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玉凯:从习近平治国使命看全面深化改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67 次 更新时间:2015-12-01 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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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玉凯 (进入专栏)  



改革发展新阶段对国家治理的挑战

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在上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目前中国形势的判断,基本可以归纳为两句话:中国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如果说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第一次改革的话,那么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可以称之为第二次改革。可以说,在《决定》中提出的60项重大改革任务,几乎都是建立在对这一改革发展新阶段的判断基础之上的。这个新阶段有三个显著的标志:改革开放的整体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传统的发展方式走到了尽头;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有增无减。

第一,改革开放的整体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当前的改革开放整体格局,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一是中国改革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是人们对改革的认知度和共识度在大大下降。现在很多人反对改革。这种反对改革的声音,既包括社会公众,也包括社会精英甚至政府官员,改革的阻力正在加大。在目前环境下,凝聚、重构改革的共识,比当年发动改革更难。二是中国的“双转”(社会转型和体制转型)在快速推进,但也积聚了很多社会矛盾和冲突。维稳成本很高。三是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世界上的话语权越来越大,但是中国的形象不断被西方国家所误解误读。误解误读背后既有深刻的政治原因,更有复杂的经济利益。在目前的环境下,更多的是大国之间的经济利益博弈。我们能不能保住过去35年的改革开放成果,发现新的机遇,这是前所未有的挑战。特别是美国重返亚洲以后,国际环境越趋复杂,我们能不能有新的思维、新的战略,直接关乎中国的未来。

第二,传统的发展方式已经走到尽头。直接表现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是同时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低成本出口战略以金融危机爆发为标志,难以为继;低端产业主导的经济结构难以为继;资源和环境的传统使用方式难以为继;收入分配不公引发的社会问题使社会稳定的大局难以为继。以低端产业主导的经济结构为例。过去的30多年,中国维持9.8%的高增长,但它是“三高换一高”还带“一低”,即资金高投入、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换来35年的9.8%的高增长,还有低效率。我们以大量消耗能源、透支资源、破坏环境作为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世界上流行一句话:三流企业卖产品,二流企业卖专利,一流企业卖标准。这就是说最高端企业是卖标准的企业。而我们很多数企业都是不入流的企业,没有自己的品牌,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只赚加工组装的钱,这样很难成为经济强国。偌大的国家,主要在世界产业链的中下端做文章,在高端没有多少话语权,这是成不了强国的。中央下决心淘汰落后产能,发展新兴战略产业,发展绿色低碳经济,就是要在世界产业链的高端有话语权。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技术和粮食一样,靠别人靠不住,要端自己的饭碗,自立才能自强。①

第三,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有增无减。在分析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和问题时,首先要对我们取得的巨大成就予以充分肯定。两个数据足以证明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第一,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起步,中国人均GDP处于较低水平。然而,中国人均GDP在2013年达到6700美元,整体上进入中等偏上收入水平国家的行列,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剧变。第二,1978年至2013年的35年间,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平均达到9.8%的增长速度。迄今为止,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如此大的一个经济体能够连续高增长35年。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已经创造了历史。但不能忽视的是,当前中国至少面临四种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信任风险、政治风险。

从经济风险来看,现在经济下行压力越来越大,经济风险集聚。尽管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已经证实高层主要领导的判断,就是中国经济还没有出现大问题,我们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有意降低经济增长的速度,这个判断从这些公布的数据也可以得到证实。但是隐忧非常明显,经济发展中影响最大的风险有三个:一是房地产泡沫;二是地方债务;三是影子银行,一方面流动性泛滥,另一方面银行圈钱。这三个方面相互联系,一个方面出了问题,都可能引起连锁反应。

从社会风险来看,当前最大的问题,就是社会利益格局整体被扭曲了。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分配制度不合理。35年来,城乡差距、贫富差距、行业差距和地区差距不仅没有缩小,而且越来越大。二是机会不均等,企业和人的发展不处在同一竞争起跑线上。国有企业过于强势,民营企业相对弱势。三是既得利益者兴风作浪,既得利益在整个被扭曲的利益格局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三个方面叠加起来,扭曲了整个社会的格局,这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从信任风险来看,政府给老百姓的医疗、教育、社保、社会服务等承诺,如果不能兑现,不能让老百姓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老百姓很难再次信任党和政府。习近平总书记曾说,人心向背决定执政党的生死存亡。他后来的判断反映出当前我们面临的信任风险。

