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麦:随笔一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31 次 更新时间:2012-08-20 20:3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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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麦  

  

  

  之一、那些鬼

  

  周作人先生有一篇散文叫“两个鬼”。大意说:他的心里住着两个鬼,一个是流氓鬼、一个是绅士鬼。它们两个交替地支配周作人的行为,使他为处事为人表现出绅士与流氓的两面云云。依此类推,毛泽东心里的鬼一定不止两个,不然他不会呈现为一个那么复杂的多面体。

  

  毛泽东只说自己身上同时具备了“虎气和猴气”,实际何止于此。大略算来,毛泽东心里应该还住着“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诗人鬼,“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的暴力鬼,“论十大关系”的建设鬼,“造反有理”的革命鬼,“忙时吃干,闲时吃稀”的看家鬼,“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帝王鬼,“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教师鬼,“读书越多越愚蠢”的老粗鬼,谈古说今扮成个学士鬼,替卫士写情书客串过捉刀鬼,诸如此类。所以,他的一生的功业炫人耳目,我们论毛不免盲人摸象、人言人殊。再这样议论下去或许能形成一门“毛学”呢。

  

  在周作人那里,绅士鬼和流氓鬼是相互牵制的:待将真正撒野的时候,绅士就出来高叫“着即带住”;由说漂亮话而进于摆臭架子了,流氓便赶出来骂道“肉麻当有趣”!我想,毛泽东也类似,不过他那里住的鬼多,角色变换比周作人多一些罢了;有时候几个鬼一起出台各挡一面,场面更有可观。这样一个五光十色的人,对于历史学家的研究、老百姓的茶余饭后,当然是极好的题目,也最容易引起争议。以一概全自是通病,说说可以、于史无补。还原事情真相又谈何容易。毛泽东的所作所为与共产党乃至那个时代中国的处境、民情、历史背景联在一起,住在他心里的鬼不但分工合作,社会上还有同党相互呼应,很难厘清某一件事上的主从。

  

  看来,毛泽东即是一个多面体,是一个历史的人、文化的人、政治的人,是血肉之躯,评价他,是非、好坏、对错、善恶之类简单概括法就不够用了。近百年来,海内外歌颂、批判毛泽东的文章可谓汗牛充栋,毛和他的事业、他的时代、他的行为仍为论者争辩不休。莫衷一是因为立场不同,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可见简单概括法不足以解释他给我们留下的是非不清、好坏难定、对错交织、善恶莫辨的史事。显然,毛泽东单枪匹马、共产党全员出动,也不能包打天下。他们成就也许真有几分历史的合理性,对毛分析的难点大都出在这里。既然“历史是英雄和人民共同创造的”,把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放在历史的进程中去看,在心理和感情的距离上站远一点去看,或许会心平气和一些、得出的结论可能更接近事实。

  

  我想,周作人先生用“鬼”来形容人们的潜意识,约等于“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吧?政治人物喜欢把自己给国家民族带来的灾难推在历史身上,也是这个意思。其实,历史的局限性不能成为豁免历史人物功过的理由。毛自己不是也说过他们的权力是人民大众给的吗?权力当然不是免费的午餐,要享有它就得甘作众矢之的。政治人物的价值是社会性的,对他的评说不仅是褒贬个人;而民众至少能在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学会少受愚弄和对统治者提出要求。一如李世民所说: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

  

  之二、接力

  

  习惯上都把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当作近代和古代的分水岭。迄今,神州大地内忧外患无日无之,改朝换代的频率也比古代快。但是中国的进步和变化却大于封建社会的几千年。过去的历代君主面南称王之后,天下抵定的多着意于守成;失地未收的则致力于复旧;国家社会缺少开拓性的发展目标。秦皇汉武、唐宋元明清这样一路下来,也没建立继往开来、更上层楼的传统。这是中国近现代与古代社会性质的一大区别。现在的中国之有今天的局面,慈禧太后、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等组成的接力团队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就历史的成因而言。

  

  清赵翼诗:“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才人”的通病是“相轻”,嘴上虽不饶人心里却有分寸。无论国府还是红朝,国内国际形势是看得清的。想要铁打的江山,就得统一、得富强。好像“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虽然各逞一技,渡海的目的倒是一致的。纵观中国迂回曲折、反复无常的近现代史,竟有一个民主进步、繁荣昌盛的大方向,而且由仇寇宿敌、异见分子一以贯之交替推动着。可见,那个团队不是自觉的,却是自愿的,不是组织起来的,却是自然形成的。有这样一支接力的队伍,也不是事先能预料,而是事中才惊觉的。

