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麦:随笔一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37 次 更新时间:2012-08-20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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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麦  

之一、那些鬼

周作人先生有一篇散文叫“两个鬼”。大意说:他的心里住着两个鬼,一个是流氓鬼、一个是绅士鬼。它们两个交替地支配周作人的行为,使他为处事为人表现出绅士与流氓的两面云云。依此类推,毛泽东心里的鬼一定不止两个,不然他不会呈现为一个那么复杂的多面体。

毛泽东只说自己身上同时具备了“虎气和猴气”,实际何止于此。大略算来,毛泽东心里应该还住着“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诗人鬼,“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的暴力鬼,“论十大关系”的建设鬼,“造反有理”的革命鬼,“忙时吃干,闲时吃稀”的看家鬼,“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帝王鬼,“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教师鬼,“读书越多越愚蠢”的老粗鬼,谈古说今扮成个学士鬼,替卫士写情书客串过捉刀鬼,诸如此类。所以,他的一生的功业炫人耳目,我们论毛不免盲人摸象、人言人殊。再这样议论下去或许能形成一门“毛学”呢。

在周作人那里,绅士鬼和流氓鬼是相互牵制的:待将真正撒野的时候,绅士就出来高叫“着即带住”;由说漂亮话而进于摆臭架子了,流氓便赶出来骂道“肉麻当有趣”!我想,毛泽东也类似,不过他那里住的鬼多,角色变换比周作人多一些罢了;有时候几个鬼一起出台各挡一面,场面更有可观。这样一个五光十色的人,对于历史学家的研究、老百姓的茶余饭后,当然是极好的题目,也最容易引起争议。以一概全自是通病,说说可以、于史无补。还原事情真相又谈何容易。毛泽东的所作所为与共产党乃至那个时代中国的处境、民情、历史背景联在一起,住在他心里的鬼不但分工合作,社会上还有同党相互呼应,很难厘清某一件事上的主从。

看来,毛泽东即是一个多面体,是一个历史的人、文化的人、政治的人,是血肉之躯,评价他,是非、好坏、对错、善恶之类简单概括法就不够用了。近百年来,海内外歌颂、批判毛泽东的文章可谓汗牛充栋,毛和他的事业、他的时代、他的行为仍为论者争辩不休。莫衷一是因为立场不同,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可见简单概括法不足以解释他给我们留下的是非不清、好坏难定、对错交织、善恶莫辨的史事。显然,毛泽东单枪匹马、共产党全员出动,也不能包打天下。他们成就也许真有几分历史的合理性,对毛分析的难点大都出在这里。既然“历史是英雄和人民共同创造的”,把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放在历史的进程中去看,在心理和感情的距离上站远一点去看,或许会心平气和一些、得出的结论可能更接近事实。

我想,周作人先生用“鬼”来形容人们的潜意识,约等于“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吧?政治人物喜欢把自己给国家民族带来的灾难推在历史身上,也是这个意思。其实,历史的局限性不能成为豁免历史人物功过的理由。毛自己不是也说过他们的权力是人民大众给的吗?权力当然不是免费的午餐,要享有它就得甘作众矢之的。政治人物的价值是社会性的,对他的评说不仅是褒贬个人;而民众至少能在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学会少受愚弄和对统治者提出要求。一如李世民所说: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

之二、接力

习惯上都把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当作近代和古代的分水岭。迄今,神州大地内忧外患无日无之,改朝换代的频率也比古代快。但是中国的进步和变化却大于封建社会的几千年。过去的历代君主面南称王之后,天下抵定的多着意于守成;失地未收的则致力于复旧;国家社会缺少开拓性的发展目标。秦皇汉武、唐宋元明清这样一路下来,也没建立继往开来、更上层楼的传统。这是中国近现代与古代社会性质的一大区别。现在的中国之有今天的局面,慈禧太后、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等组成的接力团队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就历史的成因而言。

清赵翼诗:“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才人”的通病是“相轻”,嘴上虽不饶人心里却有分寸。无论国府还是红朝,国内国际形势是看得清的。想要铁打的江山,就得统一、得富强。好像“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虽然各逞一技,渡海的目的倒是一致的。纵观中国迂回曲折、反复无常的近现代史,竟有一个民主进步、繁荣昌盛的大方向,而且由仇寇宿敌、异见分子一以贯之交替推动着。可见,那个团队不是自觉的,却是自愿的,不是组织起来的,却是自然形成的。有这样一支接力的队伍,也不是事先能预料,而是事中才惊觉的。

凡事听凭自然不一定就好,这些民众领袖多半缺乏理性和历史感,公义之外,常常在军国大事里夹带一己之私。使得历史的脚步越发沉重,百姓平白多受许多冤苦。难怪有人戏改赵翼的诗为“江山代有才人出,各苦生民数十年”了。接着前朝的建设、教育诸项成就继续发展只是接力的一个方面。先行者那里的社会弊病也附在接力棒上传给了继任人。比如民国接满清,幼稚共和背负着封建余孽;中共接国府,阶级斗争又加上一穷二白;小平接老毛贪污腐化合并了简单粗暴,等等,等等。国家民族的进步发展便如“衣败絮,行荆棘中,处处掣肘”,寰宇之内莫不如此。

说帝王将相组成了推动中国发展变化的接力团队,是因为放在历史的进程中看,国民党、共产党等等都是中华民族发展的产物,他们代表着社会上一部分人,某些阶级、阶层。按时下的说法:他们是公众意愿的执行者。表面上看,他们是社会潮流的先导,其实社会潮流是他们的后盾。

自从列强的坚船利炮惊醒了国人的清梦,地无分南北,人无分尊卑都想使中国强大起来。这是一个艰巨而又曲折的历程,不可能假手一个人、一个政党毕其功于一役。就像一个作过大国元首的人(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雷日科夫)说的:“历史是没有固定形象的,它的具体形象是人。历史把人推向前台,并授权给他以历史的名义说话、行事。”如果这个人表现的不如人意,后盾会重举一人坐金殿卧龙床;若是历史的长河中另一股大潮成了气候,我们就等着看“城头变幻大王旗”吧。

其实,这里说的“接力”还有“接力赛”的意思。近代中国的觉醒和自强是被列强逼迫的。国人明里暗里一直在和洋人较劲、和外国比试,还曾不顾一切地“超英赶美”。过去闭门锁国和他们赛,事倍功半。现在情况改观了——与国际接轨,争取双赢。

总之,没法想象:不经戊戌维新和立宪运动直接从科举制里产生民国;没有北伐和抗战的胜利就能建立农民的共和国;若无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也不会这么快。因为,“历史留下的是结果而不是可能性。”

之三、千年一梦

中国地非不大,人非不多,物产更以“天朝无所不有”著称,但是历朝历代的君王除军费之外好像没有什么财力组织、开展利国利民的事业,河工和赈灾也一向勉强。这其中有一个技术原因,就是中央政府不能充分征集和调动赋税。公元前,齐、魏的君臣就讨论和试行过国家收购百姓全部粮产(和粜)以控制人民,和以防范边关水患为名“积谷”而为已用的措施,当然施行的很不彻底;千年以还,干吏能臣想过各式各样的办法,还是解决不了皇家向农户抽税时无法准确掌握田亩和产量的难题。谁想,中共执政不消三五年便一举圆了这个千古帝王梦,那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对粮、棉、油实行统购统销。“统购统销”是中共一大基本国策,很多政治、经济、人事政策策略得以推行都因有着这个基础,是传统治国理念与中共意识形态、行为方式巧妙结合的典型一例。但是,一直以来好像还未受到研究者足够的重视。