从政治风险来看,构建起制度笼子,大刀阔斧地反对腐败,防止腐败的蔓延,不仅关系到腐败本身,而且关系到我们能不能重构改革的共识,让老百姓第二次起来支持改革。中国社会面临的上述风险和危机,也说明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国家治理变革的重要性凸显。通过全面改革,解决国家治理面临的问题,还表现在目前国家治理方面存在的种种矛盾。

我们知道,在国家治理结构中,政府无疑处于最关键的位置。政府治理能力的强弱、水平的高低,对整个国家都会产生深刻影响。从我国实际情况看,国家治理变革的紧迫性,还在于中国改革的内在逻辑所发生的变化:过去30多年,我们始终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干展开各项改革,其他改革说到底是为经济体制改革服务的。但是越到后来,以党政机构为核心的政府越来越成为社会矛盾的中心,成为社会矛盾的聚焦点。所以尽管这次《决定》指出,未来我们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但是,经济改革目标的实现,主要障碍几乎都不在经济领域,而在于政府,在于执政党,根本是政治领域改革,这是当前深化改革的关键问题。具体来说:

第一,其他各项改革能不能推进,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推进,几乎都和执政党、政府自身的改革有关。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社会改革、文化改革、生态改革、执政党制度的改革,这六大改革每一项都和执政党、政府自身有关。以经济改革为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国企改革、金融改革、财税改革、投资体制改革,这些经济领域的改革,好改的早改过了,剩下难改的都和政府有关,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这些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

第二,政府治理的能力直接影响国家治理的成效。在国家治理架构中,政府治理处在第一线,国家治理很多目标通过政府治理来实现。如果政府自身问题不解决,能力不高,则直接影响整个国家的治理水平。

第三,从政府层面来讲,至少现在我们还有三个问题迫切需要解决。一是治理的组织架构不够科学。不管党政之间的问题,还是政府内部的组织架构,都还有很多关键性问题没有解决好。二是政府管理运行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这些深层次问题主要包括:政府职能转变滞后,政府自身改革滞后,行政审批过多过滥、变成腐败温床,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相对薄弱等。在这些关键问题上,老百姓不满意。三是政府的行为长期得不到有效控制,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劳民伤财等问题严重影响政府的形象。这些问题都说明,如何加大改革的力度,加快国家治理变革的步伐,都显得非常紧迫。


习近平治国使命与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和战略

习近平治国使命与全面深化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对中国未来的改革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要深刻理解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逻辑,还必须从分析习近平的治国使命入手。如果从更理性的角度来观察,笔者认为习近平上任后,在治国理政方面不是零敲碎打,也不是修修补补,而是体现出了鲜明的“三整”特征,即整体思维、整体谋划和整体战略。

在上述思维框架下,集中反映出习近平总书记四个特色鲜明的执政理念:铁腕治国、俯首为民、公平正义和独立自主。

从铁腕治国来看,十八大后中央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铁腕反腐举措:不到两年拿下56位部级及以上贪腐官员,包括周永康这样的正国级“大老虎”、徐才厚这样的“军老虎”,使人们看到“零容忍”绝不是一个简单的说辞。

从俯首为民来看,以维护人民的利益为最高标准集中体现了习近平以民为本的理念和价值导向,诸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②“努力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③“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④等,其思想深处的亲民为民情怀溢于言表。正像鲁迅先生当年所说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从公平正义看,不论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还是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中,都把权利公平、机会公平以及规则公平放在突出位置,在他看来这是中国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石。

从独立自主看,他反复强调“不照抄、不照搬”,决心要走出一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独特发展道路。

习近平治国理念中蕴含着宏大的治国使命,这种治国使命可以高度概括为“五个重塑、重建或重构”:即重塑中共的执政形象、重建中国的官场生态、重构中国的秩序、重构中国的价值体系、重构中国的发展方式。

