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玉凯:划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20 次 更新时间:2013-08-17 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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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玉凯 (进入专栏)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由于多方面原因,像钢铁、水泥等行业上项目都是需要审批的,可多年来恰恰没能管住管好,以致造成产能严重过剩。相比之下,家电、服装等行业早已走上市场化轨道,不用政府审批,靠市场优胜劣汰,则没有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说明,我们要相信市场的力量,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更加尊重市场规律,经济社会发展才是健康的。

记者:请问如何认识政府和市场的边界?

汪玉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关系,在不同的治理模式下,或者在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

1992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们逐步确立了这种理念,即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只要市场能发挥作用的,就尽量让市场发挥,最大程度地减少对市场的干预。从过去的发展来看,市场从无到有、由小到大,但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部门似乎越来越想用行政手段控制社会资源,管制过多、干预过多,影响了市场作用的发挥。党的十八大以后的行政体制改革中,特别强调政府要向市场放权,减少不必要的审批或干预。如果说过去市场不成熟时,政府过多的干预还是可以理解的话,那么,今天市场越来越成熟,市场机制越来越全面,很多问题可以通过市场来解决,在这种环境下,政府就应该把更多的权力下放市场。所以说,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并不是“1+1=2”这样简单的问题。市场越成熟,政府向市场放权的作用也越大。

记者:哪些需要市场来管?哪些需要政府来管?政府如何向市场放权?

汪玉凯: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就是市场机制能解决的政府就不要干预,当市场失灵或有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如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就需要政府来解决。

首先是在投资方面。谁投资谁负责,由投资者自己承担风险,政府在这方面应该尽量遵循市场规律。有市场需求的时候,投资人肯定比较多,当投资人多的时候,市场需求下降,合作主体就会自动按照市场规律投资,在市场调节下,投资自然就下降了。投资方面我们应尽量减少政府不必要的干预,尤其是对于民间投资。

其次是在市场管控、管制方面。10年前国务院大概有4000多个审批事项,政府事无巨细,管得太多,市场的作用很难发挥出来。经过几次改革之后,国务院目前还有1700多个行政审批事项。很显然,现存的行政审批还是太多,而要取消或下放难度越来越大。新一届政府已承诺,未来5年把1700多个行政审批事项再精简三分之一。

此外,有些行业我们可以适度控制,在市场成熟时逐步放开,比如联通、移动、电信3家分开之后相互竞争,市场活了,百姓得了实惠。在某些方面,我们只有相信市场的力量,市场竞争越充分,老百姓获得的实惠越多,企业发展的机会也越多。

记者:如何看待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用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

汪玉凯:政府不是只能当被动的“守夜人”,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在1929年至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发生以前,那时候的政府一般都称为“守夜人”政府,主要是指政府不干预经济生活,只承担维护社会秩序的自然责任。经济危机以后,凯恩斯理论逐渐占上风,政府不能甘当“守夜人”,应该积极参与经济活动,适当地干预经济,在消费、投资、出口三者之间找到平衡,使经济能够可持续发展。但是,上世纪70年代以后,凯恩斯理论受到了自由主义理论影响,认为政府要给市场更大自由,不要多干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很多国家认为,政府不能撒手不管,应当适度地找平衡,一方面发挥市场作用,另一方面发挥政府的作用,政府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才是最佳境界。

我认为,政府不能只被动地当“守夜人”,不能像过去的“守夜人”那样不干预经济和社会,但干预也不可过度。该政府管的必须管到位,比如,食品药品安全、市场秩序、反对垄断、必要的市场准入、打击市场犯罪等。但在市场机制能解决问题的领域、能够让社会发挥作用的领域,政府就应退出,这才是有所为和有所不为。市场是“看不见的手”,政府是“看得见的手”,两只手相互搭配才是良性发展的过程。

记者:对于下一步行政体制改革及简政放权,我们还能有哪些方面的期待?

汪玉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从1982年启动,目前已经改了7轮。最大成果体现在,一是计划经济体制转为市场经济体制。如果没有这个转变,就无法理解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够持续高速增长30多年,这个过程中政府功不可没。二是政府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例如当年我们管理机械工业的部门共9个,现在一个也没了,由协会进行行业自律管理。三是政府管理的指导思想和理念发生了根本改变,政府权力、职能是有边界的,它不是无限政府,是有限责任政府,这个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四是政府管理的方式、手段发生了改变,过去更多靠行政、法律的手段,现在更多地运用市场化机制。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也使管理手段发生了革命性变化。

对于今后的行政体制改革,与其把它想得简单,不如把它想得更复杂。首先,要深刻认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背景,充分估计行政体制改革的难度,有效释放改革活力;其次,行政体制改革直接涉及政府自身利益,能不能有力推进对其他改革影响很大。行政改革自身的阻力风险也很大;第三,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来讲,发展趋势就是减少对市场、对社会不必要的干预,这个过程确实需要时间。如果简政放权不到位,市场仍然门槛过高,则市场机制仍然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如果社会组织没有更多的自主权,那么社会组织也很难承担起社会赋予它的责任。所以政府如何把该管的管好,把不该管的放出去,达到收放平衡,既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只有把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理清楚,激发起市场和社会的活力,经济社会发展才是良性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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