充分地集中、占有、使用、分配全国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源,对统治者来说,于公于私都有极大的必要和诱惑。古代中国的社会生产几乎全是农耕,但中央政权机构的设置只到县级,捐钱税粮却分散在广袤的乡村。不用说按时、足数集征,就连大致不差的田亩、丁役数目都无法计算。翻开史料,州府郡县拖欠税额的记载代不绝书。政府虽有得自食盐、冶铁等商业的收入,无奈一则比例不大,再则商人与农民一样,漏报少交查不胜查。建立结构松散的社会之上、财短力绌的王朝就只能量入为出了。

民国时代的情形也未见改善。可见,解放之初很多人等着看共产党的笑话,并不全无根据。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经济生产、克服自然灾害、打击商业投机,处处要钱要粮,直接威胁着新政权的存亡。不曾想,毛泽东和共产党对此却有天然的优势和现成的办法——艰苦奋斗和军事共产主义。

书载(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早在1951年陈云就在酝酿粮食统购了,准备翌年实行。真正全国铺开是1953年。近因是当时的饥荒和市场混乱,远因大概就是《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里的前车之鉴吧?到1954年,粮食、油料、棉花、棉布的市场就全部取缔,国计民生基本资料的产购供销都由国家掌握了。为了应急,别的国家也采用过类似的战时临时措施,谁料在中国一下子就是三十二年。

全面掌控生产生活资料的想法,前朝君臣未必没有过,未见实施是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之外别人没有试行的可能。古人没法认真丈量土地、核算收成?推行农业生产合作化,把刚刚分下去的田地收归国有;县太爷离农户太远?有了合作社,基层政权就从县一直下设到乡村,就近指导;各级衙门人手有限照顾不周?农青妇各种组织帮助党和政府监督,瞒产私分也难;等等。很多办法在根据地就使过,早就得心应手。

毛泽东上天安门之前的设想是,在全面公有化的社会主义之前,会有一个十几到二十年长度、允许私有制存在和发展的“新民主主义阶段”。统购统销缩短了这个时间表。从中共官方的资料(沈立人《中国经济重大决策始末》)上看:在农村,1951年底,全国只有300个合作社,1953年时不过1400个;统购统销后的第一年合作社的数目就上升到48万,1956年底(除西藏外)内地的农业合作化已经大功告成。几乎一蹴而就与迅速推行的统购统销的同步。这个过程和其后虽然出现了不少麻烦,中南海的政治账算下来,“总计”栏写的一定是“得大于失”。

提前十年实现完成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简称“公私合营”),也是统购统销的杰作。1949年时,中国的民间工业中,棉纱、纺织、印染、粮食和油料加工占主要比重;稍具规模的商业几乎都与食品的销售、服务有关。中共本来要借重这些民族工商业积累起资本再发展社会主义,有了统购统销这个法宝,以公私合营为名就把私人工商业归并国营了。我们在报纸、电影上看到资本家、小业主欢天喜地接受公私合营,并非全无所本:粮棉油的流通渠道都由国家控制起来了,工厂没有了原料市场和销售渠道、饭店商店断了货源,过去的生财工具顿时成为沉重的包袱,交给政府还能挣份工资、拿点定息。经查(沈立人《中国经济重大决策始末》),从1952年中共中央提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3年,公私合营的企业不过一千多家;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之后不消三年,全国十一万两千家私营工业和四十万户私营商业就全部合并到国营系统里面去了。

所以,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会议上不无得计地说过:我们控制工业品,就可以对付农民藏粮不卖。反过来,我们控制了粮食,又可以制服资产阶级,要他们拿出工业品并接受改造。你不拿出工业品,就不给粮食和其它工业原料。云云。可见,统购统销的经济体制在中国所起的作用远不限于农工商领域,一朝推行,就成了社会基础、生活方式。

网络恋爱经道:要想管住他的心,先要管住他的胃。这个招术是从社会制度观察中转化出来的经验之谈吧?三十多年里,与户籍制度配合的凭票供给粮棉油,控制了每一个人的衣食住行。掌握了这个命脉,就有效地限制住人的行为,左右着人际关系、影响着人的思维,城里乡下概莫能外,历代帝王望尘莫及。这种只顾自己管理方便,不计百姓感受的心态,从薄一波1953年写给毛泽东的调查报告中可以看出一二:“增产的粮食相当一部分被农民自己消费了。过去山区农民一年只吃上十顿的白面,现在则每个月可以吃四五顿、七八顿,面粉需求量空前增大了,这是国家收购小麦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这个深刻影响国计民生的统购统销政策实施得快速而又彻底,居然没有引发大规模的反抗是事前有铺垫、事后又巩固的:1950年的“镇压反革命”进行了三年,1951年夏天又来了一年的“三反五反”。然后才是1953到1954年的粮棉油统购统销。1955年初批判“胡风反党集团”,7月开始“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紧接着就“反右”、“反右倾”直至“文革”,越闹越大。再加上思想教育、社会改造,谁还辨得清东南西北?好在那个时候贪官污吏少,收上去的钱财物,多半用在了行政开销和经济建设上。

得之于统购统销、用于计划经济的效益怎么样呢?改革开放者忍无可忍地说“统购统销”:“背离了价值规律的作用要求;抑制了市场机制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只强调分配职能,使交换流于形式;不利于经济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转变”。

最终,把“统购统销”改成“合同收购”已经是1985年的事了。

之四、看得对,估计错了

一般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同刘少奇争权。其实,倒刘用不着动那么大干戈。毛曾在中央的会议上指着刘少奇说过:“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刘的妻女合著:《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可见刘根本不是毛的对手。毛泽东自己说文革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周恩来的解释则更为简单扼要:“这次夺权是四九年夺权的继续。”(1967年3月31日接见造反派时的讲话)但是,资产阶级、国民党不是早就被打倒了吗?却原来,毛与之不共戴天的还包括了与他的敌人们有关联的文化、思想。所以,独掌大权为的是顺利地推行他的社会改造计划——用他的意识形态取代中国的传统文化。

毛泽东为这个目标做出努力由来已久,一切作为都是铺垫。如果说根据地时期有关的讲话、文章、文艺座谈会、整风等等只是预习,一进城,文革的序曲就奏响了。仅就大事而言,1951年2 月底,电影《武训传》在北京公演,5月10日《人民日报》便发表社论,指出这是在“狂热宣传封建文化”,声明诸如此类也是共产革命的对象;1953年借着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从此学术权威让位给政治强人;1954年夏天,胡风交了一份《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秋天就受到严历斥责,罪名看似空洞,用意却很明白——品评文艺作品之权在党中央。从此开始了由点到面的整肃。文化艺术部门里的反党集团不断涌现——每一个人都代表着某类作品、某种艺术形式,在毛泽东看来,都有鲜明的阶级性。通过后来的反右、社教等等政治运动,对意识形态的触动越来越深。

