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规定，非营利的下列事项应该归为公益事业：（一）救助灾害、救济贫困、扶助残疾人等困难的社会群体和个人的活动；（二）教育、科学、卫生、文化、体育事业；（三）环境保护、社会公共设施建设；（四）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其他社会公共和福利事业。

根据甘肃省兰州市绿云书庵的“新浪微博”介绍显示：兰州绿云书庵是经兰州市文化出版局批准，兰州市民间组织管理局注册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是面向老年、青年、青少年等弱势群体服务的民间、公益、免费、爱心图书馆。按照这样的一种简介，我们完全有理由将这样一个社会民间组织机构定性为“公益组织”。追溯这个组织的诞生，在国内各大媒体上都可以查询到，比如网易、甘肃文明网、兰州大学校报、中国网络电视台、土豆网、优酷网、中国青年志愿者网、兰州新闻网，等等。其中，中国新闻网（简称中新网）的一篇名为《甘肃古稀老人斥巨资办民间图书馆“绿云书庵”》（2011年3月17日）新闻报道中简要的介绍了此民间公益组织起因。

其中一段这样写道：

“等夏天院子的花开了，泡上一壶菊花茶，特别舒心。”71岁的刘易说，自费创办民间图书馆是父亲刘亚之的心愿，父亲生前有三个愿望，荒山造粒实验和果树矮状栽培修剪都已实现，唯独民间图书馆未能如愿。为了实现父亲的遗愿，刘易2006年开始筹建图书馆；2008年，在父亲的旧居上，占地400多平米的民间图书馆正式对外开放。为实现父亲遗愿，刘易2006年开始筹建图书馆；2008年（9月14日），在父亲的旧居上，占地面积400多平米的民间图书馆正式对外开放。

“绿云书庵”馆长刘易为了这个公益事业，花费了个人存款40万元人民币，每年维持图书馆运作的需4—5万元。我曾经数次造访这家民间图书馆。起初是在网络上看到关于“绿云书庵”的新闻报道，而后再通过各种方式寻找到这家坐落在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滩上的公益组织。我一般称呼其为“刘老”，而他称呼我为“小刘”。当我查询了很多资料，得知这一故事的梗概之后，我决定从电话的交谈中走出来，即造访这家如此纯粹的民间机构。因为，我为此感动。

（二）

2011年下半年某日，我带着一本钱理群教授写“五四”的新书，与刘老商定好后，约定在书庵见面，而后便是“促膝长谈”，可能是因为彼此都是对公益比较有兴趣的人，所以，相谈之中并无障碍，甚至有些“相见恨晚”。那个时候，刘老已经71岁，我才23岁。今后，每次到访兰州，我都会去看望一下刘老。2012年冬，我邀请刘老到我创办的“（研究生）读书讨论会”做学术演讲，主题是“公益事业与人生哲学”，主要面向的是“社会工作”专业的研究生，但到场的听众并不多，但是当天却来了三位甘肃省电视台的记者、编辑、制片人。

2013年初，我略微的听说绿云书庵要被拆迁的消息，因为在其旁边要修建一个商业广场，是WD集团开发的项目。刘老给我说，其实在2011年的时候，他就曾向上级递交了申请材料，请妥善安排一下这个民间图书馆，希望能够继续服务周边市民及其子女（主要是进程务工的农民工子弟）的课后阅读，常日的阅报，自习，写作业。等等。但是，一直未得到回复。而就在2013年的8月，9月，刘老再也无法忍受拆迁的“痛苦”，决定将图书馆被毁坏的书籍，房屋等照片传送到“绿云书庵”的新浪微博上，由此希望能够得到社会的关注，帮助这家民间图书馆度过难关。我曾现场去观察，图书馆的书籍已经被拆毁的房屋所掩埋或半露，只要下雨，市民所捐赠的书籍或学习资料就会被雨水打湿，以至于毁坏。而更为有趣的是，甘肃省著名科学家刘亚之先生的故居（绿云书庵所在地）门口的两个看门的小石狮居然也会被无缘无故的偷走，想必开发商也比较在意“风水说”。

刘老对我说，书籍本来放在老人家留下来的几栋房子里面，不知道是什么人，将铁窗下掉，而后将里面的书籍偷偷的搬出来。这里面意味着一种博弈，即：毁坏市民捐赠的图书将会被示为“不道德”的做法，而只要把书搬出来，拆毁房屋就只是针对房屋，不针对“市民的捐赠”，尤其缩小了针对的“对象”范围。我给刘老说，我日常研究一点政治社会学，据既有的文献得知，还有扮鬼，放毒蛇等来对付被拆迁的手段，就别说断水断电强制拆除的方式了。刘老只是呵呵一笑，别无它法。他并不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因为这家图书馆是他完成父亲的一个心愿，也是“做好事”的一个具体实践，如果不能将这份爱心奉献给周围的市民及其子女，他就会觉得有些违背自我的良知，而“做好事不求回报”，他就是其中做的堪称完美的一个。

