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我所经历的几次风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67 次 更新时间:2013-10-19 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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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 (进入专栏)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我在1956年4月,在我21岁半的时候,写下了改变了我一生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是王蒙1956年4月创作的短篇小说的题目,在《人民文学》1956年9月号发表时改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稿子在9月号的《人民文学》上登了出来,不是头题,头题是东北作家杨大群的《小矿工》。

先是听到对号入座的工作部门同志对于小说的爆炸性反应:主要是“我们这儿并不是那样呀”之类。其实这些人多是我的熟人、好友。接着由韦君宜、黄秋耘主编的《文艺学习》杂志,展开了对于《组》的讨论。我收到这一期大规模讨论的杂志的时候真是乐不可支。第一篇无保留地称赞小说的文章题名《生活的激流在奔腾》。第二篇就是严厉批判的了。一篇批判指出:林震不是革命的闯将而是小资产阶级狂热分子。一批青年作家,刘绍棠、从维熙、邵燕祥也还有刘宾雁等都写了文章赞扬这篇小说。

而一批我的共青团干部战友,包括李友宾、戴宏森、王恩荣等著文批评之。王恩荣同志还是我的老同学,是我介绍他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我从身份上说正好处于赞成的与反对的两组人之间。然而我又是小说的作者,对小说负有不可转移、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本身也奇了。

看到作品引起这么大动静,看到人们争说《组》,看到行行整齐的铅字里王蒙二字出现的频率那么高,我得意洋洋。与此同时,我的《青春万岁》修改稿已在中青社三审通过。也算一夜成名。正在筹备复刊的上海《文汇报》驻京办负责人浦熙修命工作人员、著名电影评论家梅朵先生找我约稿,《文汇报》要求自次年即1957年1月1日起全文连载《青春万岁》。

1957年2月,《文汇报》突然(我的感觉是突然)发表李希凡的长文,对《组》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从政治上上纲,干脆把小说往敌对方面揭批,意在一棍毙命。我放不下自己的光荣历史的包袱,我无法相信李希凡比我更革命,我无法接受李代表革命来揭批我。我很快给公认的文艺界的最高领导周扬同志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身份,求见求谈求指示。

想不到的是很快我接到了回信,约我前往中宣部他住的孑民堂一谈。顾名思义,孑民堂就是蔡元培(字孑民)住过的地方,是一个古色古香的中式大会客厅。此后,我在文化部上岗时在此办过公,至今仍有时在此会见外宾。我与孑民堂确实有缘。

周扬开宗明义,告诉我小说毛主席看了,他不赞成把小说完全否定,不赞成李希凡的文章,尤其是李的文章谈到北京没有这样的官僚主义的论断。他说毛主席提倡的是两点论,是保护性的批评等等,令我五内俱热。

我听了毛主席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录音。主席说,有个王蒙写了一篇小说,什么什么,一些人准备对他围剿,把他消灭。主席说,我也是言过其实。主席说,王蒙我不认识,也不是我的儿女亲家,但是对他的批评我就不服。比如说北京没有官僚主义。中央出过王明,说自己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百分之九十就不行?北京就没有官僚主义?反官僚主义我就支持。王蒙有文才,有希望。主席又说,小说有缺点,正面人物写得不好。对缺点要批评,一保护,二批评,不是一棍子打死。

主席说着说着找不着香烟了,便说“粮草没有了”。据说是陆定一连忙给主席送去了烟。

如此这般,化险为夷,遇难成祥,我的感觉是如坐春风,如沐春雨。我同时告诫自己,不可轻浮,注意表现。

林默涵老师将他打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关于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清样给我,征求意见。这也是毛主席说过的,批评谁先送过去看一看嘛,可以批评也可以反批评嘛。

此时萧殷应约正给《北京文艺》(现名《北京文学》)写一篇关于《组》的文字,他约我交谈。我告诉他林的文章的事,并告诉他,林文指出来的几处写得不妥的文字与小说结尾,都不是我的原作,而是《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部修改的结果。萧殷非常重视这一情况,并强调此事必须说清,才是对党负责的态度。我在给林默涵同志的回信中说及了此事。

文坛的深浅,其时我是一无所知。过了几十年,我才知道更重要的背景,说是毛主席对于编辑擅改《组》稿事震怒了,他老说这样改缺阴德。

有趣的是我当时对《人民文学》编辑部的意见远比对《文汇报》小,我的发言中倒是有不点名地说《文汇报》的话。该报的承受力很强,我发完言恰好看到了梅朵与他的妻子姚芳藻。他们见我边点头边笑,苦笑加傻笑,令你没了脾气。很快,浦熙修与梅朵登门拜访,千说万说一定要选载《青春万岁》。也幸亏有这么一选载,否则,一切要等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后再说了。

三弄两闹,《组》的事不但化险为夷,而且变成了我的一件大幸事。当年“五四”,我被评为“北京市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

 

成了“右派”(?)