重塑中共的执政形象。重塑形象最核心的莫过于要提升老百姓对中共领导地位的认知度,提升公众对中共执政地位合法性的心理支持度。而这两者,并不是中共有了领导权、有了程序上的合法性就能自然而然得到的。这一点对中共未来的执政和领导都至关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的重要使命,就是要大大提高中共执政和领导的社会认同度和心理上的支持度,让民众心悦诚服,进一步改善执政党与民众的关系。

重建中国的官场生态。无须讳言,近年来中国的官场确实出现了很多严重的问题,如买官卖官、权钱交易等,对社会风气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在习近平看来,中国社会风气败坏,首先是因为中国官场风气败坏,要改变中国社会风气,首先必须矫正中国的官场风气。而十八大提出的“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也许是最好的重塑官场的“猛药”。换句话说,只有710多万党政公务人员每个人能够清正,才可能有政府清廉;而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无疑又是政治清明的前提和条件。

重构中国的秩序。应该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制定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为重构中国的秩序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路线图。其内在逻辑是:通过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构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在笔者看来,习近平在重构秩序中把维护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权威放在了首位,这充分说明他对宪法的敬畏和尊重。其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可以领导制定宪法和法律,但党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任何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要追究。

重构中国的价值体系。这不是说对过去的都要推翻重来,而是要解决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价值荒漠化以及价值紊乱的问题。这也许是中国真正的风险和危机,即信仰危机。习近平上任后做的第一个大判断是“腐败亡党亡国”,所以他坚持强力反腐,既打老虎又打苍蝇。后来他又做了第二个大判断,即“人心向背,决定执政党的生死存亡”。而中共十八大后提出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此为引领,重构中国的价值体系。如果取得实质性进展,意义深远。

重构中国的发展方式。新一届中央政府不断完善发展方式的战略部署,使其尽快取得成效。其中最令人鼓舞的,就是提出“市场决定论”,并按照这一思路重构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这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与习近平治国理念和治国使命相对应的是他的治国策略:一是“严党、严军,反贪、治吏”并重。十八大后,中共不断采取重大举措从严治党、从严治军,对贪腐采取高压举措绝不手软,重拳出击治理官场,在党内、军内、官场掀起巨浪。

二是“法治、德治”并行。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门研究依法治国的问题,并制定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路线图。与此同时,习近平也十分重视以德治国的实施。在选拔人才时,强调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三是“传统和现代融合”。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制定出的全面深化改革路线图里,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二次改革的大目标,足以说明他所具有的现代治理思维。但同时,他又不断在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中寻找治国理政的精华,使之与现代国家治理理念融合,如中国历史上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等,都被他高度推崇,并将之运用于治理国家的实践中。

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与战略。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对由习近平主导制定的《决定》中确立的改革总目标,就不难理解了,这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大目标的确立,不仅仅意味着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最高领导层接受了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理念,而且决心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使这个目标得以实现。那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制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究竟有什么战略意义,以及它的科学内涵是什么呢?从其战略意义来说,第一,规定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治方向,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如果离开这个基本前提,这个现代化就有可能走偏方向。第二,导入了一种新的理念和价值。一般来说,从管理到治理,大体有五个方面的区别或者差异。一是管理主体由单一转向多元:在传统的管理形态下,国家管理的主体只能是拥有公权力的党政机构,而在治理形态下,除了党政机构之外,社会组织、企业乃至公民个人都可以参与到公共治理中来;二是管理向度发生了变化:在传统管理形态下,管理向度主要是自上而下的,权力行使是单向的,而在治理形态下,管理向度是双向的,也就是上下要互动,要倾听社会、民众的呼声;三是管理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是不一样的:在传统管理形态下,公共权力的行使不公开,或者透明度很低,但在治理形态下,就要使公权力运行在阳光之下,提高其公开性和透明度;四是管理的方式和手段也是有差异的:在传统的管理形态下,主要靠法律、行政手段,排斥市场手段,而在治理形态下,也可以适度借助一些市场手段,如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等;五是对结果的评价也不尽相同:传统的管理注重过程,不太关注结果,而治理更强调要以结果为导向建立绩效评价体系等。

