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映:阿坚和他的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75 次 更新时间:2013-08-18 16: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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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映 (进入专栏)  

  

  《没有英雄的时代,我只想做一个人》

  大踏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8月

  

  那一年,好友刘建住进了肿瘤医院,我们几个好友轮班看护。这一夜,我和大踏(在写作的时候,他更多用“阿坚”这个名字)交接班。病房外走廊里,靠窗,夏末,两人谈起写作,争论起来,记忆中,是第一次听大踏正面反对我的看法。我喜欢简洁讲究的文字,像海明威说的那样,站着写,落笔会比较节省,然后悠悠在摇椅上把可删的一字一字删去。甚至像贺拉斯提倡的那样,文字落成,放上九年再考虑示人。大踏不以为然:写作像生活一样,贵在原生态,当下写成啥样就让它啥样,否则有作假之嫌。

  忽忽三十年过去了。他还是他那主张,我还是我那主张。只不过,那时候,我认为自己是对的,他是错的,而今我更愿说,各有各的道理。倒不是和稀泥,是因为我们各自的主张都不是孤零零的主张,这里的分歧连着很多其他不同,比如,大踏一身本事,走南闯北,富感知,高才情,我呢,好读书,差不多是在书里讨生活,坐在书房里写论文——想象不出大踏那种风格怎么写得出论文。

  大踏是作家,但我有时把他看作“半作家”,他的写作跟他怎么生活连得很紧,你觉得他写出来的东西有意思没意思,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在你看来他那种生活内容有意思没意思。大多数作家,典型的作家,完全不是这样。我们几乎不知道莎士比亚或曹雪芹怎么过日子,甚至有人怀疑根本没有其人。身边人里,例如刚得诺贝尔奖的莫言,也很难从他的写作看到他怎么过日子。他和我关于怎样写作的争论,编织在两种不同的生活里,编织在对生活的不同态度里;这些不同,复又编织在让这些相异之处息息相关的共同世界里——如果不是共处在这个息息相关的共同世界里,还有什么可争?但要从怎样写作,一直聊到他和我的共同世界,那得聊到什么时候?

  那时候,我们两个差不多谁都没发表过任何东西。后来,两人七七八八各自不知发表了多少文字,各自把自己关于怎样写作的主张体现到自己的写作中。我仍然坚持他错把原生态等同于写作随意,但我也不得不承认,大踏走出了自己的路,如果他转而采纳我的主张,我们就读不到这许多大踏风的文和诗了。大踏有一双独特的眼睛,他固执地使用这双眼睛看待世界,于是,三十年来,他笔下出现了一个独特的世界。无法三言两语概括这个世界的独特之处,非要简言之,我会说,那是一个被解构了的世界。我不是因为“解构”时髦选了这个词(何况这个词现在恐怕也不那么时髦了),大踏原是咱们中国最早开创解构之风的作家,只因为他一上来就解构得相当彻底,把自己也一道解构掉了,所以不曾以解构先行者的身份暴得大名。

  1976年,他碰巧领头冲了天安门广场上的公安部小楼,两年后,官方追认他们是天安门英雄,他又是那批英雄里有才有样的,一时间,赞誉崇拜蜂拥而来,可他认准了不走阳关大道。他要走他自己的路。“走自己的路”这话说的人多,真这么走的人少。是条什么路呢?这条路曲曲折折,不大说得准,好在他一路走,一路哼唱,算是一路留下标记。他自己说的最到位:“跟时代抬杠”,用“小折腾小反抗小颓废”抬杠。大家发财,他偏要受穷,大家成功,他偏要落魄,大家健身体检,他偏喝大酒吃大排档——好在他那身子板儿硬朗,几十年还没折腾零碎。常听知道不知道大踏的人说:能几十年把抬杠坚持到底,这本身就是个成就。

  英雄都得扛点儿什么,我们却也不会因为扛着扛着就成了英雄,我们这个时代没有英雄,因此也不会有伪英雄。有真钞,才有假钞,满街成名竖子,还伪啥英雄?大踏及其同伙儿,似乎可以称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嘲世派(通译“犬儒主义”),他们拒绝一般认作文明上进的东西,拒绝兢兢业业、守规矩、奢侈荣华,自愿忍受贫穷、脏乱差、身体的痛苦。他们不是要推翻旧社会建立新社会,他们只是在笼统的却也轻微的意义上是“反社会”的——社会是组织起来的,而他们反感任何组织起来的、正式的东西,认为只有通过个人的任性才能获得心灵的提升。

  的确,在我看来,大踏倒不是对咱们的社会怀有敌意,我不记得大踏对任何东西“怀有敌意”,他拒斥,或干脆不经心眼。人凭借财产分出等级,或凭借什么别的,例如产地、父母的官位、知名度,乃至凭借劳绩,这些等级在大踏那里都拉平了。也有他佩服的、崇敬的,新近尤其崇敬“有信仰者”,在一首长诗里,他提到苏联流放地的老东正教徒,同治年间的扎合忍耶教派、佛陀、穆罕默德、耶稣、巴哈欧拉、刘胡兰、黄继光……他自己不是信仰者,也不为自己不是感到苦恼,他仍然高高兴兴过他喝大酒的生活,时不时把喝大酒也拔高成一种信仰——我因此觉得他崇敬信仰者是否有点儿拉他们来为自己辩护的意思。

  大踏写的东西,大多半我都读过,好看,受益,也有不满乃至不快。大踏的生活和写作,几十年来,我都深有质疑。他很早就在自己的写作中洗去煽情和矫情,但他刻意保持的那种抬杠者姿态,是不是也有点儿挺着板着矫情着?的确,这里那里,我会觉得他写到得意处,颇有点儿自鸣得意,而我个人一向把自鸣得意看作写作的或写作者的一个致命缺陷。呵呵,说到这里,恐怕我又要与大踏争论一番,但此处按下不表。毕竟,他近期的写作没有这种东西了。而且,对我个人而言的一重重要意义在于,大踏这个人,他的写作,不断把我带向自我质疑,质疑我自己的生活和写作。不久前,我们共同的老朋友梁和平在病床上说,不管我们是否赞同大踏,他始终是让我们审视自己的一面镜子。

  以大踏这样一种独特的视角来写1976这样一个独特的年份,读来都会受益,对那一年不知情的,会由此知道很多,从那一年生活过来的,会重新去思考关于那一年的一些成见。这是一本纪实书,书的扉页上说:“我写它的原因,是重回我个人的那段历史。因为好玩,弄假了就对不起自己了,所以要求真,即便写的有误,也是记忆的责任而无关良心。”这我信,实际上,大踏一路解构高调的东西,本来就有求真之意。不过,读者诸君不可指望历史学家的严谨。记忆弄人,这在心理学上是在论的,大踏写回忆期间也做些查证,但认真比我尚不如,较历史学家所悬的标准差得很远。

  要是回到本文一开头说到的真实与原生态,那我会说,这里呈现的是写作时的原生态,而不是事情发生时的原生态。我是1978年认识大踏的,此前的事是否写得真实我不知道,此后的事情,我发现了一些失实之处;而且总体上,我猜想,大踏多多少少把他后来发展出来的生活态度投射到1976年了。

  

  来源: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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