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麦:文革琐记:政治边缘处的众生相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01 次 更新时间:2013-09-11 20:59

进入专题: 文化大革命  

启麦  

早请示晚汇报

“早请示晚汇报”是文革初期全国奉行的一种仪式,在所有集体活动之前举行。比如我们学生。进得校门,迎面就是一尊毛泽东塑像,每天第一次经过者,要自动站在下面按规定的格式行礼如仪,然后才能往教室走。这是“早请示”之热身。

上课前的一套才是正式“早请示”——(大致情形):

全体人员手持“小红书”《毛主席语录》;某够资格的人站在前面发出号令带领:全体起立!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时称“四个伟大”)、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

全体人员挥动手里的《语录》、以四分之二拍的节奏高声和道: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带领人: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

全体人员挥动手里的《语录》、以四分之二拍的节奏高声和道: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带领人:唱《东方红》!(领唱)

全体齐唱……

(曾经还要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等三支歌,后来有所简化)

据说,各个单位部门和领导,还有各出奇招的:有对着毛主席画像汇报今天要做哪些工作的;按当天需要选学相应毛主席语录的;有表忠心、表决心的等等,淋漓尽致地发挥。

晚汇报,则是放学、下班之前的必修课。不免再次挥动《语录》向毛、林两位敬祝一番,再由领导简单小结一下今天“学习和战斗”的情况,“总结成绩、找到差距、已利再战”云云。

最后是大合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这个仪式虽然明显属于被批判的“形式主义”。只因文革那样颠覆一切的大运动,非“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不能推行,所以煞有介事地实行了若干年,乃至殃及来华洋人。

各地各行业最终取消这个仪式,大概是到林彪出事之后了吧?

尴尬的祝祷

前文说到“早请示晚汇报”的最终取消,约因“林彪事件”。但又依稀记得,有过一个只“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拿掉“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的缩略版。看似,林彪出事,是对人们向革命领袖表达敬佩与忠心的兜头一瓢冷水,很快停办那套仪式顺理成章。其实,即便仪式热潮期间,也有许多令人尴尬的风险,威胁着所有的人,让人兴味索然。

例如:老师、学生陆续到校。进门第一波的那次“敬祝”没人组织,只能各自为战。一群陌生人,在毛主席像前站得不伍不列,祝辞的起点各不相同,音色、音量、节奏都不统一,结果是呢呢喃喃、嘈杂一片,“很不严肃”。

中午,以我们学校为例:许多人到食堂买饭,卖饭窗口对面墙上贴着巨幅毛主席画像,此乃饭前“敬祝”点。谁要是想趁着来往纷乱之际,擅自简化敬祝仪式,早点排上队、吃上饭,八成是要后悔的。当某莘莘学子若无其事地排到窗口、刚把饭盒往前一伸,早已守在一旁的“值班人员”(多为驻校“工人宣传队”的师傅)或冷语一句或大吼一声“出来,你还没‘敬祝’呢!”,自作聪明立刻化作当众出丑。那可是个一切都有政治意义的时代哦。

别说,当众抓典型的教育方式还真好使,只一两次抓了现行,再也见不到什么人显得那么饥肠辘辘了。

恨地无缝 欺软怕硬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云云,毕竟具有表演色彩,不宜单独作秀。但是,如果上课迟到,可就惨了。老师会让全班同学停下手里的事情,让你“补课”。原理是“没做早请示,怎么开始一天的学习啊?”即便大家“敬祝”之时你就到了,也得等在一旁,集体的仪式完了,你来。

这时,只见那个同学,独自一人站在教室进门处,对着墙上的毛主席画像、挥动手中的《毛主席语录》,连说带唱,全班师生鸦雀无声,众目睽睽。那可是一个集体主义盛行、个性泯灭的时代。不比现在,孩子们可以借机搞怪,以炫个人的妙想奇思。那时,独脚戏对于一个初中年纪的学生,这是多么大的训练与考验。若是男生,无论平时多么大大咧咧,此时也语乱声颤;本来羞怯的女孩子,就更加难启樱唇了。终于熬过“恨地无缝”的几分钟,再也没人会迟到了。

“敬祝仪式”还是对校内“牛鬼蛇神”的额外惩罚。那时,革命师生到食堂买饭,按规距比划完一通就行了。群众专政中的各种阶级敌人可没那么容易就吃得上饭。他们会排列成行,在红卫兵的押解下,鱼贯进入食堂院内,站好,依次报名,自我简介罪行罪名,并向毛主席像礼拜如仪。此时,腹中已饱、找乐消食的革命师生会聚拢围观,看谁口齿不够流利或哪里不太顺眼,只消一句“不行,重来!”,那位老兄就得打起精神,再来一遍。如是者无人幸免、重至再三。直到食堂工作人员急着下班了,才会出面圆场让他们打扫残汤剩饭。

落井下石,乃人之常情;欺软怕硬也是人的本能。当时,排队来食堂吃饭的还有“流氓学习班”。是学生中的小偷流氓。饭前他们也得完成自报家门、万寿无疆那一套。但是,围观者有之,但“不行,重来!”则从未与闻。却原来,小偷流氓是“人民内部矛盾”,“学习班”又是“走读”,他们有可能躲在胡同拐角打闷棒、报复人哦,等闲之人谁敢招惹?

后来,饭前“敬祝”先免了,据说因有外国人见了说:这不是成了基督教、天主教了嘛。此话传到周恩来耳朵里,不好意思了,传令叫停。对着毛主席像挥动语录、念念有词,则晚到1971年“9?13”林彪出事,仪式减半、办不下去了,才在广大群众或乐此不疲或意兴阑珊中正式取消。

毛主席著作大小本

文革伊始,先是“停课闹革命”,待到“复课闹革命”,就有新规矩了。如:校门口站着几个人,检查每个学生有没有带齐三样东西:《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是红卫兵的还要把袖章戴在左臂。没带齐的:回家去取,毫无商量余地。

《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又称“红宝书”,早在文革前就被雷锋奉为“粮食、武器、方向盘”了。据自称有所研究的人说,《毛泽东选集》一书,在全球范围内、发行量仅次于《圣经》。若考虑到《毛选》印行之时间集中,那么同期,《圣经》的需要量恐怕还曾稍逊一筹呢。