1957年5月,在“鸣放”的关键时刻,我在工厂接到通知,说是市委将派车来接我去机关看一个文件。我等了几个小时,又通知我不去了。

后来我明白了,这是我命运中的一个关键情节。毛主席在当年5月15日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提出了反右派的问题,批判修正主义的问题,给高级干部看,先在高级干部中做好从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到反对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导思想的转变。当时有一种说法,就是对于那些要重点保护的党内外人士,可以提前给他们打招呼,给他们看这篇文章。我是怎样从可能被重点保护,经过一个下午,最多两个小时,改为不再保护了呢?详情不是我所能知道的,是福是祸也不是我能说得清的。

1957年11月,领导通知,我回团市委参加运动。团市委领导对我直言,要解决我的“思想问题”。

这时全国的“反右运动”已经开展起来。一次我接到通知去团中央礼堂参加对刘绍棠的批判会。刚坐下,有人在背后拍我的肩膀,回头一看正是刘绍棠,我不禁魂飞天外。会上另一位青年作家,熟人邓友梅发言精彩,对刘的批判文情并茂,揭了刘也检讨了自己,还告诫了从维熙,语重心长。他的发言赢得了与会者的掌声。主持会议的老革命老诗人公木(解放军军歌词作者)做手势制止了鼓掌,说是不要鼓掌了,邓友梅业经所属单位研究,乃是“右派分子”。大家目瞪口呆。离奇的是过了不久,传来消息,公木老师公木领导也划成“右派分子”了。

团市委当时抓出一个“右派”比发现一个苍蝇还方便。负责我的“问题”的王静中是抓运动的骨干之一。他戴一副小眼镜,个子不高,很能分析问题。

我对于王静中与他领导下的几个人采取的是全面合作的态度。我相信组织的目的是教育我,批判从严,处理从宽。我相信王静中等同志对我是与人为善,他们都很尊重我,很客气,在批判最严厉的同时与我一个桌上吃饭,给我布菜,我相信他们真心相信对我是帮助是挽救是一片热忱。我也相信自己确实需要认真清理一下,我确实偏于软弱、过敏、多思,不够无产阶级。同样,我也深知,想怎么样对你,这是完全无法抗拒的,任何微小的抗拒,只能带来更大的危难。

对我的批评都与文艺问题有关,王静中表示他是懂文艺的,他也从艺术上批,如指出《组》中有哪些败笔。

开了一天会,除我外共6个人,文明批判,有理有情。然后挂起,直到1958年5月,确定帽子。

……

1978年秋,更重大的事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举行。借着三中全会的东风,文学界毫不犹豫地进行了一系列平反。三中全会一闭幕,在新侨饭店,举行了大规模的座谈会,宣布为一大批曾被错误地批判否定过的所谓毒草作品平反,其中就有《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我得到通知,去开会和讲话。我的发言低调,无非是说那篇作品并非敌对,不必那样上纲上线。别人讲了些什么我已完全忘记,但是许多多灾多难的作品,一股脑儿一家伙就解了禁了。

宣传的声势很大很大。据说第二天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的头条,就是一批文艺作品平反的消息,而《人民日报》的头条标题中特别提到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名字。

那时有那时的朝气、勇气、豪气、热气,主持这一工作的不过是文联与作协的筹备组,定了,就干,赶紧干,也就成了。

我没听到广播,但是芳远在乌鲁木齐,听到了,她激动地写信来,说是中央已经向全世界宣布了对于王蒙作品的平反。好像只剩下了我自己,似信非信,仍然有点二乎。

1979年1月,我收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召集“部分中长篇小说作者座谈会”的邀请,乘伊尔62飞机去的。住在友谊宾馆。

更重要的却是藉此次进京,我完成了大事。经过一些手续,由当时的团北京市委给我下了“改正”通知,1958年的事不算了,右派分子的噩梦无疾而终。还给我向新疆自治区党委开出了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时在我离开北京到达新疆15余年之后,时在我入党30年之后。入党10年后被逐。再度过了20年后,回来了。似乎不可思议,反而低头无语。这可真是锻炼啊!