毛泽东的理论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要相互适应,经济体制变了,思想意识就得跟着变,不然就会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社会制度可以用枪杆子改造,思想文化改造呢?靠政治运动。所以,文革前党在文艺范畴内的历次行动,都不是偶然的、即兴的,而是毛泽东彻底改变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大计中的一个个环节。虽然文革前的中国,文史哲教艺已经相当无产阶级政治化了,毛泽东还是看不下去,以他的立场和标准,文艺是帝王将相的舞台;教育“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历史哲学领域则“封资修”货色泛滥。刘少奇不像毛那么敏感、那么紧张,与毛配合不利,所以毛要抛掉他另组班子,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那就是一箭双雕的文化大革命。林彪在中共“九大”上引用毛泽东的话也是这么说的:“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现在,我们找到了这种形式,它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以为通过这种“认真的演习”,可以找到一条免除“老百姓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快捷方式,永葆革命江山。却不想,用“马上得天下”的办法治天下,不啻南辕北辙。从“阶级分析的方法,暴力革命的手段”中推衍出来的,在各行各业、各个地区开展“斗、批、改”的战略战术,给中国人带来的惟有灾难。把毛泽东一生的事业放在中国历史的进程里看,他起到的进步作用早在文革前就结束了。

令人玩味的是,文革前毛泽东出人意表强调的:党内有人在走修正主义道路,中国可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云云,并非妖言惑众、骇人听闻。今天的局面证明,邓小平接手之后,中共在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上走得比毛泽东担忧得还要快、还要远。时间上正应了毛:“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的忡忡之谶。然而,党变修国变色的结果却出乎毛泽东的预估:复辟给人民带来的是富裕,给国家带来的是繁荣,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是强盛和进步。

站在毛泽东的道德标准和政治立场,文化革命应该搞。那时候,他大权在握、魅力无限,中国人信以为真,平白当了一次试验品。有了这个教训,中国就得从速建设民主政治,按时代的要求自己选择国家领袖,不能再让落伍的政治人物左右我们的命运直至他跨鹤西行。

之五、烈火干柴

毛泽东为开展文化大革命做了很多准备,其中最大、费时最长、后来证明最成功、最有用的一项,就是“统一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思想”,让中国人全都遵循他的政治理念和行为方式。几亿人的认可程度当然深浅不同,但是道德、行为的是非标准定在他那里无人置疑。不然,文革不会起手就那么轰轰烈烈,迅即铺天盖地席卷全国。

那时候,人们的政治立场和水平,以歌颂毛泽东为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官方民间一唱一和、持续升温:林彪提出“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统帅、领袖、舵手),民间就说“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而且“永远不落”;林彪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百姓就说还是“粮食、武器、方向盘”;林彪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下面接道“一天不学问题多,两天不学走下坡,三天不学没法活”;不一而足。其他被指为文革阻力的刘周朱陈邓等直到中下层干部则不是伴奏就是合唱。全社会有了“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共识,毛泽东想打倒谁、想做什么,不就是一句话的事了吗。这是开展文革的最坚实的社会基础。

这个趋势文革前就开始了,源头则不远于延安的窑洞。“多样化”的意识本不出自中国,即使西方也是近些年才清晰起来的。过去,人们只知道“齐心合力、万众一心”好办事。搞政治的人自然深知统一意志是成功的前提。在陕甘宁边区,毛泽东通过整风在党内树起绝对权威,对抗国民党的“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先是打了胜仗,夺取了政权,后来又以他的名义发动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政治运动,也有所成。于是,政治挂帅就成了常规标准、工具和武器,事无巨细地用了起来。

正好,中国文化中有企盼圣主明君的传统和百姓普遍谦卑的民情,实行个人崇拜、划一价值观念既顺理成章又水到渠成。诚然,工农群众崇拜的说到底只是毛泽东头顶上的真理和正义,而不是那个“兼有虎气和猴气”的人。他们之心甘情愿地一致归顺,是希望聚散沙为铁塔,撑起民族背脊合力振兴中华。而共产党的宣传、教化确与先前的宗教、主义不同。在百年积弱、屈辱、落后、彷徨的背景中,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理想对那时候的中国人有过柳暗花明、振聋发聩的刺激。它的宣教、组织、行为,对各自为政的小农散户而言,提升了他们的境界,肯定了他们的身价,寄予他们以重托。一时间,不论虎头山上耕种,还是钻井台上采油,好像都关系着祖国的前途、人类的命运。而使命感最能激发人负起责任、做出牺牲。当亿万人民满怀崇高理想寻求贡献的机会之际,毛泽东给了他们施展的舞台——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实际的情形也够戏剧性。1966年前后,对于无论什么政治身份、什么职业、什么地方的人,都可以以革命的名义剥夺他的尊严、驱使他去受苦、让他奉献精力时间。虽然每个人的政治觉悟高低不同,跟随“毛主席伟大战略布置”的步伐快慢有别,但是都承认应该那样做、恨自己做得不够,即使不情愿也只是自愧不如,鲜有例外。就连那些受到批判的人,也都自责确曾违规,辩解则仅限于“错误的程度和性质”。同在“牛鬼蛇神”之列,还要互相攀比——他们是真的反动,而我罪不至此——同彭德怀一处关押的罗瑞卿曾经对女儿道:“不应该把我和彭德怀关在一起,他还是做过几件反对毛主席的事情的,我拿什么和他比?”疑惑乃至质疑现行政策的,也无一越过“真假马列主义、执行政策、理解毛主席指示正确与否”的界线。因为中国历史的那一段正由意识形态主宰。社会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行为方式建立在毛式马列主义基础上。就像人们常说的:无人能够超越时代。

与目前相反,那是一个政治敏感度极高,生活水准极低的时代。幸亏精神能够变物质,用现在的标准看,文革前后中国社会政治与生活的关系,有点像青藏高原上的喇嘛教之于牧民,没有精神寄托、注意力转移和对未来的期许,简直打熬不下去。改善物质生活几乎无法可想,一切只是为了革命事业。一旦有人指出:某某人吃喝公款、某某人宣扬封资修、中国一旦复辟日子会比现在还苦云云,能不一哄而上,“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所以,文革初期才呈现出“无产阶级司令部”在上面发号施令,“亿万革命群众”在基层推波助澜的轰轰烈烈。群众的政治兴奋点低得像是散落在地的干柴,毛泽东的启动令便是烈火,顿成烽火燎原之势理所当然。所以,平心而论,那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之兴是上下呼应、互相启发、志有一同、各取所需的同气相求。

爱情心理学上有一则定律:真正的爱与迷恋首先在深度上是不同的,浅深的标准端看持续的时间。群众政治信仰与此类似。狂热的往往短暂,因为,维持政治信念需要利益浇灌。但是从解放到文革,各族人民没有从毛泽东、共产党那里盼到多少雨露甘霖,“红太阳”烧烤之下禾苗很快就成了干柴。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并没有如毛泽东许诺的那样,使干柴升华为翠叶嫩枝、茁壮成长。有人指出,辛苦这些年的结果是“国富民穷”。而平民百姓的献身精神毕竟有限,总没有收获就不再付出了。所以,干柴易燃,易烬也易折。偏逢“林彪事件”信念更加受挫,政治热情逐渐冷却,任毛泽东、四人帮怎么煽风点火,后期文革还是气息奄奄。虽然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都说得意义非凡,怎奈大众已经不再在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意义,他们的价值观念慢慢改变,转到安排日常生活、搏取物质利益上去了。“改革开放”以来,全社会性的信仰危机、纸醉金迷,实肇始于文革后期。