《毛泽东选集》初版大概面世于晋察冀边区时代,及至文革,已经有过几个版本了。我们所见到的,先是四卷分开的四大本;后来出现了合订本,而且是字典纸的,都是32开本,一本的厚度也比四卷本薄。不久,又推出了用字典纸印的64开本,对视力的要求颇高。《毛主席语录》则一出来就是64开;再出更缩小了一倍。

少不经事的孩子于是开始了攀比,看谁的《毛选》、《语录》开本小,以至扛着四卷本、装满半书包的同学,都羞于拿出来。当年,报纸上说每逢发售《毛泽东选集》,广大工农兵群众欢欣鼓舞,漏夜在新华书店门外排队购买云云。我们认为那不可信:《毛选》、《语录》都是发的,取得的途径有很多。比如,单位里发,各种各样会议、活动上发;各式比赛的奖品是它;同学、战友分别纪念也是它;要是结婚,还会来个《毛选》、《语录》大丰收……。

老师批评说:大本小本里面都是同样的“毛泽东思想”,要比应该比谁学得深、领会得透、做得好。而不是多大的开本、白报纸还是字典纸。他们哪里知道,学生间的攀比另有深意:因为“毛著”的主要来源是父母单位,而发放之先后以按机关层级高低为序:中央机关、军队、省、直辖市、地级市、市县等等。谁的书包先轻了、掏出来的是缩印本了,说明了其出身、背景。

中国固有的“版本学”,于本文无涉,我们哪里知道,不同版次的毛主席著作,内容依时代需要有所改动。老师也没想到,比版本根本就不是什么“形式主义”,而是我们无师自通、自动继承了被批判得一塌糊涂了的等级观念,及其连带的零零碎碎。

混搭旧军装

等级观念之所以那么容易被孩子们接受,多半与那个时代尚武的气氛有关。军队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系统。令行禁止,威严而又震慑,小孩子望而生畏又跃跃欲试。那时,毛主席号召“全国学人民解放军”。既然学,当然先捡容易上手的——标志,就是现在的所说的“包装”。或曰:先求形似,再说“神似”的事吧。

其实,刚解放的时候,京津卫戍区部曾经下令不准市民穿军服。但是,那时的人太穷,能省则省,所以没管住。文革前,小孩子穿军装,多因家长是军人,有“省下买衣服的布票和钱”的途径。一学解放军,穿军装的意义立即提升:体现着家庭出身、政治立场乃至理想和抱负。有了这些铺垫,当人们看见毛泽东穿着军装上天安门了,能不追捧疯狂?

1966年,军衔制取消不久,陆军换上了颇嫌鲜艳的“国防绿”;空军军服上绿下蓝,了无新意;海军那一身,则被讥为“耗子灰”。新旧军装同时上街。只见早至苏式斜襟的女军装,五十年代咖啡色的柞(音zuo)蚕丝军服、斜纹布的黄军装、“人字呢” 黄军装、深黄色呢子军装和的卡布的“国防绿”等,争相斗艳。

在青年中间,新军服一时不敌退役的旧军装,原因之一是:质地。它昭示着级别。经查,刘仰东所著《红底金字——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孩子》中道:“孩子穿的,都是家长的四季常服。冬装为呢子。当年的规矩是,校官着粗且厚实的黄呢子,将官是较薄的马裤呢;大衣的区别在领子,校官为栽绒领子,将官为真皮领子。春秋夏装的料子为哔叽、咔叽布、柞蚕丝。”“人饰衣服、马饰鞍”,懂行的人一眼就能由表及里地看出这个孩子来自什么样的家庭。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通行标准代不相同。着装讲究的是“搭配”。黄军装(时称“屎黄”,因颜色相近而得名,并无不恭之意)搭配红袖章和红色主调的毛主席像章,比柞蚕丝和国防绿都协调,从而成为“老兵”(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早期红卫兵的统称)的标准着装。乃至天冷了,把咖啡色的将校呢套在里面,外层还是“屎黄”。切记,风纪扣和第一个扣子不能扣,让人们看见:里面穿着将校呢呐!

然而,若是一身“屎黄”也不好看,不是适合上下颜色都浅的颜色,犯了美学某忌(浅灰色的海军军服终文革全程都没“受过待见”就是一例)。裤子的颜色要比上衣深。这时,“国绿”可以容忍了,空军的“藏蓝”军裤差强人意。当然,若是你下穿将校呢军裤,就最“够派”了。

那是个普遍贫穷的时代,既使高级干部和将领,也没有几个活钱。“名店新款”从未与闻,自己设计更不可能。孩子只能翻箱底就地取材、因陋就简,把有限的资源“混搭”得富有含义。虽然来自部队大院,幸好不在编制。于是,军装在孩子们身上的穿法,恕不沿习部队陈规,另搞了那么一套。

正其如此,家有呢制军装者当然不屑于“国防绿”(俗称“国绿”)了——呢军服的尊称是“将校呢”哦。“国绿”则只有四兜与两兜的干部、战士之分,模糊了身份标志。裁剪缝制上,军衔制下的军装,号码多些,也不像“国绿”一律松垮肥大。

只此寥寥所及,已经可以看出“衣帽取人”有其实际涵义了吧?毕竟,出身将帅者少,向往纨绔者多,在穿戴上做文章,炫耀门楣的、东拼西凑的、甚至“山寨”,纷纷出笼、为市容增光。攀附之风起自部队大院,延至部委宿舍。至于大家都以“国防绿”为时尚,则是“平民意识”占上风以后的事了。

老兵、新兵、片汤兵

先来个“提要”:这里的“老兵”、“新兵”,不是入伍先后的老兵、新兵,而是文革初期两个阶段的红卫兵。“兵”带“儿化音”,读如“兵儿”: “老兵儿”、“新兵儿”。“片汤兵”一语,则“儿化音”在“片”不在“兵”——“片儿汤兵”。不按北京土话读,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

加入红卫兵、戴上红袖章,看似为当年的孩子人人向往。其实未必。众所周知,某人某事的社会地位与群众口碑,往往很不一致。红卫兵也者,朝野追捧不过文革之初的两三年,恐怕还要短些。随着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老红卫兵”(俗称“老兵”)犯错误,(什么错误?一言难尽,不赘),红卫兵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各学校虽然还有这个组织、“两报一刊”也在正面报道,但其所指,已经是市民子弟为主的“新兵”了。时间约在1968年。

