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讲演：沉思的意义

（一）

女士们，先生们，在这个美好的四月的夜晚，本该是赞美春天的时刻，但有关日本人参拜“靖国神社”里“灵魂”的消息一再传来，影响了现实世界，使我们不得不转换题目。死灵魂投射到世界的阴影提醒我们意识到人类的生存的现时性总是与历史性不可分离的，作为此在的存在者人的自我反思也就有必要回到亚里士多德的灵魂学意义的讨论。对于不相信通灵术的人来说，“灵位”仅仅是一个个名字，那种叫做“灵魂”的东西或许不可能脱离肉体而独立存在。灵魂的意义不在于死者而在于生者，亚里士多德的灵魂学之灵魂是生者的灵魂——生存着的存在者的（你我他）和最高的存在者的（宇宙灵魂），而死者的鬼魂的意义似乎并没有进入哲学家的视野。对于鬼魂的解读因生者生存的世界地理位置的不同而出现不同的含义，即使没有当初的大陆漂移，诗意的鬼魂学在每一地区的世俗世界中也有极大的差异。我们知道，中国人欲阻止日本人的鬼魂参拜，但他们并没有停止，不同的鬼魂学表现出不仅对鬼魂而且因鬼魂衍生了对世界历史的看法的歧义。是否干涉他们的自由了？别人的意志是我们不能左右的，在不能左右时，需要的是沉思某些问题。——参拜，意味着什么？我们如何解读参拜的鬼魂学意义？美国人为什么不在乎参拜？一笑置之的漠视和中国人的认真态度的反差成为反思的另一个问题，历史是进入解答境域的惟一通道，而解答只是追问的一种方式。追溯“靖国神社”被参拜的原因就要涉及到日本的鬼魂学的“英雄”意义的理念，中国的鬼魂理念与日本的鬼魂理念在关于“靖国神社”的鬼魂的理念论上背反，如两组马匹在太平洋两岸反向拉动，而鬼魂的空洞并不会使自己分尸，它总是在看似分裂中聚合起来，嘲笑活人的智慧。此时需要反思我们理性自身，当他们参拜时，激烈地反对和沉默地有所思可以并行也可以选择，我赞成选择而且选择后者，因而目前思维所要面对的内容是思维中的观念——灵魂、生、死，以及非思维的观念（可以转换为思维观念）——我们生存的大地。现在就让我们从这些观念入手，通过其意义的阐释来反思现实的与历史的问题——如中国与日本、南京与蘑菇云本身及其历史性关系之理解的诸多可能性。

“靖国神社”的“灵魂”需要在多向度上被沉思，尽管它们似乎空空如也。死神的所有臣民都是空洞，只有活人能赋予空洞以意义。鬼魂以英雄的名义呈现在他们的视野中，我们如何对待他们的境域所表达的意义？我们，他们，即使无任何偏见的哲学家也不得不使用这两个名词，因为人类的通讯地址尽管都是宇宙太阳系地球，但接下来国别和街道号码就有了差别，而观念的差别比地址的差别更大，“敌人”因国家的分属而在战争时期彼此指称，人的同一性被观念压迫为零，自然界从来没有两类动物如人的分属国家表现出如此阴阳相反的截然对立，作为对立的结果是简单的，但促成对立的观念却是复杂的；而由于种族是作为一个延续的历史概念，战后的和平要使人的同一性消除当初的对立目前看还不能在短时间内完成。超然地漠视观念的差别只是化解差别的假象，因而作为中国的思想者投向日本列岛的哲思就不能绕过理解他们所处的境域来分析与我们的区别。超越民族主义立场是哲学的永恒追求，但真正的超越只在彼岸世界，此在的人都是具体的民族国家的存在者。任何人在世界中所面临的和理解的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一个人诚实地表达内心是不应该受约束的，任何反对都必须建立在对被反对者话语权尊重的基础上，我们的反对也不是否定被反对者的话语权，而是阐明我们对于生存世界的理解，世界的真理不是先知的独白，而是在诸论辩难中的显露。

但是，如果我们反思他们的鬼魂的英雄观就会发现这种观念隐藏着的危险，我此次讲演的目的就是阐明我们必须认清这危险的紧迫性。难道日本人不是安分地生活在他们的国家，他们不过向那空洞无物的名字点头哈腰罢了，还能怎么样呢？必须明确，沉思的目的绝不是要报复。如果认为沉思是为了使中国人积聚起更多的对日本人的仇恨——为了中国人有一天用武力把日本人化成灰烬，便是偏离了我所谓沉思的意义。沉思不是为了积聚仇恨，而是为了消解危险，人类的危险，以人道主义的名义沉思，其目的也是人道主义，只有用人道主义解读观念的差别才有可能熄灭新的对立观念所导致的对立，而避免人道主义灾难——二十世纪战争中的大规模历史性犯罪——应该是二十一世纪存在哲学的主题。存在哲学之思考差别的前提是承认在一个大的视野中，“我们”与“他们”都属于宇宙公民，在超越的目光看来，人类所在的位置是一个点，就像几何学中定义的质点一样。当我们思考“日本人”的时候，不仅要想到那些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手持军刀不可一世的日本鬼子，还要想到日本的孕妇、刚出生的孩子、天真的现代日本青年、少女。

然而具体的“我们”只在宇宙中一个偏僻的角落居住，现实性把我们一再从太空的想象的视野拉回到大地，在地球上，中国是大国，这是需要记住的，大国如山，如海。在我们沉思前必须明确——鬼魂崇拜中的鬼魂的军国主义回归野兽的兽性并不能因为以牙还牙的逻辑传染给我们的人性，比如博大的黄山烟云是苍龙出没的地域，苍莽的境界是孤僻的岛屿所不能梦见的，兽性的食人主义与我们的品格格格不入，历史家威尔斯说尼安德特人曾有一支因食同类而灭绝，这是警示，人类依然走在进化道路上，即使你不相信宇宙是为人类专门设计的，上帝还是用自己天才的创造性精雕细琢地塑造了人类，淘汰了野蛮而使文明降临，我们缺乏描述未来数亿或数十亿年后地球乃至宇宙中某种更伟大人种具体形态的想象力，但我们可以肯定他们更文明，这是基于我们对于进化的朴素理解，因此我们并不鄙视野兽的兽性，而是鄙视某些人类群体中的兽性。人道主义呈现于孔子所谓“仁”的意义不是假装的姿态，而是时刻进行中的人生实践，但“仁”不是无条件的退避。创造伟大的历史需要沉默，沉默地思考，使历史学的篇章涌现为对人类生存的悲悯。当然不是心怀恶意，如希特勒所说——如果你想一剑斩断对方的喉咙，之前最好不要动他一根毫毛。悲悯是高尚的情感，没有上帝的悲悯就没有人类，但上帝并没有熄灭宙斯的雷电，能量是最重要的，只有在沉思中才能积蓄能量，一只大象不会在乎一匹狐狸要占有自己的野心，因此它早在佛陀诞生前就把不杀生的佛家哲学严格地奉行着。

思考他们参拜原因时当然需要设身处地地考虑到他们文化境域的独特性，死者以死亡的悲剧性终结生前善恶的区别是参拜者逃避指责的冠冕理由。但一个简单的疑问就使其理由不再冠冕——死亡终结生前的善恶的日本文化内涵的意义是否意味着在现代日本，被日警击毙的刑事犯的“英灵”也同样能享受首相阁下的鞠躬致意呢？如果不能享受，那么以文化的差异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甚至指责他国对他们参拜的指责的公正性便隐含着虚伪。参拜的意义是景仰和缅怀——意义是明确的，前辈的“光荣”——小国荼毒了大国——是他们缅怀的命意所在，有人告诉我说他看出了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首相的庄重的面孔以及那略显刻板的庄重中流露出的亚洲国家的蔑视。我们是否认同这种的看法？解读的歧意在吾国国民心理中微小到可以忽略，而日本首相对此心理是明了的，所以即使他们否认自己心怀蔑视，而挑衅的意味反倒愈加浓厚——我不在乎你们怎么想。不过他们强调自己的心理体验的确不能被忽视——蘑菇云的异象使地狱里幽灵的恐惧不断传到阳世，他们也是受难者的子孙。但意识的错位是靖国神社里的“灵魂”所对应的并不是蘑菇云下的死难者。那么死亡意义的世俗理解在西方世界如何呢？“人类”的意义是同属于一类，差别的存在远小于共同性——对于死的看法当然也不例外，只不过人们只关心自己的情感，诸位可曾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1985年）的“公墓事件”，里根总统向德国的比特堡纳粹党卫军的墓地只草草看了一眼，西方世界的愤怒声讨声便沸腾如海煮。不过自从美国人把预言异象的先知从希伯莱引领到自己的家园后，就有了维护世界秩序的更大力量，他们说——上帝钟爱美国。太平洋战争的雷霆万钧、对日城市的毁灭性核爆以及战后输出给日本的宪法，使他们今日能够超然地观看“靖国神社”上空旺盛的香火。

日本没有征服中国，但日本也没有在军事上败在中国手下——这是日本右翼敢于蔑视中国的心理基础；而且中国的天道也没有作为宇宙灵魂到达日本，祖先崇拜发源于中国，东方没有朝拜宇宙灵魂上帝的神庙，天坛的回音壁更能吸引旅游者的兴趣；中国与日本没有超越种族的共同天道信仰，或者说天道的信仰力过于微薄不足以对抗历史遗产中的对立观念。是用武力重来一次胜负的较量还是与他们协商建立这种类基督宗教的天道观呢？日本人是否意识到，蔑视中国——对于日本的危险性远大于对于中国的危险性，由于中国文明的博大，任何对他的藐视都好比是对天的藐视，而天是不容藐视的，对天道的认识在日本没有达到自觉的领悟，但天道自在地支配着世界，并不取决于具体人群的领悟。从另一个方向来思考，传统不是可以实用主义任意取舍的工具，也不是工程师可以完成的横跨中日海峡的物性桥梁，但拯救对立的可能性也在这种桥梁遐想中获得了想象力，毕竟无论佛教、基督宗教、乃至伊斯兰教的共同的“天道”是建立在对生命的尊重的基础上，人是目的——也使伟大的哲学（如孔子与康德）与普世的宗教获得一致性。