说道“不求回报”，我曾经和图书馆的（馆员）阿姨一起劝说刘老，可以适当的接受社会的资金捐助，但是他怎么样都不同意。他的反对意见是，收钱之后，很多事情都说不清楚了。而这就构成了一个问题：图书馆的经费从何而来？毕竟一年需要4—5万元的运转资金。刘老对我说，主要是自己的几栋房子出租，还有一个房子的门面出租。基本上维持“平衡”，也就是说这点租金刚好维持图书馆的日常开销。但是，现在拆迁却把出租的房屋拆除，经费也就相当于切断。而绿云书庵又面临着搬迁的问题，政府却迟迟缺席，不安排适当的位置将其整体搬迁（刘老是同意搬迁的）。图书馆到哪里去？可以到哪里去？接下里该怎么办？这就是这位已经73岁老人现在面临的最大困境，也是他紧锁眉头，日夜苦思的最大问题。

我只能是劝说，别无它力，只能是给他出点主意，让其联系一下其它类似的公益组织，或者到上级部门去适当的找一下关系，从而想办法与现实的困境“握手言和”，千万不要采取类似唐福珍一样的过激抗争行为——他给我的保证是“不会”。

2013年9月14日，是绿云书庵第五周年的日子，刘老对我说，他是在复杂的，纠结的，烦心的时间里度过了这个图书馆五周年的。五年的春夏秋天，服务了多少次市民，服务了多少次学生，我想这不是靠数字能够证明的，而是需要一点政府的良知来回应一下。当初，政府之所以转变对社会民间组织的看法，其主要在于，这样的民间组织可以帮助政府解决一部分问题，而不会危害政府的绩效。他们是彼此配合，彼此补充的一种存在。但是，时到今日，因为商业利益熏心，又不提前安排好搬迁的地方或补偿的方法，导致这个图书馆就这样被围困在了旁边是未完成的高楼大厦之中，显得格格不入，却又无可奈何，郁郁沉沉，相当刺眼，极其失调。

我与刘老认识将近两年，彼此非常的熟悉，也很合拍。我为图书馆的遭遇更多的是一种同情，而为刘老的遭遇，感到忧伤，它一个时代的伤痕。如果不是政治功绩作为官员“乌纱帽”的指标，如果不是经济利益大于公益事业，那么，如此扰民的工程就不会从天而降。加之，官风败坏，官德失准，所以，所谓的民间公益事业，都成为了边缘，而中心却是“商业—政治”的共谋立场。

（三）

我们可以从这样的一个故事当中大致明白，转型期下的小组织，何以如此艰难的生存，且“做好事”都需要看政治的脸色。愧疚于这个时代的不是民间，而是“商业—政治”。

我们还可以从这样的发展背后看到公益事业的困境，在此总结一下，至少有以下几点：（1）公益事业是政治形象工程的道具；（2）政府对公益事业的作用与意义认识还不够；（3）不做好先前的“协商工作”，等事到临头，又迟迟缺席，导致政府权威受损。一个明明不是问题的问题，却成为了问题，这是政府部门自己给自己难堪。（4）公益事业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有待政府的大力扶植与尊重，尤其是惠及市民的教育，文化等事业的公益事业，更应该得到提倡和保护，而不是在商业利益侵蚀的时候，不顾不问。

为什么？理由依然还是那一个（据兰州绿云书庵的官方微博显示）“兰州绿云书庵的特色之处”当为：（1）它是民办图书馆，并非国家公办；（2）它服务广泛，老年，中年，青少年皆为其服务对象，但外来务工人员、农民工及其子弟受益尤多；（3）借书都不需要借书证，也不需要押金，完全是免费的；（4）为孩子们创办免费的补习班；（5）只接受各类图书，不接受捐钱；（6）环境宁静清幽。

注：刘亚之，男，毕业于兰州农校的高级林科班，并在西安曾接受甘青宁林业人员培训班（德国著名林学教授芬茨尔在内的国外专家们的指导和培训）其总结创造出了“一开二缩三短剪”的短果枝修剪新技术，并于1978年到北京出席了科技大会，被正式冠以“农民科学家”的称号（全国首届科学大会重大奖获得者），生前还是全省劳动模范和国家五十年林业劲松奖获得者。

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一日

作于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