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益龙:转型中国的社会秩序构建机制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22 次 更新时间:2013-10-11 10:24:43

进入专题: 基层社会   矛盾纠纷   化解机制   社会秩序构建  

陆益龙  

    

   摘要  在当前社会转型过程中,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呈现出多元化与平常化的特征,既有一些结构性矛盾也有较多生活性纠纷,改革、转型并未导致矛盾纠纷的凸显或新矛盾问题的多发。而在基层纠纷解决机制方面,则出现了多元化与权威化的并存格局。较多的纠纷经历者选择权威化或上层化的纠纷解决方式,这并非出于对权威的认同,而是受工具主义的权威意识和法律意识的影响,纠纷者主要根据权威介入对自己效用的大小而作出选择。有效化解基层矛盾纠纷,构建和谐社会秩序,既要建构法制权威,更重要的是要加强基层多元化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建设。

   关键词  基层社会  矛盾纠纷  化解机制  社会秩序构建  中国经验

   中国社会转型新时期,伴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社会秩序也将面临诸多构建与重构任务。如何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将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未来的新发展,因为秩序是任何发展的先决条件之一。

   问题、理论及意义

   秩序是指社会关系相对均衡、社会交往互动正常有序的状态。秩序构建在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机制。探讨转型中国的秩序构建机制,如果从社会学的本土方法论角度看,那就要关注和研究矛盾纠纷的发生及解决机制。因为在本土方法论看来,要想知道社会的常态是何以建构的,就必须先弄清哪些因素或行为会造成反常。所以,要想把握转型过程中如何构建起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就要探究影响秩序的社会矛盾纠纷是如何发生以及如何解决的。

   基于这一理论视角,本研究所关注和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在快速转型的中国,基层社会的矛盾纠纷究竟呈何状态、有何特征,这些矛盾纠纷是如何发生的、又是通过哪些途径或方式解决的,以及人们为何要选择这些方式化解矛盾纠纷。

   关于现阶段社会矛盾纠纷的现状及发生机制问题,目前学界流行这样几种理论解释:一是“新生社会矛盾”论。如李强提出,当前的社会矛盾纠纷主要是由国内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利益群体的分化所引发的,可以说是改革发展过程中的“新生社会矛盾”或“新生社会问题”。①像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导致了社会利益格局和阶层结构的变迁,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出现的新弱势群体,以及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开发建设和征地拆迁权益分配问题等,都属于新生的矛盾问题。

   二是社会转型期“矛盾纠纷凸显”论。有较多学者倾向于认为,②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内,由于社会转型不可避免地触及利益格局的变化,并将导致价值观的变迁,从而引发社会矛盾纠纷的高发和凸显,社会快速转型期也是矛盾纠纷的凸显期。

   三是“人民内部矛盾”论。此类观点主要是运用了毛泽东的矛盾论思想,将当下的矛盾纠纷视为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阶段的人民内部矛盾,并认为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将会异常尖锐、复杂,突发性群体矛盾增多。③因此,正确认识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有效调和、化解这些矛盾,对于社会秩序的构建与重构有着战略性意义。

   以上几种理论解释主要是从宏观角度对当前及未来社会矛盾纠纷的性质、特征和趋势进行了整体性理论推导,而对于认识和把握现实社会中矛盾纠纷的发生机制和解决机制,可能没有直接的帮助。

   此外,本研究所要探讨的另一个问题是:从基层矛盾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的经验事实中,呈现出了什么样的法律性(legality),这种法律性与新时期社会秩序的构建有着什么样的联系?