所以作为理性反思者的我们来说，如果我们自信自我文化的天道观具有普世性，就应该意识到即使他们心怀蔑视乃至心理的挑衅也不必过度地反应！中国要获得在世界历史中的主宰意义的优越性地位就必须知道文化征服的古老意义，书写历史的人不能因别人的态度左右自己的思路。但沉思的心灵必须有所观照，对可能的蛮横与蔑视的观照，时代已经过去了，新的机会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世界历史不能消灭战争，在人类的各种族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宇宙公民身份之前就应该现实地思考如何面对第三次！爱尔兰诗人叶芝说天鹅与利达的交配昭示着世界历史的循环，第三次如何来临？历史的草书总是出人意料，但人类历史是人自己创造和书写的。

作为古老的国家，中国应该懂得对于人类的责任。无条件的宽容就是纵容，理性的宽容是正直地面对邪恶，回报邪恶行为不能丧失正直的力量，关于正直的伟大比喻莫过于大地的边缘了，它是有限大的圆所显示的直线——这是正直与宽容的完美暗喻，天轮的领悟是在太阳与大地的对比中呈现的，“旦”的象形是黎明的图画，魔鬼在天鸡的鸣叫中隐遁。所以沉思必须在眺望大地与天空的交界处开始，但这个交界处是遥远的，尽管它就在我们面前，我们却永远不能把地平线抓在手里，但我们可以书写它的意象——把对清晨的欢呼化作无声咏叹的文字，为了免于危险的降临，沉思不能中断，每个人必须以个人的心灵对人类生存的意义有所沉思，以驱逐人类心灵中恶意的幽暗。我们并不先天地比他人文明和高贵，但只有沉思的心灵能拒绝野蛮和卑贱。

因此沉思应该从每一个现在时刻开始，从我们出生的大地开始，一个人生于中国是不容易的——中国难生，“山川灵秀所钟，人物光荣永垂”是弘一法师对中国的赞美。对大地的眷爱总能使我们在沉思的道路上获得灵感，而对大地的爱恋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到具体的物象，昨天我陪同我的女儿到中央音乐学院学琴，看到了聂耳的雕像，他年轻的生命在大海的波涛中惚然而熄，但他已把一曲伟大的诗篇送到了昆仑山的高巅，日光中那峥嵘的低音如大鸟般扶摇振翅，《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打开了一串壮美的汉字的历史通道，使我们的精神能够在其中庄严地行走。我们的沉思就从这首歌开始吧，因为大地的意象就在她的巍峨的旋律中显现。她代表了一种东方生存哲学的伟大的人道主义，她向世界说明了中国的人道主义传统的永恒意义，以及中国作为中国存在的历史根据。世界上任何国家民族的人们如果不能懂得她的完美修辞和修辞中表达的历史意义以及她的人道主义精神，也就不能读懂中国。世界不能没有中国，如果世界文明没有中国文明，那么世界将显得多么苍白而贫穷。震荡乾坤的歌音提示，这种世界文明面临的危险性，她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是一句真实的人道主义的描述，她使每一个中国人看到自己作为中国人的责任，她正视中国人作为中国人以及人作为人的尊严，这种责任和尊严的历史意义是中国人对自己文明的拯救的同时也是对世界文明的拯救，这种拯救的力量是强大的，来自于中华民族的元气。

但这种力量不是威胁，她甚至不向日本的妇女和孩子炫耀自己的强大，她仅仅指出了某种急迫的危险性，仅仅是一种描述，一声悲壮的咏叹，但咏叹中显示了中国人的精神和她特有的人道主义传统，她说：“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血肉”与“长城”的联结使我们想到希腊人的修辞以及但丁的伟大诗句，但显然又是中国人的诗句，她使我们回到回忆中的长城，她在夕阳中的闪光，那生长着苔藓的墙砖以及那陡峭的山峰，因长城存在而现出庄严的山峰，如静坐千年的说法者，将无量的经文谱写为辉煌的日出，使草丛的露珠上滴着悲悯，氤氲于浩瀚的宇空。血肉的长城而不是食人肉的牙齿，这不是炫耀武力而是对尚武者野蛮的藐视，“血肉的长城”显示的是中国人精神中最优秀的东西，一种慈悲的刚强，这句诗远远超越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那种“跨过高山尸横遍野”的野蛮。人类文明的足迹已经向人类显示了这样一个平静的逻辑——野蛮不可能成为文明的统治者——中国人的历史向世界证明了许多次。伟大的汉字的排列宣布了命运，没有哪个狂妄的民族敢于挑战中国文明的人道主义精神——一种儒家文化的精髓，孟子的话语——生之欲与死之恶不可得兼时，只能舍生而取义。义，正义——上天最神圣的法律，中国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捍卫了它。挑战中国文明的人道主义精神，日本人曾自信有挑战的资格，历史使这种自信变成虚幻的狂妄，如落叶枯萎了，他们本应该思考匈奴人的白骨，然后用他们从老师那里学来的儒者的目光去注视他们自己的——婴儿。侵略者错过了使他们免于覆灭的机会，如果他们认真阅读田汉先生的诗句本可以避免因自己同胞中的野蛮分子而招致的末日的景象——蘑菇云的形象并不仅是物理学的逻辑推理。

诸位，我们应该知道沉思的紧迫性，我们可以在泰山上或者在黄河的浪涛声里沉思，也可以在我们饮茶的村庄里沉思，在我们眺望原野中沉思，在我们一切可以沉思的地方沉思。我们没有为死难的同胞建立神社，因为我们的神社就是我们居住的大地，当太阳升起东天，伟大的黎明昭示我们，我们生活在祖先生活过的土地上，这土地上印着我们的先哲沉思的脚步，我们的土地是神圣的。当雷声滚过天际，那象征着孔子和他的弟子们轰隆驶过的车驾在向我们内心灌注仁爱和真理。伟大而宽博的中国文明是宽容的，我们对一切都抱着宽容的态度，但我们的宽容不是使自己失去历史的记忆，历史的记忆必须通过沉思而免于遗忘，避免遗忘不会使我们成为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不，历史的记忆在我们的沉思中使我们中国人比任何优秀的民族更接近世界公民。所以沉思必须不断地继续和开始，这是对世界文明的拯救的起点，因为沉思能使我们认识野蛮和罪恶的危害，杜绝罪恶的发生也许不可能，但我们应该知道沉思是通达这种希望——免于野蛮和罪恶继续来临的通道，这是大地和神明的召唤，是圣哲与死难英雄的召唤。泪水如果使沉思终止就变得没有意义，伟大而神圣的土地蔑视可怜的乞求，没有作为的祈祷是没有意义的，和平不会因为眼泪而降临或维持，悲伤必须有力量做后盾，只有有了创造文字的智力后才能制订保护野生动物的法律，没有强力的凝聚也就没有人类社会的秩序。上帝使我们处于人类的阶段，而人类还没有变成天使，善与恶的辩证法还要继续演绎下去，这是上帝的逻辑。上帝在哪里呢，他并不在宇宙时空中，而在我们沉思的心灵中，地球并不太大，我们的危险是人类的危险，而人类获得拯救的起点在于人类的沉思中，诸位，我的讲演从这个沉思的问题开始也从沉思的问题结束，但结束又是沉思的开始。

（二）

当日本的首相在“靖国神社”膜拜的时候，中国人需要做些什么呢？女士们，先生们，有人给我讲了他自己的一个故事，当他幼年的时代，他曾被一个强悍的人侮辱和击打，他那时想“我长大后要将他杀了吃掉”，人类的童年的仇恨是终生难忘的，可是，此人告诉我，当他长大后回到家乡，发现那个曾经侮辱过他的人已十分苍老，耳聋眼花、弯腰驼背了，他记忆的仇恨无法转嫁到眼前这个人身上。他作为读书人不仅具有了克制杀人的欲望，而且他知道历史中任何仇恨都是难于平复的，这是他的结论——仇恨是很难平复的。我们可以接着他的故事设问，如果他没有因读书而丢掉血仇刀而杀死并吃掉那人就能宣泄愤怒平复仇恨吗？

在远离了食同类时代（尽管狼依然停留在这个时代中），把婴儿的肝脏放在盘子中吃掉的行为使日军退化为狼，他们侮辱了上帝的进化，但我们不能侮辱，即使把我们放逐到鲁滨逊的岛屿上，我们也会为吃掉这些食婴肝的日本人的肉体的宴会而厌恶，即使把人肉涂抹胡椒等调味品还是不能磨灭文明的人类心理对嘴部神经敏感的反动。一个现代德国食人者说——每吃一口都增加一分对被吃者的爱，但这种爱难于被我们的体验认同，饥餐胡虏肉——岳飞的文学修辞与他的食欲不同，他喜吃豆腐。吃掉才能心甘不是理性的欲求，解读世界需要静观，牛顿的方程不是把星星吞进胃里的方式获得的，一切对象化的存在物不仅不能被吃掉，即使吃掉也不能说被吃者完全属于自己支配了，粪便从肠胃排泄出去，心灵和肠胃是两个通道；消灭魔鬼并不需要吃掉它寄居的肉体，否则我们就会魔鬼附体。爱一切人——是普世性宗教的教条，表现在对王府井大街日本寿司店的态度上，作为一个现象学美食家可以将寿司像豆腐一样作为他的感官直觉本质的对象物，而不必有任何食品感觉之外的貌似凛然的嫌恶。

基督是否在天堂里爱那个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罗马士兵呢？爱你的仇人，——这里的确包含着伟大的哲学。但却不能因此结论说，罪犯是人类的爱人，如果犯罪是激发人类对犯罪者爱的方式，人类的法律不仅是多余的，而且应该鼓励更多人犯罪，以增加我们对这些人的爱。——我们当然不能如此理解基督教，但孔子的话更智慧——以直报怨，然而怨的发源者所宿居的心灵并不具有血缘的遗传性，而且那种叫做“伪军”人的后代也属于中国人的分子。三年后的北京奥运会，青年们还是要与太阳旗下的青年比赛，因此以直报怨是爱的一种方式，是实现康德所谓永久世界和平理想的方式。