第三,确立了其内在的逻辑。按照笔者的理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际上有两个内在结构,一个是体系的逻辑结构,一个是能力的逻辑结构。就前者而言,笔者以为至少应该包括五大体系:即国家治理的组织体系、制度体系、法治体系、价值体系以及政策体系,也就是说要通过改革,使这五大体系都能够走向现代化;从后者来看,也应该至少包括五种最主要的能力:如国家的决策能力、执行能力、应对危机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以及公共服务的能力等。而所有这些能力最终都将聚焦到整个国家公职人员队伍本身。如果这支公职人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和道德修养不能有效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就可能是一句空话。

第四,明确了检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三个最终标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也不应该是一个虚无缥缈不可捉摸的目标,而是要有实实在在的检验标准,这就是:要让创造财富的各种源泉涌动;让社会活力能够得到释放;让改革成果被全民共享。如果达不到这三个目标或者标准,就不能认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目标实现了。

全面深化改革要突出四大核心议题。从中央深改组成立后前后十次会议的整体部署来看,全面深化改革将集中在四个核心议题展开:

核心议题之一:重构政府和市场关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要发挥市场决定作用,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政府要向市场放权;二是要开放市场;三是要加大国有企业改革力度。从开放市场来看,改革中的很多选项几乎都与此有关。包括建立统一的市场体系、打破行政壁垒、开放金融、开放服务业、反对垄断、构建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从政府向市场放权看,一共有五大举措,比如减少投资审批、减少对生产经营活动的审批、减少不必要检验检测许可认证,减少行政事业性收费、改革企业注册登记制度。其目的,就是要降低市场门槛,鼓励社会成员创业。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作用的同时,还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也就是说政府必须在市场决定论的基础上,发挥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职能。从加大国有企业改革力度看,包括出台国有企业改革方案,重点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打破垄断,政府由管资产逐步转向管资本以及改革国有企业内部领导体制等。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围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和改革,但由于这个问题事关重大,仍然需要不懈地推进和努力,可以设想,在未来的改革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处理和调整,是全面深化改革最重要的核心议题。

核心议题之二:全力保障民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推进的60项改革,有18项和民生有关。因此,全力保障民生,就是要最大限度地体现社会的公平和公正。

具体来说,首先要加大对民生的投入,加大与民生有关的体制机制改革的力度。比如《决定》中提出与民生相关的改革,目标都非常具体。取消事业单位如医院、学校、科研机构的行政级别,这项改革涉及120万家事业单位,3千多万在职人员,还有8百多万离退休人员。再如医院改革,不能以药养医,医药要分家;教育改革,要保证教育公平公正,改革基础教育,减少考试科目。在社会保障方面,提出养老制度要“并轨”,而且在2014年底,中央已经正式出台文件,迈出关键一步。所有这些改革几乎都涉及和民生有关的体制机制。再比如,要建成统一的城乡建设用地市场,让农民的建设用地在市场上与国有土地同权同价竞争,让农民有更多的财产性权利。最近中央已经选择了30多个地方进行这方面试点。可见,这次改革很重要的一个着眼点,就是要让公平正义的光芒照耀在农民这个最大的弱势群体身上。

核心议题之三:用法律构建制度笼子,用制度管人管权管事。

中国的现有体制有很多优势,比如说,我们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但是中国现行体制最大的软肋,就是约束公权力的制度相对薄弱。从表面上看,我们监管公权力的主体不少,至少在体制内就有六个之多,如纪委、监察、审计、预防腐败、反贪和巡视,但是对“一把手”,一个地方的主要领导人,是很难真正发挥监督作用的。比如“一把手”腐败问题,边腐败边提拔的问题如此之多,值得反思。鉴于此,《决定》加大对公权力的制度监督力度,如对纪检监察体制进行大幅调整,同级党委无权任命同级纪委主要领导人,巡视制度广覆盖,试图用法律构建制度笼子管人管权管事。与此同时,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有监督权,通过构建权力清单、责任清单,保障权利行使的公开透明,从而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目标。在司法领域,为了防止司法腐败,《决定》规定省以下的司法机构将实行垂直管理,所有这些改革都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之中,毫无疑问也是下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议题之一。

核心议题之四:加大党政自身改革力度,提高公信力。

转变作风、降低三公消费、反对四风、公开透明等都是这一改革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中央八项规定颁布后,产生了广泛影响,正在从根本上遏制官场长期形成的种种顽疾。比如现在对官员治理越来越制度化了,出台了党政机关节约条例、八项规定、反四风、严格清车、清办公室。这些对重建中国的官场、规范公务人员的从政行为将产生深远影响。