失去与共产党观念一致的社会基础,政治运动就不活跃、无声势。文革之后,中共试图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都无甚可观,也是一例。

之六、九曲十八弯

一个国家长期的历史进程,遥望就像银河里的一个星球,在周围天体的吸引牵拉中走出自己的轨道;远看则像河流,在人类社会的山川平原上开辟、冲刷,大的轮廓、机制依稀可辨;若近看,又像误入了演艺的丛林,歌舞剧、地方戏、曲艺杂耍、锣鼓喧嚣,“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毫无章程、分不清方向。所以人们每用“长河”形容历史。

江河所经的丘陵平川是密友强邻,分享施展的舞台和生存的空间。也许,国家社会的急剧变化,相当于瀑布;快速进步发展,相当于激流;对外侵略扩张,相当于泛滥;停滞不前,相当于湖泊;正常发展,相当于我们惯见汩汩清波。世上没有笔直的河流,就像国家社会的进程曲折回旋。只是,人类历史进程比河道的形成复杂得多。

中国这样古老广袤的大国,当然是大江大河。汇集而来的支流,相当于社会各个阶层。据说,水要是足够深,就能依水温分出流层。就像同在一个空间生活的人,禀赋、地位天差地别。各流层的流量和流速又不一样,就像不同的人群在社会上各有表现和影响。江河湖泊就是清浊温凉的水,就像贫富智愚人等组成国家社会。暗流与波浪呈现江河的景致与危险,就像形形色色的社会力量,加减乘除的结果便是民族国家的历史、现状和未来。所以,历史学家说历史的发展是社会合力相互作用的体现。

以江河喻之,季节影响流层的温度,恰似不同的时期,同一类人的社会地位、作用就不一样。比如,封建时代,皇亲贵胄享有大半社会资源,到了民国降为优待和置散投闲,共产党又把他们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直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才还阳为“团结统战的对象”。

不同流量、流速的河水翻作花样各异的水纹波浪呈现给世人,比如,民国时期中国舞台上的主角是代表有资有识阶层的国民党,曲目呈半民族主义半资本主义情调;1949年以后,社会的主宰为共产党取代,拿出来的全是政治大戏;再后来,政权性质又变,就改演权钱交易连续剧了。

“水性流动不居”。河川中的潮流、河床的宽窄高低使水滴在流层中异位。像是今天台面上的独领风骚者,大前天在后台打工、前天是龙套、昨天演的是配角,他每往戏台中心挪一步,同时代主角的戏份就被挤掉一点。这个过程的走走停停,时快时慢的操纵者不是别人,竟是那个最终被赶下场的主角。重放演出录像,凡原主角能胜任、表现得好的场次,那个取而代之的进程就慢,反之便有人扼腕。更妙的是,配戏的那班子人绝无等闲之辈。鼎力相助的,与主角讨价还价,所愿不遂则不再好生配合;应付差事的,心不在焉,时帮倒忙;更有心存怨恨、故意捣乱的,不管主角多么敬业、亮丽,他们都百般挑剔、从不放松。这班人个个想当主角,也尽力使出争取的手段,有时张三接近了一点,有时被李四出了风头。最后的胜出者,当然是他们当中实力最强的那位。

这些情形,很可以国共两党在全国乃至世界局势的背景下的合作、争斗、胜负和后来声誉转变等等来印证。周作人先生也说过:“明朝这样一个天下丢掉也很不容易,可是大家努力总算把它丢了。这些人里边有文武官员、有外敌、有流寇、有太监、有士大夫,坏的是阉党、好的是东林和复社之类。因为丢得太奇怪了,所以又令人有滑稽之感。”

话虽这样说,历史却并非按拟定的剧本上演的,时间老人也不是导演。大纲、总谱、分镜头本子本来没有,却人人都说在自己手上。他们按着表演的其实是一部天书,猜对的段落能演好,会错意的是大部分,荒腔走板多了当然要被哄下台。好像那些政治强人,各持主义、理论,自以为高瞻远瞩地摸清了历史的脉络,遂聚众而行,却不知,什么信仰学说都是前一段历史的产物,解释过去或许有用,行之目前、开辟未来就功力有限了。所以,史中没有常青树。

“山是云隐处,海是水故乡”,暗潮明波只是身份不同,社会成员不会消失。我们又发现,历史剧院的班子越来越大,节目新意不多旧调不少。却原来,主角虽然换人,班子也是新的,但是新剧社、新章程却是妥协的产物,“合力”造就的杂烩——不让步则唱主角遥遥无期,全开除独角戏谁看?更何况,哪个位置的活儿都得专人做,即使是毛泽东,也要留下梁漱溟、陈毅这样的右派分子给群众作“反面教材”。可见,“社会合力”的组织、运作是多么的混乱、随意。

自此,我们在历史的发展的推动力里看到的理性不多,多的是妥协、盲目、私利、固执之类。既这样,历史的步伐怎能不沉重,发展的过程怎能不痛苦,历史的长河怎能不迂回曲折、遍布暗礁漩涡。中国的历史尤其如此。好在凡付出必有回报,就像费里德里希-恩格斯对一个俄国人说的:“你们那样伟大民族经得起任何磨难——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

之七、携汝同行

有一个常常被人借用的感叹:“上帝呵,多少罪恶假你之名而行!”有时“上帝”换作“自由”、“平等”、“革命”、“爱国”、“改革开放”等等。不论前面的字是什么,都是当时当地人们认可的公理义理。“大盗盗国、窃国者侯”之类的事情能够发生,缘由多半在此。因为,僭位谋国、裂土封侯都要有人帮衬,规模大、代价高的计划,更要起用各行各业的专家和千千万万老百姓,发动者若是把他的谋略合盘托出一点不顾公众认知,恐怕就从者寥寥一事无成了。有心者于是一面以崇高的理想、严正的公义为号召,唤起民众为他冲锋陷阵,一面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夹私带利。以发生在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为例,就上层发动者而言,无公义不能动员大众,无私利不会造成那么多冤假错案。民间的追随者呢,如果不能趁机谋私,参与公共事业的热衷就要大打折扣了。

公义是社会公认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行为准则;私利就是个人的恩怨、得失、升迁、好恶等等。公义所指代有不同,私利所系古今一贯。老百姓从来不乏奉献向善之心,做什么怎么做依时代准则而变;政坛领袖按紧大众的政治兴奋点去实现自已的信念。比如:希特勒以种族净化、争取生存空间为名屠杀犹太人、发动二战;日本军国主义者以大东亚共荣为前景,驱使子民侵略中国和东南亚;甚至美国民间,以文明优劣作口实的种族歧视,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颇为流行。表面上看,这些灾难很多不是标榜公义内容或原意,确实又是打着它的旗号,上下协力所为。

