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中要:语词发明背后的思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85 次 更新时间:2013-08-27 2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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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中要  

在进入这篇文字之前,读者可以先玩个文字游戏,当然,这个游戏是为了给小文举一个例子,读者完全可以跳过【问题】和【答案】两个部分。不过,如果要说这篇文字有什么可取之处,也许,就是这两个部分,至少,比起小文,它们更像是一种知识。

【问题】

你能说出下面这些汉字的读音和字义吗?

駓、駯、騂、駺、騏、騅、騜、騚、騢、騥、騵、驃、驔、驒、騱、驓、驖、驠。

提出问题之后,我就进入这篇文字的要说的内容啦。还是请读者稍稍配合一下,即,做这样一种思考:想象我们面前有两只一大一小的苹果,大的那只苹果是红色的,小的那只苹果是绿色的。

大家都想好了吧?好的,现在让我用两种语言系统来命名这两只苹果。

我先用系统A对它们进行描述。

在系统A中,我只给出如下因素:苹果、大、小、红色、绿色。那么,我在系统A中就拥有了这样两种对于事物的命名,用词语表达即:红色大苹果、绿色小苹果。

我再用系统B对其进行描述。

在系统B中,我只用两个词来命名两只苹果:甲、乙。甲,就代表了红色大苹果;乙,就代表了绿色小苹果。

这两种系统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

使用系统A,就可以对所有“苹果”这一集合内的事物进行命名,而要表达精确,可以配合其他一些集合,比如:“尺寸”(大、中、小……)、“颜色”(红、黄、绿……)等等。系统A,是按照一种归类法,或者说逻辑的方式,为事物命名,或者说发明词语。这个系统下按照名词、量词、形容词等等词性,建立了一个有限的集合,而具体到一个词的命名,则是用这些集合中的范畴,比如例子中的,“苹果”属于名词范畴,“大小”和“红绿”属于形容词范畴,来构成一个词,就是题目中的语词。那么,这样的构词法背后,是一套有着思辨,或者说哲学载体的思维方式。

如果使用系统B呢?

于是就发现,系统B对于事物的命名,仅仅局限于所看到的事物,比如说,甲只能表达红色大苹果,乙只能表达绿色小苹果,如果我有第三只苹果,并假设是一只中等个头的黄色苹果,那么,我就只能用乙来命名它。如果将尺寸、颜色这样的范畴变化,与苹果结合起来,我就拥有了一个庞大的语词家族,用来描述“苹果”这一范畴下的事物。这样来看,系统B,将事物与惟一的一个语词对应起来,这是一种直观的方式,而没有看到事物于范畴,或者说逻辑上的共性和殊性。

而在我看来,西方的语词发明,采用了系统A,而汉语的语词发明,采用了系统B。

是到了揭晓答案的时刻啦。

【答案】

駓(音披,黄白杂毛的马)、駯(音朱,马口黑)、騂(音新,赤色的马)、駺(音狼,白尾的马)、騏(音其,有青黑纹的马)、騅(音追,毛色苍白相杂的马)、騜(音黄,黄白色相间的马)、騚(音前,四蹄全白的马)、騢(音侠,赤白色相间的杂毛马)、騥(音柔,多鬃的青黑色马)、騵(音原,赤毛白腹的马)、驃(音标,黄色有白斑的或黄身白鬃尾的马)、驔(音店,黄色脊毛的黑马)、驒(音陀,毛色呈鳞状斑纹的青马)、騱(音西,前足全白的马)、驓(音层,膝下白色的马)、驖(音铁,赤黑色的马)、驠(音燕,白臀的马)。

【恕我多啰嗦两句,光是在字典中寻找这些字,弄清发音和字义,并且在字库中找到它们——还有一部分根本没找着,否则这个集合更庞大!就用了一个上午,我本来想举几个字就行了,不过,既然已经这么做了,干脆就尽量都罗列于此,恐怕,我未来也不会有机会深入了解这些埋没在汉语历史中的名词。】

我举这样一个例子,是想说明,我们的祖先在发明这些字(相对西语而言,也可称为语词)的时候,究竟是用一种什么思维方式去命名的?上午提出了系统B,即直观地命名方式。这里的例子显示,就以“马”这个集合来看,我们的祖先为每一种颜色不同的马,都发明了惟一对应的词来命名。于是,我就不禁想问问我们亲爱的仓颉祖先:请问您造汉字的时候,是不是有大把的闲工夫儿?【我没有对汉字老祖不敬的意思啊!】您不能用“颜色”和“马”的结合方式来造词吗?比如说:红马、白马、黑马……您为什么要对每一种颜色的马分别命名呢?您不嫌麻烦吗?当然,我理解您的苦心孤诣,您是想我们用这些词的时候省事,让我们按词所骥。但是,按照您的造字(构词)思维,光是“马”,我们就得用一本字典,至少也是手册,才能把“马”命名完毕。请问,您的好心,究竟让我们更省事还是更费事呢?