“新兵”为“老兵”所不齿,佩饰也为他们所不屑,如红卫兵袖章。“老兵”因居“原创”地位,代表正宗、正统。最初的红袖章:一块红布,简单地印着从毛泽东手书里摘出的三个字“红卫兵”。如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给毛泽东戴上的那种,视为正宗。所有后来衍生出来的附有“零碎”的什么“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乃至“清华井冈山”、“北大……”,都算拾人牙慧。

我住的机关宿舍院里,有一个北京市内中学红卫兵的发起人(红卫兵组织发祥于郊区“清华附中”,被人“引进”到城里),是一位颇有声望的“老兵”。虽“犯错误”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其一干人等暂时还未散伙,不时在我们院子里聚会。可能是缅怀昔日的辉煌吧,经常上演的一幕是,他们手里拿着各种质地的袖章比较、议论。我等在家“停课闹革命”的小学生混在人群里看热闹。

因不明究里,依稀记得,他们只认“三字箍”(袖章上只有“红卫兵”三个字);袖章都是红色织物,但有“黄字箍”和“黑字箍”之别;个中含义今已不考;袖章用料也不相同,有布面、有绸料、甚至还有天鹅绒的,其中等级昭然若揭。袖章的规格也不划一,约有“五寸箍”、“八寸箍”和“一尺箍”等等。而“新兵”的“化纤箍”,是不能进入这个圈子的。

“化纤箍”,是“新兵”统一、标准的袖章,上面还有一说明性小字“首都红卫兵中学红代会”,以别于犯了错误的红卫兵。不料,“新兵”里面,有许多“老兵”的弟弟妹妹或仰慕者,革命之为何物?理解极为有限,他们的兴趣多半围绕那些表面现象和恩恩怨怨。落实到“戴袖章”:为了表示勉强,走到学校门口才掏出来、一出校门马上摘掉;校内,则把袖章套在小臂甚至袖口上。这些举动没少被喜欢“个色”、标榜“异类”的孩子们效仿。

至于传说中的“红小兵”,前身是小学生里的“少先队”,受红卫兵影响改名而来。一度不戴红领巾,胸前或左臂挂一个塑料片,上面印着“红小兵”,形式也不统一。后来规范为左臂种牛痘位置、横向棱形软塑料臂章。“红小兵”三之子,好像也是毛泽东手书里辑出来的。因其形状像北方面食“片汤”,而被中学生等揶揄为“片汤兵”。再后,不挂“片汤”了,还系红领巾,但是名称没改,仍旧叫了几年“红小兵”。

罗贵波的帽子

罗贵波(1908~1995)外交部副部长、“八大”中央委员。文革初期的外交部位于东交民巷原“六国饭店”。一个冬日,副部长先生携夫人李涵珍离开外交部、安步当车下班回家。突然后脑遭受一击,瞬间头顶发凉。原来,戴着的皮帽子被一骑着自行车急速掠过的青年一把抓去了。北京市公安局也在这条街上,离事发地点仅一箭之遥。于是,老罗不免就近报案、警察不免深感丢脸、市局不免限期破案、案子不免茫无头绪云云。

这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是文革中“飞帽子”现象最精彩的一幕。那时,按一定规格装备自己的青少年自称“顽主”,以别于市民出身的流氓。其上下行头都是军服。唯冬装中的帽子引进民品。实因军装棉帽无论布面还是呢面都是“栽绒”,非外面一种叫做“羊剪绒”的帽子可比。这种帽子硬壳皮面、外覆光滑厚实的羊剪绒,形状规整。王府井建华皮货商店有售,价格分17和23元两种。贫穷落后的年代,这是一笔巨款。

一身将校呢、国防绿、海军蓝者,头上“绝配”非“羊剪绒”不做它想。而“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不止是那时各行各业的豪言壮语,也是顽主们的行动纲领。在那个暴力、尚武的时代,不言而喻的解决办法就是抢。但顽主是有身份的,所作所为都是浪漫,所以,那不叫“抢”,叫“飞”。因其方式为骑车与戴帽者擦肩时一掠而去得名。春秋季,他们也“飞”单军帽。持续多年。

罗大人的故事是这样收尾的:据说,“飞”他帽子的青年不久要下乡去当知青,为了置办行装,便到“委托商店”(今称“当铺”)去卖那顶帽子。因为“飞”到手里定睛一看,此帽并非“羊剪绒”,与戴剪绒的同伙站在一起,顽主身份会被怀疑。然而,委托行的师傅是识货的,一望而知那是水獭皮,与区区“羊剪绒”远隔档次。遂知此物来路不正、报警处理云云。

文革结束后,罗贵波出任山西省长,著有《革命回忆录》一部。在历数此生行经的枪林弹雨、险滩暗礁,不知有没有“落平阳猛虎被犬戏,干瞪眼獭帽被人飞”一节?

他们的鞋

前面,衣帽服装一一提及,下来就到鞋了。北京土话里也有:“脚上无鞋穷半截”之说。其意,“无鞋”不是光脚,而是要有一双好鞋,不然,衣服、裤子多么讲究也是枉然。

但是,文革、尤其在早期,人们普遍不讲究,穿鞋就更随便。即便上文中的“顽主”鞋子也颇将就。比如,冬天最“飒”(相当于九十年代之后的“酷”)的装扮:头戴羊剪绒皮帽,一身将校呢军装,脚上最好是一双“将校靴”,才相得益彰。试想,若是足蹬大头靴、老棉窝乃至解放鞋,确实很不般配。

有人说,将靴和校靴是两种军靴;还说,为取鹤立鸡群之效,有把帅靴也穿了出来的。均不知所本。竟有修鞋店接活给人订做“将校靴”倒是确有其事。说明脚底之物,在观瞻效果中所占比例,多么重要——穿错鞋则头重脚轻、枉费心机。

那时的北京,四季分明。春秋天时,最受“顽主”青睐的是“白回力”。这是一种球鞋,不分运动项目可以通用。那时的“回力”还有蓝颜色的,因被认为与上面的军装不搭,而无人问津。