统治阶层中,始作俑者居心叵测自不待说,协从人等也装聋作哑、为己图谋(足可编出新“好了歌”)。比如:大跃进初期,刘少奇到河北徐水参观小麦“卫星田”,“沉着脸看了一天,一句话没说地走了”。没有他们助纣为虐哪来“三年困难时期”(实事求是不见了)。1959年,彭德怀上万言书本与结伙反党无涉,毛泽东所言“六亿人民士气可鼓不可泄”也不无道理,若是毛彭没有夙怨,彭等罪不至于扫出历史舞台(恰如其分不见了)。文革时期的周恩来,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总理尊荣毫发未损,更不曾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布置”,牺牲的全是无辜臣民(革命正义不见了)。1989年的邓小平,为维护共产党的特权,血腥镇压民主运动,打出的招牌竟也冠冕堂皇——反对动乱,安定团结(政治改革不见了)。

事实上,在战争和政治运动等等破坏性活动中,民众有受骗上当、被人利用的可悲之时,也有假公济私、泄愤报复的可恨之处。文革初起时基层的群众运动就是一例:有了“用阶级观点看待分析一切,阶级斗争无处不在”之类的思想方法和政治标准,就可以打着革命与正义的招牌,把平素耿耿于心拿不上台面来评说的人际恩怨写在大字报里,清算在批判会上。所谓深文周纳、无限上纲,打击异已、假公济私。还有人为了不被列入革命队伍的另册,抛出同学同事亲朋好友,显示自己紧跟形势不落人后,有大义灭亲的公理而于心无愧。有一些批判揭发发生在“觉悟提高”之后,那觉悟就是当时的价值观念。那些表态前痛苦犹豫、对运动不知所从、在理论与现实间百思不解的人,才是信仰多、私心少,不会混水摸鱼、无意牟取私利,真拿理论、公义当回事的。

不消说那些主义、理论本身就隐含邪恶或者并不周正,即使面面俱到做起来也不可能周全。因为事情是贤愚不肖的人去办的,所谓的“理想主义者”也有打小算盘的一面。公私兼顾乃人之常情、势所必然、中外一律、尊卑莫免。到头来,结果与初衷背道而驰,公义也弄得声名狼籍,无人与闻。流传人间上千年的原始乃至科学共产主义理想,在中国的遭遇就是这样。其实,民族、国家需要形而上的道德约束和发展目标,现在中国弄到道德沦丧、人欲横流的地步,朝野上下都有责任。

说到底,公义虽然常常沦作小人的幌子、强梁的工具,其对人类行为毕竟还有束缚;牟利、贩私只能在它的背后和阴影里进行,说明人类还有希望。虽然人们假它之名做了很多坏事,人类的文明进步还是靠理想、公义推动的。发展哪有不付代价的?由此,我们再看到伟人、领袖也做过许多坏事,建设、进步的事业伴生不少差池的时候,就无须大惊小怪了。

之八、蜕变

有一种说法:十年为一代,二十年为一辈,三十年为一世。现在回望三十年前在农村插队的日子、那时候的世态人情,真是恍若隔世。在历史的度量衡上三十年只是一瞬,几十年如一日,社会生活形态没什么变化的国家民族多的是。我等有幸,文革至今的三十年中国的面貌真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了。可是,有人写文章问,什么都在变,怎么共产党还高高的坐在统治地位上呢?我想,用文革时的标准比照,今天的中共差不多有名无实了。

那时候的中共,最突出的特点是它的意识形态:每天准备世界革命,现在的工作重点大半放在国内了;美苏原来是头号敌人,现在全是“战略伙伴”;“解放全人类”的目标也换成了“与国际接轨”;外边的帝修反几乎全部重新定性为引资对象;国内的阶级敌人也都不见了,朝野城乡一致“向钱看”;军事上“早打、快打、大打”的战略战术已经为“电子战”、“信息战”所代替;无比优越、没有危机的计划经济体制,乖乖的让位给市场调节;文化艺术不再是工农兵的一统天下;资产阶级也被请回教育领域“专我们的政”。最令人如释重负的是“阶级斗争、阶级分析”不再提起。不但不“斗私批修、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贩卖封资修、烧香拜佛也受到鼓励。只要不公开呼吁“打倒共产党”,讽刺现行政策,嘲笑各级领导,批评社会制度,揭露阴暗层面,好像也没有牢狱之灾了。按照文革前后的政治标准,这些年的文学艺术作品,不要说大行其道,恐怕没有几样能够公开发表。甚至民间社团,若无取代现政权之嫌就能建组织、办活动。停止统购统销,农林牧副渔任意经营,米珠薪桂的日子终于留在了记忆里;承办私营合资独资,日用品丰富,为“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兴奋成了怀旧的故事。如此,躺在农村土炕上的那些夜里,做梦、发疯也想不到吧——知识青年不但回到了城里,还远渡重洋地去追寻“世界上三分之二被剥削、受压迫的劳苦大众”所过的生活。

恐怕谁也没有料到,短短二三十年的功夫中国会变成这样,因为中国共产党的事业规划原来根本不是这样定的。就像胡兰成先生说的:人们从生活的不能忍受里懂得了制度的不能忍受。起初,民众跟随共产党的指挥棒,还算有失有得,文革把人弄得太惨了,短暂的狂热之后,人们先是沉默以对,继而阳奉阴违,最后就消极抵抗了。共产党的威信从文革中期开始下滑,到结束的时候基本丧失殆尽。失去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社会基础,中共为维持其统治地位,只能以“改革开放”为号召了。所以说,中国今天这个“历史上最好的局面”,并不是中共所创,而是人民的威慑、贡献和意志的体现。

说左右中共决策的是历史潮流的趋势也好,称作社会板块的移动也罢,反正“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邓小平比华国锋聪明,堪称“识时务者”,他不仅知道什么时候该改弦易辙,还明白反正时移势易,老的一套肯定是不能再用了,无论是人还是团体政党,所求不外精神、物质这两项。过去中共偏重意识形态,精神升华已到极限,现在是享受利益的时候了。因势利导,就在“改革开放”中,让资本主义养着共产党吧。于是,一经商业经济大潮的洗礼,中共很快就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先锋队”脱胎而成占有绝大多数权力和物质资源的特权阶层。名字不改、旧账少算,封妻荫子,赏赐功臣。革命停止了、理想不提了,权力还握着,一切掌控中。细说起来,马恩列斯毛的家法也没丢——符合唯物辨证法:变中有不变,不变也是变。

话说成这样,好像有失厚道还带着情绪,实在是现今国内贪官污吏太多、贫富差距太大,不公平、不道德的事情太普遍。虽说发展的道路曲折漫长、要付代价,但目前很多社会乱象,在管理和技术上应该是可以缩小和避免的,中共的无知无能和纵容放任,也不可忽略不计。社会舆论监督,不是国家民主程度的标志吗?

平心而论,共产党对社会控制程度的减弱,到底是中华民族的进步。古有“疗醪眩暝”一语,说是让人晕厥的药,往往能起沉疴。现在看来,文革浩劫等于唤醒民族自强精神的猛峻之剂。所以,二十几年来,中国的进步才会这么大。过去是共产党任意驱使几亿人民,现在做什么事也得看看民众的眼色了。要是现在的中国同文革时期区别不大,那就是说我们这个落后的民族无药可医了吗?鉴往知来,再过三十年,共产党哪怕不改其名、仍居其位,内里多半也会依照公民意志、照着民主、自由、平等、法制的样子蜕变一新。因为,资本主义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刚刚走上社会主义国家舞台的时候,难免得有一个捏着鼻子养着共产党的阶段,它既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基础、渗透进社会的各个角落,就要逐渐在政治上起主导作用。在中国社会整个地的跟着它变的时候,共产党能独善其身吗?

