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锦清:再造“语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65 次 更新时间:2012-05-21 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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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锦清 (进入专栏)  

近代的白话文运动,虽然是一场完成了文言向口语化转化的运动,但同时也是中国语言西方语言化的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大量的重要概念,经过日本语的转化,形成了今日我们思维结构的 组成部分:比如帝国、民族、民族国家、主权、宪政、政党,等等。在此一类西方语词中,最主流的,即是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类。自由主义要求按照人权、自由、法治、民主等基本 理论范畴、概念认识中国和改造中国,马列主义也同样要求按照自身的概念来认识和改造中国。在这些政治性、规范性和分析性的概念背后,有着两种势力。第一种势力是坚持西方的意义, 坚持西方话语在汉语系统的解释权和规范权;第二种势力是中国经验要求对这些概念的解释权。这第二种势力对于前者的自信有深深的疑问:第一,这些导源于西方历史和现有经验概括出的语 词能否承担起认识中国的功能?第二,如果连认识功能都不能实现,能否改造?

目前,中国正面临着这样一个不借助西方语词便无法表达、但借助西方语词又不能准确表达的困境,这可以说是我们当前的最根本的困境。这种语词上的困难,可以从三个大的概念来说明。

第一个概念是“政体”。西方自利玛窦以来,一直面临着用西方语词表达中国“政体”的困境。利玛窦在中国所看到的政体是西方人从来不知道的,但他又必须向西方人说明这个问题。于是 ,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利玛窦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政体理论来描述了中国的政治制度。他先是说中国是君主政体——因为有皇帝,然后他否定了这一判定——因为中国还有士大夫,他又 下了中国是个贵族政体的判断;然而,中国的贵族是流动的,这也不符合贵族政体的定义——最后,他下了中国是“民主政体”的判断,这种论断一直延续着。到19世纪末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写 作《汉学菁华》时,他还把中国的选举制度(即科举)与西方的选举制度相比较,认为美国的选举是“票箱选举”,这种选举选出的大都是“蛊惑人心者”和有钱人,而中国的考试选举,是真 正民主的,能够真正产生精英的治理阶层。

可以说,从利玛窦以来,对中国是什么政体的问题,并没有明确的判断。近代以来,对于中国政体问题的讨论,对于中国是君主专制政体、封建专制政体等等的讨论,又重新泛起。“五四” 前后,西方自由主义及进化论的叙述进入中国,关于政体的叙述又融入了从“专制到民主”的线性叙事。如果用西方的概念来认识中国,只能用“民主和专制”这一组概念来表达。那么,按 照西方概念来说,选举的就叫民主,不选举的就是专制,中国没有几年一次选举最高领导人或议员的制度,所以,中国就是专制的——但这种关于政体的表达肯定是有问题的。这些论述并不 能确证中国到底是什么政体,也不能说明中国政体是如何从传统到现代演变的。

第二个概念是“社会”。从1927年到1934年,在中国有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国共两党的学者都在讨论中国是什么性质的社会,论战各方都采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基本概 念:亚细亚的、奴隶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但用马克思的史观如何解释中国?当时的争论也是一塌糊涂,根本没有答案。直到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1939)和《新民主主义 论》(1940)中,以发展阶段论的方式,对中国的社会性质下了一个政治性的描述,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 会。这套历史叙事为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了一个全新的史观,这个史观也为共产党提供了信仰的基础和行动的纲领。但在“文革”结束以后,这一叙述又基本被颠覆了。我基本上认为,正是这 个历史叙述框架的衰落,是中国学术界、思想界思想混乱的总根源。

