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我所经历的几次风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65 次 更新时间:2013-10-19 10: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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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 (进入专栏)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我在1956年4月,在我21岁半的时候,写下了改变了我一生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是王蒙1956年4月创作的短篇小说的题目,在《人民文学》1956年9月号发表时改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稿子在9月号的《人民文学》上登了出来,不是头题,头题是东北作家杨大群的《小矿工》。

   先是听到对号入座的工作部门同志对于小说的爆炸性反应:主要是“我们这儿并不是那样呀”之类。其实这些人多是我的熟人、好友。接着由韦君宜、黄秋耘主编的《文艺学习》杂志,展开了对于《组》的讨论。我收到这一期大规模讨论的杂志的时候真是乐不可支。第一篇无保留地称赞小说的文章题名《生活的激流在奔腾》。第二篇就是严厉批判的了。一篇批判指出:林震不是革命的闯将而是小资产阶级狂热分子。一批青年作家,刘绍棠、从维熙、邵燕祥也还有刘宾雁等都写了文章赞扬这篇小说。

   而一批我的共青团干部战友,包括李友宾、戴宏森、王恩荣等著文批评之。王恩荣同志还是我的老同学,是我介绍他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我从身份上说正好处于赞成的与反对的两组人之间。然而我又是小说的作者,对小说负有不可转移、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本身也奇了。

   看到作品引起这么大动静,看到人们争说《组》,看到行行整齐的铅字里王蒙二字出现的频率那么高,我得意洋洋。与此同时,我的《青春万岁》修改稿已在中青社三审通过。也算一夜成名。正在筹备复刊的上海《文汇报》驻京办负责人浦熙修命工作人员、著名电影评论家梅朵先生找我约稿,《文汇报》要求自次年即1957年1月1日起全文连载《青春万岁》。

   1957年2月,《文汇报》突然(我的感觉是突然)发表李希凡的长文,对《组》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从政治上上纲,干脆把小说往敌对方面揭批,意在一棍毙命。我放不下自己的光荣历史的包袱,我无法相信李希凡比我更革命,我无法接受李代表革命来揭批我。我很快给公认的文艺界的最高领导周扬同志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身份,求见求谈求指示。

   想不到的是很快我接到了回信,约我前往中宣部他住的孑民堂一谈。顾名思义,孑民堂就是蔡元培(字孑民)住过的地方,是一个古色古香的中式大会客厅。此后,我在文化部上岗时在此办过公,至今仍有时在此会见外宾。我与孑民堂确实有缘。

   周扬开宗明义,告诉我小说毛主席看了,他不赞成把小说完全否定,不赞成李希凡的文章,尤其是李的文章谈到北京没有这样的官僚主义的论断。他说毛主席提倡的是两点论,是保护性的批评等等,令我五内俱热。

   我听了毛主席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录音。主席说,有个王蒙写了一篇小说,什么什么,一些人准备对他围剿,把他消灭。主席说,我也是言过其实。主席说,王蒙我不认识,也不是我的儿女亲家,但是对他的批评我就不服。比如说北京没有官僚主义。中央出过王明,说自己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百分之九十就不行?北京就没有官僚主义?反官僚主义我就支持。王蒙有文才,有希望。主席又说,小说有缺点,正面人物写得不好。对缺点要批评,一保护,二批评,不是一棍子打死。

   主席说着说着找不着香烟了,便说“粮草没有了”。据说是陆定一连忙给主席送去了烟。

   如此这般,化险为夷,遇难成祥,我的感觉是如坐春风,如沐春雨。我同时告诫自己,不可轻浮,注意表现。

   林默涵老师将他打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关于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清样给我,征求意见。这也是毛主席说过的,批评谁先送过去看一看嘛,可以批评也可以反批评嘛。

   此时萧殷应约正给《北京文艺》(现名《北京文学》)写一篇关于《组》的文字,他约我交谈。我告诉他林的文章的事,并告诉他,林文指出来的几处写得不妥的文字与小说结尾,都不是我的原作,而是《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部修改的结果。萧殷非常重视这一情况,并强调此事必须说清,才是对党负责的态度。我在给林默涵同志的回信中说及了此事。

   文坛的深浅,其时我是一无所知。过了几十年,我才知道更重要的背景,说是毛主席对于编辑擅改《组》稿事震怒了,他老说这样改缺阴德。

   有趣的是我当时对《人民文学》编辑部的意见远比对《文汇报》小,我的发言中倒是有不点名地说《文汇报》的话。该报的承受力很强,我发完言恰好看到了梅朵与他的妻子姚芳藻。他们见我边点头边笑,苦笑加傻笑,令你没了脾气。很快,浦熙修与梅朵登门拜访,千说万说一定要选载《青春万岁》。也幸亏有这么一选载,否则,一切要等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后再说了。

   三弄两闹,《组》的事不但化险为夷,而且变成了我的一件大幸事。当年“五四”,我被评为“北京市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

    

   成了“右派”(?)

