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益龙:后乡土性:理解乡村社会变迁的一个理论框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7 次 更新时间:2017-01-16 11:1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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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益龙  

   乡村社会从历史到今日,已发生了诸多的变迁。如何理解当下乡村的形态、问题和未来方向,是乡村社会研究领域理论探讨的重要方向。乡土性概念是基于20世纪上半叶的经验现实从社会结构-文化功能的维度对中国乡村社会基本性质的理论概括,后乡土性是为分析和解释经历系列改造和转型之后乡村出现空巢社会、兼业生计、〖JP+1〗自治与建设并行以及文化多元化的现实形态、特征、性质、成因及其应对提供一种理论框架。相对于过密化论、二元发展论、新乡土社会论、“空心化”论或城镇化论,后乡土社会论把后乡土性的维续和乡村的变迁视为现代化背景下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社会的一种新常态,从而为理解乡村社会的现实、问题和趋势提供了一种客观中性和建设性的分析框架,可有效地解释乡村变迁的历史原因、现实问题的根源,以及建设与发展的可能路径。

   理解和认识中国的乡村社会,不只是了解当下乡村是怎样的形态,把握现实形态下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以及是怎样变迁而来的,意义更为重要。关于乡村社会的结构与变迁问题,实际上是乡村社会研究领域的一个核心问题。对乡村社会变迁的理论探讨,将有助于增进对乡村现实问题的认知,对推动这一研究领域的理论进展也有着积极意义。

  

一、解释乡村变迁的几种理论视角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甚或将来,乡村都是中国社会的重要构成。乡村社会从历史到今日乃至未来,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间的移动,发生着这样那样的变迁。如今,乡村社会是什么样的形态?是由何种形态变迁而来的?又是怎样变迁的?这些关于乡村社会变迁的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和探讨的问题。既有从社会史角度,也有从社会学、人类学视角,还有从政治学、经济学等角度,来考察和探讨乡村社会变迁诸问题,形成了诸多理论解释。下文梳理和回顾其中几个主要的理论,目的在于说明后乡土性的概念框架所要解释的乡村变迁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在理论脉络中的意义。

   1.乡土社会

   中国的乡村社会变迁研究曾受功能主义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影响较大。功能主义人类学重要代表人物拉德克里夫-布朗在中国讲学交流期间,就曾提出“对于中国乡村生活社会学调查的建议”,认为“在中国研究,最适宜于开始的单位是乡村,因为大部分中国人都住在乡村里;而且乡村是足够小的社区。”布朗建议开展乡村社区研究要包括三个部分:

   一是共时性研究,二是乡村社区外部关系的研究,三是历时性研究。①中国社会学的社区研究倡导者吴文藻较为认同布朗的建议,在中国大力推进了乡村社区的社会人类学调查研究。费孝通在云南和江苏农村开展的村庄研究,是乡村社区学派具有代表性的研究。

   社区学派对乡村社会变迁的考察与分析,主要采取功能主义的策略,也就是对乡村社会主体的行动以及与其相应的制度的功能加以分析,如费孝通提出:“如果要组织有效果的行动并达到预期的目的,必须对社会制度的功能进行细致的分析,而且要同它们意欲满足的需要结合起来分析,也要同它们的运转所依赖的其它制度联系起来分析,以达到对情况的恰当的阐述。这就是社会科学者的工作。”②

   乡村社区研究以村落为考察对象,将社区视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文化整体,通过对其社会文化制度的功能分析,揭示微型社会的结构,以及所发生的变迁和变迁的机制。

   在对乡村社区的经验考察基础之上,费孝通作了“乡土社会”的理论概括:“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③乡土社会理论主要是从社会结构-文化功能的维度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乡村社会的总结,乡土社会在结构上是传统的,与现代社会呈鲜明对照,与乡土社会关系结构相对应的,则是乡土文化在其中所发挥的功能。

   乡土社会理论高度凝练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与文化的经验事实,为理解乡村社会结构及乡土文化功能提供了一个重要框架,让我们可以把较多的乡村社会现象和问题置于这个框架之中来加以分析和认识。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和现实是,在现代化大潮中,乡村社会已经并正在发生着剧烈的社会变迁,乡土社会理论只有更新,才能更准确概括和解释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的结构及其特征。

   2.内卷化与过密化

   对现代化和市场化冲击下的小农及其农业生产的特点,吉尔兹(C. Geertz)将印度尼西亚的小农生产概括为“内卷化”(involution)。小农生产的内卷化倾向及特征主要有两种基本表现:一是小农家庭对小农生产的依赖,即小农经营方式已内卷为乡村社会的构成;二是小农生产的边际收益的滞胀,即小农家庭的生产经营状况受制于传统乡村社会与文化因素,难以取得突破性的变迁。④

   中国的小农在现代化过程中,又有怎样的变迁与特点呢?黄宗智认为,吉尔兹对印尼小农所作的“内卷化”概括,也能反映中国小农家庭及乡村社会变迁的特征。在对长江三角洲乡村社会变迁史的研究中,黄宗智用“过密化”理论解释了小农家庭与乡村社会变迁的规律和特征。⑤所谓“过密化”,是指在人地关系紧张的大背景下,小农家庭的生产面临着劳动力日均边际收入水平递减的现象与问题。对小农家庭来说,由于耕地规模是有限的,所以随着家庭人口的增长,即便农业总产量会缓慢增长,而家庭人均边际收入水平的增长是非常缓慢的,甚至可能是负增长。小农生产的“过密化”问题使得传统乡村社会出现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现象,即小农经济总量可能在增长,但乡村社会未能得到真正发展。