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任务

经济体制改革要为转型发展提供持久动力。经济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如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健全宏观调控体系、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推进城乡一体化以及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等。但在笔者看来,所有这些改革,都必须紧紧围绕促进中国未来经济转型发展这个大前提展开,并为转型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

第一,适度收缩政府经济职能,为经济转型发展提供体制保障。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但从我国二十多年市场经济的实践看,即使我们选择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政府在经济活动中也不能大包大揽。另一方面,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积极发挥政府的作用,那么就要按照这一思路,重新配置政府的经济职能,改变过多靠权力、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状况。因此,调整政府的经济职能,特别是要敢于从一些领域中逐步退出,更好发挥市场的作用,应该成为“十三五”转型发展的重中之重,也应该成为政府转型的关键所在。

这意味着,政府除了在制定公共政策和规则、加强市场监管和社会管理,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公平正义方面要大有作为之外,在经济活动中的角色可以进行一些必要的调整,特别是敢于主动退出一些领域,把某些主导经济发展的动能更多地让位给市场和社会。如果说这个判断能够成立,那么就要进一步研究如何改变政府过于主导经济的转型问题了,并为逐步退出创造条件。

首先,政府要进一步简政放权,减少行政审批,打造简约型政府。具体说来,要围绕构建“四张清单一张网”的思路,对政府管理经济的角色进行改造。所谓“四张清单一张网”,就是政府的权力清单、责任清单、企业的负面清单以及政府公共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清单,同时构建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网。浙江省在全省打造“四张清单一张网”的过程中,就很有创意。比如政府的权利清单,先让各个政府部门将所有权力逐项上报,然后通过专家组及编制、法制部门联合进行多轮审查和评审,经过几上几下,最后将省政府各部门的一万两千多项权力减少、缩减为四千多项。再加上责任清单和企业的负面清单以及财政专项资金的使用清单,大大规范政府权力行使,减少了政府对企业的过多干预。其次,要加大国企改革的力度。改变政府过于主导经济发展的格局,还有一个关键性问题,就是要减少政府对投资的依赖。而这个问题的深层原因,又与国有企业过度涉入竞争性领域有关。因此,加大对国企改革的力度,就显得非常重要。关于这个问题,早在1998年的行政体制改革中,国家就曾提出要让国有资本逐步从竞争性领域退出的思路,但后来实施得并不理想。尽管国有企业的总体数量大大减少了,但是在竞争性领域的垄断、贪腐等问题长期困扰着政府。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未来主要是混合所有制主导,也意味着要对国有企业进行一系列大的改革,只有改革相对到位,才可以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也为政府适度收缩经济职能,退出某些竞争性领域创造条件。

再次,财税改革要到位。我国政府在主导经济发展方面表现出的强势,还与地方政府这些年来过度依赖土地财政有关。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提出的土地户籍制度等关键领域的改革,虽然表面上看缩小了地方政府征用土地的范围,限制了政府的一些权力,但这个问题的根本性解决,要依靠推动包括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培植地方政府财源、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等重大财税制度的改革。如果没有这些条件,想改变地方政府过度主导经济发展的冲动是很困难的。

最后,注重阻碍转型发展的联动改革,出台相关的配套政策。从我国以往转型发展的教训看,孤军独战、缺乏配套举措,是一个关键性问题。比如“十三五”期间,有关的政府改革、金融改革、财税改革、国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投资体制改革、土地户籍制度改革、城镇化等,都将是重点领域。但如何防止这些改革单打独斗,形成合力,为促进经济转型发展提供保障,就很重要,也很关键。因此,注重转型发展改革的整体协调性、配套性,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第二,促进经济转型发展,要确立创新驱动的价值导向,特别是要树立互联网思维。正像前面分析的那样,未来再靠传统的要素驱动经济发展肯定会越来越困难,而在注重消费驱动的同时,把创新驱动放在突出地位,势在必行。政府在这一过程中,最重要也许不是直接去当“运动员”,而是要当好“裁判员”,更加注重营造创新的环境,搭建公平竞争的平台,制定相关的规则等。