中国人的仇恨是难于平复的，但我们却不应该以偏激的或轻佻的方式对待内心仇恨，我们不能再像义和团那样使用太极图，应该把太极图与爱因斯坦的方程联系起来，把伟大的儒家文明与希腊文明、基督教文明装订为一册，必须删除一些可能把我们的思路引向歧途的部分。太在乎言辞上的装饰在激发善的同时也可能激发善的副产品——伪善。谢罪是建立在对天道理解的自觉心理下所驱使的行为，如果不是发自内心，不情愿的姿态就意味着做作，是令人反感的。你希望得到杀死你祖父、强奸了你祖母的那个人的孙子在参拜的空闲向你道歉，愿望即使得到了满足，但由于是在参拜的事先和事后，道歉的言不由衷反倒可能耽搁沉思的深度。你们为什么不像德国人那样谢罪？！——这样的问题最好用沉默代替，即便不是一个糟糕的问题，但明知得不到满意回答却期待回答是不明智的，你应该用沉思回答自己的疑问。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像辽阔的海洋一样伟大，大海用自己永无休止的浪涛声回应一切藐视者的藐视。对于罪的存在，天罚已经进行或正在进行，我们的沉思本身就是在推动着天轮的运转。

沉思是免于遗忘达于历史记忆的方式，“靖国神社”里的幽灵所对应的名字在被他们参拜时正是我们加深历史记忆的时刻，历史必须不断地涌现为文字集合，以模仿罗素集合论的方式使后世免于遗忘。作为自觉自身为历史性存在的存在者，人类的沉思表现为对存在者存在根据的沉思，人的存在根据只能从上帝赋予的人的人性而非狼性来理解；当世界被作为历史的进化段落被沉思时，我们的眼睛中的世界就与野狼眼睛中的世界有了本质的区别。如此我们就会悲悯地注视日本列岛，思考人的生物性与历史性的关系，生物性使罪恶的灵魂并不一定通过DNA的双螺旋结构遗传，罪犯的子孙并不一定是罪犯，婴儿永远是新的灵魂。对犯罪者的记忆也就不能随意转移，当年一个中国将军（聂荣臻），把战火中吓坏了的日本女孩（美子惠）抱起来，说，不要害怕，孩子。上帝注视着大地上发生的一幕，中国将军派人把孩子送给了日本人。

日本军做了什么呢？他们把中国儿童的两腿攥住，恶狠狠地把孩子的头颅向墙壁摔去！砰然一声，孩子的哭声嘎然而止，血迹和脑髓溅在日本军人的脸上，他舔一舔嘴唇，太阳照耀着世界，上帝即使不通过太阳的光线也能看见世界所发生的，他在用某个人类的大脑思考蘑菇云。

人类的悲悯的勇敢与野兽的牙齿的“勇敢”是严格区别的，伟大的悲悯表现在高贵的愤怒，神圣的正义使雷霆轰鸣，从天而落的大雨表达着上天的悲愤，前进，迎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女士们，先生们，在座的来自世界各地，我看你们中的女士在哭泣，还是把眼泪擦干吧。当我们谴责罪恶的时候，把罪恶的人和他的民族还是要作必要的区分，我不希望我的讲演给你们造成这样的印象——日本是邪恶的民族，女士们，先生们，我认为日本的儿童和所有民族的儿童一样，是天真的、可爱的，每一个民族都因儿童的不断出生在更新自己。

许多人欲理解一种犯罪的心理是如何驱动的——把村里的男女老幼驱逐到场院里，用机枪扫射，如果维吉尔和卑德丽采像他们引领但丁一样把我引领从幽冥世界通达光明的至善世界，我将在了望那冰河中怪物后向上帝请求审判：日本的“英雄”——是否上帝诅咒的人！让参拜者继续参拜吧，上天永恒的法律是自在的，自在于我们的心灵中，历史记忆本身就是上天法律存在的形式，而历史还继续在时间中绵延，恢恢天网的天罚的意义像霹雳、像闪电。卡戎的渡船装载罪恶的灵魂到达永劫的地狱，在摧折暴虐者使其灭亡而使英雄们牺牲的战斗中才使我们看清善与和平的来之不易，明媚的阳光因黑夜的漫长才显得珍贵。此岸的和平不是与彼岸审判无关的，在死亡不能终结理性的意义上，我们是先辈灵魂的复活。宇空中那浩荡奔腾的赞美至善的颂歌从一百五十亿年前的宇宙奇点爆炸开始就被天使们歌唱，先定和谐的旋律来自上帝的构思，至今在浩瀚星空中回响，你们侧耳细听，在第三千年初始的第八个年头，雅典娜的火炬将燃起在辉煌的北京，女士们，先生们，和平的颂歌正在长江洪流的浪尖上向太平洋奔涌，赞美吧，至善与和平像星光般古老、火炬一样年轻。然而撒旦的阴影提醒我们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辨证理念论，和平原因于——千万人的死亡就在六十多年前发生。二十世纪是令人悲伤和哀愁的世纪，文明的高峰遥对着野蛮的深渊峡谷，是否只有如此强烈的对比才能使理性焕发出沉雄的力量呢，历史记忆如铅以至我们的心脑有不能承受之重。

女士们，先生们，和平的美妙旋律不应该使我们淡忘那惩罚了杀人犯和强奸犯的英雄，在我们的父辈的村庄被侵略者“三光”之后，谁为我死难父兄仗剑挥戈？谁向那强奸了祖母的恶汉发射了子弹？女士们，先生们，当初侵入南京的军队有日本的第十八师团，罪恶滔天的兽军！在缅甸的丛林中，你们知道谁使兽军十八师团覆灭的吗？是廖耀湘率领的新二十二师！人的力量在某些情况下是不可思议的，廖耀湘军队的一个士兵在自己被敌兵刺刀刺中时，以右手抓住对方的喉咙，巨大的力量来自上天，随着一声惊天的怒吼，兽军士兵的喉咙被活生生扯断，像扯下一块树皮，连舌头都带了出来。——我不希望孩子们读到上面的描述，就像我不希望孩子们过早地读到南京大屠杀的细节！连带舌头的喉咙被扯断的细节是一个比喻，一个略微残酷的比喻。希腊的寓言家伊索在一部伟大的剧目中说——舌头能挑起战争，也能传播真理。那个长着舌头的喉咙被从脖子上扯出来之后，真理才有了发言的机会。但真理往往以沉默来发言，真理并不是聒噪——如田中奏折与大东亚共荣圈之类。为历史的细节加进必要的注释，默默地书写，用纸和笔，沉默的力量是巨大的，能够扼住命运的咽喉。

北京的迎春花开了，玉兰花开了，四年后的北京将重现古希腊奥林匹克的掷铁饼者的英姿，女士们，先生们，记得荷马的诗句所描述的吗？奥德修斯以他伟大的掷铁饼者的臂力射杀了贪婪的求婚者，当年轻的黎明重现天际，垂着玫瑰红的手指，希腊的神殿的残垣断壁依然使我们想到它的庄严神圣；而平型关的老爷庙则显得质朴，残破的庙宇此时也正值春天，那里的春天的景色也许没有什么特别，因为中国的山河大地都是美丽的。但中国人应该注视那个地方，哪怕从照片上注视，它的树木的摇曳，你们知道它为什么摇曳吗？因为风吹动了它，是的，还因为它作为生命与大地相连，所以我们的目光就通过树木到达它生长的大地。大地为什么能生长树木呢？因为这是上帝赋予的力量。上帝的力量在一切能在之处，在泥土里，那些水分子和有机物质催动了树木的根，而阳光雨露滋润它的叶，这是伟大的力量，我们必须理解这种力量源泉的神性。大地在古希腊人和中华民族的词汇中有着相同的含义——母性的女神，女神赐予她的儿子们神力，女士们，先生们，老爷庙见证了历史，利箭从林彪统领的大力的士兵的弓弦上飞射出去，把野蛮的求婚者化作滋润草木的肥料，——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罪恶的鬼魂像群猪一样哀号着掉下山崖下的海里，耶酥也驱赶过鬼魂，所以——有人打你右脸你连左脸也给他——是伟大的教诲，前提是他没有侮辱你的母亲，否则——就需要关帝的大刀在天空划一道优美的弧线，金属与肉体的摩擦声，罪恶的头颅滚落在地，只有敌人失落头颅的颈项喷涌的血注才能洗刷我们善良母亲的贞洁，大地女神的贞操是不容玷污的。

司马迁如果在世将如何为薛岳、李宗仁、林彪、王耀武、廖耀湘作传呢？伟大的历史学家还是太少了，与韩国人砍断手指加深记忆的方式不同，我认为司马迁的方式更伟大，也更值得那些被称作大学生的青年们效法。在孤灯下的木简上一个一个地书写汉字，把那些沉睡在地下的白骨召唤出来，让他们和自己说话，了解他们死亡的细节，把他们的经历以文字的形式保留在意识中，汉字也因此召唤出自身的生命力，就像平型关的树木是被泥土催动了生命力一样，甚至日本鬼子的鬼魂也在历史真实的意义上获得了解释历史的意义。所以，如果有人认为向杀害了你祖父的罪犯鞠躬是他的权利，你应该意识到你的权利，你的权利是通过书写汉字描述平型关的树木如何在微风中颤动，描写春天的美丽，书写伟大的汉字所组合的名字所联结的历史，把这些名字与台儿庄联系起来，与长沙城联系起来，因为这样就是与天联系起来，天是什么，天就是中国人的上帝和上帝的法律，而天如果没有地球的孤悬就没有它的命名，天是被地发现的，通过人，神就在天地人之中浮现，人在大地上生长，大地就有了自己基础的意义。所以中国的神社就是中国的大地，我们走在大地上的每一步都是在向英灵参拜。

中国人的纸钱并不能达到阴间，正像希伯莱人的烤牛肉不会到达耶和华，但可以构成一种审美的景象，在孤坟边一缕青烟是精神达于天庭的通道，这个通道使我们想到死与生的边界，每一个人来到世界都意味着他将最终告别世界，所以死亡是历史学和哲学的永恒题目，也是我们借以沉思世界的主题，死亡使我们对生命的理解变得严肃，尤其那些伟大的死，如王铭章将军，看一眼庭院里的孩子，毅然地奔赴城墙抗击敌人，体验死亡的意义。你没有早生七十年抗击敌人，但你能够了望大地，作为人，我们通过沉思死亡的意义思考我们与天地神的关系。当你在静夜里书写汉字，某个汉字意象以前所未有的光明向你展示其本真的意义，此时在你蓦然抬头了望窗外的星空中或能领悟你与大地的关系，你在宇宙中的位置。我们每个人的领悟的机会只有一次，来生是不可期的。上天的法律使我们连接历史记忆，汉字能使记忆传递得更加久远，纸是会腐烂的，但只要有记忆者的记忆，汉字就通过记忆的意识流在历史中永存，好像有一个不死者的记忆一样，它就是历史的灵魂，因此我们的使命是沉重的，也是神圣的，我们作为历史记忆的一环必须知道自己的使命，把生命浪掷在叫喊中是浅薄的行为。

