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益龙:流动的村庄:乡土社会的双二元格局与不确定性*

——皖东T村的社会形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70 次 更新时间:2008-11-28 17: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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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益龙  

  

  摘要:在安徽东部T 村,向城市流动的群体范围在不断扩大,村民生活方式越来越趋向二元化,流动带来了乡土社会双重二元化格局的形成。在这一格局中,农民经受着既非市民亦非农民的身份认同困惑,以及对未来预期的高不确定性。对城市和乡村的不确定预期,使得农村居民不得不通过不断的流动来增加保障。不确定性造成农民发展风险和成本的提高,同时也可能引发农民重复投资和资源的浪费。

  关键词:流动;乡土社会;双二元;不确定性;T 村;社会形态

  

  近年来,涉农现象和问题的相关研究,在诸多学科流行起来,尤其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为一个政策口号被提出来之后,涉农研究热似乎再度升温。各种关于“三农”问题、农民工权益、流动人口、留守儿童和新农村建设等话题或课题,成为公众和诸多学者关注的焦点。中国乡村社会究竟何去何从,已成了公众、学界和政界关心和讨论的热点问题。但是,人们在对农村问题关注的同时,似乎也存在过度焦虑之嫌,甚至给人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感觉,而对那些表象背后深层结构问题所作的理性分析和反思稍显不足。

  本文要探讨的问题是当前结构性变迁给中国乡土社会所带来的影响,重点分析结构转型中的乡村双二元化特征,以及由此产生的农民的不确定性,并将其视为一只“看不见的手”,操纵和制约着乡土社会的发展。因此,对这一问题的系统分析,将为认识和理解“三农”问题提供一个视角,同时为探寻解决这些问题路径提供经验背景。在对安徽省东部一个自然村落-T 村的经验考察基础上,本文试图解释乡土社会双重二元格局是如何形成的、给乡村社会及农民的发展带来怎样的不确定性。诚然,T 村的社会变迁经历可能不具有普遍性。但是,作为一个典型社会事实,我们可以从中发现和理解这一事实的形成过程、特点及可能的影响。

  

  一、问题及意义

  

  中国的“三农”问题的实质究竟是什么?症结在何处?又会有何种影响?几乎所有农村研究都试图回答这些问题,然而,较多研究停留在对表面问题的考察,或急于给出解决问题的良方,而轻视了从经验中归纳出理论解释,以深化人们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就像对城市下岗失业问题的研究,仅仅从政策技术的层面来探其原因和对策,将存在较大局限;如果从深层结构上去探寻理论解释则能开阔视野,达到预防与治理相结合的效果。

  较多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属于结构变迁的过程,既是结构的组成部分,也是社会建构的过程,个体的社会生活既受这一过程的影响,同时也参与了这一过程。社会结构变迁尤其是社会结构转型,犹如“一只看不见的手”,操纵和影响着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1]同样,就当前中国乡村社会发展状况及面临的问题而言,与宏观的、深层的结构转型也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结构转型的视角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虽然,在农业经济学领域,有一种制度决定论倾向,认为“三农”问题的根本在于土地产权制度,1980年代推行的土地承包责任制改革,解决了农业低效率问题,如果进一步推进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就会有利于一系列“三农”问题的解决。[2]但是,“三农”问题绝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尽管经济问题非常重要。早在对苏南江村经济的考察中,费孝通就发现土地制度对农民生活的重要性,但是,土地和农业的意义只是一个方面,对于农民和乡村发展来说,工业或非农业发展是不可或缺的另一方面。费孝通从工业化大背景下中国乡村社会结构转型中概括出乡土社会所面临问题的实质。基于这一认识,费孝通总结了乡村发展的“苏南模式”,其核心就是乡村工业化,或亦工亦农、“离土不离乡”的发展道路。[3]然而,当前中国农村发展的大背景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它不是在工业化的背景下,而是在全球化和后工业社会的背景下进行的,这就意味着结构转型会伴随新的现象和新问题。

  黄宗智在对长江三角洲乡村社会的社会史和经验考察后指出,农村出现的“过密化”现象,意味着农村改革只带来了增长而没有带来发展。“过密化”问题预示着,中国农村社会发展既不适合走自由市场化道路,也不宜走集体化道路,而需要探索第三条道路。[4]但是,第三条道路究竟是什么样的道路,黄宗智并未给出明确的解释。