与此相联系,不管是政府,还是企业、社会,都要树立互联网思维,并将此看作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新的催化剂和新的动力。在这方面,中央的大政方针已经非常清晰,值得关注。比如中央提出的“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中国要由网络大国走向网络强国”等,都强调互联网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潜力。从十七大的“五化并举”“两化融合”,到十八大的“四化同步”,即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明确地告诉我们,要改变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特别是优化产业结构,实现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一定要树立互联网思维,善于运用信息网络技术特别是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等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所以有人说,互联网几乎可以和任何产业相结合,不断衍生出许多新的业态,产生许多新的创新动能,这对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无疑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从我国目前实际状况看,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喜忧参半。我国的消费互联网可以说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了。目前全世界共有20个最大的门户网站,我国已经占了5席:百度、阿里巴巴、腾讯、新浪、搜狐;全世界共有十大互联网企业,中国占了3家,华为、中兴通信、联想。我国2014年网购人数已经超过3.5亿人,网购的金额达到2.5万亿;电子商务的交易额已经超过13万亿。

相比之下,我国的产业互联网还相对落后,特别是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目前世界正在兴起产业互联网4.0,所谓4.0无非是用现代互联网技术,特别是前面提到的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以及物联网等新技术,提升改造传统加工业,由过去集团式、规模化的大生产,转向按需定制、满足个性化需求的精细化、智能化生产。这有可能从根本上颠覆传统的生产手段和方式。

可见,在这个方面我们一定要确立互联网思维、创新思维,改造中国的传统产业,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结构的优化。而这方面真正的潜力和动能也许不一定都在政府,而在市场、在民间。

政治体制改革需要创新驱动。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有关政治改革方面的内容也很丰富。包括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等。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除了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外,笔者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需要创新驱动。

第一,要确立“三清”“四权”的政治改革目标。所谓“三清”,是指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所谓“四权”,是指废除特权、弘扬民权、约束公权、保护私权。

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重要概念,不仅在当前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而且也是政治体制改革必然追求的目标。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三者并不是平推平列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内在逻辑关系的。在这三者中,干部清正应该是后两者的前提。因为党政机构的公职人员,是行使公权力的主要载体,特别是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的领导人员,更是其中的核心。我们现在大约有700多万党政公务人员,其中县处以上领导干部大约有30多万。如果所有公职人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能够正确地对待权力、金钱,有起码的道德约束,像十八大报告中所说的做到“清正”,那么政府的清廉就有了基础。当然,政治清明还有更广阔的内涵。一个清明的政治,不仅要有官员队伍的清正、政府的清廉这些基本的要件,还要有良好的社会秩序,甚至公众对政治制度、社会公平正义的认同感等,但不管有多少要件,官员队伍的清正,仍然是最前提、最根本性的。可见,把“三清”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在一定意义上说,也为改革找到了一个重要抓手。

“废除特权、弘扬民权、约束公权、保护私权”的改革目标,一方面反映出目前中国政治生活中存在的某些突出问题,需要着力加以解决;另一方面通过确立这样有号召力的改革目标,能够唤起民众的改革热情,支持改革,参与改革。从特权本身来看,这方面的问题是公众最为关注的,也是社会普遍诟病的。尽管在过去的改革中,我们也做出过许多努力,但形形色色的特权非但没能得到有效遏制,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十八大后中央政治局做出的转变作风的8项决定,之所以在社会上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也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我们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举起废除特权的旗帜,全面清理不合理的特权,并予以果断废除,建立严格的制度,不仅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提供保障,也对规范官员的待遇、约束官员的行为产生积极影响。从弘扬民权来看,实际上就是要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主体地位,不断拓展和扩大人民行使管理国家事务、公共事务的途径和范围。这方面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有很多重要的论述和规定,要把这些规定落到实处,如果离开包括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协商政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以及保障司法公平公正的司法制度等方面的改革,是很难想象的。从约束公权来看,这可能是在像我们这样的一党执政体制下,最具挑战的难题之一。应该说,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加大反腐败的力度,也惩处了大量的违法乱纪的党政官员,但是公权滥用、权力寻租、贪污腐败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甚至有不断泛化、蔓延的趋势。因此,如何构建一个权力运行的环境,探索有效约束公权的制度框架,已经刻不容缓。从发展的视角看,如果我们不建立这样的制度,这个体制就一直会处于民众的巨大质疑之中。从保护私权来看,这是政治体制改革中必须认真研究和重视的一个重要领域。如果国家治理中不能清晰界定公私的界限,甚至混淆二者的界限,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既然我们选择了市场经济,既然宪法中已经确立了包括保护私人财产在内的保护私权的法律原则,那么公共治理就必须遵循这一原则。换句话说,现代法治的实质,说到底首先要依法约束公权,其次就是要依法保护私权,在我国,就是要通过法律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利益,任何用公权力侵害人民利益的行为都要被追究、被惩罚。从这个意义上说,依法治国只有确立这样的法制理念,才不会走偏方向。

