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中要:文明下的人与人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7 次 更新时间:2014-05-26 16:10:35

平中要  

  

   人,是一个无论在何种语境下都可以寻找到实体的概念。人的概念要比人类的组织形态还要古老,对于一个人来说,人,就是对自我的确认;对于他人来说,就是将这种对于自我的确认推广到某一范围中,小到家庭,大到一个部落,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国家(当然,这种范围的扩充是晚近的事情)。可以认为,人,是在自我与他人互相承认,并且在这一承认中形成常识的产物。人类漫长的史前文明,足以让人这一概念深入到任何一种人类文明当中。虽然,在不同文明中,对基于“人”这一概念,进行的社会以及政治价值上的赋予和定义,使得不同文明间的差异非常明显。而正是这种差异,让不同文明延续着自身的传统,并在千百年后,形成了一种令人瞠目的文明景观。在文明比较中,所有那些在本文明中习以为常的事情,在另一种文明中被认为是天方夜谭,甚至倒行逆施。

   相较于人,人民这一概念则是相当现代的产物,而且,与人不同的是,人民,是没有实体与之相对的——从这一点来说,这也为给出“人民”的定义留下了宽广的空间;人民,是一个被制造出来的词,作为能指的“人民”(就是“人民”这两个字),寻找着作为所指的对应之物,而实际上,这种对应之物,并不存在于现实当中,而是指向了某个概念,通过这个概念去创造这一概念下的人民。

   人民的出现,是西方文明发展的产物,它的前提是理性对世界的观念化复制,而人民的产生,又是欧洲在创造民族国家这一历史过程中的伴生物之一。或者说,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人民,被赋予新的意义。当然,这个过程是诸种观念激烈交锋的阶段,对于人民这一概念,不同派别有着截然不同,甚至彼此矛盾的解释。单纯从理论上说,这些观念的交锋没有结果,倒不如说,是历史和事实让那些理论上的争论变得没有意义。

   在讨论汉语中的人民之前,先简单回顾一下西方文明中的人民。

  

   西方文明下的人民

   一、古希腊城邦中的人民

   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源头之一,它建立起一套独特的认知系统,而这个系统是建立在人类理性之上的。说这一系统独特,是因为在其他文明中,没有见到与之类似的文明迹象。

   从某种程度上,古希腊文明已经完成对世界的观念化,甚至可以说,之后的西方文明是在这一基础上的继续和升级。

   古希腊的城邦制度和她的哲学一样,成为西方政治制度的经典与源头,在未来的许多时刻,成为人们折返回去,从传统中获取智慧和灵感的源泉。

   探寻古希腊城邦制度中人民的发生,也就是观察人是如何变成人民的?

   对于“人”是什么?古希腊哲学有着有趣的回答,所幸,我不是在哲学层面上寻找对于“人”的解答;我关注在政治层面上的人,那些拥有公民身份的人。对于城邦政治来说,只有一部分符合条件的人才是“公民”,他们是成年男性,而女性、儿童和奴隶都被排除在公民的身份之外。

   在我看来,城邦中的公民,就是人民。而人民这一概念是建立在城邦政治的基础上,也就是说,人民是一个政治概念。对于人民的定义,离不开政治的维度。

   而城邦政治是有她的边界的,她的边界就是城邦,离开了这一边界,城邦政治,以及这一政治制度下的人民定义,就无从说起。换句话说,离开了城邦,城邦意义上的人民就不存在了。

  

   二、罗马时代的人民

   从城邦政治进入帝国时代,古希腊城邦的政治理论和实践都不再适用帝国的建设,如何统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如此庞大的国家?这是一个非常急迫又没有多少借鉴的问题,应该说,罗马人非常幸运,他们找到了解决这一难题的方法——那就是法律。

   如果说城邦中的公民,在城邦中有着极大的趋同性,而这种趋同性——地缘的、血缘的、民族的等等——往往在城邦的范围内被忽略掉了。

   而罗马帝国的庞大,使得“人”之间的差异明显增加,这些差异不仅仅是社会学上的,罗马帝国本身囊括了数种文明,寻找一种方法弥合帝国中不同文明的差异,而城邦政治就无法满足这一需求了。城邦政治是一种特殊的经验,她有着苛刻的适用条件,对于罗马帝国而言,她所能提供的价值过于特殊,而无法应用在帝国政治中。

   如何将这些不同的“人”,凝聚成为“人民”?

   帝国采用了法律这一方法。

   对于城邦而言,法律固然重要,但是,在一个人民直接参与政治的情况下,法律让位给了人民的决定——苏格拉底的审判就是一个例子。也就是说,城邦政治中真正至上的是人民,法律被放置在了次要的位置上。这是城邦政治的现实情况。

   而一旦人民直接参政的客观条件不存在,人们就需要一种能够代表他们的东西,而这个时候,法律,就成为了最恰当的选择。

   帝国中的人们,都对应着数种法律身份,而任何一种法律身份,都会在相应的法律中获得“正义”,或者说,得到其应得的。

   在我看来,正是法律,使罗马帝国中的人变成人民。在罗马,法律至上不仅是事实,而且代表了一种理念:法律将所有人变成了人民。这也是帝国唯一的将所有人凝聚成人民的方法:作为法律身份的人民。

  

   三、中世纪的人民

   人民是否是一个政治概念?或者说,它仅仅限于政治层面?那么,在一个政治甚至文明沦陷之后的时代,人民,是否还存在?