之九、各自一本经

书上有一个故事,年轻的爱因斯坦遇上了老迈的弗洛依德,互致敬意后弗氏看着小爱意味深长地说:你之成为世界名人,因为没人懂得你的学说;我就难的多了,差不多所有的人都自以为内行地对心理学说三道四。也许,倍受抨击的政治家也有类似的感慨和无奈。世人多会不自觉地以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经济、科学的立场评说政治家和政治团体的作为。有点像用打高尔夫的规则裁判橄榄球赛。

政治虽与若干学科比邻,却是一个专门领域和舞台,在人类历史进程中起着别人无从替代的作用。就像网球和羽毛球、冰球和马球,克郎棋和台球,虽有相似之处,区别更多,各有各的独特的游戏规则。体育活动器械场地各异,政治运作也有自己的需要。正如世上万物你中有我、我借用你一样,政治也反射着人类文明的一切发明创造。

有人定义道:政治就是公众事物。其它说法也不少,总之是跨行业、跨地域、跨种族地处理人与人、个人与人群、人群与人群的综合关系;动员全部得到的资源、试行所有既定和即兴的办法、不计代价地带领各色人等去实现同一种理念。既然是面对人群,所以就要:提出一套说辞,并命名为某种哲理、学说。政治家摆出学者模样,因为民众容易信服貌似深沉、负责、有学问的人。他们好学却不善深思、自卑而性喜附庸,唬住他们就能予取予求。中共的高头讲章,全是权力斗争的表态或信号,只有政治意义、毫无理论价值,不供学术讨论与探究。因为那些看似玄妙的高论本不是象牙塔里的一支。

政党秀才解释起社会矛盾和现象来,比教授笔锋健口才好,但那并非社会学的某个派别,没有那么客观、超然。打学术的旗号而且很吸引公众,是因为传统院校式的表达方式和结论,远不如煽风点火、故甚其辞来得新鲜刺激。学术探讨的目的是给事物定性,呈静态。“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则要营造出一点就着的气氛。用社会学原理品评党派见解,等于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各说各话。

一壶浊酒,笑谈古今,既风雅又抒情。正好被政治家投其所好,新版前尘往事、沧海桑田的编篡方针,不是文物与史籍互证的信史之法,而是为现实阶级斗争服务的古为今用。因为政治是今天的事,原则是设法掌控眼前的每一天。历史上同一个人同一件事,今天可以为目前一项建设性政策之英明提供依据,明天就是另一个破坏性措施必要性的最好注释。所以,听政治家谈史不宜当真,更不必引经据典纠正辩驳。

文学艺术的一切形式都可以称之为美。政治家的预言也常常引起人们愉快的联想,但那绝不是艺术之美。为了唤起民众为他的理念上刀山下火海,政治家经常以民众福祉的名义干预文化艺术、发起政治运动。不然,患得患失的民众不会以为他们在为自己的利益奉献牺牲。今后再遇到文字狱、破四旧之类的事,不要仗着“百花齐放”的本意是多种艺术形式共存而与人家辩论,人家早就说了:更高的原则是“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既然“民以食为天”吃饱了饭就不会闹事、还能交纳钱粮。于是,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得“抓革命促生产”;计划经济不能长久,就改联产承包、市场调节;为了“党存在、党掌权”的最大利益,合资独资有何不可?这是一笔政治账,不能用经济法则、市场规律评判。“鸟笼经济”或“与国际接轨”都是党维护的路线和利益的需要。

自称“主义”原理科学、方法经过论证试验,但政治与其它学科极大的不同恰好在于它的模糊性、不确定性,难以对运作的范围、速度、效力加以控制。因为政治运动是人的运动,针对人、处理人、改变人。人的情况千差万别,只能在某个模糊的范畴,依若干模糊的规定,让对那方针政策理解得模模糊糊的人,运动芸芸众生。政治上又允许“矫枉过正”,而“不过正不能矫枉”。所以才有大量的冤假错案,长期拖泥带水的落实政策和昭雪平反。硬是跟政治要准确、要适度,等于赶鸭子上架或缘木求鱼。

政治明星不像恒星行星按固定的轨道运行分毫不爽,他们是人,是一些对理想充满信心的个性强悍者。这样的人难免自视甚高、择善固执。据说:一个人的价值在于他的存在对周围有多大影响。行使权力的享受和诱惑多么大呵。一举手一投足,南北振动、宇内关注的感觉显然极其令人留恋。以至:罗斯福百般恋栈至死方休;丘吉尔、戴高乐不惜以一世英名博取再一届执政。历史巨人尚且留下如此败笔,遑论他人。看来,迷恋权力与养花玩鸟类似,只是人的一种兴趣所在或曰价值观念。求全责备对他们不公平。

政治分民主和独裁两大类,一个香飘万里、一个臭不可闻。除了毛泽东敢承认“我们现在实行的是愚民政策,而且是专制主义”(李慎之“一段公案的由来”),别人多半想方设法说自己民主。其实,专制与民主同是一种概念、一个方向、一种做法、一个过程。都是历史的产物,流传至今自有它的道理、背景和用途。弄好了,专制可以当机立断、快刀斩乱麻地处理大事小情;运气不好,民主可能被人用以牟利、遇事推委拖延。只要是人掌握和行使权力,事情过后有人受益就有人受损。只因损益双方价值观念、道德标准、行为准则各不相同,得不出好坏对错的一致结论。

凡做事必得付代价。细说起来,所谓历史的包袱、时代的局限、公众水准、主持人的私心杂念,在科学研究和政治运作中一样起作用,不同的是科学研究花费的是人力、钱财、动植物的生命;社会改造则多半不得不采取政治斗争的方式,牺牲的只能是生命、财产、一代或几代人的青春。无论有什么样的合理性、不得已,既然政治已经不由分说地介入到各行各业,我们当然就能各执一端对它品头论足;还要求今天和今后的政治不要那么藏头露尾、乔装打扮。好在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已经看得出政治比重下降、科学地位上升的趋势。恐怕得到科学占据主导,政治进了博物馆,公众生活才能真的清明起来。

之十、河东河西

汉末的《乐府歌辞》有云:“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古代社会形态变化不大,平居之人把生活计划安排至千年也许可以,现在的人就用不着那么费心了,不要说千年,百年之后会怎么样都难预料,准备也是枉然。世事人情变得太快,当今的想法多半不能适合几十年以后的情形。同样的道理,依现在的标准品评先前的人和事,也难准确恰当。

我们有时会不自觉地以今论古,除了“古为今用”的刻意而为之外,可能是忽略了“同一个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含义也许是不同的”。比如:“革命”,几十年前,不必深究,一听说做某件事、开展某项行动便是“革命”,即有无数志愿者蹈火赴汤,如今断不能以此为由号召民众了。百多年前,国人对祖宗家法、圣人遗训莫不奉若神明,现在它们还能约束谁?再往前,神喻、天命就能堂堂正正地当作改朝换代的理由,当今之世,不是都以民心、民意作借口了嘛。

