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弘毅:市民社会理论的启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25 次 更新时间:2013-08-31 19: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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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弘毅 (进入专栏)  

  

  论文提要:在西方思想史上,“市民社会”概念的发展反映了西方现代国家建构的历程。本文在介绍西方当代市民社会思潮的基础上,进而探讨当代学者把市民社会概念用来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当前的社会变迁的尝试。最后,本文对西方市民社会理论作出总评,并探讨市民社会的理论作为一种思想资源对中国未来的政治思想的积极意义。

  西方市民社会思想主张人生而自由和平等、享有若干基本人权,社会成员的权利优先于国家的权力。市民社会思想反对专制主义,肯定社会自我组织的能力。市场经济的发展使现代市民社会成为可能。市民社会、市场经济和宪政国家是相辅相成的。宪政国家保障私有产权和言论、结社、集会等自由,人权和自由的保障是市民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

  市民社会不单包括经济组织,更包括各式各样的社团,尤其是那些为关心社会公益而成立的非政府组织,它们使民主成为可能,而它们的社会参与,是对由政党主导的民主政治的不可或缺的补充。作者认为,如果民主宪政国家的建立是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应予确认的最终目标,那么市民社会理论不失为关于如何阶段性地迈向此目标的策略研究和分析工具的中程理论。市民社会理论指出,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是市民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此外,市民社会的权利——如结社、言论、宗教、集会自由——应得到法制的保障。从这个角度看,在中国大陆追求民主宪政者首先应争取的是这些自由及其法制保障。

  

  一、前言

  

  “社会”和“国家”既是由活生生的具体的个人组成的群体或架构,又是我们在思想概念世界中想象出来的东西。在我们的想象中,什么是社会,什么是国家,社会和国家又有何关系,便会影响我们关于如何建构一个更完善的社会和更完善的国家的理论,理论又进而指导我们的实践。

  在西方近现代政治和社会思想史上,“市民社会”概念的兴起、蓬勃、衰落和复兴,反映了西方现代国家建构的历程以至当代世界中民主化和全球化的大趋势,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路向也有参考意义。本文在介绍西方当代市民社会思潮中较有代表性的三种理论的基础上,进而介绍当代学者把市民社会概念用来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当前的社会变迁的尝试。最后,本文将对西方市民社会理论作出总评,并探讨市民社会的理论作为一种思想资源对中国未来的政治思想的积极意义。

  

  二、西方当代的市民社会理论

  

  (一) 历史社会学的市民社会理论

  

  Gellner是横跨社会学、人类学和哲学的大师,他去世前一年出版的《自由的条件:市民社会及其对手》﹙Gellner, 1996﹚是关于市民社会概念的当代经典之作。在书中,Gellner从宏观的比较史的角度,对市民社会进行反思,说明了它的特征、它在西方诞生的历史背景,以至市民社会和其他组织社会的模式的差别。他认为对于市民社会的思考,既能解释现代西方社会是怎样运作的,又能展示这种社会与人类其他社会组织形态的异同。

  Gellner首先指出,如果把市民社会定义为足以抗衡国家的非政府机构或社会组织,这便忽略了人类历史中的一个重要事实,就是对人的宰制和对人性的窒息,不一定来自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也常常来自以血缘、宗族为基础的地区性社群对其成员的监控。市民社会的精髓,是个人有自由去决定自己的身分,去创造自己的人生,毋须在对专横的权力的恐惧中生活。市民社会是在架构上和思想上多元的社会,没有人或团体能垄断真理,社会秩序并非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是工具性的,社会中的团体是人们可自由加入或退出的,政府是向人民负责的,其领导人是定期改选的。

  Gellner指出,在历史上,人类长期由国王和教士﹙祭司﹚联合统治,生活在专制和迷信之中。人类脱离苦海,亦即市民社会的出现,完全是历史的偶然,也是历史的奇迹。Gellner认为决定性的历史时刻,是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引致的严重宗教和政治冲突,对立的各方没有任何一方能取得压倒性的胜利,于是大家被迫妥协,互相接受和宽容,这便是市民社会的由来。