夏天太热,装宜轻巧,正好市面上有一种“懒汉鞋”,因不用系鞋带而得名。塑料底、黑灯芯绒面,配黄、绿、蓝装都不唐突。男女皆宜。然而,“懒汉鞋”分三种,鞋面都一样,鞋底则因颜色白、红、黑(胶底)叫法不同。白塑料底的,叫“白边懒”,余者类推。“顽主”只穿“白边懒”,是他们的标志。另外两种不在此例。

试想,那鞋黑白分明,黑面之下、薄薄白底陪衬轻盈,红、黑鞋底就没有这个效果。看来,“顽主”一族还有点审美意识。难怪人家说:许多美的服装饰物乃至动作姿态,是从一些不太正经的人那里流传开来的。

手抄本长诗《决裂 – 前进》

前面几节说的是文革时北京“顽主”的服装、派头。他们刻意显示其“大院子弟”出身,期与“胡同串子”划清界线。然而,“形势比人强”。那十年,如官方所说:整个中国社会大分化、大改组、大动荡、大转变。没有哪个阶层和利益团体稳坐钓鱼台。小孩子也是一样,虽然从未跟随过主流,但他们也因“老兵犯错误”、上山下乡、林彪事件等等而见多识广,其做派中的军旅色彩很快消失殆尽,并迅速“堕落”,混同于普通的地痞流氓了。外表,他们“倒追”文革前“老炮”(旧式流氓)的装束。只有口吻还是那么狂妄,姿态还是那么优越。

约在七十年代初期,有人做了一首记述这个过程的长诗,在北京各部队大院、部委宿舍中传抄。诗的题目是《决裂 - 前进》,采取对话体裁,一个走正统革命道路,劝诫那个沦落的“老兵”,抒发各自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终因话不投机而分道扬镳云云。

这首诗的基本情况已不可考。提到它的“文化大革命中地下文学”的研究者也不多。所以,作者是谁?有说名叫王靖、一名彭忆东;全文多长?有人说约七百行,目前能看到的约百行;且错字病句触目皆是。

从断简残篇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作者站在玩世不恭者一边,让他尽情发挥。虽然不是什么好诗,却因直言不讳、恬不知耻,真实记录了一代干部子弟的颓废之态。让后人看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的另外一面:那些根正苗红的革命事业接班人,其实不仅从来没拿革命当回事、且最早背叛其阶级和父兄。陈寅恪不是主张“以诗证史”吗?这首诗里体现的人性本能、政治无能、革命失败……颇有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意义,而具史料价值。

这里将采集到的、描写他们穿着打扮变化的部分转抄如下,供一哂。

朋友,你曾经那样的英姿飒爽。

黄军装、红袖章

在金水桥头,

在长安街林道上。

可是今天……

今天又怎样?

同样是英姿飒爽!

这头上,是“四联”理发师的精创。

开士米的围巾更使我风流高昂。

告别将校呢、

我换上雪花呢的中式服装。

长街阔步

为市容增光。

这鞋,请你仔细看:

它尖、

它扁、

它亮、

它翘、

它窄!

这五寸裤腿的线条,

正显我妙龄正当。

我把它熨得像刀刃一样。

它使我在人流中穿行,

所向无敌、无人敢挡。

……

还我飞机 纪念章

文革期间,因政治需要而起却迅速形式化了的东西还有一样:毛主席像章,简称纪念章。因为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没有铸造像章的资格。过去也有毛主席像章,没太被人当回事。早期的纪念章,大小不过酱油瓶子盖大小,有个边,里面铸着毛泽东侧面的头像。“文革军兴”,需要更上层楼地特立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各种辅助个人崇拜的工具都用上了,毛主席像章就成为道具之一。

人们首先发现纪念章个头变大了。正面头像、半身像、全身像都做进去了;像章一大,只毛泽东一人,会显得孤单。于是,旗子做进去了、松柏做进去了、天安门做进去了、长城、山川也做进去了。早期纪念章形如钱币,圆圈带边。受“毛泽东思想光焰无际”一语启发,边框取消了。形状则圆的、方的、横的、竖的、多边形的一应俱全。质地也多元起来,不限铝制,瓷、竹、漆、塑料都开发出来了。直径则做到碗口大小,让人穿绳挂在脖子上。如此等等,给像章赋予了美术价值,成为胸前的饰物。一时之间,每个人都会佩戴毛主席像章,有人甚至同时戴上好几个。先是为了每天有得换,继而唤起了收藏意识。一个七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像章的需求量可想而知。

平心而论,收藏毛主席像章的动机,比现在的“藏宝”单纯多了。收藏纪念章,完全不涉经济利益。除各种途径免费领取,就是相互交换了。北京饭店后身靠王府井南口一侧,北京最繁华的商品街口,出现了交换点:上百人聚集在那里以物易物、互通有无。那群人营造的气氛,与当时社会格格不入。那时的北京,人们集中在一起,不是批判会,就是大辩论,一律吵吵嚷嚷,火药味十足。换像章的人们,则音量适中、和颜悦色,一派祥和。

当然,可以说毛主席像章之没有物化,是因为全国取缔了自由市场的缘故。其实,别说没人知道如何给像章作价,即便有人开了头,第二天就会因“大不敬”之罪,场所取缔、参与者抓!大家就都没的玩了。

上有政治需要,坊间大众追捧,纪念章的花样日新月异、产量扶摇直上。1969年深秋,我们下干校是戴着像章走的,一年后回京,惊见纪念章已经从街上消失了。直到文革结束,再也没人佩戴。唯有周恩来,一枚长方形像章:左侧是毛泽东侧面像,右侧是毛的手书“为人民服务”,始终在其左胸。真是“忠不忠、看行动”啊。

如此泛滥的、走俏的纪念章热是怎么戛然而止的呢?有一个说法:因铸造像章耗费了大量优质铝材,毛泽东说了一句:“还我飞机。”不知确否。

换零件的工科男

和“毛主席像章”一样,可以在和平友好的气氛中以物易物、比类交换的,还有半导体零件。当年,北京东城区灯市口从“基督教青年会”到“红星”电影院之间的街区,有一排店铺。其中之一,是一个半导体器材商店。这个商店的门口,从早到晚聚集着一些年龄约在小学高年级到高中生那么大的男孩子。一边交流制作矿石收音机的经验,一边交换零件。商店则服务而已,不当生意做的。任凭消费者的大部分需求在门外解决,店方乐得清闲。