倒不是我们的父兄祖先胡涂,而是每个时代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行为准则不同,人类文明的进步,有点像一个人德智体的发育和发展,必有一个从幼稚到成熟的过程。翻看儿时的像册,有人会为那些骑木马、扛红缨枪的照片羞愧吗?只有宽容、怜惜的笑,就像普希金说的:“那过去的都变为可爱”。以往的笨拙愚钝映衬着今天的灵巧聪明,预示了“明天会更好”。看来,三岁的孩子有三岁时的憨傻、十三岁有十三岁的无奈、到了二十三岁还受“年龄所限”。前人的作为与此类似,所思、所能、所为都受限制。后人看我们一定也会有同样的认知。

十八世纪的美国总统托马斯·杰佛逊,是独立与人权的倡导者。他家却蓄有奴隶,他并与女奴萨莉相恋,还育有子女。近年,此事披露出来后有人为文怀疑此公的道德情操。其实,在那个种族隔离与歧视为社会普遍遵循的年代,托马斯·杰佛逊冒着身败名裂的危险爱一个黑奴长达三十八年,已经难能可贵,真要让这样一位公众人物视社会成见和接受程度为无物恐怕就是苛求了。

义和团的遭遇还不如杰佛逊,这几年它成了愚昧无知、抵制现代化的代名词。其实,义和团抗击的不是输入中国的科学与民主,那时候的英法联军、八国联军也不是近些年的“联合国军维和部队”。义和团运动所欲剿灭的是肆意侵略掠夺的列强;大刀长矛对坚船利炮,体现了为国牺牲的壮志。一向锁国闭关的中国人若不是终于看清香灰符咒不能保卫生命家园,哪有随后不懈的“师夷之长以制夷”。

受制于时代,有些事情前人能想到但是做不到,例如,西方思想传入后,救中国的方案不计其数。现在看来,中国人走的也许是那其中最曲折、代价最高的一条路。理性十足的体育、教育、科学、实业、文学、艺术、医学等等救国方案几乎没有全面实行过。难道中华是嗜血的民族?今天一眼就能看穿的道理先辈却视而不见?其实未必。历史进程的法则告诉我们,毛泽东、共产党之所以能在弄潮的争夺中胜出,因为阶级斗争、武装暴动是动员那个农业社会中的主流——农民主力军最有效的方式。今天把历史发展放在其它模式里推论,等于忘记已成的事实不能依人们的意志翻转,尽管居统治地位的那班人不为我们所喜。

观念的历史变化有时自然而然,有时由某些人推动主导,不易察觉。例如:“龙”,本来是怪力乱神之属,如今则表示壮伟神奇,中华儿女自豪还于“龙的传人”;“长城”,原来象征强权暴政,现而今是历史奇观;黄河过去几乎是灾难的代名词,现在被授予“母亲河”的光荣称号。简直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人就写过“龟,何时坏了名声”。若是能把诸如此类的原因和过程都考证出来,必成一部生动、信实,垂范后世的社会生活发展史。

之十一、前人未必然 后人未必不然

先民遇到自然灾害,每每郑重其事地举行仪式,祈福消灾。汉唐以还,太医署多设“祝由科”,以符咒为人疗疾。天文、历算等研究过程也夹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尽管如此,今天的人绝不会写文章嘲笑或者批判古人,说他们罔顾人命、浪费民脂民膏。放在科学发展史里,则多半可以看作那个时代人类了解自然、征服自然的种种尝试。那里是现代科技的起点,就像一个人的心智成长发育的过程一样。神坛前的古人虽没有为后代子孙做铺垫的意思,他们的作为却有这样的历史意义。人类社会的改造与进步也是这样,前人某些幼稚和疯狂的举动对后人而言,未始不是把国家社会造就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步骤和试验。

据说,谈到政治、社会、历史,最忌掺进个人情绪,议论者若曾身历其境尤难客观,故古有作史“惟恐一字自已出”之说。感情和心理距离足够远时至少有一个好处:心平气和、笔下从容一点。比如,秦灭六国的时候,齐、楚、燕、韩、赵、魏的王室贵族恨他到寝皮食肉,还导演了悲剧荆轲刺秦王。到了汉朝,贾谊因无被秦毁家之痛,所作《过秦论》把始皇帝当作一代枭雄,文中颇有表示敬佩的句子了。后来,秦氏的地位不断看涨,现代历史学家已经不拿焚书坑儒作文章,而着重于他对历史的贡献:“中国在公元前,即因防洪、救灾及防御北方游牧民族之侵犯,构成一个统一的局面,以文官治国,实行中央集权,可谓政治上的早熟。这种发展构成中国文化的灿烂光辉”云云(黄仁宇《新时代的历史观》)。

再如殖民主义,早期野蛮的掳掠、杀戮都退到博物馆里去了,人们到几个大的殖民地区一看,科技先进、制度文明、生活优裕。以至纷纷议论,如果没有殖民开发,今天的北美、澳洲等地会是什么样子?这些国家出产的小说、电影里,白人殖民者中仁慈、豁达之辈比比皆是,欣喜地发现了殖民主义的历史贡献。而殖民创痛尚未平复的地方,只闻一片挞伐之声。就像我们小的时候,宣传中的哥伦布甚至麦哲伦根本就不是什么英雄。

悬想百年之后的人翻看中国历史,经鸦片战争、抗日战争到二十世纪五十代,共产党在中国实行农业集体化和工商业公私合营。他们没有亡国、共产的没齿之恨,也许首先不会体认当年财产被剥夺者上当受骗的感觉,而把统购统销当作治国之道的一大突破——集中财力物力便于经济建设。后来,田又分回去种,工商业也采取多种方式经营了,说明先前试用的法子功能有限,于是改弦更张。甚至后来的大跃进、文化革命、改革开放等等也能赋予类似的理由。比如,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有富强中国的打算,毛的办法是阶级斗争加抓革命促生产,结果弄得一塌糊涂;邓小平于是向右转,改行联产承包、开放搞活。

将来的人不像我们对这一段历史有度日如年的亲身体验,他们的感情、心理位置离今天足够远,考察的历史时段足够长,长到看得出来前朝一个接一个安邦治国措施的实行、补充和修改;人类的文明时快时慢、或多或少地积累进步。他们笑看,前人建设国家民族所做的努力既盲目又自信、事倍功半又百折不挠、内哄不已又目标一致。远远回望二十世纪:不共戴天的厮杀,就成了箕豆相煎终为手足;国共不两立、路线大是非,实乃推动民族进步的殊途同归;领袖与民众无论迎合或强迫,都是在相互响应时才有作为等等。这样一种大轮廓、长过程、同趋势的连环动作,在在显现出为进步和发展做试验的景象。就像我们看过去的历史一样,以后的人也会首重对历史发展有意义的事件和措施,百姓付出的悲欢离合纵然令人同情,却又好像不得不然。当然,后世之人肯定分得清前朝旧事中的不得已和不应该,借取前车之鉴,少走一些弯路。

