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中要:共同体的双向功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4 次 更新时间:2014-06-16 08:22:12

平中要  

   共同体的双向功能

   平中要

  

   共同体是一个比国家古老得多的概念,有理由相信,共同体还将继续存在下去,即使,在一个国家被普遍接受的世界环境中,实际上,共同体与国家共存——国家也可以视作共同体的一种;而非国家形式的共同体所生发出的问题,不亚于国家制造的麻烦。无疑,国家这种特殊共同体,集合着人类长时间的思考与实践——虽然,这并未让国家的问题得以避免,只能说在人类的摸索中,对国家所产生的问题积极寻找应对的方法。而共同体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它是制造国家的原材料,而且是一次性的——对于欧洲的民族国家建构来说——一旦民族国家建成,之前的民族共同体就成为了国家。当然,曾经的共同体还在发挥文化甚至文明的作用,但是,就共同体与民族国家建构的关系来说,共同体的功能是一次性的。

   共同体是怎么产生的?或者说,共同体这一观念来自于何处?应该说,共同体与人类的族群意识一并诞生,这种共同体意识恐怕并非人类独有,大概也见于人类的近亲,甚至普遍的生物界。有理由认为,在人类以一种新物种生存并保持进化的漫长历史中,共同体意识并没有在文明的向度上前进多少,但是,人类族群的繁衍足以让共同体的概念深入到每一个成员心中。

   将共同体想象为一个圆圈,圆圈内的就是共同体成员,圆圈外的就是共同体的敌人。也就是说,共同体从来是双面的,它赋予并鉴定成员的共同体身份,同时,也将共同体之外的人或群体排除在外。共同体的双面性在人类诞生之初就开始发挥作用,对于人类共同体来说,剑齿虎、猛犸象这样的动物不仅被排除在人类共同体之外,剑齿虎还是人类共同体的敌人(猛犸象大概可以列在“食物”的名目下,但是,它不是人类共同体的敌人——至少在捕猎它的时候,可能造成的人员伤亡的情况除外),因此,共同体的内部功能,即鉴定成员的共同体资格;以及外部功能,确认并排除共同体的敌人,一直是共同体发挥功能的两个向度。

   就人类族群来说,原始的共同体不会很大,它们基于血缘关系建立,而人类生存下来所需要的资源就使得,同样的人类共同体之间,也会发生冲突,这也许就是人类战争的起源。作为地球上已知的最智慧的物种,人类,也许是唯一如此乐于、善于自相残杀的物种。

   当然,共同体之间也并非完全排斥,共同体也可以合作,只要不是互为敌人的共同体之间,这种合作是普遍的,甚至也是人类繁衍的主要手段。

   共同体发展到城邦的形态,就成为了人类文明普遍的起点,对于地中海文明抑或汉语文明来说,都经历了城邦的阶段,但是,两者的城邦时代由于不同的政治制度走上了不同的文明发展模式。

  

   古汉语时代的共同体

   对于汉语文明来说,周制度起源于周邦这一小共同体,代商后,周朝将周邦制度推广到全国的范围,或者说,将周邦这一血亲共同体推广到国家这一层面上。而周制度的分封,则是将周邦共同体克隆到多个地区,除了少数军功分封外,多数都是周邦的血亲。诸邦国之间是同一个共同体中的同性质分子。而对于周朝来说,周边的少数民族则是敌对共同体,这些少数民族共同体作为周邦共同体的敌人,最终也成为了倾覆周王朝的力量。

   春秋、战国时代,周制度的逐渐瓦解,使得曾经的“周天下”格局不复存在,周天子成为了一种象征,而曾经的同质共同体也开始变化,没有了周天子这一顶级的共同体,原先彼此平级的共同体——诸邦国——需要重新定位自己的共同体核心,从现实的情况来看,在实质上占据周天子这一位置(而非名义上)就成为了诸大邦国的目标,而此时,共同体从血缘的,转向以生存和发展为核心的新共同体核心。