在宇宙中，一个人能用他一生书写汉字，想到此我时常惊叹——这是宇宙自我创造的历史中出现的伟大奇迹，多少机缘的巧合才使众多的你我他诞生啊。正因为珍视自我的生命，我们才想到要尊重一切民族人的生命。所以要时刻告诫自己内心，仇恨绝对不会向任何一个无辜的人发泄。我们对于人类生命的理解必须抱着永恒的悲悯，儒家的人道主义与基督教的人道主义在上天的法律中是交织的。当一个人能够不断地书写汉字的时候，他就有了体察生命存在之于中国仁爱哲学意义的机会，从而和古代的圣贤联系起来，仿佛是古代的灵魂已经通过汉字在他的精神中复活了。

汉字组成的名字是值得玩味的，比如薛岳，比如李宗仁，前者是因缘于英雄，而后者是因缘于儒者的仁学，这些名字因历史的因缘而有别于其他汉字。与名字的对应者死了，但组成他们名字的汉字是不死的。要使我们免于浅薄就应该学会沉思死亡与不死的关系，当你沉思死亡的时候，你就不在乎历史记忆之外的文饰了。需要沉思死亡，存在的哲学就是死亡的哲学，明了死亡的哲学才能领悟人生的难得、感觉世界的美好，富士山和昆仑山是同样美丽的，死亡哲学不是使日本的樱花与中国的牡丹暗示白骨和血，相反，那个自觉自己作为历史性存在的存在者的人是为了在历史中白骨和血的骷髅地里栽种樱花和牡丹。她们是植物，开花植物曾促使恐龙灭绝却提供了为宇宙中产生分辨色彩之明亮眼睛的本欲，人类纪来临了，作为个体的我们虽处在短暂的历史段落中，却比蜉蝣幸运得多，沉思世界可以在每一个日出的时间重新开始。欣赏植物与蝴蝶标本，这是平静的沉思。植物的凋谢在秋天，它们还不能反思死亡，植物不能记录自己的历史。一架髑髅也是美丽的——狰狞的美丽，那特有的白色骨骼的光泽，像白色的樱花颜色。细菌部队使活人变成了髑髅，这里可以通过存在主义美学来说明人类物种存在所达到的多种可能之一种，冷静地描述罪恶甚至是诗的一种修辞方式，恶的花朵只有在人类的意识中开放，是宇宙发展史人类纪的独特现象。当渊博的教授向孩子们讲授现象学美学时，美学会将死亡的美丽显示出来。

作为世界的导师，孔子曾教导了世界，耶酥和释迦牟尼也教导过世界，普世的存在哲学是超越国家的，通过大地和天空交融于地下的根和天上的云。深入到大地来思考世界就能达到天空，达到上帝。而要求一个不谙世故的日本孩子向你道歉是唐突的，他从来没有目睹过战争，为什么要向你道歉——我根本不认识你。所以关键是告诉他历史记忆的真相，关于什么是真相你必须通过与他耐心的交谈在思维的天空中显露，在意识中关于历史的真相只能被历史的记忆综合出来，而综合的形而上学力量需要心灵的主宰——天道，严厉的非逻辑语言的申斥并不能使历史记忆延伸自己。天道的广博就使国家意识被淡化，淡漠了国家意识才能使罪恶真实地显示其本真的狰狞，人的罪恶要和他所属的民族区分，所以重要的是死亡的存在的历史记忆的加深和揭示，否则发生就像没有发生。甚至需要平静地与髑髅交谈，以便把存在的意义从死亡中揭露出来，至于贸易，物品，并不直接作用于心灵，它们是超种族的东西，就像植物没有国家属性一样。

只有上帝能全观历史，但考虑到任何人都不是上帝，历史学所描述的历史也就是我们接近真实历史的惟一通道。司马迁的观察因他的视野的开阔而为我们留下了最富价值的遗产，我们不能以自己复活司马迁，但我们每个人都能学习他写的书，学习他记忆历史的方式。物质财富总是暂时的聚散的形象，重要的是汉字的历史记录，心灵赋予汉字以意义，存在的意义因此从死亡的意义上升为生命的意义。所以作为有限的人应该知道自己的使命，汉姆雷特临死前对他的朋友说——告诉世界发生了什么。尽管我们不能全观世界，但比起后人来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世纪的观察具有优越性，我们应该尽可能地细致观察使历史呈现出它接近本真的形态，报告世界所发生的。至于善恶的评价，比如有人认为屠杀是对亚洲的解放——也不能被阻止，当初既不能阻止屠杀，现在当然也不能阻止对屠杀的一切可能的阐释，包括否定的阐释，但只有历史记忆深入而强大的民族能够获得阐释的威权，不是以威权排斥他者而是以真实本身来显示权威，自然地使非本真的阐释退场。而且人的存在会在恰当的时刻比如在死亡的时刻接近良知的，与其干涉他人意识的活动，不如静观其人，看上天如何照耀人类的心灵，魔鬼和日本人并非总是同义词，尤其当蘑菇云升起在日本以后，末日的景象就成为伟大悲悯者给予人类的启示。上帝总是在必要的时刻显示他的权威，上帝注视着世界，就像天空注视着地球一样，但他对一切都保持沉默。

（三）

南京大屠杀是否因蘑菇云而被消解了？历史记忆不是有理数加减法。饶恕当然是伟大的美德，耶酥说：“你们饶恕他人的过犯，上帝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但饶恕不是消解，更不是遗忘。屠宰场里那些被屠杀的动物一再饶恕屠夫对它们的屠杀，可屠杀还是没有因动物们饶恕的美德而停止。除了佛教世界，平等的理念没有扩展到动物界，如果众生都是平等的，植物也是生命，康有为曾说植物的枝体流出的白色液体是血，如此论佛教也没有实现众生平等。在此岸世界中绝对平等是不可能的，人类之于动植物的不平等原因于动植物没有历史记忆，或曰没有历史记忆或微弱的记忆就表征着生命的低等。没有历史记忆的饶恕是动物的美德，但不是人类的美德。人类中的种族如果免于被屠杀不能依靠无原则的饶恕，历史的记忆不否认饶恕，前提是饶恕不能消解历史记忆。并且赞美饶恕的美德时也应该赞美拯救，固然在历史的进程中没有超越的力量拯救遭受屠杀的南京，然而今天我们历史地记忆关于大屠杀历史的历史记录却是拯救的开始。拯救的不仅是中国人，还有包括日本人在内的所有的人，因为只有历史的真实场景有能力告诫人类——灭绝人性的恐怖是衍生灭绝人性恐怖的原因，只有在当机立断地斩断这个恶的循环的历史线索的意义上，饶恕才是人类的美德。

拯救是存在的——我说得是历史场景中的拯救——即耶酥说“救我们脱离凶恶”的意义。女士们，先生们，这里我想向诸位说明来自两个伟大而普通的德国人的拯救，对中国少女的拯救，以及他们通过在历史的情境中所拾取的真实材料而加深我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意义上的拯救。我不知道两个德国人现在是死了还是活着，如果还在人间，恐怕也已经九十多岁了。我们应该记忆他们，就像记忆那些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供真实材料的人一样。他们是谁？——佐尔格与格•劳森 ，佐尔格与格•劳森——陌生的名字，他们是谁？

在人因为不能承受的极度痛苦而获得彻底解脱的意义上，死亡也是拯救，但我不希望这种拯救在人的青年时代发生，正是在此意义上，佛家认为对生命脱离死亡的拯救比造七级浮屠还可贵，因此拯救的人类意义是否定死神过早降临的意义，但这种人类意义的拯救又必须通过反思死亡来实现。死亡者可能已经没有了痛苦，但作为活着的人，他在对悲惨死亡的历史记忆中加深对生存的理解，因此尽管回顾历史记忆中的悲惨死亡总是痛苦的，我们还是应该不断地回顾。南京城！1937年12月中旬的南京城，是应该不断地被回顾的，记忆必须延续到后代的脑海中，通过我们的历史记忆。江水的红色已经被长江源头不断涌来的雪水稀释了，并且奔流到大海中，但红色的血污应该在我们每一次注视夕阳的余辉中唤醒，河滩、码头、学校、居民区堆积的尸体，从断头的颈项、从胸膛的弹孔、从残肢中涌出人身特有的红色液体。女士们，先生们，南京城的虐杀、强奸，惨死前的呻吟，杀人者与强奸者的狂笑，这些词组对应着日本人曾经的胜利。时间已经过去近七十年，死难同胞的肉体早已经腐烂了，南京妇女悲惨的哭号与日军凶恶的号啸似乎越来越渺茫了，历史的记忆是否只有我们脑海里涌现出来的语词呢？

根本没有发生什么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是虚构！——并不值得惊讶，不仅是杀人犯和强奸犯的子孙的想象力中的可能性，而且也可以是严肃的历史学家思考历史应该设问的——我们如何知道我们没有亲知的事件真实地发生过，像我本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如何确信南京大屠杀历史事件的真实？并不需要太多思辨哲学的帮助来确定历史的真实存在，人作为人的一般理智就足够了，比如我们今天的人都没有目睹过亚历山大、拿破仑，但我们之确定他们的真实存在过是因为我们由自己的诚实推及目击历史场景者记述的真实，如果人类理性没有任何稳固的基石，那么怀疑本身都应该被怀疑，怀疑被怀疑的无限怀疑序列就使一切内容为空集，观看者与被观看者关系的紊乱在非生命的物理物甚至是绝对的清晰——看者与被看者没有分离——等于绝对的混沌。好在上帝使宇宙产生了眼睛，从此世界理性使世界呈现出光明，而且眼睛的背后有脑细胞在工作，宇宙有了自己司管观看与记忆的物质物（大脑），看者不能全观世界，但他（作为复数的他）的看所表达为语言的历史记忆，可以由阅读者综合出接近全观的历史场景。理性的怀疑主义与非理性怀疑主义的区别表现在前者的目的不是否定存在而是为了接近存在，因此历史才有被澄清的可能。而且二十世纪历史理性的记忆力还因为目击者在把目击的内容转换为文字的辅助说明中有了新的物质工具——照相机，一个智力正常者的体察借此能更方便地从历史遗存的影像材料中体察到细微。照相技术使被感光的胶片通过冲洗在像纸上成相，目击者已经死了，可他在历史现场的照片存留下来，就不需要用超光速之物追赶那飞奔在宇宙空间中映射了历史真实画面的光子群了。如果历史的细节在进入眼帘后，而某些人的嘴巴依然不愿意承认历史中所发生的，我们就有理由认为他颠覆了肛门与嘴的职能——在但丁描述的地狱中，罪恶的灵魂喜欢用臀部的洞穴发出响亮的号角声。如何回应这传到阳世的恶浊之音呢？新的材料补充了远东军事法庭所采信的证据，德国人公开了他们保留在历史档案里的照片和文字。谁照的照片？德国人佐尔格与格•劳森。