   中世纪的政治思想史,没有古希腊和罗马时代那样的有趣,在看似停滞的表面下,得到的结论却与表面上的一致。或者说,离开了神权政治的背景,这一时期的政治思想显得遥远又有些荒诞。

   在政治和法律的人民全部消失之后,人民,好像又回到了人,不过,教会尚存,人,成为了上帝的“人民”。无论人的本意如何,宗教和信仰,成为了将人凝聚起来的一种方法。

   宗教和信仰成为了中世纪“人民”的基础;另一方面,一种新的政治制度也在诞生和发展,那就是欧洲的封建制度。这种制度本身并不高调,它不像古希腊和罗马那样的制度,有着丰厚的理论支持。封建制度是在文明的废墟上建立,或者说摸索出的一种制度——很大程度上要感谢那些“外来者”将他们的习俗带到了文明毁灭后的欧洲。

   没有人预料到,正是在这种有着实用主义意味的制度中,却酝酿着开启未来的生机。应该说,作为唯一的世俗政治形式,未来世俗政治的发展,只有依靠这一制度。或者说,只有依靠这一制度下涵盖的时间。

   这是一个漫长的时间,神权与世俗之间的争斗,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所有这些,似乎都没有揭示一种新的政治制度,以及新的人民概念的萌发,但是,无疑这些都为即将到来的民族国家时代提供了精神资源。

  

   四、民族国家时代的人民

   民族国家是现代早期时候的一个时髦观念——当然,今天它不再时髦,甚至与某些恶劣的行径牵扯在一起,使得今天人们用一种新的国家概念来升级民族国家。但是,在民族国家概念诞生之初,它的确是深受欧洲人的追捧。

   这种新的国家形态,要求一种新的权力以及所对应的一种新的人民概念,而将两者联系在一起的就是——契约。

   可以说,从民族国家开始建构到二十世纪,人民的基础就是契约。不同于城邦时代,一个人生于城邦就自动拥有了人民的身份;罗马时代人民在法律层面上的属性;还有中世纪神权下的人民身份。契约,意味着在权力和人民之间,有着一种动态的关系,因此,人民的基础处于这种动态之中。

   既然契约事关签订契约的双方,那么,在权力和人民之间,究竟一份什么样的契约才能让双方都满意呢?

   从历史来看,没有一种契约能满足这一要求。对于权力的一方来说,这一新的国家权力脱胎于封建制度下的王权,它保留了曾经王权的一些特征;对于新权力下的人来说,在新的人民概念的建构中,也保留了曾经人民的一些权利。应该说,这一部分传统,对于权力和人民来说,都得到了继承。但是,对于新国家形态下的新内容,也就是权力和人民中新的部分,则只能通过契约的方式寻找平衡点。

   问题随之而来,如果契约的一方不承认另一方,契约就不可能达成,如果契约不能成立,也就意味着无论是权力还是人民,都不存在。所谓“都不存在”意味着什么?在我看来,意味着新国家在建构上的失败,一个既无权力又无人民的国家,不能称之为国家。

   因此,契约的存在,至少说明权力与人民的双方,承认对方的存在,至少存在作为权力与人民这一对体观念的存在。

   彼此的承认,这是契约成立的第一步。

   契约的第二步是订立契约的双方,在元规则上的一致。

   所谓元规则,就是指决定其他规则的规则,而一旦还原到历史语境中,对于什么是元规则,权力与人民的分歧非常之大。如果说对于第一步,双方还是普遍接受的;那么,在对元规则的订立问题上,两者的矛盾往往导致契约的失败。

   站在新型人民概念的角度上,我将欧洲民族国家建构这段历史大约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在承认现有元规则之下,使元规则朝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调整;二是为了使元规则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调整,而要革新现有的元规则。

   若此,前者为改良,后者为革命;前者为保守,后者为激进;前者多为经验主义,后者多为唯理主义;前者以英国为代表,后者以法国为代表。当然,这样的划分只是大体而言。如果按照这两个方向去归类这一时期中的理论和流派,前者和后者对人民的定义相差悬殊。

   一般来说,前者中的理论还承认权力和人民是一对对体,有着各自的分野和建构,并且在互动中成为一对矛盾;至于后者,除了单方面强调“人民”的优先性——这一路径导向“无政府主义”,甚至取消了权力与人民这一对体,从卢梭到马克思则是这一路径。吊诡的是,这种对于人民一极的放大,并对权力的取消,看上去是对人民重要性的强调,但是,无论是从人民的角度去否定权力的一极,还是从权力的角度否定人民的一极,最后,两者都殊途同归走上了国家主义,或者说极权主义的道路。为什么对“人民”的强调,最后的结果却是“人”的消失?

   这里,我提供一种自己的看法。

   在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阶段中,“人民”被赋予新的意义以及建立的基础,即契约;而“人民”的对体——权力——也在这一过程中被逐渐构建起来。也许被忽略的一点是,在经过漫长的中世纪,即漫长的无世俗权力存在的历史后,一种与历史上完全不同的国家形态出现了。这也让“人”这一看来无需解释的概念,因此获得了一种全新的意义。

   无论是在古希腊城邦,还是罗马帝国,人与人民都可以做出明确的分割,对于城邦政治来说,公共与私人是区分人民与人的领域;罗马则是在法律之外的属于人。而在民族国家中,人,并不自明,甚至,有史以来第一次,人,需要通过“人民”来定义。福柯说,现代人是被发明出来的。在民族国家的意义上,我同意他的观点。

   人,从来没有像这个时期一样,被“人民”这一概念——它几乎各式各样——赋形,而人本身,无论对于权力还是人民,以及民族国家来说,被放置在一个无足轻重的位置上。人——作为实体的人——让位给由观念组成的“人民”。

如果说,有什么是人自认为生来具有的权益,那么,也是通过“人民”来赋予人本身,而不是与此相反的过程。而且,这种通过“人民”得到的人的权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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