   1957年5月,在“鸣放”的关键时刻,我在工厂接到通知,说是市委将派车来接我去机关看一个文件。我等了几个小时,又通知我不去了。

   后来我明白了,这是我命运中的一个关键情节。毛主席在当年5月15日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提出了反右派的问题,批判修正主义的问题,给高级干部看,先在高级干部中做好从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到反对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导思想的转变。当时有一种说法,就是对于那些要重点保护的党内外人士,可以提前给他们打招呼,给他们看这篇文章。我是怎样从可能被重点保护,经过一个下午,最多两个小时,改为不再保护了呢?详情不是我所能知道的,是福是祸也不是我能说得清的。

   1957年11月,领导通知,我回团市委参加运动。团市委领导对我直言,要解决我的“思想问题”。

   这时全国的“反右运动”已经开展起来。一次我接到通知去团中央礼堂参加对刘绍棠的批判会。刚坐下,有人在背后拍我的肩膀,回头一看正是刘绍棠,我不禁魂飞天外。会上另一位青年作家,熟人邓友梅发言精彩,对刘的批判文情并茂,揭了刘也检讨了自己,还告诫了从维熙,语重心长。他的发言赢得了与会者的掌声。主持会议的老革命老诗人公木(解放军军歌词作者)做手势制止了鼓掌,说是不要鼓掌了,邓友梅业经所属单位研究,乃是“右派分子”。大家目瞪口呆。离奇的是过了不久,传来消息,公木老师公木领导也划成“右派分子”了。

   团市委当时抓出一个“右派”比发现一个苍蝇还方便。负责我的“问题”的王静中是抓运动的骨干之一。他戴一副小眼镜,个子不高,很能分析问题。

   我对于王静中与他领导下的几个人采取的是全面合作的态度。我相信组织的目的是教育我,批判从严,处理从宽。我相信王静中等同志对我是与人为善,他们都很尊重我,很客气,在批判最严厉的同时与我一个桌上吃饭,给我布菜,我相信他们真心相信对我是帮助是挽救是一片热忱。我也相信自己确实需要认真清理一下,我确实偏于软弱、过敏、多思,不够无产阶级。同样,我也深知,想怎么样对你,这是完全无法抗拒的,任何微小的抗拒,只能带来更大的危难。

   对我的批评都与文艺问题有关,王静中表示他是懂文艺的,他也从艺术上批,如指出《组》中有哪些败笔。

   开了一天会,除我外共6个人,文明批判,有理有情。然后挂起,直到1958年5月,确定帽子。

   ……

   1978年秋,更重大的事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举行。借着三中全会的东风,文学界毫不犹豫地进行了一系列平反。三中全会一闭幕,在新侨饭店,举行了大规模的座谈会,宣布为一大批曾被错误地批判否定过的所谓毒草作品平反,其中就有《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我得到通知,去开会和讲话。我的发言低调,无非是说那篇作品并非敌对,不必那样上纲上线。别人讲了些什么我已完全忘记,但是许多多灾多难的作品,一股脑儿一家伙就解了禁了。

   宣传的声势很大很大。据说第二天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的头条,就是一批文艺作品平反的消息,而《人民日报》的头条标题中特别提到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名字。

   那时有那时的朝气、勇气、豪气、热气,主持这一工作的不过是文联与作协的筹备组,定了,就干,赶紧干,也就成了。

   我没听到广播,但是芳远在乌鲁木齐,听到了,她激动地写信来,说是中央已经向全世界宣布了对于王蒙作品的平反。好像只剩下了我自己,似信非信,仍然有点二乎。

   1979年1月,我收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召集“部分中长篇小说作者座谈会”的邀请,乘伊尔62飞机去的。住在友谊宾馆。

   更重要的却是藉此次进京,我完成了大事。经过一些手续,由当时的团北京市委给我下了“改正”通知,1958年的事不算了,右派分子的噩梦无疾而终。还给我向新疆自治区党委开出了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时在我离开北京到达新疆15余年之后,时在我入党30年之后。入党10年后被逐。再度过了20年后,回来了。似乎不可思议,反而低头无语。这可真是锻炼啊!

   我回到北京,成了北京市文联的“专业作家”。中国的“专业作家”与外文中的专业作家含义不同,恰恰相反,在外国,专业作家是指以写作为职业,靠版税生存的人,在中国,是指被“养起来”写作的人。

   当时北京文联诸公对浩然的事意见不一。管桦,杨沫,都对浩印象很好,大多一般工作人员与司机也都喜欢浩。另外有几位老作家,对别人在“文革”中挨整而浩一花独秀,尤其是浩当“文革”头目时的一次红卫兵批斗大会耿耿于怀。“归来”的我等(包括刘绍棠、邓友梅、从维熙以及后来的葛翠琳、杲向真等),都对浩然抱着善意。我等已经受够了,不想看另一个作家品尝被封杀冻结的滋味。

   我早在1979年就明确宣示过,我愿尊重每一位师长,但是绝对不投靠;我愿团结每一位同行,但是绝对不拉拢。我愿意把这些个想法提交给广大的读者,提交给历史。从个人经历来说,新时期以来,在我回忆的这个时期,我是有所不为,有所不取,有所选择的。

   还有一件事我绝对不干。就是不与人搞口舌之争。至今如此,有误解,有歧义,有恶意,有胡说八道,我都是笑一笑。笑一笑是一宝,这是我的体会。我宁可再不写一个字,宁可转业卖糖葫芦,决不陷入文人相轻的下贱圈子中去。

    

   四次文代会

   1979年10月30日,四次全国文代会开幕。我看到那些老文艺家,坐着轮椅,扶着双拐,被人搀扶,口齿不清,惊魂乍定……都来了。老作家萧三、楼适夷等到了台上发言,说上一句“咱们又见面了……”,泣不成声……仿佛“文革”中整死的文艺家的冤魂也出现在主席台上啦。

   大会上一些中青年作家激动兴奋,眉飞色舞。有几个人发言极为活跃尖锐,例如柯岩、白桦,还有刘宾雁的讲话,全场轰动。他们本来不在文联全委的候选名单上,但是由于言发得好,人气旺,被增补到名单上了。

   小平同志代表中央致词祝贺。人们对他讲的“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欣喜若狂,掌声如雷。许多人记住的就是“不要横加干涉”六个字。

但我的印象不尽相同。我是主席团成员,姓氏笔画又少,坐在主席台第一排,(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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