  Gellner认为在西方近代史中,市民社会两度击败了国家,首次是十七世纪的英国内战,然后是十八世纪的美国独立战争。至于启蒙时代对真理、共识和理性的社会秩序的追求,却迎来了法国大革命后的恐怖统治和拿破仑的独裁。Gellner提到马克思把现代国家贬称为资产阶级的管理委员会,Gellner却认为这正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因为在以往的社会里,政治便是一切,政权掌握在操纵暴力工具的人手中,而在现代西方社会﹙市民社会﹚,经济和政治互相独立、互不隶属于对方,政治权力被驯服,它不再是主人,反而成了社会的工具。Gellner﹙1996: 206﹚ 指出:

  “马克思主义教导人们根据一个错误的对立来思考——个人主义与群体主义的对立。真正重要的对立是强制者﹙coercers﹚的统治和生产者﹙producers﹚的统治之间的对比。”

  Gellner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的失败引证了市民社会的优势。马克思主义是世俗化的宗教,在马克思主义社会中,真理和权力双双被垄断,社会中剩下原子化﹙atomised﹚的个人,民间自我组织的能力被窒息。这正是市民社会的反面。

  

  (二) 以公共领域为核心的市民社会理论

  

  哈贝马斯是当代跨科际的思想家,他的早期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变迁》﹙Habermas, 1989﹚﹙德文原著发表于1961年,英文译本发表于1989年﹚对当代市民社会思想有很大的影响。他后来建立的沟通行为理论和商谈伦理被Jean Cohen和Andrew Arato采用为他们的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Cohen和Arato﹙1992﹚的七百多页巨着《市民社会与政治理论》﹙1992年出版﹚是当代市民社会理论的经典之作。哈贝马斯本人在1992年出版的政治和法律哲学巨着《在事实与规范之间》﹙Habermas, 1996﹚对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又有进一步的论述。本节将简介这些著作的一些要点,并介绍当代印度学者Chandhoke﹙1995﹚对于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整合性论述。

  哈贝马斯提出“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或译作“公共论域”﹙曾庆豹, 1998: 50﹚﹚的原意,是用以分析西欧十七世纪至二十世纪的一种政治、社会、思想和文化层面的变迁。《公共领域的结构变迁》一书论述的主要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兴衰史。公共领域在十七、十八世纪的英、法等国兴起,它是理性地、批判性地辩论公共和政治事务的舆论空间,有相对于国家﹙政权﹚的独立性,由诸如咖啡馆、沙龙、报章、杂志等场所和媒介所构成。新兴的公共领域的基础是新兴的市场经济和私人的自由,“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可被理解为这样的一个领域,就是私人走在一起成为公众﹙a public﹚”,它的特征是“人们公共地使用其理性”﹙Habermas, 1989: 27﹚。公共领域有别于私人领域,私人是在私人领域中形成的,然后才进入公共领域。在本书中,哈贝马斯把市民社会理解为私人自主的领域,与国家相对;私人领域是从公共权力中解放而形成的,它的基础是市场经济。

  至于哈贝马斯所谈到的公共领域的结构变迁,其实就是指它的衰落。随着大众传播媒体的兴起,文化逐渐变成一种消费品,人民只知被动地吸收资讯,公众舆论被少数人操纵,人们成了被游说接受既定立场的对象,积极的思考和理性的辩论一去不复返。

  哈贝马斯在其后的大量著作中,发展了一套完备的沟通行为理论。这套理论说明了人类行为的不同类型,人类历史进化的总体趋向,现代化的性质,现代社会的结构以至社会进步的道路。一言以蔽之,哈贝马斯高举沟通理性的旗帜,希望人们可以通过在平等、自由和开放环境下的﹙符合“商谈伦理”﹚的理性对话和辩论,形成共识,从而解决问题和指导社会的发展。