女士们，先生们，在思辨的论述使你们思维疲倦之前，我还是叙述我要叙述的历史情节吧，我们心灵的情感能够使我们头脑的理性在对正义的渴望中领悟拯救的思辨意义。这个情节是太多悲惨结局的一个例外，但这个例外使我们在南京当年浸染血泊的泥土中照见了一缕善意，她是如此地稀缺和珍贵以至需要用诗篇来颂扬，在我的诗篇没有写就前就用最简短的话来记述吧。在南京宁江路上，一名女学生绝望地瞪着恐惧的双眼，她面前的两个日本野兽正在撕裂她的衣服，她绝望的哀鸣又有什么作用！刺刀，野兽咆哮藐视天庭，利爪逮住了羔羊，尚未成年的少女在免于被侮辱的可能途径上，甚至连死亡的道路都被堵死。女士们，先生们，来自东瀛的罪恶曾何等无耻地奔涌，想到此我每每忘记哲人的谆嘱而欲行村夫般的破口诅咒！而转念间在某种梦幻的情节中希望一架能够穿越时空的直升机去搭救野兽嘴边的羔羊，但熵定律是不可违的——时间不可以逆流，没有穿越时空的直升机。但是，比逆时间而旅的直升机更直接的力量存在于历史真实的场景中，它使得羔羊的命运发生了奇迹般转折，在历史的现场中站立着一个伟大的德国人，他名叫左尔格。文弱的佐尔格不愿意这野蛮的场景继续，在光天化日之下的罪恶即刻发生的时刻，他用日语喝令两个字——滚开！女士们，先生们，这不是梦幻的描述，而是真实，让我们为佐尔格的言语赞美上帝吧。

谁有权力命令日本兽军呢？佐尔格！重要的是佐尔格佩带着德国外交官证章。德国，希特勒的纳粹德国，日本人敬畏的德国，日本兵为此悻悻地走开了，佐尔格恰当地以魔鬼的威名震慑了眼前的魔鬼，而佐尔格是天使！这是佐尔格的行动！是伟大的佐尔格给予中国人的恩惠。中国人知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不是滴水之恩，而是——浩荡宏恩！因为那个逃离劫难的少女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姊妹。世界历史彼时彼刻最伟大的行动是佐尔格的行动，我们如何报答伟大的佐尔格的宏恩呢？让我们记住他的名字吧！若有天使也坐在台下某个座位上聆听，我请求她把佐尔格的名字报告给永远沉睡于地下的同胞们。

那么格•劳森呢？格•劳森是佐尔格的朋友。他用相机记录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格•劳森以自己外交官的身份乘着有德国国旗标志的汽车到南京城各处拍摄，我省略描述这些照片所记录的••••••格•劳森把这些照片连同自己和同事们整理出自己目击的十四万余字的文字资料秘密运往德国。正义的上天没有让宝贵的资料丢失，虽经历战火，历史的真实场景幸运地保存下来，1992年，德国政府将格•劳森记录的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资料公之于众。这是上帝的法律存在的证明，上帝通过格•劳森与佐尔格注视着南京发生的历史，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爱因斯坦的大脑里关于质能关系的运思就不能发生。让我们向两位伟大的德国人佐尔格与格•劳森致敬！是否在南京城为这两个伟大的德国人雕塑铜像？用汉字反复书写他们的名字：佐尔格与格•劳森。这是上帝的昭示，他们的镜头中解释了蘑菇云升起的必要性！

二、采访与参观

（一）

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我采访了日本兵的骷髅——一个我在南京城外的珍贵收藏，骷髅完好无缺，甚至没有脱落一颗牙齿，所以它吐字清晰，和我对话没有问题。骷髅的后脑有遭重击的痕迹，它深深的眼窝似乎永远沉浸在回忆里。

我：参与大屠杀的你，说吧，关于你们的大屠杀。

日本骷髅：守卫南京的士兵进行了抵抗，要是他们不抵抗••••••

要是不遇到抵抗，你们或许就不会杀人是吗？是的。如果中国军队进入东京，你认为日本人会反抗吗？一定会反抗，伟大的日本民族不允许任何侵略。依你的逻辑，反抗者就要遭屠杀，既然日本人反抗，那么如果美国人杀死几十万东京老百姓就是正当的。我没有这样设想过，我只知道大和民族是不可战胜的。你认为中国人是可以战胜的吗？我们占领了南京！你知道占领了多长时间？我不可能知道我死后发生的事。你死时多少岁？我死时二十六岁 。你怎么死的？有人从背后袭击了我，这是懦夫行为，他如果有胆量应该和我面对面决斗。你死前正在做什么？我，我正在一个中国女孩儿，和她做爱。你以前认识这女孩儿吗？不认识。应该说你强奸了她。随你怎么说。那女孩儿多大年岁？十一、二岁吧。你有妹妹吗？我的妹妹在她出生前死了。你肯定有母亲。是的，任何人都有母亲。如果有人强奸你的母亲，你会袭击强奸者吗？是的，如果有人敢这样做，我会吃了他的心。你认为中国人会吃了你的心了吗？我说过我不知道死后所发生的。我想他们没有吃你的心脏，他们掩埋了你，你想念你的母亲吗？是的，我想我的母亲也日日思念我。她或许并不知道你把自己的尸体丢在了中国。她要是知道，会为我的死高兴的。为什么？我是为大和民族英勇捐躯的。有意思，我甚至并不想嘲笑你，你的家乡是什么地方？广岛。不幸的城市！不，你应该说美丽的城市，我一生最美好的时光是在广岛，我的童年是美丽的，像美丽的樱花开放的季节，我的青春在我熟悉的街巷度过，邻居家女孩的目光曾与我的目光相碰，我的爱情在我珍藏的她的照片上加深。当你强奸中国女孩儿时想过你对邻居女孩的爱情吗？这是两回事。你的母亲和别人的母亲有什么不同吗？我的母亲爱我。你的母亲或许因为你的行为遭遇了不幸。因为我的行为遭遇不幸，她死了？你没有意识到你的犯罪吗？战争不是犯罪，世界永远是强者的世界，这是世界的永恒逻辑，胜利者永远是无罪的。但日本失败了。谁打败了他？日本人的罪恶打败了自己。我的母亲怎么死的？可能死于一种叫原子弹的武器。原子弹！我从未听说过，什么武器？使你化为清烟，如果你离爆炸很近的话，一枚原子弹可以使数十万人死亡，你认为你的刺刀和原子弹相比哪一个更是强者？我的母亲是无辜的。你强奸中国少女时为什么不想想你无辜的母亲呢？即使我承认犯罪，但我的母亲也不该承受原子弹。但中国少女为什么要承受你的摧残呢？失败者承受侮辱是天经地义的。问题是原子弹使日本人也成了失败者，或者你的母亲化作清烟总比被人强奸好些。你让我感谢原子弹？不，我只是不愿意你的罪恶报应在你母亲身上——以同样的形式，我认为你的母亲和中国妇女是同样的，不能把妇女按照国家的区分作敌我的区分。这只是你个人的感觉，而我感觉是，一百个中国妇人的死也敌不过我母亲一人的死。我尽力理解你藐视中国人而把你的母亲看得更重要些的心理，你看重你的母亲说明你还保留着一点儿起码的人性，否则我早就把你砸碎了，你的母亲在你心中大概很了不起，她或许不希望你去杀人强奸，你母亲也本可以不死，原子弹也本可以不在广岛爆炸，甚至作为骷髅的你本应该呆在你祖先的坟墓里，而不是在我的收藏架上，但你们端着刺刀冲进了中国的领土，罪恶像洪水一样蔓延——这是原因。原子弹爆炸在广岛只不过是这原因的一个可能的结果，它碰巧真成了结果。我是在完成天皇陛下的使命。世界上并不是只有天皇陛下一人的使命，中国人、美国人、俄国人都有自己的使命。惟有天皇陛下的使命是最神圣的使命。一只蚂蚁也认为蚂蚁王国的女王的使命最神圣。日本不是蚂蚁王国，否则她的勇士们怎么会占领南京，我们有能力完成天皇陛下的使命。中国人也有能力完成自己的使命。那就让力量决定谁的使命更神圣。这么说美国的原子弹完成了历史的神圣使命。你们难道感谢原子弹？不，我不希望原子弹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爆炸，但原子弹使日本人更快地承认自己输了，天皇向他的臣民宣告无条件投降，我告诉你，即使原子弹不在广岛和长崎爆炸日本的失败也是注定了。我说过我不知道我死后所发生的。看来你并不懂得——世界永恒的逻辑！上帝不会使罪恶成为胜利者。

月光从窗子里射进来，照在骷髅的天灵盖上，我端详着他那似乎永远处在回忆中的深深的眼窝，树梢因微风而颤动，月光投影在骷髅的面部，恍惚间好像有蛇从它眼窝里探出了头颅，并且那分岔的舌头“咝咝”地说着蛇语，我有一个想法——把此日本骷髅埋葬进他家乡的泥土里。

（二）

2002年8月6日，两个老头坐在一起谈话，其中一个叫保罗•蒂贝茨的老头，87岁，是当年向广岛扔原子弹的飞行员。另一个，是美国老作家——斯塔兹•特克尔先生，90岁了。我把他们的谈话记录在下面 ：