   在这个过程中,小邦国被并入大邦国不计其数;而本来被认为是非周邦共同体的一些邦国也纳入了曾经的汉语疆域,比如秦、楚、吴、越,这些曾经的非周邦共同体(甚至有可能是敌对共同体)因为参与进这一时期的争霸竞赛,也因此获得了汉语疆域中的位置,而按照周朝的共同体原则,这些邦国不能算作与周邦诸国同质的共同体。

   虽然,秦楚吴越这些邦国被纳入汉语疆域,但是,曾经的周邦共同体下的诸邦与这些新加入的邦国仍旧有着传统上的区别。应该说,这些曾经的周邦邦国,多少还存有文明的遗迹,而那些新邦国相对来说并没有被周邦文明渲染过。仅从军事史来看,发生在新邦和旧邦间的战争,要比旧邦彼此之间残酷得多,理由很简单:共同体的标准不同。秦国的统一,从某种意义上说,因为秦的文明基础最为薄弱,它可以投入全部物质和精神(如果有的话)资源进行战争。

   秦国的建立,作为汉语文明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影响了未来两千多年的汉语文明走向。秦帝国虽然在制度建设上多有发明,但是,在共同体问题上,秦帝国几乎从未涉足,无论是帝国前还是帝国建成后。秦帝国依靠暴力起家,又依靠暴力进行统治,但是,却没有任何一种共同体概念将帝国中的人们整合起来。战国时代,每一国就是此国人的共同体,而秦一统天下,是对这些共同体的消灭;秦帝国没有自己的共同体核心,那些六国旧族以曾经的国(共同体)为自己的归属,项羽、张良、韩信等人皆是如此。

   秦帝国二世而亡,它除了制度,再无其他可以失去和守卫的。而那些意图复国的旧共同体追求者,也在帝国时代折戟沉沙。帝国,是汉语文明的方向,这是人力无法更改的命运。项羽轰烈的失败和张良黯然出走的背影,成为了封建时代最后的一抹余晖。

   汉王朝除了对秦帝国制度的继承外,还需要重新塑造帝国的共同体,这个时候儒家理论就成为了帝国共同体塑造的代表性理论,在我看来,儒家发挥的最大作用,就是把帝国中的人们——权力者与无权者——用儒家价值整合进帝制制度中。当然,儒家理论必须作出相应的修改,以适应制度变化后的政治环境,而且,儒家理论作为历史的局部经验,实际上无法全面应对帝国可能、也必将出现的种种危机。但是,即便如此,儒家理论还是发挥了塑造帝国共同体价值的功能,无论这一理论在公平和正义向度上有着多么浓厚的中国特色,从历史效果来看,它完成了帝国共同体的核心塑造。

   虽然,在现实政治的层面上,是基于汉语经验的各种统治策略和技术支持着帝国的运转,但是,这些技术层面的工作,与共同体核心少有交集。在这个意义上,帝国的共同体,更像是一个美丽的谎言,它不需要天衣无缝,只要人们相信这个谎言就足以维持共同体的完整。

   儒家理论中对于夷夏的分别和强调,主要来自孔子自己的文明创伤性想象体验,后世儒学对此全盘继承,但是少有发扬。在这个向度上,敌对共同体间的战争状态或暂时和平,并没有成为儒家理论深入思考的对象。汉帝国与匈奴之间的战争,变成经济、军事、地理、文化等方面的历史记录,却没有成为汉语文明共同体思考的内容。未来,汉语文明还将数次遭遇不同共同体的入侵、占领和统治,关于共同体的双向功能问题,一直漂浮在汉语大地的上空。

  

   古希腊文明共同体

   古希腊的城邦时代,许多像雅典、斯巴达这样的城邦组成了一个松散的希腊联邦,信仰、语言、政治、经济、文化等等,都可以认作是城邦共同体的标志。但是,整个希腊联邦作为一个文明共同体而言,什么才是这一共同体的核心呢?