那时的Wi-Fi是无线电信号,只能传播简单的信号,接受器也不复杂。电子管和半导体收音机已经算高级的了,而且所费不赀,贵为“结婚三大件(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之一呢。而我党我军向有“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光荣传统。矿石收音机又结构简单,正是性喜动手、钻研的“工科男”施展的可行性项目。几分钱、毛儿来钱他们没有;交换和组装的过程,却包含不可替代的乐趣。只见那些工科男,先手工用漆包线缠一个线圈,再拿各种途径得来的零件,到那个地方去交换,拼凑成套。

“工科男”这个词虽然是现在的,这类人却早已行走世间。从他们身边经过,一望可知:这些衣着朴素、慢语轻声的孩子,肯定不是新老红卫兵,一个穿军装戴袖章的也没有。红卫兵忙于“砸碎旧世界、创造新世界”,根本不屑于鼓捣什么矿石收音机。应该也没有“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混迹其间。那批孩子需要小心翼翼地避开一切“不突出政治”的嫌疑。

换零件的工科男,多半是文革中的“逍遥派”——出身不错、虽然对革命大业不够热衷,却也没有什么反对之举。在各方面“提醒”其革命责任的空档间,溜过来满足一下个人爱好。逼急了,则可以“为了收听毛主席最新指示、两报一刊社论”诘抗之。人家一时也说不出什么来。然而,就是这些人,多多少少在学习、在积累,文革之后考大学的成功率明显高于其他群类。他们同样也没想到,当年的游戏之作,竟成了今天“收藏”的一类,用换来的零件攒成的矿石收音机,远比当年商店里摆的半导体收音机值钱

原始Wi-Fi招蜂引蝶

“攒(cuan,北京土话:拼装)矿石收音机听社论”之说,即便当年也是尽人皆知的托辞。好在那简陋的设备听不到远处的东西,所以没有多大政治不轨的嫌疑,上纲上线到“革命意志消退、玩物丧志”也就到头了。但也确有高人,组装短波收音机,为的是“偷听敌台”,这可是文革时的一项大罪。如海外反动势力的对华广播:莫斯科广播电台、美国之音和台湾的“自由中国之声”等。

“敌台”像原始WiFi,大功率发射短波。传播远、面积广,不易屏蔽。其传送的“政治资讯”如洪水猛兽,令中共惴惴不安。于是,工厂生产的收音机具有短波功能的极少,有的城市甚至查抄短波收音机;据说,警察开着探测车在大街小巷巡行,车载设备能探知谁躲在家里偷听敌台。可见,政府施放的干扰电波连城市都屏蔽不严。到了广阔的乡间更加鞭长莫及,“敌台”时断时续,直至可以正常收听。

据说,早自1940年,苏联就开始对华广播了。BBC和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则稍晚。那时,插队知青、下放干部,用普通的短波收音机,就能清晰地听到“莫斯科广播电台,现在对中国听众广播”。其随伴的音乐尤其令人印象深刻:雄壮的合唱《祖国进行曲》化作“金钟”似地乐音,从容优雅地奏出,另成一番意境。而内容则与国内的宣传一样,不吸引人。

奇怪的是,台湾的“自由中国之声”,女播音员的音色和腔调,与大陆电影中丑化国民党的表演一样,酸软缓慢,不成调子,与大陆人的审美观格格不入,效果未见得好。可笑的是,台湾经常在广播上呼叫其潜伏在大陆的特务,有代号、有联络方式等。看似虚张声势,没人当真。

那是一个要求人人自律的时代。“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非礼的广播,政府屏蔽不掉没有责任,你老人家无意间听到,就会有革命群众来给你“洗耳朵”了。若是有意收听敌对广播,批判之外,抓去坐牢也说不定哦。其实,“敌台”那些年说不到点上的叨叨絮语,在中国社会所起的反响,远远不及林立果一篇《五七一工程纪要》里的寥寥几句。对华广播实际上成了一个招蜂引蝶的陷阱,让中共额外迫害了许多无辜的人民。下面的小故事摘自一篇文革回忆录《告别少年时代》。

那时候,人们之间的交往、每个人的行为都在周围“革命群众”的注意之下。校部一个男生通铺宿舍里,有人发现一个名叫夏禹文的人,经常夜间戴着耳机用半导体收音机收听“美国之音”广播。这在当年可是一项严重的政治罪行,叫做“偷听敌台”。那个连的领导为了“掌握证据,教育群众”,对公开揭露此事做了周密布置:他们安排与夏头对头、只隔一条狭窄过道、睡在他对面的一个人向夏发动突然袭击;再指定几个人准备好批判夏禹文的发言。一切就绪后的一个晚上,夏像往常一样脱衣就寝,在被窝里戴上耳机、打开半导体、在短波波段上找到“美国之音”,悄悄听了起来。他哪里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眼里了。躺在他对面的突袭者让夏某先听上一阵,渐渐入神、放松了警惕。然后忽地翻过身来,猛然将手伸进夏的被子、一把夺过那个收音机、一面唤醒大家、一拔掉耳塞、开大音量,全屋都听到了“美国人的声音”,这时几个膺命在身的人,各司其职地组织起群众,把个夏禹文斗得七荤八素。

文革也不是铁板一块,中后期逐渐放松。不知哪年、但是看似偷听敌台的人才会发现:美国之音制作了一个教学节目:“英语九百句”,何丽达主播;毫无政治色彩。于是,人们半公开地跟着学了起来。据说,恢复高考,一举进入英语系的人中,受益于这个“敌台”者,大有人在。

那时住房不用钱

前面说到“和平集会”、以物易物,交换的纪念章和半导体元件都是小东西。大的也有,而且是房子。那时,当你路过某房管所的时候,就会看到门前有一些人,和颜悦色地认真倾谈。与换毛主席像章不同,人数少得多;与交换零件不同,不仅都是中年人,竟有女子点缀其间了。聚集的方式也不是几十上百人摩肩接踵,而是三三两两交头接耳。探讨互惠互利、你情我愿的可能性。

如果说“爱情是艺术永恒的主题”;住房就是“生活中永恒的主题”。住房在北京人之“金贵”的程度,从来没有降低过。据说,有南方人到北京出差,惊讶地发现:北京个个是能人欸,你要是想当副总理他都能给你找到路子!且慢,虽然北京以出产吹牛大王声动神州,可是,一旦你顺势提出“帮我找套房吧”,保证没有任何“侃爷”胆敢接茬。