我回到北京,成了北京市文联的“专业作家”。中国的“专业作家”与外文中的专业作家含义不同,恰恰相反,在外国,专业作家是指以写作为职业,靠版税生存的人,在中国,是指被“养起来”写作的人。

当时北京文联诸公对浩然的事意见不一。管桦,杨沫,都对浩印象很好,大多一般工作人员与司机也都喜欢浩。另外有几位老作家,对别人在“文革”中挨整而浩一花独秀,尤其是浩当“文革”头目时的一次红卫兵批斗大会耿耿于怀。“归来”的我等(包括刘绍棠、邓友梅、从维熙以及后来的葛翠琳、杲向真等),都对浩然抱着善意。我等已经受够了,不想看另一个作家品尝被封杀冻结的滋味。

我早在1979年就明确宣示过,我愿尊重每一位师长,但是绝对不投靠;我愿团结每一位同行,但是绝对不拉拢。我愿意把这些个想法提交给广大的读者,提交给历史。从个人经历来说,新时期以来,在我回忆的这个时期,我是有所不为,有所不取,有所选择的。

还有一件事我绝对不干。就是不与人搞口舌之争。至今如此,有误解,有歧义,有恶意,有胡说八道,我都是笑一笑。笑一笑是一宝,这是我的体会。我宁可再不写一个字,宁可转业卖糖葫芦,决不陷入文人相轻的下贱圈子中去。

 

四次文代会

1979年10月30日,四次全国文代会开幕。我看到那些老文艺家,坐着轮椅,扶着双拐,被人搀扶,口齿不清,惊魂乍定……都来了。老作家萧三、楼适夷等到了台上发言,说上一句“咱们又见面了……”,泣不成声……仿佛“文革”中整死的文艺家的冤魂也出现在主席台上啦。

大会上一些中青年作家激动兴奋,眉飞色舞。有几个人发言极为活跃尖锐,例如柯岩、白桦,还有刘宾雁的讲话,全场轰动。他们本来不在文联全委的候选名单上,但是由于言发得好,人气旺,被增补到名单上了。

小平同志代表中央致词祝贺。人们对他讲的“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欣喜若狂,掌声如雷。许多人记住的就是“不要横加干涉”六个字。

但我的印象不尽相同。我是主席团成员,姓氏笔画又少,坐在主席台第一排,我近距离地感染到了也领会到了小平同志的庄严、正规、权威,他的决定一切指挥一切的神态、举止和语气。他是一个真正的指挥员,他牢牢地掌握着局势和权力,他的姿态和论断绝无令文人们想入非非之余地。

我希望保持适当的清醒,上海话叫做要拎得清,不可拎勿清。我的发言是低调的,我的讲话角度是极“左”的一套离间了作家与党。我必须在热烈的情绪下立于不败之地。

立刻有了反响,一些同行表示我讲的令他们不满足,听了不甚过瘾,我讲得太软,不痛快。从这个时候,我就常常受到善意的夹击了,一些人说,他太“左”了,他已经被招安,站到官方那边了。另一些人说,他其实右,而且更危险。

也可以说我成了一个桩子,力图越过的各面的人,简单而又片面的人都觉得我脱离了他们,妨碍了他们,变成了他们的前进脚步的羁绊,而且是维护了效劳了投奔了对方。有时候我会左右逢源,这是真的。更多时候我会遭到左右夹击,这尤其是真的。这样的桩子,客观上有点像个界牌了。

34年已经过去了,回想起来除了大的社会变动的投影与有关政策的宣示以外,这样的盛大隆重的文代作代会竟然没有什么文艺的内容可资记忆。

说来归齐,第四次文代会是一个标志,中国的文艺进入了新时期,声嘶力竭,雷霆万钧,一切达于极致的“文革”,终于离开了我们,这应了物极必反的老话。不论具体情节上有多少仓促和不足、肤浅和幼稚,第四次文代会仍然算是一个转折,它毕竟埋葬了“文化大革命”。

 

“现代派”风波

1982年夏,我作为列席人员出席了十二大。列席者不参与选举,但是投完票开票唱票时叫我们进了大会堂,我在二楼上看到了候补委员中有王蒙的名字。

想不到的是,十二大后等着我的是关于“现代派”的风波。时在中国作协外联部充任法语译员的高行健先生写了一本书:《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其实是一部通俗的小册子,谈到所谓西方现代小说里时间空间的处理,人称的应用与转换,心理描写与意识流等。李陀、刘心武、冯骥才三人各写了一封给高行健的信发表在《上海文学》上,表达对此书的兴趣。我因上海的《小说界》催稿甚急,写了一篇小文,介绍并称许了高行健的书。