语词与思维

福柯在《词与物》中,引用了博尔赫斯的一篇小说(恕我忘了小说的名字),而博尔赫斯在这篇小说中虚构了一本中国的字典,字典中对于一个词条的解释,呈现出一种决然无法用逻辑分类法审视的状态。【虽然,限于我的认知,无法从两部作品中收获什么,但是,博尔赫斯这篇小说却提示了一种思考的向度。】在罗列了两种命名系统,或者说构词系统,并且,稍稍指出两种系统的差别后,我下面想说说,这两个系统在使用时的不同。

一、先说系统A。

系统A的构词思维,使得当人们使用这个系统的时候,必须重复发明这些“词素”(我自己杜撰的一个词,指代系统A中的那些范畴,比如“苹果”、“大小”、“红绿”)的发明者的思维。比如说:假设有一个人,他发明了“苹果”、“大小”、“红绿”……这些词素;而使用这些词素的人——假设这个人正看着一只红色大苹果,虽然,他自己没有发明这些词素,但是,当他使用这些词素来命名眼前事物的时候,他所思考的方式,和发明词素的人,以及未来所有使用这些词素的人们(具体到为一只红色大苹果命名,广而扩之到一切命名),是一样的。

从中,我是否可以对系统A的使用寻觅一些特征?

首先,系统A的使用,是一个必然与思维有关的构词系统。换句话说,使用者必须用自己的思考才能完成命名。

【请恕我老婆禅(实际上,可能是我自己还没明白),再展开解释一下,已经了然的读者请跳过。

系统A,不像系统B,提供了一个“符号”式的语词,就像用甲(我这里只是举例,实际上,可以替换为任何一种代号:X、子、一……总之,这个“符号”是什么不重要,在这里我想提前说一句,我估计之后还有啰嗦,就是,这篇文字的重点不是思考汉字是如何造字的,那是另一个思维系统;这篇文字关注的是,以什么样的思维来为事物命名)来指代“红色大苹果”,系统A没有提供这样的语词。系统A在构思思维上是一个范畴集合,表现为一个词素集合,使用者只拥有这些词素,而当使用者进行命名的时候,就必须使用这些词素,而这种命名过程,就在使用者和命名对象中建立了一种联系,一种思辨的联系。或者说,必须使用思辨这一工具,才能进行命名。使用词素的人,不可能脱离这种思辨的工具而对外部世界进行命名,更无论思考。】

其次,系统A是一个开放且平等的思维系统。先说开放,那些发明词素的人,并不是垄断了这种命名,或者形象地说,词素的发明更像是公益行为(请对照系统B的构词思维,我后面还会详解),词素并非某人的禁脔,而是向所有人——具体地说,是那些识字的人——开放(而在系统B中,即使是识字的人也并不意味着就拥有了发明者的“构词权”)。只要一个人掌握了词素,就可以进行命名。至于平等,我想说的是,所有使用系统A的人,在思想上是平等的。

【还是“红色大苹果”的例子,对于不同的人,在为这只苹果命名的时候,都会使用同样的方式思考,他们会先观察这一事物是“什么”?他们会判断这是苹果;接下来,他们会观察苹果的大小、颜色等等,并最后得出“红色大苹果”的结论。当然,这种系统中蕴涵的平等,也给予了人们在思辨的向度上不断探索的可能和空间。比如说,如果一个人用鼻子闻了一下苹果,那么,他的命名就会是“香气的红色大苹果”,假如他又咬了苹果一口,那么,命名就会是“甜味、香气的红色大苹果”。我的例子举的笨拙,希望表达出了我的意思。换句话说,在系统A中,人们越是使用思辨的工具,就越有可能接近精确。】

二、再说系统B。

首先,系统B和系统A,在构词思维上的显著区别就是,系统B提供了一个“全权”性的构词方案,对于系统B来说,语词是一次性发明完成的,无论发明者是如何思考的,这种思考只有一次,或者说一次完工。在此之后,所有使用这些语词的人,都不必重复这一思考的过程。