   无论是“内卷化”还是“过密化”理论,都对乡村社会的经济基础和特点作了高度的概括,为理解小农家庭的经济活动与乡村社会变迁之间的关联,提供了一种视角。但是,这一理论视角有着浓厚的结构决定论色彩,将传统乡村社会变迁与发展的滞后性归结于社会文化结构和人地关系结构,那么对乡村变迁中的差异性就难以作出合理的解释。

   如果从波兰尼(K. Polanyi)的“嵌入性”(embeddedness)角度来看小农生产的“内卷化”现象,⑥或许还可理解传统小农生产与现代市场经济的本质差别,而把小农生产的发展困境归结为人地矛盾导致的“过密化”问题,这并不足以准确揭示中国传统小农家庭与乡村社会在现代化大潮中的境况和问题。农民坚守着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农业生产,并承受着较低收入的生活压力,这样生存形态并不意味着小农毫无进步和发展,而且紧张的人地关系只是其中的影响因素之一,而非决定性或关键性原因,因为农民也可以通过自己的能动性来破解人地矛盾的结构困境,而小农生产之所以维续着、变迁着,那主要是因为小农生产并非孤立的,而是嵌入于乡村社会与文化之中,随乡村社会存在而存在、随其变迁而变迁。

   3.底层社会

   如今,在社会快速转型与发展的过程之中,乡村社会常被视为底层社会,即由社会底层群体构成。如李强关于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倒丁字形”理论,⑦根据国际职业指数(ISEI),将农民职业视作社会底层职业,因为按照这一职业分数(23分),排在现代社会职业系统的底层位置。在中国,农民群体的规模依然很大,因而他们构成了倒“丁”字中的一横,也就是当今中国社会的底层大众。

   还有学者从历史的、政治社会学的视角,将乡村社会视为底层社会。裴宜理认为,由农民构成底层社会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从一个重要侧面,反映了底层农民受压迫、受剥削的现实。⑧斯科特(J. Scott)将东南亚小农视为遵循“生存伦理”和“安全第一”原则的“弱者”群体,或者说是“无权群体”,他们的生存与反抗形态,其实并非像一些农民起义或农民革命研究所描绘的那样,而是有着他们平常的“弱者的武器”,也就是他们生活与反抗的日常形式。⑨

   无论从社会分层的角度,还是从历史、政治的视角,底层社会理论虽在一定意义上阐释了农民和乡村社会的地位特征,但是,乡村社会并非同一性的,所有乡村并不都是一样的。而且农民群体亦非同一的,农民对自己阶层地位的认同有着差异性的分布,⑩而不是按照国际标准所划分的那样,统一为社会底层。在社会高度分化的今天,中国的农民群体其实是一个复杂多样的群体,广义上的农民现已分化成多职业、多阶层的群体。

   4.二元发展论

   在发展经济学中,有一种理论观点认为,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会出现较为发达的现代部门与相对滞后的传统部门的二元分割,而且传统部门的劳动力会被吸引和转移到效率更高的现代生产部门。如约翰逊(D. G. Johnson)认为:“今后几十年,农业部门和农村地区的就业调整将会成为中国所面临的主要困难。”“随着经济增长,农业所需做出的主要调整是改变它所使用的资源数量和结构。”⑾

   就中国乡村发展的现实和中国特色的制度而言,二元结构与乡村发展有着自身相对独特的意义。笔者曾提出,当前中国乡村社会变迁在结构上出现了“双二元”的格局:一方面,诸如户籍制度等已有的制度安排型塑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乡村劳动力流动“给原先的二元结构增添了一层,即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二元化。”⑿因为对于流动的农民来说,他们既要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来回流动,又要在体制内与体制外之间摆动,由此实际形成乡村居民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二元化格局。

   从二元发展论的视角来看待和解释乡村社会变迁,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强调了结构、制度因素对迁所具有的决定性的意义,尽管乡村变迁也被视为一种社会过程,但这一过程却是方向和轨迹已被结构、制度决定的动态过程。也就是说,在现代化过程中,乡村社会变迁受这一大趋势及其相应的结构和制度安排所制约。二元论的问题和局限在于,对乡村变迁的动因和未来作宿命论的理解,将乡村发展的未来走向归之于现代化的趋势,或是将工业化国家乡村终结的历史看作是当今乡村社会的未来走向。理解当今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确实需要以现代化的社会转型作为大背景,然而同时也需要关注和思索为何乡村与现代社会共存这一现实问题,以及当今乡村社会的特质与性质问题。

  

二、后乡土性:特质与性质的维度

  

   如何理解和解释现代化进程中的“乡土中国”的社会变迁呢?对这一问题,或许有多个维度、多种解释框架。将经历现代化变迁之后的乡土社会理解和解释为具有“后乡土性”,主要是基于中国乡村社会的特质和基本性质而言的。

   用后乡土性来概括和解释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是要说明在现代化的大趋势下,中国乡村社会具有着自己的一些特质。正是这些特质,使得乡村变迁与社会现代化并行相随,而非被现代化所取代。

   “特质”是文化相对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本尼迪克特在对文化比较研究中,发现不同类型的文化有着不同的特质,如“阿波罗型”文化与“酒神型”文化的差异,就主要体现在各自有各自的文化特质。⒀

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社会,有着与城市社会所不同的特质。乡村社会的特质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村落共同体;二是熟悉关系;三是情感与道义联系。乡村社会的存在和维续是以村落或村庄为物质基础和空间载体的,就物质形态和空间形态而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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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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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文杂志》2016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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