美国,它们的社会经济的发展远远领先于当时的德国,无论是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上的发展还是从议会民主、新闻自由等方面,政治制度上市民国家宪政国家的发展远远领先于德国,当时德国面临两种选择,一个就是模仿西方,亦步亦趋,另一个是坚持德国自己的特殊性,坚持选择自己道路的权利,如果跟西方冲突,就要做好为自己的这种选择而战斗的准备,那么德国19世纪的思想实际上一方面在向往世界主义、世界文学、普遍性和“绝对”,比如从歌德、康德、到贝多芬、黑格尔这样的优秀人物都是这样,但另一方面作为存在实体的德国很早就在考虑所谓的特殊道路问题,这个特殊道路理论在今天西方学术里是作为负面的例子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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