【所以我才说,我们的仓颉老祖真是考虑周到,我完全认为他老人家是出于好心,他以为我们都没有思考的能力,于是代替我们思考,“全权”性的解决了构词的伟业,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汉语的构词问题。】

而当人们使用系统B的时候,最大的特点就是,人们不是用思辨的方式与命名对象发生联系,而是以“记忆”的方式与语词联系在一起,而语词又与事物存在一种“被指定”的关系(也许用“能指”更清楚一些呢?)。

【我想强调的是,系统B在人、词、物之间的关系,与系统A是不同的,不同在于:系统A中,词,是一种媒介(工具),它把人与物联系在一起;而在系统B中,词,不仅是媒介(工具)价值(它的意义要比系统A中的大,它本身来自于一种“全权”性的价值起点),它拥有一种不依靠人与物,而独自存在的价值。换句话说,在系统B中,人、词、物是一个三位一体关系。】

因此,这种建基于“记忆”的系统,它训练、巩固的是使用者的记性,而不是思辨能力。具体地说,它的内在逻辑是:谁的记性好,谁就拥有更好的命名能力。在这个意义上,系统B与其说不鼓励思辨,实际上,系统B与思辨毫无关联。

【从“思辨”和“记忆”的角度比较两个系统,是否可以说,两个系统在命名思维上的差异,也就导致了两种文化,甚至文明发展上的大相径庭呢?】

其次,系统B是一个封闭、等级系统。比较系统A的开放和平等特性,就会发现:系统B的发明者居于这个系统的顶端,直观地说,就是汉语的仓颉老祖,他对于发明语词拥有不可分割的“构词权”,只有他一人具有发明语词的权力。当然,除非有另一个某颉老祖,他另外用一套造字方法,发明了另一套文字(请注意这里所说的是,另一套造字方法,不是另一套造字思维),但是,另一套文字,不代表这套文字背后是另一种构思思维。【当然,不排除汉语历史中有不同的构思思维造就的文字,但是,经验来看,我们只拥有了现在的这种构词思维下的汉字。】

在系统B中,所有使用者都不会拥有仓颉老祖那样的地位,这又不仅仅是记忆力的缘故,使用者仅仅是在“使用”语词,而不是在“使用”的过程中创造出新的东西。【如果想要在“使用”的过程中有所创新,就只能把汉字按照一种特殊的方式组合,而这种组合,依旧不是以思辨的方式,或者说哲学的方式,而只能是以审美的方式。】

所谓系统B的“等级”性质,就是说,即使一个人记住了一个字,甚至可以写一个字,也完全可能不会念这个字,不知道这个字的意思。【就像我在文字开始时列举的那些字。】这种建基于“记忆”的构词思维,在教授使用者使用这些语词(字)的时候,必然是一个漫长,且有着知识落差的过程。系统B的使用者,不平等于思辨,而是在“闻道有先后”中形成一种不平等。

人与词

在比较了两种命名系统,即命名思维后。我想说说,产生于这两种系统中的语词,和使用者之间形成的关系。

一、音、字、义

当人们在脱离实物,而面对的是语词的时候,在人与词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关系。如果说语词(文字)的发明就是为了使“世界”,用另一种方式,即语词的方式呈现在人们眼前,那么,我想追问的是: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说,人们之间的交流需要一套共识的声音系统,那么,不仅仅是人类,在动物群体中也存在类似的系统。换句话说,为了交流,实际上没有发明文字的必要。但是,现实的情况恐怕并非如此简单,在声音缺席的环境下,如何让声音保留下来?于是,就需要一种可以代替声音的手段,也许,这就是文字被发明出来的目的。但是,仍旧有一个问题我没有寻找到答案,即:字母文字与象形文字的发明,是否是同一种思维的表现。说得更详细一些,如果象形文字的发明,来自于人们与事物之间的一种直观联系;那么,字母文字是否与声音的联系更密切呢?