   在我看来,在波希战争中,希腊联邦的共同体核心得到鲜明的体现,那就是希腊城邦的政治制度,或者说,城邦的民主制度。

   对于波斯帝国的制度,希腊人早有认知,作为东方专制帝国的代表,波斯帝国对于希腊联邦而言,它的共同体核心就是专制与奴役,而希腊联邦的共同体核心恰恰与之相反:民主与自由。

   面对波斯大军的军事入侵,这场捍卫希腊城邦的战争,不仅是在保卫希腊的土地与人民,更是对希腊民主制度,对其立身之本的捍卫。失去民主和自由的城邦,将不再是城邦,希腊人以其城邦制度为荣,并以城邦的公民自诩;而在专制之下,希腊人将不成其人,而这正是波斯帝国征服希腊后的图景。

   在希腊和波斯两个互为敌对共同体的情况下,唯有战争才可以重新界定两个共同体的距离。对于任何两个敌对共同体来说,只有足够远的距离,才能让彼此保持和平。换句话说,敌对共同体的和平,全赖距离才能实现;而一旦两者距离过近,就会发生冲突。当然,如果一方彻底消灭另一方,也就是某一共同体的消亡,也同样可以解决敌对共同体之间的冲突。虽然,这种方法几乎改写了问题本身。

   不论波希战争的过程,其结果使得波希两个敌对共同体都保留了下来。当然,对于未来世界谁的文明贡献更大,我就不比较了。

   较之于波希战争,雅典和斯巴达的争霸战争与两者皆为同质共同体无关,作为同质共同体,无论谁胜谁负,都不改变共同体之前的性质。斯巴达战胜雅典后,在雅典采用了僭主政治,而之后又被雅典人民推翻,而这两种制度形式并不出城邦政治的范围。

  

   罗马帝国中的基督教

   对于罗马帝国而言,在立基督教为国教前,帝国本无国教,从帝国的制度来看,最大程度地包容多样文明形态,这也许并非帝国制度的本意,但是,对于帝国制度来说,它确实起到了这样的一种效果。

   从权力与宗教的张力来看,基督教与罗马帝国权力的矛盾最大,在基督教教义中,本身就有着对世俗权力的否认,就这一点而言,基督教作为一个宗教共同体,如果强调其反世俗权力的向度,那么,对于罗马帝国的权力来说,基督教团体必然发展成为一股分裂势力——这不是说基督教在地域上要建立一个宗教国家,而是,在共同体的向度上,基督教共同体将帝国权力视作敌人(这未必是基督教团体的共识,但是,就教义而言,的确存在这样的可能)——而照此发展下去,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基督教共同体从帝国出走。

   而从罗马帝国的角度来看,如果将基督教置于当时帝国中所有宗教的背景中观察,帝国对于宗教团体称得上宽容——当然,对于基督徒的打压也是事实;但是,终究帝国未将宗教团体(包括基督教)视作敌对共同体。我认为这一点很关键,假如帝国真的将基督教团体视作敌对共同体的话,那么,基督教要么在帝国绝迹,要么离开帝国继续发展——而两者几乎是一件事情。对于罗马帝国来说,在明确认识到基督教共同体有着反世俗权力的维度后,如何处置基督教团体(在暴力失去作用后),就成为了帝国需要解决的问题。

   以结果来看,将基督教作为国教在策略上十分成功,基督教的确有着反世俗权力的向度,但这并非基督教唯一的向度。基督教有着与世俗权力共存的传统,在罗马帝国中,若要继续发挥这一传统,就需要世俗权力给予基督教一个位置,一个让基督教团体压制住其反权力趋势的位置,而国教的地位,在效果上满足了这一点。

   从共同体的向度来看,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地位的升降,说明帝国与基督教团体之间,并非互为敌对的共同体关系,即使一方视对方为敌,而只要另一方不这么做,那么,两个共同体仍旧有和平共处的机会。

  

   十字军战争

   基督教与伊斯兰教能否和平共处?不如问:两者中任一教徒是否会宗对方为信仰?假如一个基督徒改宗伊教,那么,此人就不再是基督徒,而成为伊教徒;反之亦然。而这两个宗教都是一神论教,不允许拜别的神。换句话说,双方对于彼此皆为异教。这也就意味着,对于这两个宗教共同体来说,其敌对意味非常明显。真正使两者和平存在的,只能是足够安全的距离,而若有一方有意拉近这一距离,结果也就十分明显了。

无论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包括意识形态等方面评价十字军战争,不是这篇小文所关注的方向。互为敌对的共同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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