斯塔兹•特克尔：当你的飞机飞过广岛的上空，你扔下了人类第一颗原子弹，你因此改变了世界的命运。保罗•蒂贝茨：真的吗？我们的起点是一个不能有差错的地理位置，我们大约从凌晨2点15分滑上跑道起飞了，记忆中，起点有个大神殿。斯塔兹•特克尔：那是个星期天，珍珠港被炸也是星期天，真是以血还血，以眼还眼。投弹前你说了什么？保罗•蒂贝茨：我说：“9、8、7、6、5、4、3、2、1”。斯塔兹•特克尔：这些连孩子们都会数，你看见蘑菇云了吗？保罗•蒂贝茨：蘑菇云？这是一个不好听的修辞，我不喜欢。斯塔兹•特克尔：不叫蘑菇云叫什么，难道不很像一个大蘑菇吗？保罗•蒂贝茨：应该叫圣诞树，我看像一棵圣诞节的圣诞树，不过那是地狱里的圣诞节，我给广岛送去了。这棵圣诞树，地狱里的圣诞树，当圣诞树上闪亮节日的灯火，广岛城瞬间消失了。斯塔兹•特克尔：你知道广岛人是怎么瞬间消失的吗？保罗•蒂贝茨：后来才知道，有些人化成清烟，有些人化成玻璃，还有些人••••••斯塔兹•特克尔：你不认为这太悲惨了吗？保罗•蒂贝茨：我怎么能不知道，我已经87岁，但我告诉你特克尔：“我们是杀掉很多人，但我们也拯救很多人。”斯塔兹•特克尔：这是你坦然活到87岁的原因吗？保罗•蒂贝茨：不，还有信念——保卫美国的信念。斯塔兹•特克尔：总统接见了你，是吗？保罗•蒂贝茨：总统接见了我们大家。斯塔兹•特克尔：他对你说了什么？保罗•蒂贝茨：杜鲁门总统用拳头擂着桌子对我说——“你干的好。是我派你去的，谁敢难为你告诉我！”。斯塔兹•特克尔：你应该听听爱因斯坦怎么说。保罗•蒂贝茨：是的，早就有人告诉我，爱因斯坦博士说——当原子分裂的时候，世界随之改变了。斯塔兹•特克尔：这么说，世界是通过你的手改变的。保罗•蒂贝茨：我的手只是人类中的普通的手，这活儿碰巧让我的手给干了，你知道日本的“神风突击队”吗？他们开着装满炸药的飞机钻进美国人航空母舰的烟筒，这些人，让他把地球爆破了也不会眨眼睛的。斯塔兹•特克尔：你不也一样吗？保罗•蒂贝茨：不，我与他们不一样，完全不同。斯塔兹•特克尔：怎么不一样？保罗•蒂贝茨：如果不是原子弹，那么死的人会更多，美国人、中国人，当然还有日本人，事情总是有原因的，没有珍珠港事件和日本人对亚洲的大屠杀也就没有发生在日本的核爆炸。斯塔兹•特克尔：你不认为原子弹是世界上最邪恶的武器吗？保罗•蒂贝茨：我明白你的义愤，不过原子弹并不邪恶，只有原子弹被邪恶的人所掌握它才可能变得最邪恶。斯塔兹•特克尔：你认为未来会有这么一天——原子弹会被邪恶的人掌握吗？保罗•蒂贝茨：是的，有可能。不过确切的消息只有上帝知道。斯塔兹•特克尔：我认为世界最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是——上帝竟然让人的智慧发明了原子弹。保罗•蒂贝茨：不，上帝创造人这件事最奇妙，没有人就没有任何武器。斯塔兹•特克尔：说不定原子弹是上帝后悔造人后才想出来的主意。保罗•蒂贝茨：关于这个问题，你最好去采访上帝。斯塔兹•特克尔：是的，但采访时，上帝总是沉默不语。

（三）

在中国美术馆我遇见了一个日本青年书法家藤原先生，我们偶然聊起来（后面是谈话的录音记录）。北京的天气不错，秋天的北京适合艺术家居住。南韩的秋天也很美，那里是我展览的第一站，你手里谁的书？郁达夫先生的诗集，他的坟墓至今下落不明，你是日本什么地方的人？奈良人。你一定知道鉴真大师吧？我怎么能不知道，我母亲用过他的药方为我治病，我小时候重感冒差点儿死了，所以我感激药方，也感激鉴真大师。鉴真律师在奈良的建筑据说还保存完好。是的，中国唐代的建筑已经很少了，我去过西安，看过大雁塔。粱思成也赞扬日本对古建筑的保护。粱思成是谁？

忽然有位老人向我深鞠一躬，并回头训斥藤原先生——你真是个蠢货，连粱思成都不知道，你的母亲从小就领你在庙里磕头，那庙宇至今完好，都是缘于梁先生的一句好话。老人向我伸出手——我是藤原的父亲，希望你教导他。我说，哪里，太客气了。话题转到了最近舆论所讨论的，老人说——我十六岁就参加了太平洋战争，战争是可恶的，我理解中国人关注南京屠杀一事的心理，就像日本人关注广岛和长崎核爆炸的心理一样。我向老人表达敬意，甚至想邀请他到家里做客。他老人家却在故作谦卑地鞠躬，然后说道——不过，或许我不该说，南京的屠杀，如果真发生的话，你们为什么不把死亡的数字统计的准确些呢？请原谅，我没有在南京作战，不知道那里曾发生了什么，你知道，我们的广岛和长崎是准确的，真实的东西总是准确的，虚假的东西才不准确，当然，我并不完全同意在南京没有发生屠杀的观点，要知道战争怎么可能不死人呢？但广岛和长崎的死亡与一般战争的死亡不一样，很不一样。日本应该向中国道歉，但谁给日本人道歉呢？人家说我们恶有恶报、自作自受，所以日本的苦难成为理所当然的，而别国的苦难成为谴责日本的永恒话题，——这是不公平的。

我说道——人类的一切苦难都应该记录在历史的书籍和人类的心灵中，中国人不需要以自己苦难做原由加于其他民族以苦难，甚至对于战争的赔款，中国也放弃了，尽管诺言者没有征得全体中国人的同意，这反倒造成一种印象——战争赔款是不公正的。如果不放弃怎么样？但中国还是放弃了，中国乡村里的孩子勒紧裤腰带过日子。问题关键是，有人把日本对亚洲人的涂炭说成是解放，你是否觉得有点儿无耻？至于统计数字，3后面那五个光秃秃的0，显然是一个约数，但为什么是如此的化约？你应该去询问你们神社里的幽灵谷寿夫，为什么那么多尸体在掩埋、焚烧、沉江前不能与阿拉伯数字一一对应，野蛮的程度如此骇人听闻，大批的死难者如此众多，国际人士也只能约略地记录，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记录可以随时查看，十九万与十五万的和多于三十万，以约数而怀疑历史的真实并不值得惊讶，因为撒旦已经寄居在他的心灵，就像你们的神社里住着“英雄”；而美国人并没有将地面反击战到达日本本土，使你们能像统计地震伤亡者一样计算爆炸后的伤亡人数，核爆炸的伤亡数字是统计者的数字，我并不怀疑死亡人数的巨大，但考虑到混乱中的逃亡，精确到个位的精确度是神奇的，当然我并非说——高精确度也是撒谎的一种方式，核武器制造了死亡，但没有中国人死难的零头，这里不仅是数学问题，还有上天的法律、因缘关系，比如南京城的夕阳与广岛的秋风的关系，法律处死罪犯是正义的。

听我说话，老人不断地刻板地点头，但此老并不想把谈话继续下去，因为他又在不断地鞠躬，并用冗长的话语谈论起日本国的草书，而藤原先生此时激动地说——但原子弹不是法律！我说道——的确不是，但它促成了法律。藤原满脸通红地说道——用原子弹促成法律也许不人道！我说道——的确是，前提似乎是天皇陛下和他的臣民应该首先人道。藤原道——可日本战后反省了，我们不应该接受无休止的指责。我说道——放弃战争赔款的国家只是提醒历史的真实。藤原道——放弃战争赔款！是索取感激吗？我反驳道——索取感激？有意思！这和某些人的书法一样，以楷为草，没有理解草书的真谛，是庸俗的。藤原脑门的青筋暴突，激烈地说——日本不需要感谢任何人，她是独立的国家，你可以说日本学习了中国的文化——例如书法，难道我们日本不是也光大了这种艺术。我道——是的，藤原先生，日本人使用并书写汉字是文化传播的结果，中国并不需要日本的感激。你来中国展览是为什么，我们又何尝是期待感激，艺术，广义说一切文化，需要融合、交流，彼此激励，中国人不需要感激，就像她也不需要表面的道歉一样，道歉和感激都不能涂掉屠刀上的血迹，而中国数千万同胞的死，又岂能是一句道歉就可以了之的。

藤原更加激烈起来，他神经质地瞪着眼，声音快速地说道——那又怎么样，二战日本失败了，战犯被审判了，还不够吗？原子弹爆炸在日本，还不够吗？还要我们怎么样？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一个个总像高高在上的国王一样审问我们？你们是大国，我们是小国，还要怎么样？说日本不像德国那样彻底反省，可德国人没有遭遇原子弹，你们遭遇过吗？你们体验过原子弹爆炸与辐射的感觉吗？

藤原的父亲没有说话，却哭了起来。大家沉默了片刻。我失去了问他们父子对于他们的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看法的兴趣，我提醒自己，不要向哭泣的人再行雄辩，他们不是军国主义者，他们仅仅是日本人中的两个普通的人。我说，藤原你应该练习一下汉魏碑，草书最好从章草入手。藤原又忽然平静了，鞠躬，嘴巴发出，“嗨，嗨”之声。藤原的父亲忽然诡秘地对我说道——梁思成保住了奈良的建筑，但没有保住北京城墙，先生！您觉得毛泽东的中国是否比天皇陛下的日本高尚？据说你们曾经饿死了四千万人口，南京大屠杀是否也只不过是其零头，这是数学问题还是其他问题？先生••••••