分间房子有多难,居住条件有多差,“伤痕文学”虽有骇人听闻的描述,其实不及实际惨状之万一。几乎每个家庭的搬家史,都是一篇可歌可泣的故事。在商品房市场出现之前,住房的来源几乎只有单位分配。就北京而言,大机关有可能盖房、分房,这是指中央部委、各军兵种总部,市属机关、大中型工厂等。区级以下机构则基本没有分配住房的可能。因为盖房子是个大工程,非够相当级别、能量者莫办。小单位偶尔也会风传“上边给了几间住房”,但是普通职工想都别想。因为房子是跟着职务走的。

所以,房管所门前的换房者,都是最底层的老百姓。他们大多住在区属房管处辖下的胡同大杂院里,机关的房子是不能与外界置换的。所谓换房,以小换大自不可能,换房多半为了上班近一点;或者墙角能搭个小屋、屋檐下能围个厨房;家有病人、牺牲面积以求朝向也是有的。至于学区,不是目标:反正学校不上文化课,毕业之后得下乡。

世事纷扰,机会闪现。文革期间,平民百姓倒是有过两次改善住房条件的机会。一是初期大抄家,上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下至“地富反坏右”,他们的住房都会遭到剥夺,迁居进去的全是“革命群众”。可是僧多粥少。不久,“战备疏散”,市级以上机关单位全部开办“干校”,很多职工成为“光荣的五七战士”,高举红旗上山下乡去了。机关宿舍顿时空了一半。但是,敢于利用这个机会的人不多:向组织伸手、贪图享受、诋毁社会主义等等大帽子等着你呢。

待到下乡的人陆续回来,机关的房子恢复紧张。政治成份不够好的,常常两家挤住一个单元,邻里纠纷蜂起。一个著名的故事是:钱钟书夫妇携女儿与一对年轻夫妇同住一套楼房,共用厨房和卫生间。两家关系不睦。一日,钱媛被隔壁女人訾骂,那家男主人及杨绛立即卷入其中,钱钟书则“老夫聊发少年狂”,手持木棒从屋里冲将出来,劈头向人家打去,伤及邻居男子手臂,送医治疗云云。钱氏夫妇则收拾起卡片和笔记本,搬到学部,住在办公室里编写《管锥编》了。然而,钱杨夫妇是何许人,名归实至只在早晚之间。果然,钓鱼台国宾馆对面的部长楼一落成,他们就迁进去了。

广大分房无望的劳苦大众,还得在房管所门口碰运气。后来,人们生活好一点了,可以附加钱物,互换住房成交容易了些;再后来,机关的房子也可以参加互换,平添了许多方便;至少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住房还在私下交换,而且规模扩大。有人专门组织运作此事:几十户人家集拢在一起,交叉拼接,造福的面积就更大了。

瓦片终有硌牙时

住房既然是“生活中永恒的主题”,岂能“一条就过”?怎么也得再凑几句,以襄盛事啊。

房屋之为生活资料中的最大宗,解放后一度允许私人持有。北京土话有“吃瓦片”一语,即指拥有多余的房产,坐收租金的行为,一向为人艳羡。文革前社会上还颇有其人,文革风暴一来,瞬间扫荡无踪。房产全部收归国有,昔日的房东,都成了房管局的客户。“瓦片”也一再给主人带来难堪。

从文革后期起,“各项政策、逐步落实”。抄没的私人财产按户退还,房产也在其中。但是,房地产市场迟至上世纪九十年代才慢慢形成吧?发还财产则早在此前约二十年。大言不惭的是,办理交还手续时,房管部门要与房主结算这些年的修缮费。那时候人们,柴米油盐之外普遍没钱。OK,交纳不出修缮费的,可以把房子折价卖给国家。但“市价”和修缮费都是房管局订的,折算下来,大多数胡同里的破旧平房,所值抵不了维修所费,户主只能纷纷放弃。既使个别屋主有能力收回房子,一看以后维修的花费和麻烦,也就不寒而栗了。

那时,政策落实到头上,忙不迭地感谢中央、感谢党。至于退回的房子不能接收,只说:“劫后余生、自愧无能”;而劫者何人?是谁造成了连还给你的债务都不能收回的局面?多年被专政的无妄之灾,为何不能折抵维修费用等等,则因心有余悸,无人敢去追究。

文革结束观察家改革开放之初的那些年,没有人料想中国的经济能够如此持续高速发展,近至十年之前,也没有人知道北京的房价动辄以天价计。随便出手几间破旧、狭窄的市内住房,就能轻而易举地在美国买下规规整整的洋房花园。那些因怕维修不起、怕文革重来而放弃收回房产的人们,肠子都悔青了吧?

启功也要挤公交

前述北京的老百姓换房的原因有多种,为了靠近工作地点肯定名列前茅。因为上班的路途太辛苦了。那时,没有“错峰上下班”,都是早上八点到单位;一周要去六天呐。要命的是,上班不叫“上班”,称“抓革命、促生产”,谁也不能迟到。交通工具,则地铁只有一条,自行车并非人手一辆,挤公共汽车是许多人的唯一选择。顺便说一句:文革时期,公交系统及其行业叫做“公交战线”,车辆则称“公共汽车”。

无冬历夏,上下班时间,每个公交车站都鹄首站立着几十上百男女老少,引颈盼望汽车远来、进站。一旦汽车接近,等车的人就蠢蠢欲动,须得拿出全副精神和气力才能挤得上去哦。人们本来就站在马路边上,再往前涌,汽车就快停在马路中间了。车门在售票员“先下后上!先下后上!”的呼喊中打开,下面的人根本不管车上有人要下,立即往上攀登,上下乘客在车门处混战、咒骂、埋怨。站站、天天,如此这般。全无风度、体面可言。

其实,挤车是有技巧的。看似那时的公共汽车司机喜欢戏弄群众,进站不是近靠就是远停,从来也不停在牌子前面。上车的人群就要蜂拥而上抢夺车门。这时,你需靠后一点,看清那车将不到站就停、抑或过了站才停;然后在人潮侧后方、贴着车身,沿着他们奔跑的方向、跟在最后,车子照例会戛然煞车,就在那个瞬间、顺势把前面的人用力推到车门那边去,你则正好留在门前。这着,在汽车与人群相对运动时最易得手!