   所谓法律性,指的是法律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表现,或人们在实践活动中所体现出的与法律的关联,即法律与社会的关系。关于纠纷及其解决机制与法律性的关系问题,涉及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社会基础。推进法制建设,构建法制秩序,需要结合国情、联系社会实际,而不仅仅是法律专业技术的推进过程。从对居民的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的经验考察中,可以更具体地认识社会的法律性特征,从而为法制建设的推进提供更有针对性、更加有效的策略。

   关于法律性与社会秩序构建的关系问题,昂格尔认为经典社会理论主要有两种传统:一是工具主义理论,二是合理性理论。④工具主义强调法律在社会秩序构建中所发挥的作用主要是工具性的,居民通常将法律视为公共工具或资源,当法律有助于实现其个人利益时,就会利用法律;而合理性理论或共识理论则强调,法律的存在及其作用主要在于其合理性或正当性。由于人们认为法律规则是合理的、正当的,所以愿意遵守法律原则,从而构建起法制秩序。

   法律性的建构论则认为,“法律性并非完全依靠诸如宪法、法律条例、法院判决等正式的法律或诸如合同履行这类国家权力的直接表现来支撑的。相反,法律性是长久的,因为它依赖并唤醒了日常生活的平常图式。”⑤在人们发生纠纷和处理纠纷的日常实践中,同时建构起法律性的特征。由此看来,一个社会的法律性并非单一的、固定的,而是多样的、变动的。

   无论是法律工具主义论还是法律合理性论,都存在将法律与社会秩序的关系及特征作单一化看待的弊病,由此忽略了法制建设实践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法律性建构论试图从工具与规范、结构与能动性之间寻找兼容性,然而由于在强调法律建构性的同时,也导致过于突出法制建设的变动性和相对性,从而可能使法制建设实践变得无所适从。因此,在对居民的纠纷及其解决机制选择的具体经验考察中,我们就需要极力回避把法律与秩序构建的关系加以模式化或图式化的困境,而要从具体经验中探寻一些共性特征或规律。

   基层矛盾纠纷的多元化与平常化

   综合社会调查(2005、2006CGSS)关于基层矛盾纠纷发生情况的调查结果反映出,居民在一段时间内(4~5年)矛盾纠纷的发生率在12%左右,其中与政府机关的纠纷发生率在2.4%左右;2010年的调查显示,有9%左右的居民声称受到政府机关或工作人员的不公正对待,但真正发生纠纷的可能比例要低。所以,就当前纠纷发生的规模而言,基层矛盾纠纷并未显现出“矛盾凸显”的特征,因为无论从纠纷发生比例还是从纠纷发生的增长趋势来看,都难以发现现阶段的基层矛盾纠纷具有“凸显”之趋势。

   从居民所经历的纠纷类型结构来看,在城市基层社会,较为多发和易发的矛盾纠纷主要是劳动与保障方面的纠纷、住房与拆迁方面的纠纷以及婚姻与家庭方面的纠纷;在乡村基层社会,较为多发和易发的矛盾纠纷则主要是邻里纠纷、婚姻与家庭纠纷以及土地方面的纠纷。除了这些相对多发的纠纷类型之外,现实中发生的矛盾纠纷其实是多种多样的,包括干群纠纷、借贷纠纷、合同纠纷、医患纠纷、环境纠纷、侵权伤害纠纷等。即使在同一类型的矛盾纠纷当中,纠纷的性质和形式也可能是不同的。如在城市劳动与保障方面的纠纷中,既有企业改制遗留问题导致的结构性矛盾纠纷,也有居民在劳动就业过程中遇到的劳动争议和普通民事纠纷。可以用多元化来概括基层矛盾纠纷的现状特征,即现实中的矛盾纠纷是多类型的,而不是某个维度、某种类型的矛盾纠纷格外凸显。

   基层矛盾纠纷的多元化特征还在纠纷经历者的构成上得以体现。实证分析表明,除了性别因素对个体间纠纷发生有较为一致的影响(之外,即男性较之女性与他人发生的纠纷更多)其他诸如受教育水平、职业、收入和阶层等个人的社会性因素与纠纷发生并未显示出方向一致的相关关系,说明纠纷经历者在社会构成上并没有某种突出特征,也就是说,在经历过矛盾纠纷的当事人中,他们广泛分布于社会中的多种群体、多阶层,而不是集中反映在某些阶层或群体间。

   此外,在当前基层矛盾纠纷的类型和结构的多元化特征里,实际还包含了基层矛盾纠纷的平常化趋势。纠纷平常化趋势反映的是,大量的基层矛盾纠纷实际是在平常的生活实践或社会互动中发生的,而并非某种不均衡的结构所导致和引发。所以,从平常化的角度来认识基层矛盾纠纷,主要是为了避免将现实中的所有矛盾纠纷都与结构联系在一起。基层社会的矛盾纠纷既有结构性矛盾,也有生活性的或平常的纠纷。