（四）

我从美术馆出来，溜达到北海公园，落叶撒满小径，橙黄与赤红在地上，似比人工的画色更自然质朴，石头上的苔藓墨绿，刚才这里下过雨，空气湿润，我喜欢看北海清凉的水波，垂柳的长条垂到水面，几只麻雀从眼前飞过，水声悦耳，这才是我最期待的声音。论辩不可能满足双方的期待，或许我们都有先入之见。尽管知道这道理可还是开口了，没有达到禅师的境界。北京的秋天是含蓄的，时代的变化，世界本身并不知道，她的四季依旧分明，像重复一样，在船头品茶，看一眼水面的落叶然后构思一幅山水画，花几天工夫皴染，皇帝也羡慕这样的日子。但日本人少有人理解黄宾虹的山水，皮相的吸引力耽搁了对艺术的沉思，也误解了高僧，不过鉴真和尚并没有把自己解释成世界主义者。我并不同意——当日本人学会思考的时候会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中国人，南京的屠杀是否因为是日本人的行凶就比饿死四千万人邪恶，死亡是否因死亡的方式不同而意义不同？天皇陛下与毛泽东竟然被日本人在同一个天平的左右称量轻重，中国人要日本人反省的时候，自己可曾反省？

李自成的屠刀和多尔衮的屠刀都是铁匠炉里的产物，受戮者脖子亲吻刀锋的感觉恐怕没有什么不同，死亡是否因制造死亡的不同种族而呈现相反的意义。思维的荆棘丛是否有达到彻底清晰的笔直道路？是否因满清融入中国而放弃谴责它们在扬州的屠杀，那么谁是中国，光绪帝与李鸿章当初败在日本人的手下，是中国的失败还是满人朝廷的失败，满人的失败是否值得汉人庆幸，扬州人是否应赞美伊藤内阁的狡诈和才能。帝国是复合物，国家是一个立场，种族又是一个立场，日本人种并不完全产生于本土，世界的各个人种据说也有共同的源头——非洲和东亚。我想起一个钓鱼的德国人对一个中国人的恭维并不领情，激烈地说——我爱一切人。看来钓鱼能使人沉思——能和释迦牟尼的思路重合，然而在大海里钓鱼的那个老头的故事——鲨鱼把他的鱼给吃了，拉回一个骨架，冗长的旅行，焦躁的情绪充满船边的波浪。黑格尔说世界历史以地理而分布，意思是历史就用天地人物陈列着，世界历史的各个时代没有消失，就在眼前。世界文化多元才能丰富——已成共识，但食人族最好不要以其中一元而存在，事实是，进化没有达到——使不同种群和不同历史阶段的人群不能通婚——的程度，说明我们对历史阶段之细微划分的勉强，几千年的差别实在算不了什么，所以太平洋荒岛上的野人学习微积分并不困难，而乌托邦的神圣主义也可以把食人传统翻译成新时代的传统，对黑人奴役的理由可以引申达尔文的著作，德国的独裁者的独裁可以假尼采的超人学说。种群由地理而分，原于自然；而国家形成有地理的作用，亦是机缘。日本列岛从大陆漂移，是上帝的疏忽或者随心所欲，否则她本来可以是帝国的一个藩属或省份。日本人在中国人群里，起码欧洲人分别不出来，他们有“神风突击队”，我们有“倭寇”的命名，毕竟从脸上看不出“地理分布”。国家的概念在可预想的未来难以消除，如果人类以个人-家庭为单位而不再以“国家-民族”为单位，仇恨也就是个人化的，历史的仇恨在地理分布中消失了，只有个人仇恨，则法律可以代替战争——可能吗？太远的可能没有意义。沉思缠绕在人类噩梦中的事件，历史的记忆是为了预防再发生，这很质朴，并不复杂。然而质朴的语言也时常歧义迭起，有关历史的疑问是——发生还是没有发生——也时常成为问题。如此，有记忆力的民族如何做到超然物外，如何不怒目金刚，设想怒目金刚举起屠刀——可能是因为修炼不足，也可能是大彻大悟。世间法是无法超越的，因果性并不是上帝在数亿年前就录制好的等待放映的电影，但不定解方程的解被限制在某些区间内，在不太长的历史段落内，此区间可以几率性地计算。

北海的荷塘的荷叶许多已经干枯，横七竖八地编织出特别的韵味，绿色的荷叶依旧鲜明，依然有蜻蜓飞过，在水中留下倒影，想象怀素的草书，他曾经在芭蕉上练习，如果用荷叶也未尝不行，于是我拿起一根残枝，在水面上书写了四个字——伟大的城。有一尾金鱼游来不解地望我一眼，然后掉头潜入水中，我注意到我站立的边缘，这黑色的泥土，生命以来，祖先的尸体腐烂又成长，成长又腐烂，记忆沉浸在泥土中，我们如何理解，如果抛开民族国家的概念，理解一个人的行为，日本兵用砍头竞技，扒下人皮作乐••••••是什么心理？为什么会发生？世界不愿意把这画面永留，微生物分解了尸体，白骨沉淀在河底，野草在原野上生长，掩盖了罪恶，似乎罪恶没有发生，南京城外的泥土没有太大的变化。沉思必须重新开始，南京城的屠杀和原子弹的屠杀，我们甚至不能简单地用“因为”和“所以”将二者连接。按着托马斯•阿奎那的思路，最终原因的存在是上帝存在的证明，在因果链上，根本之恶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上帝造某种人的失误吗？当他是婴儿时，他不是照样有可爱的笑脸，谁能设想他的小手变成魔鬼的爪子呢。天皇的士兵的确是“人类”的躯体，魔鬼是否也是生物的一种？如何发生和为什么发生，在第六天，是否撒旦和上帝一道工作，是否我在某种时刻也会变成这种非人灵魂掌握的躯体呢？是否“我”作为忽必烈的士兵也敢于向日本婴儿举起屠刀？如果可能，是否我也有勇气吞吃天皇子女的肝脏？是否我可能点火烧了东京城，强奸无路逃跑的妇女，是否可能有勇气用巨大核弹让日本列岛沉入大海。当日本士兵怀着“我”如此这般的仇恨，他变成“神风突击队员”怎么不可能，理性必须果断，必须把循环的仇恨斩断，像我们决定结婚那样果断，可是这样的婚姻真的可能吗？让阿拉伯人与以色列人结婚——让阿拉伯人成为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成为阿拉伯人，血液混合，不分彼此你我，仇恨因民族消失而消失，就像满族人变成中国人。以何标准划分人种？日本人和中国人，他们感激“神风”，没有成为中国的省份。沉思又回到了起点，我们依然不能摆脱民族、国家。

夕阳照在北海的白塔上，鸽子奋飞。轰炸机可以借鉴鸽子的飞行方法，比喻的背谬，把某种象征赋予了另一种东西，世界本身并没有因观看者的心理而变化，轰炸机是人造的，鸽子不是。鸽子的形象可以暗喻和平，但和平的暗喻性如此复杂，核弹头的轰炸机上画着鸽子。

轰然而降的天意啊，人类理性胜利伴生悲剧如波浪一样此起彼伏。

三、回忆：雷电的比喻

（一）

圣诞节到了，我接到了父亲的来信，说——我能站立起来了。我感到非常高兴，为伺候父亲的母亲表达我由衷的尊敬。我居住在北京的胡同里，离老家远。我去崇文门教堂过节，圣诞树上的小灯闪闪发光，我听两位老人谈论着圣诞树，一个说，基督诞生在马槽边；另一个说，东方的高士来朝贺，一个说，带去什么礼物呢？另一个说，圣诞树上的礼物很多很多。我听到这话感到愉快——像来自桑丘和堂吉柯德。我希望世界如农夫那样质朴，与圣诞树-蘑菇云的天才比喻相比，世俗世界里的愚蠢很幽默，为了摆脱烦恼，有人埋怨上帝不该让人类进化——蚯蚓的幸福一定美好。对于蚂蚁的希望，缓慢行走的脚掌不在乎它纤细的声音，蚂蚁世界的天崩地裂只是不被察觉的小事一桩。停滞在蚯蚓或蚂蚁状态是危险的，尽管我们不知道蚂蚁的死亡是否比人类痛苦要少。宇宙的微尘是漫天的星斗，而我们居住的地方是不发光的角落，至于太阳，连续的核爆炸使他像圣诞树上的灯一样发光。庄子说蜗牛两角上也有两个国家，战争与和平不停地轮回，重重世界繁多的如同恒河之沙。即使如此我们也无法超然物外，宇宙爆炸后百多亿年后高分子集团创造了文字，记忆与回忆使发生了的凝结为经验与历史，在地球的东方，中国人记录自己的历史，没有先知的疯话，拄杖的儒者在长城边眺望巍峨的远山和绚丽的云霞。

成为没有任何偏见的世界公民的欲望总被剔不除的国家属性消解，我的母语是我的父母亲给予的，人的生物性纵深到历史传统的综合中，作为历史传统的人的缘起是一切有关人类行为和观念缘起的根源。我们不能妄想人类失去记忆，而将所有的历史一笔勾销，失忆的代价是使我们将自己重置于远古蛮荒，历史的记忆是文明所特有的，只有羔羊的世界，对猛兽的亘古以来的屠杀没有任何仇恨，而只有恐惧，上帝把人从自然的世界中特别分离出来使之遵守超越自然的逻辑，我们无法设想人类自身历史的终结——如恐龙那样统治世界数亿年后灭绝，所以，垃圾堆里那些探头探脑的老鼠是否能取代我们而在进化的道路上成为主宰——是我们无法预知的。在茫然的思绪中诗人还得止步，人属于国家，然后属于民族、属于阶层，而属于家庭和自己是在最后——教科书的教导因战争而权威，纯粹的个人自由也许是纯粹的妄想。因此不能饶恕粉饰罪恶或者甚至妄图涂改历史的人，生在中国就得承担中国人的责任，饶恕的确是美德，但必须在适当的程度，否则就是愚妄。

教堂门口有几个乞讨的老头子，其中一个驼背的人很像我年迈的父亲，他的手指黝黑，我想起父亲站在黑板前微微驼背的身躯，以及他教唱我们《苏武牧羊》的歌声。在我童年的印象，父亲雄浑如山。去年，我的父亲病了，被送进医院。深夜，护士们打着哈欠来换药，脑里的溢血折磨着他，而司管记忆的神经特别活跃。父亲大声地对我们宣讲着过去——我的娘坐在房顶上••••••日本鬼子要进村了，快把孩子们领走！我俯在父亲的耳边——爸爸，孩子们安全了，日本鬼子跑了，闪电和雷雨，难道你忘了吗？父亲平静了，我甚至看到他的微笑。父亲是乡村小学的教师，教书五十多年，七十多岁才退休，如果不是耳聋，乡亲们还要留他再教几年，在我幼年时代的餐桌旁，父亲讲那个情节不止一次。我现在把半个多世纪前的故事记录在下面：