  哈贝马斯把现代社会划分为社会系统和生活世界。社会系统包括政治﹙官僚﹚系统和资本主义经济﹙市场﹚系统;系统的运作有其自主的逻辑和规律,并有赖于其操媒介。政治系统的操控媒介是权力,经济系统的操控媒介是金钱。哈氏认为,现代世界的危机,是系统过份膨胀,对生活世界进行“殖民化”,导致生活世界的萎缩、人的异化和人性被压迫。

  那么什么是生活世界?哈贝马斯把它理解为人类日常生活经验的领域,人与人之间交往、沟通、互动的领域,尤其是人与人之间互相承认和理解的领域,生活世界是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泉源。和系统不同,生活世界的运作媒介是语言﹙符号﹚沟通行为,生活世界中的事情和行为是透过语言沟通和互相理解来协调和整合的。生活世界中有自主于系统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公共领域的特点是,人们可以在不受权力宰制的情况下实现没有扭曲的沟通,理性地讨论公共事务,从而民主地形成公共意见和公共意志。

  Cohen和Arato﹙1992﹚在哈贝马斯哲学的基础上建立了他们的三分模式﹙three-part model﹚,即把“市民社会”与“国家”和“经济”区分。但市民社会并非国家和经济以外的社会生活的全部,还有从市民社会分化出来的“政治社会”﹙包括政党、议会等﹚和“经济社会”﹙包括商行、公司等﹚,它们在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和市民社会与经济之间发挥中介作用。Cohen和Arato认为,公共领域是市民社会的核心架构;他们又追随哈贝马斯的学说,把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区分,并指出此两者均属生活世界的范畴。他们把家庭放在市民社会之内和公共领域之外,而市民社会则可被理解为“现代生活世界通过基本权利被稳定下来后形成的制度架构,这些权利的范围包括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Cohen and Arato, 1992: 440﹚。﹙参见图一﹚

  

  Arato和Cohen﹙1992: ix﹚把市民社会定义为“在经济与国家之间的一个进行社会交往的领域,包括亲密关系的领域﹙the intimate sphere﹚﹙尤其是家庭﹚、社团的领域﹙尤其是志愿性社团﹙voluntary associations﹚﹚、社会运动和各种公共沟通形式”。他们特别指出,市民社会是“通过法律——尤其是主观性权利﹙subjective rights﹚——而制度化和普遍化的”﹙Cohen and Arato, 1992: ix﹚。Arato和Cohen认为,构成市民社会的规范性原则有以下四个。第一是多元性原则﹙plurality﹚,即市民社会中有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多元和自主的团体。第二是公共性原则﹙publicity﹚,这体现在市民社会的文化和传播机构。第三是私隐原则﹙privacy﹚,这适用于个人自我成长和道德选择的领域。第四是法治原则﹙legality﹚,这是说市民社会的多元性、公共性和私隐是受到法律和基本权利所保障的。根据Cohen和Arato的构思,市民社会的话语所肯定的价值是自由、基本权利、平等、民主、团结﹙solidarity﹚,这都是现代所追求的社会理想。他们对市民社会中的政治﹙如社会运动、甚至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寄予厚望,认为它能补充传统民主国家建制﹙如政党、议会、选举、司法﹚的不足之处;虽然市民社会里的政治的目的,不是夺取国家权力或破除政治以至经济系统的自主的运作逻辑,但市民社会能对这些系统发挥良性的影响。他们指出市民社会的政治既有防御性的功能,也有进取性﹙offensive﹚的功能。防御性功能在于促进市民社会的民主化,抗拒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对市民社会的“殖民化”﹙见上文﹚;进取性功能是影响政治社会的运作,从而争取更多权利和促进政治以至经济系统本身的民主化、合理化。哈贝马斯在九十年代新作《在事实与规范之间》﹙Habermas, 1996﹚吸收了Cohen和Arato的一些观点,并对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和生活世界的关系和作用有进一步的论述。哈贝马斯指出,“公共领域是一个沟通的架构,它通过市民社会的社团网络而植根于生活世界”﹙Habermas, 1996: 359﹚。他明确表示,今天的市民社会概念与其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意义不同,是不包括由私法所建构和由市场所导引的经济体系;市民社会的“核心架构包括那些非政府的和非经济的联系和志愿团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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