   基层矛盾纠纷的平常化、生活化,意味着有越来越多的矛盾纠纷会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偶然发生,这些矛盾纠纷的发生和存在,其实是现实生活的构成方式之一。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平常的生活性纠纷对秩序构建没有消极影响,因为有些生活性纠纷也会演化为群体性事件。

   基层矛盾纠纷所显现出的多元化和平常化特征,其实与当前社会关系及生活方式的多元化是一致的。随着社会的开放性和流动性增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类型、关系性质也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在更为频繁、更为复杂的社会交往互动中,发生多种多样矛盾纠纷的可能性无疑也随之增大。⑥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随着网络社会的到来,越来越多的人不仅进行着现实的面对面交往,而且还会在网络上进行虚拟社会交往。在网络交往中发生的纠纷或问题,也就成为社会生活中的新型纠纷或问题。但是,新的矛盾纠纷的出现并不一定意味着社会矛盾的凸显,而是反映出矛盾纠纷的时代特征,或者叫作“转型性特征”。其中较多的矛盾纠纷实际上依然属于平常的生活性纠纷,因为这些纠纷不过是社会成员在日常生活的交往互动中出现的一般问题,此类问题的多与少并不能反映出诸如“矛盾凸显”那样的特殊意义。

   鉴于当前基层矛盾纠纷的多元化和平常化的现实状况,在纠纷管理或治理策略方面,首先需要正确对待社会中的矛盾纠纷。一方面,不宜过度突出或强调矛盾纠纷的消极面。构建社会秩序、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并非要防止所有矛盾纠纷的发生,事实上也不可能做到。矛盾纠纷的发生和存在,也是社会秩序的构成形式之一。一个阶段矛盾纠纷的增多或减少,其实都是日常生活世界中的正常现象。另一方面,要重视基层矛盾纠纷的化解。基层纠纷虽难以预防,但和谐的社会则需要有健全、有效的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机制,以便能及时、有效地化解生活中的平常纠纷。

   其次,需要针对多元化矛盾纠纷采取多元的纠纷管理策略。尽管基层矛盾纠纷走向多元化,但我们可以根据矛盾纠纷性质将其主要分为两种:一是结构性矛盾纠纷;二是生活性矛盾纠纷。在应对生活性矛盾纠纷方面,可以用平常的态度、常规的机制去对待和处理。在纠纷管理上可以采取基层—调解—化解的管理策略,这一策略更加注重在基层建立起完善的民间纠纷化解机制。针对结构性矛盾纠纷,则需要有战略的眼光、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去加以应对,在纠纷管理策略上需要用顶层—调整—解决的治理策略,也就是以宏观结构调整来解决不均衡的结构问题,重视通过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调和结构性矛盾。

   基层矛盾纠纷成因的非转型性

   基层社会矛盾纠纷总会体现一个时期的时代特征。社会转型可以说是当今的时代特征,所以这一时期的社会矛盾纠纷也就具有“转型性特征”。不同时代的重要变迁事件、特别是涉及不同群体利益的事件,总会在社会关系的结构特征上得以体现。如在城镇企业经营管理体制改革中,出现了下岗再就业的职工群体,他们与企业、政府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在乡村社会,随着农村税费制度的改革,村镇干部不再需要直接向农户征收税费,农村的干部和群众关系也就发生了变化。社会关系的结构变化过程也会在矛盾纠纷的发生和演化上有所显现。

当前,基层矛盾纠纷所具有的转型性特征,并不说明社会转型是各种矛盾纠纷发生的直接原因。关于矛盾纠纷与社会转型的关系,目前较为流行的一种观点就是“战略机遇期与矛盾高发期并存”论,或“社会转型导致社会矛盾凸显”论。⑦这一论断,表面看似乎与当前形势较为相符,然而进一步从理论和经验事实两个层面加以分析和考察,就不难发现这种观念存在着把社会转型视为社会矛盾纠纷发生直接原因的误导作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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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年9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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