功夫虽然练就,混乱之中,有时不得机会施展。那也不能被人潮裹挟、手忙脚乱、狼狈不堪;你需干脆留在最后,这时,车子已经启动,车门仍然敞开,你就握紧两侧扶手、两脚卡住车门底部,任车门大开,自有怕出事故的售票员为你叫喊,让前面的人“往上踩一蹬!”、“往前贴半步!”给你让出半尺空档,也就够了。

然而,常有这样的时候,眼看那车:过来了、在减速、往里靠呢;车站群情激昂、跃跃欲试,不料,那车突然加速、向左转舵,呼啸而去。留下惊诧一片(或曰:怒骂一片)。却原来,每当到站,司机、售票员都会高叫:“XX站有人下吗?没人走了啊!”一面做着进站或甩站的两手准备云云。

中青年人尚有战斗力,老弱妇孺无不将乘公共汽车视为畏途。坐不上车、挤得半死,把公交公司骂上千百遍也无济于事,只有幽默化解。如启功先生自嘲的:鹧鸪天八首?乘公交车:

乘客纷纷一字排,巴头控脑费疑猜。东西南北车多少,不靠咱们这站台。坐不上,我活该,愿知究竟几时来。有人说得真精确,零点之前总会开。

远见车来一串连,从头至尾距离宽。车门无数齐开闭,百米飞奔去复还。原地站,靠标竿,手招口喊嗓音干。司机心似车门铁,手把轮盘眼望天。

这次车来更可愁,窗中人比站前稠。阶梯一露刚伸脚,门扇双关已碰头。长叹息,小勾留,他车未卜此车休。明朝誓练飞毛腿,纸马风轮任意游。

铁打车箱肉做身,上班散会最艰辛。有穷弹力无穷挤,一寸空间一寸金。头屡动,手频伸,可怜无补费精神。当时我是孙行者,变个驴皮影戏人。

挤进车门勇难当,前呼后拥甚堂皇。身成板鸭干而扁,可惜无人下箸尝。头尾嵌,四边镶,千冲万撞不曾伤。并非铁肋铜筋骨,匣晨磁瓶厚布囊。

车站分明在路旁,车中腹背变城墙。心雄志壮钻空隙,舌敞唇焦喊借光。下不去,莫慌张,再呆两站又何妨。这回好比笼中鸟,暂作番邦杨四郎。

入站之前挤到门,前回经验要重温。谁知背后彪形汉,直撞横冲往外奔。门有缝,脚无跟,四肢著地眼全昏。行人问我寻何物,近视先生看草根。

昨日墙边有站牌,今朝移向哪方栽。皱眉瞪眼搜寻遍,地北天南不易猜。开步走,别徘徊。至多下站两相挨。居然到了新车站,火箭航天又一回。

屌丝乘客售票员

公共汽车服务再差也得买票,票分一次一买与月票两种。可恨的是,那时的月票只限一人使用,所以要贴玉照。记得学生月票两元,职工三块五,只能乘坐城区电汽车。城区加某一路郊区车,就四块一张了。还有“通用月票”,顾名思义,所有的车都能坐,五块。最贵的是“通用+地铁”:十块!

那可是个“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年代。所以,有可能的地方都要省!首先是提高月票的使用率。方法依同谋人的“手艺”分几种:一曰“晃”。这是个“楞”招儿,手持别人的月票,下车时趁乱在售票员面前晃动一下,蒙混过关。二曰“换”。换照片。至于照片上盖的章,首选办法是找一张一角带着一道蓝色弧线的照片贴上去,不然就只能用蓝墨水描一下了。三曰“画”。真有“高人”,会画月票。用不着整张地画,只画表示月份的那部分就行了。

然而,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那时候不这么说。表达这层意思的文革标准用语是)“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售票员,金晴火眼。经常远隔一两米、克服角度刁、光线暗等不利因素,一举识破投机取巧者的拙劣伎俩。这时,被擒者若是不能及时脱身,就会被带到公交总站遭受处罚,罪名大约是“伪造有价证券”。后来,“晃、换、画”的月票使用者总结出一条通用法则,下车之前任售票员怎么叫着要查票,假装没听见;或者等在后面、收敛下车行迹、悄悄跟在别人后面突然跳下;甚至待到车门关了才作恍然大悟状,要求下车;要点在于脚踩地面了、才迅速出示、瞬间收回。即便如此,确也见过司售人员弃全车人于不顾,奋而追捕“晃、换、画”者。

每次买票的话,则根据路途远近,票价五分、一毛、一毛五不等。当然,蹭车逃票的也时有所见。被抓者只能乖乖补票,后来,处罚加重,无论哪里上下,补票要罚全额云云。场面不免尴尬。却有那么一回,一屌丝青年,两手空空、下车就走,被女售票员叫住:

“那男的,票呢!”

“啊?”屌丝青年准备不足。

“跟你要票呢!没票补票!”女屌丝售票员声色俱厉语带不屑。周围人默默注视。

屌丝青年猛然发飙:“给你,不就五分钱吗,有什么了不起,叫什么叫!”

塞了一枚硬币给她,扬长而去。伶牙俐齿的女屌丝售票员从没见过如此理直气壮、大言不惭,一时语塞。片刻神回,伸出脖子朝那人背影大叫:“五分钱是你爹啊,捏着不撒手!”

蹭车被抓锦上添花

文革时期,“买票坐车”一事,很难让年轻的人们心悦诚服地接受。因为免费乘车已经成了我们的习惯(这里主要指火车票):先是“大串连”,别说车票,许多地方还包吃住呢。后来大一点的孩子上山下乡,免费火车送到祖国四面八方;小一点的随着父母去“干校”,不但火车是专列,路过毛主席“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停下来参观浏览(“受教育”)连吃带住,一分钱也没花过啊。

实际上,那个年代根本没有“旅游”这么一说。别说吃饭要粮票,粮票只限本省市流通;根本就没有长假期。即便你有“全国粮票”、“军用粮票”,有假期,也没有那笔闲钱。只有出差或到外地探亲的时候,可以顺道“旅游”一番。遇此机会,要是能把车票钱省下来,不是就能玩得舒服一点吗!