想不到的是这成了一件事,似乎是异己的现代派思潮向中国发起了袭击。胡乔木更看重的则是于甘肃出版的一本《现代文艺思潮》,尤其是该杂志上发表了东北诗人徐敬亚的一篇文章,《崛起的诗群》,被认为是颠覆性的。

《文艺报》的一批骨干,面对现代派之说如临大敌。

此次我国的现代派风波,带有给刚刚当选中央候补委员的我的一个下马威的色调。《文艺报》的资深副主编唐因等在一些场合还特别点出我的名字来。而另一位新归来的副主编唐达成在一些场合——有的我在场——大批现代派,语焉不详,含含糊糊,天知道他在讲什么。

好在胡乔木对我是既忠告又保护。他肯定:“你走得不远”,我想他看重的是我的作品的政治倾向特别是少共情结。我的“此致布礼”大大帮助了我在猛批现代派的风浪中矗立不倒。

但乔公在1983年春节期间接待我畅谈,并亲自给中南海的车队打电话,要车去接我爱人到他家小坐,极大的友好情节一传出去,《文艺报》的某些人长叹一声,领导对王的态度不一般啊!便只好放过了王某。信不信由你。

这里边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上海。四篇小文章都发表在上海。后来夏衍写了文章,巴金老也发表了看法,都不赞成那样如临大敌地批现代派。这使得一些不大不小的领导更加不安,似乎是上海在不听招呼,不服管。

这里最闹不明白的是冯牧同志,他是最最以爱护支持中青年作家自诩的,为什么一个现代派问题他激动成了那样,说的话那样带情绪,不惜与那么多人特别是上海的同志决裂……

《文艺报》的同志也不顺利,他们收获的不是他们所需要的果实。后来,张光年同志与作协班子决定,《文艺报》改成报纸形式;冯牧改去编《中国作家》杂志;副主编唐因到文学讲习所(后改名鲁迅文学院)主持工作;编辑部主任刘锡诚到民间文学研究会;理论组组长李基凯则不久到美国探亲,没有再回来。我私下认为,这是该时的《文艺报》向周扬叫板的结果。

对这一年的批现代派,各种说法都有,如广东作家们说此事是说戏内有戏,戏后有戏。叶君健先生则认为某些人意在否定中央对于王蒙的选拔。叶老是非党人士,是安徒生专家,安的童话全集的译者,对一些人事、政治问题竟也这样敏感。我则干脆装聋作哑,忙着写我的小说。在北京,除了胡乔木的保护以外,也还有张光年、夏衍等一大批人的善意,更不要说定居上海的巴金主席啦。

 

四次作代会

1984年年底到1985年年初,开了一个跨年度的(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会上,我当选为中国作协常务副主席。说来话长,居然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有过这么一次作家代表大会,有说是闹翻了天的,有说是多么好多么民主的,有的赞扬,有的愤恨。

……让我先从曾任《文艺报》主编、《人民文学》主编、作协党组书记的张光年老师说起。他是1913年生人,比我大21岁。当然,早在地下时期,在北京顺城街北大四院礼堂,激昂慷慨地欣赏《黄河大合唱》的时候,我已知道了光未然(张光年笔名)的名字。

而自1983年我到中国作协工作,一直在他的领导之下。我感觉到他是一个十分重视参与和掌握领导权的干部,但诗人的激情并未泯灭。他不拒绝妥协与平衡,但是他自己的选择鲜明坚定,他不怕得罪他的对立面。他的名言是:一个人活一辈子,连个人都没有得罪过,太窝囊啦。

除张光年外,我也时而与中宣部贺敬之副部长有很好的交流,他对待领导工作十分认真,十分动情,十分较劲,他经常与我讲到文艺界特别是作协的一些不良风气和言论等,他叹息自身的人微言轻。我则是笑眯眯地且听且淡化柔化之。

包括我本人,对于提出精神污染问题,感到或有的压力与惶惑,对于后来说不提了,则舒服得很,奔走相告,抚额相庆。提与不提,都是上头说的,背后有什么玄机,没有几个文艺家明晰。四次作代会就是在这种减压添彩的兴奋中,开动了的。