  新乡村建设学派认为,乡村发展的关键仍在农村,所以他们主张通过新农村建设运动来推动中国乡村发展。例如,林毅夫提出,中国农村市场范围广大,潜力巨大。如果建设好农村市场,将给农村发展乃至整个经济带来新的动力。[5]温铁军极力倡导新农村建设,认为中国多数农村仍处于小农经济时代,实现农业现代化难度大,农村人口又不能全部进入城市,因此,只能以农村的经济基础为前提进行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利用农村社会资源来促进自身发展。例如,培育农民的自主精神、提高社会福利和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促进经济合作与乡村社会的和谐。[6]

  那么,当前中国农村的社会形态究竟怎样?发展所面临的本质问题是什么呢?本文正是要通过对安徽省东部一个村庄的个案研究,描述和揭示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特别是在1990年代后,乡土社会出现的双二元化的转型。这样的一种转型形态突出地表现为诸多村庄处在高流动性之中,即现在村庄已经失去传统村落的稳定性、封闭或半封闭性以及单一性,村庄社会随着青壮年劳动力的外出和回家,表现为明显的摆动性和二元化形态。此外,在生产方式或经济结构方面,出现了既有受市场制约和调节的经济活动,又有为了生计和遵循传统或受社区压力支配的行为,乡民们越来越难以对其未来有较稳定的预期,社会心态犹如他们在乡村与城市之间不停地摆动那样,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

  

  二、T 村概况

  

  T 村是安徽省东部的一个自然村落,位于长江中下游平原,土地肥沃,水源充足,是一个典型的鱼米之乡。

  T 村人主要生计模式为稻作生产,农业主要靠种植水稻和油菜,一年两季,一季冬油菜,一季杂交中稻。主要经济作物是花生、大豆、甘蔗和西瓜等。副业主要有外出经商务工、渔业、水产养殖和建筑业。

  T 村有200多户人家,人口900多人,劳动力400多人。T 村是一个多姓村,但主要有俞、王、张、陈四大姓氏。村内居民之间有较密切关联,或有远近不同的血缘关系,或结成礼俗性的关系。

  T 村居民的聚居格局呈“一”字形,村内住户的房屋排成一个长条,多数人家的房屋都连在一起,左邻右舍共享一面墙,因此,邻里之间的关系既有密切的共生关系,又有相互竞争的关系。对于每一个住户来说,在空间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自然会想尽量多争取一点。但是由于邻里之间的紧密相连,其中一户的变动,必然会引起其他人的反应,这种反应常常是矛盾或冲突。

  T 村的历史较为悠久,传统习俗得以较好保留,各姓氏的家谱得到保留和重修。在村落文化中,人们不断地传承和建构各种民风民俗,并在民风民俗的维系下,有序地生活。正如其它一些村庄一样,赌钱是村落文化的重要构成,赌钱有两种:一是赌博性的赌钱,另一种是礼俗性赌钱。因此,对于村民来说,赌钱的功能也是两方面的:一是影响再生产的消极功能,另一方面是有利于社会认同和驱使人们努力挣钱的积极功能。[7]

  总体来讲,T 村是一个经济上较为富裕,文化上较为传统但同时又是受城市现代文化影响较大的村落。

  自从1980年代中国农村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以来,中国乡土社会经历了一系列巨大的社会变迁。其中最为明显的,也是人们最容易看到的,可能就是农村生产力水平和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广大的农村居民走出了温饱问题的困境,开始向小康社会努力。然而,对于一般人来说,似乎没有在意与物质生活水平变化相关联的乡土社会结构的转型,以及结构性的变迁所带来的潜在社会影响。

  

  三、城市与乡村:“两栖”生活

  

  在T 村,人均责任田面积约1亩,亩产水稻有600公斤左右,油菜籽200公斤。在1997年前后,据农民们计算,他们的农业收入大概相当于亩产水稻的收入,油菜籽的收入可以抵消各种花销和成本。而且,当时的稻米价格相当高,一般人口在4-5人的农户,年农业纯收入7-8千元,再加上其它副业收入,接近万元。

  因此,在1997年前后,村里虽有外出打工或做生意的,但毕竟还是少数。那时,外出的人大多数都不算是真正的农业劳动力,因为他们多是刚刚从初中学校毕业的年轻人,既不会干农活,也不愿干农活。所以,家长只能让他们出去闯一闯,要是能糊糊自己的口也算是对家庭的一种贡献,父母并没有指望那些年轻的孩子挣到大钱。