父亲为孩子们上课，大阜村 ，一个几十户人家的村落，日本鬼子进村了。父亲在黑板上写着汉字，枪响了，鬼子野驴一样啸号着，它们真的进村了。父亲说，孩子们，不要动。他的头顶冒出滚热的蒸汽。灾难要降临了吗？我的孩子们，他依旧写着汉字。

伟大的城忽然在黑板上显现，漫天黑暗，白色粉笔的汉字在黑板上闪光，有闪电的光从窗户里射进来，雷霆在黑云里轰鸣，大雨突然降临了，有人在村头的井边看见了怪异，祖先的灵魂在坟墓里呼号。孩子们读着课文，父亲读：“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孩子们读：“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父亲读：“汉武帝”，孩子们读：“汉武帝”。鬼子没有进来，他们为什么跑了呢？父亲自问。现在——我写这些话语的时候，我的右手拂着我的左胸，为我听到上面的描述做见证。我不相信有超自然力存在，我是波普尔主义的理性主义者。鬼子跑了，因缘于雷电的震慑，雨过天晴时，人们发现闪电把水井的铁制辘轳把熔化了。

（二）

散漫的叙述在村边的阴凉中，没有文字的记录就随风而逝，但家族的谱系中总能诞生以书写汉字为存在方式的人，荒野的历史被聚拢为电脑里二进制的痕迹。四十岁足以消褪少年时代的激烈，夜晚我躺在床上演算几何题，我画了一个圆，就想到如何在圆中以圆规画阴阳太极。如果太极图的描述有着暗喻性的法理，那么阴阳的两极对立中包含着彼此就延伸到历史的复杂性中，因此“日本鬼子”的概念也不可能如牛顿物理学中理想的刚体，概念所对应的对象之间的差别总是存在的，否则不能解释某些日本老兵也抗议“靖国神社”被参拜的行动。人是孤独的，在雷雨的夜晚，窗外的电火如树，他会回忆起被杀者死亡前的怒目，被砍掉的头颅咀嚼着泥土。当死亡与孤独伴随雷雨的夜晚以恐怖威逼，逃避惩罚的恶徒也可能忏悔。设置死亡来限制人生，使人类灵魂不断地更生，上帝的构思巧妙而自洽。

我开始构思讲演词，我已经答应几个朋友到母校讲演，报酬是请我游历莲池书院 。纪念康德诞辰的题目我已经提交，而日本娘儿们战后返乡的故事也发表在一首诗里，邀请者希望我来一次关于联系二者历史意义的综合。还是从物理学开始吧，我计算了一下，如果以文明史5000年计算，它只是宇宙史的三百万分之一。广义相对论被科普作者们反复引申，光线的弯曲似乎是一团毛线，在星星之间穿梭不息。物质和能量分布的不均匀代替了引力，宇宙为什么有引力的问题就转化为物质-能量分布为何如此不均匀，宇宙线随之如丘陵盆地。复杂性结构的由来首先转换为追问不均匀的原因；其次是原子的轻重排列，河外星系-银河系-太阳系的天崩地裂的始基，缘于偶然还是秩序；再其次是地球的大小和与太阳的距离，地球作为宇宙中的奇迹中奇迹的事件排列为一个上升的阶梯，奇迹若不是连续地发生，作为说者的我和听者的你就不可能存在和相遇。猴子敲打键盘产生百科全书的机会非常小，但还是发生了，因为正是那与猴子共同祖先的后代一支产生了大英博物馆里的百科全书。共同祖先的更原始的单细胞生物是如何缘起的？是水里的孕育，还是天空中的雷电，无机物与有机物的划分的两极间是历史的环节的漫长序列，能看的眼，能听的耳，能消化的胃，尤其能思的头，是原因于意志的力还是理性的力，意志和理性如何还原为最基本的四种力——我们比屈原以更多的方式天问。止步吧，我的讲演不是物理学讲演，青年们希望文学性的主题，哲学也是广义的文学，讲演者的思路总像文学家一样将原来构思的逻辑偏离，哲学的逻辑似乎与上帝的逻辑近似，在一面接近诗，一面接近数学，但绝不是如想当然的小说家的意见——似是而非的玄虚。

蘑菇云的理性启示并非完全是物理学的，而是如闪电对心灵的感应——宙斯的雷电已经从奥林匹斯山移到意志中，我们在朝拜天庭的路上穿过了一扇大门，“认识你自己”——对宇宙的认识就是对自我理性的体认。宇宙的创造已经通过目的性的思维者来解释，尽管大脑作为物质物也是目的性的产物，但大脑的复杂性超越了任何一块自然物体，秩序和完美的集团分子群内装满理性和情感，上帝的理性通过我们的思维来运思。为了让意志驾御理性而必须避免烦躁和愤怒，但什么力量能使之避免，上帝的法律能否以非战争的形式转化为人间的普世遵循的超国家法律文本。沉思在雷霆和闪电中、在汉字的书写中继续，闪电激出的臭氧使我们兴奋，恍惚间仿佛回忆起三十二亿年前生命萌发的当初，作为宇宙中最伟大的精灵，吾人将世界与大脑里的观念彼此对应地反思，世界因思者的在而有了在的历史。理念的无穷对象使它似乎没有对象，任何一个具体的东西都不是无条件者，而理念就是企及那无条件者，思者是你我，思是理念，笛卡儿说因思而标志思者在，思者所思者是思者自己和世界之在，思者因历史而领悟时间，因时间而领悟历史，二者是一中的二、二中的一。时间燃烧自己为历史理念，历史如果没有看者和记忆者就是虚无，自从宇宙中大脑产生，历史就将虚无驱赶到遥远的地域，但遥远的地域包围着历史性的人觉悟的历史，而且包围的边界模糊不清。时间把所有能呼吸的送进了坟墓，曾思的大脑里的世界熄灭了，现在时刻，庄子、老子、亚里士多德、康德的大脑在虚无中，是我们的大脑延续着他们的思绪。时间是最不可思议的事物，因时间不是事物，希腊人说它创造一切又毁灭一切。

回到文明历史中的记忆吧，我的记忆也有一天沦落为虚无，期待年轻的生命延续哲人的思路，如火炬的接力燃烧，在四十六亿年前地球诞生后需要多少无穷无尽的机缘才能使你我心灵相通。在回到民族-国家的世界词语前我的讲演总在思辨的真空里游走，为了避免学生们会瞌睡或者悄然溜走，回到生存的具体情境中吧。把仇恨的感情转移为天真的举动，年轻人做得到的我不能做到，但我并不认同。我们是有限之物，时间会将所有的“我们”消失，所以“历史的河流”只是比喻，凡是过去了的就再不能踏入。挥之不去的心理甚至也存在于我们的心灵中，日本败于蘑菇云，向中国投降并不是向真正的胜利者投降，中国人没有折弯他们的利剑？是否需要一次彻底的摧折？和平是否会在不甘中被曲解为战争的因子。把雷霆和闪电蕴涵于汉字的意志中并非表现为新的渴望——化凶顽与其后代为髑髅，七十年足以使少年成为老头，逃脱审判的也大多因坟墓而虚无，除了历史的记忆，死亡使显赫一时的枭雄退场为空洞。与拳击比赛的小小差别，如何确认凶顽？如何获得以髑髅为酒杯的威权。在这个小小星球上，有一类生物用战争作为最激烈的竞技比赛。我希望超越的智慧使比赛是物理学作业的比赛，参战者是电子游戏里的“人物”，但如此超越的比赛是否可能？让未来人思考他们的问题吧，我们的沉思永远是起始。

比赛需要某种机缘，即使想象力把我们逆流到历史的情节中，需要激光制导的核弹还是需要孔子的仁义礼智？——以战止战，战之可也，但互相以制造蘑菇云止战将使大地返回到原始的荒芜。理性的闪电是非光，是汉字意义内涵的内层，止战的力量是道义还是理智？坚强的意志和超越的智慧表达为围棋还是拿破仑的远征；山林里的隐士也需要勇气，亚历山大的能（power），木桶里第欧根尼的孤傲——不要挡住我的光，在并协中使我们阅读出历史的美感。世界取决于四种力，在大统一理论中是弦，演奏的五指是毕达哥拉斯的数，但没有超越的力则宇宙无法创造自己的历史，上帝本身是变化者还是不变者超越了我们的理解力，无穷高次方程如何求导，线性方程只是近似的规约，微积分、无穷基数，在变的严格意义上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存在者时刻不等于它自身，而等于其自身是算术和所有数学的基础（a=a），况且“时刻”的无穷连续是我们对线的想象，说线段中的质点与宇宙中的质点一样多，不是公理，而是康托尔的假说，——不可思议的是这些问题竟然能被人类思议。最不可思议的则是回到孔子和基督：冰凉的世界为什么会有善与温情？是人头脑里的固执观念，还是宇宙绝对真理的显现？

当自杀性爆炸者试图爆破地球可能时，国界线才能显得微不足道。当彻底的灭绝来临时，大脑里的历史就消失了，宇宙回归为物理学，雷霆和闪电没有了任何象征，正义的渴望，罪恶的诅咒，在物理世界中湮灭，某个星星的核爆炸的烟雾的物质微粒曾经组合过恐龙，猛犸，大象，组合过中国人或日本人或美国人或欧洲人的躯体，一切都是烟雾，没有了情感，一个没有了记忆的梦，如骨灰盒里的一个个“我”。但现在进行时的历史中比赛还没有完，地球船的戏剧如何排练？沉思心灵的一切想象力是否能逃脱如来佛的五指山，人是上帝的傀儡，还是使那心灵不确定性地摇晃的旌幡？终极的疑问是——地球是否为人类而建，或者人类只是一种更高尚和理性动物的前沿，如恐龙为哺乳动物作铺垫。在威慑的使用之外，蘑菇云的再次降临都是魔咒，“我们”与“他们”构成同一个“我们”毕竟都坐在同一艘地球船上航行。

（三）

如果蘑菇云是人类理性胜利的顶点那么就必然预示着人类的衰败已经开始？那在天空中标志季节的大雁在我们的世纪突然消失，生物们纷纷以灭绝的方式表达自己不愿意与人类为伍，而亚当的子孙塞满了空地上的焦躁的高楼和忙乱的街衢，是否有一场引爆乾坤的雷电将衰败推向极至，把所有曲折的历史记忆一并消除，而上帝重新开始自己的构思。无边的疑问啊向何处寻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