开幕式上,宣读各领导人贺词贺信的时候,胡乔木的声音受到冷落,周扬的名字轰动全场。有人发起了致周扬的慰问信,会场上悬挂着这样的大信,许多人去签名。我没有签。

会议的主题是创作自由,但创作自由不是喊出来的,它是一个逐步实践、落实与拓展的过程。然而同行诸兄诸公是没有人注意什么“充分珍惜与正确运用这样一个来之不易的创作自由”的。认为文人同行能“充分珍惜与正确运用”的人,如果不是白痴,就是婴儿。

四次作代会的结果是好几个重要的作家诗人落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丁玲、刘白羽、贺敬之、曹禺等,他们都是作协副主席的候选人,而且名字都印到了选票上,本应无疑问地选上的。曹禺的落选主要是因为他已经当选为剧协主席了。而其他几个人的落选就与舆论、与各种窃窃私语有关。

反响之激烈可以想象。我还幻想做一些善后工作,委托一些人去看望落选的作家,打电话给一些人邀请他们参与作协的某些工作,例如评选茅盾文学奖的工作,都遭碰壁,无效果。

有一位领导很生动地形容这种文艺头面人物的内斗:从上海“左联”时期就斗,到了延安,斗得更厉害了。抗战胜利,解放战争胜利,建立新中国,仍然继续斗。直到“文革”,全完蛋了,消停了些。“文革”一结束,又斗起来……最后两边的人都逝世了,一看,两边的悼词,并无不同,都是优秀的文艺战士,都是杰出贡献,都是巨大损失,谁也没比谁谁多斗出个一两一钱来……

四次作代会上巴金得票最多,其次是张光年与刘宾雁得票数相同,由于电脑的排名(笔画数相同时看是何种笔画在先),刘算是第二位。再往后是我还是陆文夫,记不清了。反正我与文夫相差票数很少。《人民日报》公布了各人的票数,事态更加刺激。

各种说法沸沸扬扬。张光年还是硬气的,他若无其事,静观其变。胡乔木给了我一篇文稿,要求《文艺报》以社论形式发表,论述创作自由的非绝对性,目的是为了纠作协“四大”的偏。

我拿着它找了张光年、唐达成等人研究,经过修改,磨得光润了些,以《文艺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了。胡乔木表示对文章的修改很“佩服”,下令许多杂志转载。

作协在1985年开过一次理事会,我便在会上讲,文学的超前性与歧义性有可能引起社会的不安,对此要有充分的估计与正确的应对。我们的创作自由当然是宪法原则下的自由,是符合四项基本原则的自由。我们要的是维护而不是毁坏改革开放的大局。

 

1989之春

1989年春天我曾经与我的一个孩子长谈了7个小时,那一年她处于激动状态,她正上大学。我用汽车送她到了学校,我离开校门口200米等候于路边的草地旁,怕停在校门口令人生疑。一个多小时后,她出来了,她已经说服了全班,第二天不参与任何过分的不适宜的街头活动。

1989年5月,在一个特别的背景下,我访问了法国、埃及、约旦,并于归途在曼谷作短暂停留。

中途访意,本来有一个节目是接受意方一个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的采访,因为此次书市上,将会展出我的小说《活动变人形》的意译本。但是由于情况的发展,该主持人最想采访的话题已经不是王某人的小说,而是中国的政治局势,我只好取消这次采访,我不想轻谈妄论。

经过了1989年的春夏,9月初我从烟台养病归来,正好赶上参加周扬的葬礼,并在葬礼上碰到外籍华人作家韩素音女士。韩素音赶紧拉上我照相,因为她来前受到英国友好人士的嘱托,须要带回证明王某无恙的材料。

同时新华社报道,李鹏总理在人大常委会上提出,为了尊重本人早已提出的专心从事文学创作与文艺评论(这是我1988年给中央的信件的原文,我所以一个说文学,一个说文艺,因为我的评论涉及的领域会比创作更广)的意愿,免去王蒙的文化部长职务。

从1986年4月初,到1989年9月初,我担任文化部主要领导三年零五个月。我得到了领导的关心与部里的工作人员的支持。我深蒙厚爱、错爱,我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工作,努力起一些健康的作用。

1989年秋,在观看朝鲜艺术团演出时我与许多领导见了面。习仲勋同志特别说:“你是如愿以偿了!”

《王蒙八十自述》即将出版发行,读书报独家摘发、披露书中部分精彩内容,以飨读者。

来源: 《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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