【就这一点而言,我认为还是肯定的,西方自有“逻各斯主义”,或者叫“语音中心主义”。西人对于语音的重视,某种意义上超过了文字。这让我不禁假设,西人的文字系统(以古希腊为例),是否是在语音系统建立后,才相应建立了文字系统呢?而汉字系统,与语音系统之间是否像西人那样的有着一个先后关系?在我看来,汉语的语音与文字,可能各有自己的发展线索。在秦之前,汉字没有统一,而与语音对照的文字也不能完全概括所有的语音系统。我认为,汉语在语音和文字之间,各自的发展有着不交集部分。这种不交集情况,与权力对文字的发明与垄断有着直接原因。】

猜测汉语的发展,语音要早于文字,而语音也不必然要求文字化;而汉语的文字化,则是出自不同于交流目的的发明。【这是否也意味着,系统B的“全权”特性也与此有关呢?因为,如果文字的发明不是为了交流,而是为了其他目的,比如:占卜、历法、历史记载等等,那么,文字的发明,完全可能脱离语音(事实是,象形文字,本身就是文字与语音脱离的证据)。如果说,语音的汉语是汉语子民的集体智慧和实践,那么,文字的汉语,则是仓颉老祖的专利。】如果说汉语的语音和文字化,是由于两种不同的目的,前者遵循着“共识”原则——大家认可同一种语音交流的系统;后者则是一种“全权”原则——由一小部分人(如果愿意,就让仓颉老祖继续承担这样的责任吧)决定一套文字系统。

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不认为仓颉老祖有意把文字作为一种公共品传播到全社会的范围,换句话说,文字的使用开始时只是限制在一个特定的范围内,但是,之后文字向民间传播,则是一个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发展。

相较于汉语语音和文字的张力,西语的语音和文字则有着一种天然的密切。西语中的音、字、义,大约是这样一个发展形式:“音—义—字”;而汉语则是“音—义”与“字—义”的双线索发展。而“字—义”线索,逻辑性地就演变为“字—音—义”系统。这是汉语“音、字、义”的率先合成。而直到文字系统在更广泛的基础上传播,“音—义”系统才演变为“音—义—字”系统,至此,汉语的两个发展线索终于合流。

二、使用语词

当人们使用文字的时候,语词(文字)发明背后的思维是否对使用者产生影响?这是我所疑问的。我恐怕找不到直观的联系,但是,若从语词(文字)和使用者之间建立一种联系来看,这样的影响也许还是可以寻觅到痕迹的。

对于西语而言,当一个人使用语词(字)的时候,语词并非物的符号,而是声音的符号。直观来看,当一个人使用语词的时候,音和字是一起出现的。使用者面对一个语词的时候,是通过这个语词与物建立联系。语词,是抽象的物。换句话说,字母形态的语词,在离开了物之外,就没有意义。语词的意义来自于语音和物联接而成的意义,而语词的意义,是由“音—物”的意义所赋予的。【现实来看,以拉丁文为例,拉丁文是一种没有“音”的语词,但是,这种状况与拉丁文在历史中的流变有关,并不意味着,拉丁文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音、词脱离。】因此,可以说,字母语词,是一套关于声音的符号。这也让使用语词,成为一个对抽象化的世界(先是语音化的世界,再过渡到语词化的世界),进行认知的过程。

而对于汉语而言,语词不是声音的符号,而是物的符号。在某种意义上,人们使用语词,可以不知道它的发音(声音)。这与上文中所说的,汉语语音与文字的双线索有关。语音可以与文字分离(就像我现在使用拼音输入法,我需要知道字的音;但是,如果我用五笔输入法(虽然我不会),那么,我完全可以不知道字的发音)。而象形字与字母字的根本区别在于,象形字是一套关于物的符号,象形语词,比如汉字,不是对物的抽象,恰恰相反,是对物的具化。汉字,把世界按照一种比例模型的方式缩小为字,当人们使用汉字的时候,是在对世界的模型进行认知。

我认为,这就是西语和汉语,在使用语词时所产生的根本区别。以字母字构建的语词系统,以西语为代表,在使用的过程中,就伴随发生了对世界抽象化处理的思考,或者说“哲学化”的过程。而对于以象形字构建的语词系统,以汉字为代表,在使用的过程中,在对世界进行着一种“直观化”的处理。汉字,就是模型化的世界。

因此,从西语中发展出哲学,是西语的内在逻辑和要求;就像从汉语中自然生长出的审美和诗意。两者只是两种不同的命名系统中的特色和优势,至于在被文字拓开的文明疆域中,两种文明的跌宕起伏,就不能仅仅归功、归咎于文字本身,而遗落在文字之外的努力,今天,仍然在守望着古老汉语未来……

写于2013年8月22日 午后 阵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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