后代没有我们今天的党派之见,在他们的视野里,先辈试过各种方法繁荣祖国:改帝制为共和、灭军阀而统一、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等,都不同程度地提高了国家实力和国民素质。历史的进程像接力长跑,每一步都是继往开来。有了足够的长度和事迹,他们就看出,人类的进步发展并非按部就班,而是试试探探、摸摸索索。就像一群完全没有探险经验的人掉进了热带雨林,沟沟坎坎、跌跌撞撞,不知道哪一段是冤枉路,哪个方向能引他们走出困境。待到辨明路数、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们发现途中的争吵和指责全是徒然:收获是谬误的累积,失败乃成功之母。

一部苏联电影里,高尔基认为布尔什维克对敌人镇压得过分了,列宁说:要是两个人在打架,你怎么分辨哪一拳必要哪一拳多余?这个比喻用在那里有强词夺理之嫌,倘若百年之后播放先前的拳坛打斗记录片,选手已经作古、观众也未下注,对一招一式的往来大概不会评得那么细,也不去设身处地体会拳师的皮痒肉痛,他们的兴趣可能集中在比赛的过程、几个回合的衔接、参与的人物和所用的战术之类。比如他们看到二十世纪中期之后的中国历史,那些没有接受过思想改造的幸运儿,碍难设想八十年代之后大陆民众对于此事的愤恨。他们的观察结果可能是:统一思想意志有其必要——用某种有感染力、说服力的理论聚拢分散的人心,一同从事科学、文化和建设事业,不失为一种值得一为的尝试。如果不那样试试,怎能证明人心是不能也不应该强求统一,善用多样化更有益于社会发展。

让过来人悔之不迭、恨不得忘记的一件事是,那样的一个共产主义运动,居然曾在全球范围内大行其道。后代子孙或许不会有这样的历史困扰。有了足够的史实,他们将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制度到二十世纪下半叶才成熟起来,在这之前,它在财产分配、民主政治、外交政策等方面的缺陷,催生了共产党,给社会主义者留下足够号召民众的空间,人们试图用社会主义的方法推动国家建设,用共产主义思想提升人的境界。好在资本主义能够自我修正、改变、发展,才把社会主义比了下去。但是,大家都在探索人类进步的道路,谁能制止有人提出新主张、发动群众试试看呢?

将来,人们大概不会把历史的功过全部责之于某个政党或个人,也许他们会说:历史是人物和事件的碎片拼凑而成,就像一幅图画,群众是色彩和线条,画布上虽然洋溢着领袖的个性和意志,但它毕竟依附在图案的山川上、花草中。所谓画风,体现的其实是七彩和点线的意志,不过是以他们的代表人物命名而已。

以上所言全是臆测,未来之世的人读今天的历史时作何感想,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条应该是必然的:他们将庆幸“其生也晚”并由衷地感谢我们——那些社会发展方案早晚难免一试,我们替他们试了,替他们付出了难以计量的代价。

之十二、孙猴子或猪悟能

东吴弄珠客曾经为文道:“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可见,故事是同一个,联想则依观察者的立场千差万别。现实和历史中人与事的毁誉也是这样,爱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为了某人某事,辩家写手争得满场唾沫、一纸硝烟,还是谁也说不服谁,旁观者一言便予点破:你们用的标准不一样呵。

我想,兰陵笑笑生不一定要拿潘金莲和西门庆考试众生,不过他那么写确实产生了复杂的社会效果。看来,凡事都有一个本意与衍生意的区别。历史人物所作所为的本意如何,对既成的史实关系已经不大,人们多半就事论事做出评价。细看那些褒贬,莫不出自评论家本人的爱憎或需要。《战国策》里不是有一个“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吗:邹氏之妻因爱他而说邹比国中美男子城北徐公还好看,小妾因怕他也如此奉承,来客有求于邹忌自然顺情说好话。这个故事还可以引伸下去:邹忌“修八尺有余”,喜欢五短身材的人不会觉得他美;邹忌“形貌昳丽”,世间还有惟觉张飞、李逵之属才是标准男子汉的;邹忌“朝服衣冠”,那些刻意上街不修边幅的人,对邹绝对不称酷。正所谓“有爱孙猴儿也有爱猪八戒的”,但是缺了谁也成不了《西游记》。

再如,敌后武工队对国人而言是抗日英雄,到了鬼子的军史里就没有什么好话了;克格勃特工在苏联是祖国卫士,西方人却谈虎色变;塔利班战士之于阿拉伯世界或称伊斯兰勇士,在欧美则名恐怖分子。一个国家的民族英雄,可能是另一国的丧门灾星,时移势异又变为本国的历史罪人;此地的分裂主义者可能就是彼处的开国元勋;无兄无父和大义灭亲两大头衔往往一人荣膺;卖掉亲生儿子换取革命经费之举(中共元老曾志,见曾女陶斯亮文),在党内、同志间交口传扬,在外人、闻者无不胆寒;炙热一时的领袖、舵手,在臣民心目中的地位也不均等,被其恩泽的颂他为红太阳,摄服于他的尊他作大统帅,而遭亡国共产的则怀恨在心;如此等等。端看定位的基点是什么样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

与其说对同一人同一事相反或不一致的评估是混乱和矛盾,不如看作互相补充,综合而成完整事物的本来面貌。所谓人生如戏,历史更是一台大戏。这个大舞台上,生旦净末丑缺一不可,人的一生也同时扮演各种角色,历史人物莫不如此。人的思想、情感复杂多样,表达的时候先是“文以载道,诗以言志”;不够,于是“吟之不足则歌咏之,咏之不足则舞之蹈之”;还不够,于是发明小说、戏剧、绘画、电影;为了尽兴,每个形式又分出若干流派。人类的文明史与此差强相似,各个宗教门派、政党组织、理论学说,种种革命、运动、改良、改造,就像推动国家社会发展运行的大机器上的零件和螺丝钉,或曰历史大戏中的一个个场次、唱念做打的角色、吹拉弹唱的乐队、台前幕后道具和台上台下品头论足的人。

史书读者同戏院的观众一样,对角色、情节、表现形式各有先见的偏好。有人看历史上的乱世枭雄像戏台上的群魔乱舞,就有人说非这样的人不足以开创某国某族的新天地,其实鬼怪也是神仙,代表想象和威力。有人把社会上异端邪说比作艺术中的魔幻与荒诞,就有人说有些感觉非如此不能表达,若无同好怎能流传到被您看见。有人指出某某理想、主义幼稚可笑,就有人说恰似漏洞百出、手法笨拙的《金瓶梅》,自有其开一派新风的历史地位。某大国曾试行“工农兵占领文艺(和政治)舞台”,起初万众响应;未几,人们发现社会既有分工就不能越俎代庖;而且,要说是戏,还是帝王将相的故事好看。总而言之,就像文学艺术的万千表现形式各有特定的抒情功能一样,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各个党派、理论学说、社会改革方案,也都各有根据;其解决特定社会问题的适宜性,并不因所受的批评有所增加或减少。

既然历史是大众的事,而贤哲伟人也不外乎“人所具有的他(我)都具有”,那么,评说历史事件和政党人物就不是什么人的特权,不过说法略有不同罢了:论之以善恶的,是好恶之谈;断之以美丑的,是成见之谈;别之以好坏的,是百姓之谈;区之以对错的,是门派之谈;定之以是非的,是政治之谈。历史的角度和方法,则首重产生的原因、得势的背景、失败的缘由、在历史进程中起过的作用,诸如此类。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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