于是,出自“习惯”、因为“需要”,我们多半有过逃票蹭火车的经历。此举在那种时候还有发泄对社会不满、游戏人生的成分。同伴均以潇洒视之,可以公开交流经验。有过来人炫耀地指点:遇到查票,则脱掉外套、手持一杯热水,假装刚从前面车厢接水回来,大大方方地迎着查票员过去,嘴里莫忘善意地提醒着“劳驾劳驾、小心烫着”。查票员会以为你的座位在他身后。还有人理所当然地说:“一看查票,你就进厕所,多呆会儿再出来呗。”

其实,这些办法都不好使。“手持热水、念念有词”云云完全是想当然,人家都懒得盘问,直接就是一句:“少来这套!回去等着!”当即戳穿。至于躲进厕所,则查票伊始,第一个动作就是锁厕所门。所以,蹭车能否成功,全凭运气-----车上有时不查票。

据说,“特快”车上不查票。因为列车员会在车门处看了你的票才让你上。于是就有了:趁列车员离开时纵身跳上法;让里面的人打开窗户,直接钻进去法;跟随老弱假装帮他们拿行李、送上车法等等,完全都用不上。唯一可行的办法是,买一张短途车票,经检上车。

一次,我们一行两人,从北京去郑州探亲。访得特快列车第一站是保定,票价约三块,买到郑州就十好几块了。便持保定票无障碍地上了车。车行十二小时,以为可以一觉睡将过去。不料,一进河北地界就开始查票。人家一看我们那副灰心丧气的样子,就明白了。我们也从列车员揶揄的眼神,看到了自己的下场。怎么办?同伴只大我两三岁,还不到二十。却颇有决断-----跟他们实话实说:我们是插队的北京知青,父母下放到郑州了,队里挣的工分合不了多少钱……如此这般,打出了悲情牌,打动了列车员。

插队回来,我上中专,他分到山西铁路上。再一见面,那仁兄兴奋地跟我说:知道吗,在我们那儿,铁路员工坐车买票是个耻辱!我有铁路工作证了,咱们还得去(蹭车)!那年头,微薄的薪水之外,人们完全没有办法从正规途径博取一钱一物,普遍具有这种“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游民意识”,或曰“自助意识”。诚然,上纲上线、故甚其词起来,就是“挖社会主义墙角!”

时值我放暑假,他回家探亲,凑在一起机会难得。于是我们就出发了。同行增加了一位天津朋友,从天津出发、目的地是避暑胜地北戴河。去的一路,畅行无阻。有成功逃票助兴,不亦乐乎地游玩了秦皇岛、北戴河、山海关(此处略去4478字)。然而,回来车上又碰上了查票。由于没买票,上车各自找座,三人分散在两个车厢。我们俩个“路外人士”坐位接近、躲避无由,一举被擒。而且刚一被抓车就进站了,员工朋友还不知情,未及施展也许他从同事那里学到的某种功夫、解救我们,我们就被赶下车了。事后他说,贵为铁路员工的那位,一没穿制服、二没戴徽章。查票员竟然没找他要票就过去了。

下车一看,站名芦台。乘警把我们交给站上的铁路警察,人家只问了一句话:“有钱补票吗?”答曰:“没有。”就不搭理我们了,任我们回到站台。虽然被抓,我们只觉好玩,一点刺激也没有,此次出行不就太平淡了吗?出点这样闹不大的事,恰似锦上添花。这时,又有客车进站,我们相视一笑,随即登上列车。回头一看,刚才问话的警察就在下面,列车已经起步,我们朝他挥手:“再见”。他还是那付面孔,无动于衷、视而不见。

经此一役,我们以为不会再有事了。不曾想,车行不到天津又查票,我们再次落网。行前,那位铁路员工朋友嘱咐过,抓到之后问你到哪儿,你就往远处说。他们会就近把你轰下去,不会让你在要去的地方下车。例如:下站是天津,你正好要去天津但是得说去北京,不然,他会把你拉到北京再赶你下车。因为事情不大、不能把你怎么着,就给你增加点麻烦。而这次,我们要去的是天津,便说成去北京。果然,要进天津站时,乘警过来押我们下车。天津下车的人多,人多一挤,我们与乘警之间就夹了一个人。再一看,站台上那么多人,事情一下变得简单:一下车,我们就消失在人群里了。连警察喊没喊“给我站住!”都没听见。

毛主席教导我们:“错误和失败教育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蹭车也是一样。靠碰运气玩不了几个地方,须争取尽量“合理合法”。还是那位不想“蒙受耻辱”的铁路朋友,发现了大幅提高蹭车成功率的办法。铁路员工出差、看病、探亲等等需要坐火车的时候,单位会给他开一张写明起止点、说明事由的介绍信、代替车票,只是不保证座位。

这就是捷径了!对于他们而言,工作证是现成的,介绍信则凭人缘、拉关系,好歹也能弄来。我们那位铁路职工就这样,走遍了内地十八省。回到北京,见我羡慕的样子,不由动了恻隐之心,拍了拍大腿:“你想去哪儿?”我说:“桂林。”他爽声应道:“好吧。”我得寸进尺、察颜观色:“而且带着女朋友。”他也面无难色地应承了下来。

下次见面,一个工作证、一封介绍信拍在我的面前。我有所不解:“她呢,她怎么办?”我问。朋友指着那两样东西道:“你看,介绍信都是过期的,名字和工作证上不一样,要去的地方也不桂林。就别让女孩子跟咱们冒险了。”无奈,我们给她买了一张票。历险、刺激还没了出发就打了折扣。

上路以后,果然又被查票。列车员到他面前,接都不接他递过去的东西,就查别人了。到了我这儿,拿着那两样东西看了又看。我心里打鼓、强作镇静,下意识地伸出右手,列车员可能以为我不耐烦了,竟顺手还给了我。其实,我手心都出汗了。

昔日的民风:按照规定做事,似乎愧对组织、愧对自己。其心气有点像周作人所言:“我们于日用必须的东西以外,还得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

    进入专题: 文化大革命  

本文责编: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https://www.aisixiang.com)
栏目: 学术 > 历史学 > 文革研究专题
本文链接:https://www.aisixiang.com/data/67568.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aisixiang.com)。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3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