  此外,1990年代外出打工的还包括一些有手艺的人,他们的文化水平并不高,可能还没有初中毕业,就学手艺了,这些人都曾经外出搞建筑、装修。

  到2007年,村里外出打工和做生意的人越来越多,超过一半的人已经流向城市,只有一半人且他们多为老人和孩子留在村里。以往长期在家做田的农民,过去从来没有想到还要出去的中老年劳动力,也开始纷纷外出,走进城市的大街小巷,操起他们以前并不熟悉的生意来。

  [个案1:YCB ,男,46岁]

  初中毕业的YCB ,成家后有了两个孩子,一男一女。以前,一家人一直住在村庄里,种几亩田地,同时也在流经村庄的河里放网捕鱼。每年的农业收成加上渔业收入,让他们一家在村子里的生活算是较富裕的。YCB 也还曾经被推选为行政村里的片长,即负责行政村的一个或几个自然村的管理事务,相当于人民公社时的生产队长,每月也能拿到几百元的劳务补贴。

  随着孩子渐渐长大,读完初中以后,孩子就没有继续读高中了。在T 村,父母对孩子读书顺其自然,如孩子成绩好,觉得能考上大学就让他们读,成绩不好就让他们早点出去闯。他们就先让大女儿出去帮熟人做小吃生意,后来,夫妇觉得在家务农和经营渔业的收入与村里外出做小吃生意的人相比,差距太大。这一点在每年春节期间,大量外出的村民回来时在赌钱活动中显现得尤为突出。外出的人在赌钱时财大气粗,而自己却越来越底气不足。

  在小儿子读完初中后,2006年,一家四口全部出去到上海杭州一带的城市寻找摊位,并最终在杭州经营起小吃生意。2007年,他们一家在城市的生意做的很顺利,YCB 也很满意地说:“现在不能在家瞎混了,必须好好干几年把儿子的楼房盖起来。”在T 村,给儿子盖楼房或准楼房,是给孩子找对象的必要条件,没有像样的房子男孩是找不到对象的。

  其实,YCB 并不熟悉餐饮业,而更熟悉农业和渔业的技能,而且也习惯了村庄里的生活方式。追求收入增长和子女就业的压力使得他们到了壮年时代还要选择放弃主业、离开村庄,去陌生的城市淘金。

  类似个案1中的情况在T 村较多,可以说这是一种典型的村民生活形态,这一形态所表现出的特征与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农民流动不同,他们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1)流动者年龄偏向多元化。以往外出的村民以青年人居多,他们主要在建筑行业打工,年轻人即便没有手艺,亦可做做小工。如今,大量的壮年即40-60岁的劳动力外出做生意或打工,年龄较长者通常帮助子女做些杂事。所以,目前村落生活越来越边缘化。

  2)整户流动者增多。目前T 村人向外流动模式已经从男性外出-女性留守的模式逐渐向整户流动的模式转变,如家中有需要照顾的儿童或在校孩子,父母常常将他们托付给老年人来看管,越来越多的人在孩子读初中或初中毕业时,就带着孩子一起外出做生意。整户流动之所以增多起来,一方面是外出所从事的经营活动的需要,村民外出经营的餐饮服务业,属于一种劳动密集型行业,家庭成员的参与,解决劳动力需求问题,也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另一方面,整户的流动使村民可以降低在城市的生活成本。

  3)彻底弃耕或弃农的流动者增多。村民向城市的整户流动,意味着他们要放弃在村里的农业经营。在粮食价格较低且需要交纳农业税费时,弃耕的田地通常由较亲近的亲属或邻居选择较好的部分耕种使用,使用者不需要缴纳租用费,最多代承包人缴纳相应的灌溉电费,因为灌溉电费是按照田地规模来收取的。如今,农业纯利润相对有所提高,所以,田地使用人一般会支付给承包人大约每亩140元的使用费用以作回报。

  4)流动者“两栖”生活方式更为突出。随着大量壮年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以及整户流动现象的增多,流动者的生活方式的“两栖”化和漂动性增强。对于像个案1中的主人公那样的流动者,村落的根基意识已经形成,无论他们漂向哪个城市,都会把家乡作为自己的根基。但与此同时,作为核心家庭的家长,为了孩子和更高的收入期望,当他们每年回到T 村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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