  

  凡事听凭自然不一定就好,这些民众领袖多半缺乏理性和历史感,公义之外,常常在军国大事里夹带一己之私。使得历史的脚步越发沉重,百姓平白多受许多冤苦。难怪有人戏改赵翼的诗为“江山代有才人出,各苦生民数十年”了。接着前朝的建设、教育诸项成就继续发展只是接力的一个方面。先行者那里的社会弊病也附在接力棒上传给了继任人。比如民国接满清,幼稚共和背负着封建余孽;中共接国府,阶级斗争又加上一穷二白;小平接老毛贪污腐化合并了简单粗暴,等等,等等。国家民族的进步发展便如“衣败絮,行荆棘中,处处掣肘”,寰宇之内莫不如此。

  

  说帝王将相组成了推动中国发展变化的接力团队,是因为放在历史的进程中看,国民党、共产党等等都是中华民族发展的产物,他们代表着社会上一部分人,某些阶级、阶层。按时下的说法:他们是公众意愿的执行者。表面上看,他们是社会潮流的先导,其实社会潮流是他们的后盾。

  

  自从列强的坚船利炮惊醒了国人的清梦,地无分南北,人无分尊卑都想使中国强大起来。这是一个艰巨而又曲折的历程,不可能假手一个人、一个政党毕其功于一役。就像一个作过大国元首的人(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雷日科夫)说的:“历史是没有固定形象的,它的具体形象是人。历史把人推向前台,并授权给他以历史的名义说话、行事。”如果这个人表现的不如人意,后盾会重举一人坐金殿卧龙床;若是历史的长河中另一股大潮成了气候,我们就等着看“城头变幻大王旗”吧。

  

  其实,这里说的“接力”还有“接力赛”的意思。近代中国的觉醒和自强是被列强逼迫的。国人明里暗里一直在和洋人较劲、和外国比试,还曾不顾一切地“超英赶美”。过去闭门锁国和他们赛,事倍功半。现在情况改观了——与国际接轨,争取双赢。

  

  总之,没法想象:不经戊戌维新和立宪运动直接从科举制里产生民国;没有北伐和抗战的胜利就能建立农民的共和国;若无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也不会这么快。因为,“历史留下的是结果而不是可能性。”

  

  之三、千年一梦

  

  中国地非不大,人非不多,物产更以“天朝无所不有”著称,但是历朝历代的君王除军费之外好像没有什么财力组织、开展利国利民的事业,河工和赈灾也一向勉强。这其中有一个技术原因,就是中央政府不能充分征集和调动赋税。公元前,齐、魏的君臣就讨论和试行过国家收购百姓全部粮产(和粜)以控制人民,和以防范边关水患为名“积谷”而为已用的措施,当然施行的很不彻底;千年以还,干吏能臣想过各式各样的办法,还是解决不了皇家向农户抽税时无法准确掌握田亩和产量的难题。谁想,中共执政不消三五年便一举圆了这个千古帝王梦,那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对粮、棉、油实行统购统销。“统购统销”是中共一大基本国策,很多政治、经济、人事政策策略得以推行都因有着这个基础,是传统治国理念与中共意识形态、行为方式巧妙结合的典型一例。但是,一直以来好像还未受到研究者足够的重视。

  

  充分地集中、占有、使用、分配全国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源,对统治者来说,于公于私都有极大的必要和诱惑。古代中国的社会生产几乎全是农耕,但中央政权机构的设置只到县级,捐钱税粮却分散在广袤的乡村。不用说按时、足数集征,就连大致不差的田亩、丁役数目都无法计算。翻开史料,州府郡县拖欠税额的记载代不绝书。政府虽有得自食盐、冶铁等商业的收入,无奈一则比例不大,再则商人与农民一样,漏报少交查不胜查。建立结构松散的社会之上、财短力绌的王朝就只能量入为出了。

  

  民国时代的情形也未见改善。可见,解放之初很多人等着看共产党的笑话,并不全无根据。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经济生产、克服自然灾害、打击商业投机,处处要钱要粮,直接威胁着新政权的存亡。不曾想,毛泽东和共产党对此却有天然的优势和现成的办法——艰苦奋斗和军事共产主义。