第三是“法治”的概念。如果按照西方的“法治”概念来把中国改造成一个西方意义上的法治国家,会怎么样?美国是比较标准的法治国家,这意味着其法治资源在GDP 中占了很高的比重,全 球最高。印度在理论上可以说是已被改造成法治国家,但是,2006年出版的《不顾诸神》提到,如果印度按现有的法治资源审判已经积累下来的案件,需用300年的时间。在转型国家,如果所 有的案件都诉诸于法律,这个成本高得无法承受。这就使得转型国家必须退回到调解解决纠纷的方式,把大量的案件在法院外解决。同时,在中国的法治实践中,我们也要分析我们过去的法 治经验是有效的还是无效的,应该给予正面判断还是负面判断。要知道13亿人的大转型引起的纠纷和冲突是惊人的。我相信,这个大转型中纠纷和冲突不可能全部到法院里去解决。转型国家 处于老子说的“失道”状态,老子说,“失道后有德,失德后有礼,失礼后有法,法令词章,道德多有”。在没有道德的国家要用法律来管理,成本会非常高。

我只是用这三个案例说明用西方的大概念很难切中我们现在的问题,根据中国自身的经验对一系列概念进行重新定义是必要的;用西方语词讨论中国问题的格局不改变,我们就很难认清中国的 问题,中国的经验就永远模糊一片。但是,西高东低的格局,使得我们摈弃了传统的语言,向西方语言、西方概念看齐。近代以来,西方一直是知识、概念和理论生产的中心,非西方国家都 是消费者。中国的大部分大学、研究所,其实都是西方设在中国的分部,是西方理论、概念的分销站。在这种格局下,我们很难避免用西方语词讨论中国问题的困境;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 们仍将生活在这种语词和概念表达的困境之中。

看上去近三十年来对于中国的解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从主流来看,所发生的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叙事淡出之后,自由主义的叙事上升。在总的趋向上,我们不过是大量地从自由主义 、马列主义的范畴内找一些概念来讨论我们的问题,来规划、解释我们13亿人如此复杂、如此快速而且居然还很平稳的转型。靠这些概念很难解释历史,也很难认识清楚当下正在发生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几个亿的农民在整体上如此快地适应市场、适应货币、适应资本,这是整个人类历史上从没存在过的现象;我们用30年完成了西方用300年完成的市场化过程,在这个如 此快速的过程中,我们整个民族的心理居然没有发生重大的反抗,知识分子在总体上居然是如此拥抱市场,这也是在其他国家都不存在的。这些事实在中国经验地发生了,必须给出合理的解 释;我们不能把中国纷繁的、丰富的历史经验,贬低到西方理论的注释之中。无论我们自信也罢,不自信也罢,这是现在面临的一大困境。

思维就必须用语词,必须注意到语词是个大问题。西方的语词虽然表面以分析性概念或论证性概念的形态存在,其实背后都隐藏着强烈的价值判断。我们绝不能被完全套进去。这就意味着对 这些概念本身的梳理非常重要。金观涛梳理了一些,他想梳理出一些概念在中国是如何变化的,但还是远远不够。对中国自身的经验,我个人对其描述的时候仍感到犹豫不决。我们在概念的 迷雾中很难走出——我自己也得用这些概念表达。问题提出来了,但远没有解决。

因此,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在所谓语词、概念背后有两种力量:一方面是西方的解释,一方面是根据中国自身历史经验的解释——这两种势力之间的较量,可以说贯穿了思想界的一百年的斗争 ,也可以说是思想界“两条路线的斗争”。千万不要低估这一斗争。这些概念进来以后,不用这些概念我们无法思考,使用这些概念我们就胡乱思考。这是一百多年来的民族困境,我们如果 不从这一根本的语词问题中解放出来,所谓“文化自觉”云云,都是空话。

也许,只有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到了获得民族自信的地步,我们才有可能摆脱这种状况,我们才有可能用自身的经验来解释我们自身的问题,并通过对我们自身经验的解释,给予这些概念某种 价值规范。这是中国后面二三十年要完成的转变,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要为这一天做好充足的准备。我们现在已经取得一定的自信,但不够;费孝通说“文化自觉”,不够,文化自觉背后一定 是民族自信,没有民族自信,没有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不可能有文化自觉。

  

(本文根据作者在2011年12月于北京召开的“社会主义与未来”会议上的发言整理,未经作者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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