  

  书载(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早在1951年陈云就在酝酿粮食统购了,准备翌年实行。真正全国铺开是1953年。近因是当时的饥荒和市场混乱,远因大概就是《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里的前车之鉴吧?到1954年,粮食、油料、棉花、棉布的市场就全部取缔,国计民生基本资料的产购供销都由国家掌握了。为了应急,别的国家也采用过类似的战时临时措施,谁料在中国一下子就是三十二年。

  

  全面掌控生产生活资料的想法,前朝君臣未必没有过,未见实施是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之外别人没有试行的可能。古人没法认真丈量土地、核算收成?推行农业生产合作化,把刚刚分下去的田地收归国有;县太爷离农户太远?有了合作社,基层政权就从县一直下设到乡村,就近指导;各级衙门人手有限照顾不周?农青妇各种组织帮助党和政府监督,瞒产私分也难;等等。很多办法在根据地就使过,早就得心应手。

  

  毛泽东上天安门之前的设想是,在全面公有化的社会主义之前,会有一个十几到二十年长度、允许私有制存在和发展的“新民主主义阶段”。统购统销缩短了这个时间表。从中共官方的资料(沈立人《中国经济重大决策始末》)上看:在农村,1951年底,全国只有300个合作社,1953年时不过1400个;统购统销后的第一年合作社的数目就上升到48万,1956年底(除西藏外)内地的农业合作化已经大功告成。几乎一蹴而就与迅速推行的统购统销的同步。这个过程和其后虽然出现了不少麻烦,中南海的政治账算下来,“总计”栏写的一定是“得大于失”。

  

  提前十年实现完成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简称“公私合营”),也是统购统销的杰作。1949年时,中国的民间工业中,棉纱、纺织、印染、粮食和油料加工占主要比重;稍具规模的商业几乎都与食品的销售、服务有关。中共本来要借重这些民族工商业积累起资本再发展社会主义,有了统购统销这个法宝,以公私合营为名就把私人工商业归并国营了。我们在报纸、电影上看到资本家、小业主欢天喜地接受公私合营,并非全无所本:粮棉油的流通渠道都由国家控制起来了,工厂没有了原料市场和销售渠道、饭店商店断了货源,过去的生财工具顿时成为沉重的包袱,交给政府还能挣份工资、拿点定息。经查(沈立人《中国经济重大决策始末》),从1952年中共中央提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3年,公私合营的企业不过一千多家;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之后不消三年,全国十一万两千家私营工业和四十万户私营商业就全部合并到国营系统里面去了。

  

  所以,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会议上不无得计地说过:我们控制工业品,就可以对付农民藏粮不卖。反过来,我们控制了粮食,又可以制服资产阶级,要他们拿出工业品并接受改造。你不拿出工业品,就不给粮食和其它工业原料。云云。可见,统购统销的经济体制在中国所起的作用远不限于农工商领域,一朝推行,就成了社会基础、生活方式。

  

  网络恋爱经道:要想管住他的心,先要管住他的胃。这个招术是从社会制度观察中转化出来的经验之谈吧?三十多年里,与户籍制度配合的凭票供给粮棉油,控制了每一个人的衣食住行。掌握了这个命脉,就有效地限制住人的行为,左右着人际关系、影响着人的思维,城里乡下概莫能外,历代帝王望尘莫及。这种只顾自己管理方便,不计百姓感受的心态,从薄一波1953年写给毛泽东的调查报告中可以看出一二:“增产的粮食相当一部分被农民自己消费了。过去山区农民一年只吃上十顿的白面,现在则每个月可以吃四五顿、七八顿,面粉需求量空前增大了,这是国家收购小麦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这个深刻影响国计民生的统购统销政策实施得快速而又彻底,居然没有引发大规模的反抗是事前有铺垫、事后又巩固的:1950年的“镇压反革命”进行了三年,1951年夏天又来了一年的“三反五反”。然后才是1953到1954年的粮棉油统购统销。1955年初批判“胡风反党集团”,7月开始“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紧接着就“反右”、“反右倾”直至“文革”,越闹越大。再加上思想教育、社会改造,谁还辨得清东南西北?好在那个时候贪官污吏少,收上去的钱财物,多半用在了行政开销和经济建设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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