第二,推进党政联动的治理体制创新。比如,在现行体制下如何通过改革顶层方案的设计,全面实施依法治国战略,构建一种共产党执政领导的、有效的、有为的体制框架就很重要。在笔者看来,中共执政体制下中央和地方可以采取差异化的制度形式,找到中央和地方的关键环节进行变革,不一定都要上下同构,这样也许更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有利于国家治理现代化。

从中央看,最根本的是要保证国家最高权力交替的法治化、制度化、规范化,这是关乎中国长治久安的最核心问题。要在总结过去经验基础上,在维持现有中央权力整体格局的前提下,大胆创新,长久保证国家最高权力交替的法治化、制度化,使之平稳交替,不对社会造成重大影响。而在最高权力结构内部,可以通过制度创新,建立权力运行更加清晰、责任更加明确的责任体制,防止权力由于过分分散导致的各自为政的弊端。与此同时,要创建在共产党一党执政条件下的最高权力结构制约机制和纠错机制。

在地方,可以考虑实行党政融合的体制。比如省以下可以考虑构建党政一体化的体制架构。比较可行的操作思路是:市县委书记不宜再兼人大主任,因为一旦兼人大主任以后,就等于把人大这个监督系统的作用大大弱化了。人大主任应由人大选举出的领导人独立担任。但是市县委书记、市县长可以由一个人来担任。其产生的办法是:通过“三条线”选举出“一把手”来。

首先,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党委要推荐合格的书记候选人,可以推荐4到5个书记的合格人选,到市县党代会上发表演说,谈谈当书记以后的工作设想,然后让党代会代表投票选举。得票多的前四位或者前三位到市县人大竞争市县长,这几个通过党代会认可的人,都可以当市县长。在人大会上,最后谁当选市县长,谁就是市县委书记。这样“三条线”选举出一个“一把手”,既体现了党管干部原则,也体现了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

其次,让“一把手”有组阁权,由“一把手”提名各部门领导,经人大批准,“一把手”要负连带责任。与此同时,将现有的党政机构整合。广东顺德如此做了十几年,经济总量比青海、宁夏两个省还多,它的党政机关共设置了16个部门,党委6个,政府10个,多数都是两个牌子一套人马,如宣传部和文化局整合,组织部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整合等。这样不仅仅能够大大减少人员数量,提高效率,还能使我们的治理体系更加符合共产党的执政使命和领导地位。

最后,纪委和人大是两条线,纪委垂直领导后,不受本级党委书记制约,可以监督书记;人大主要监督市县长。两条线,实际上都在监督一把手。这样我们就能够从根本上改变重要官员选拔的机制,也能够比较容易解决主要领导只向上负责、不向下负责的问题,从而比较好地解决拼资源、拼环境的问题。

第三,把建设法治政府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制定的依法治国的重大战略,开启了法治中国建设的新时代。在法治中国建设中我们面临很多任务,但在笔者看来,首先要把法治政府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因为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都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法治政府的本质是约束公权力,这是当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如何有效约束公权力,防止公权力滥用,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大难题,这些年来腐败在一些地方蔓延,已经说明了这一点。而建设法治政府有可能成为我们约束公权力最重要的途径。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法治中国建设的内在逻辑是:通过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构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而法治政府可以说是连接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的桥梁和纽带,只有法治政府建设好了,法治国家才有基础。

法治政府的本质说到底是要约束公权力。法治政府第一位是治官,第二位是保护公民权益,第三位才是治民。因此,法治政府又集中体现出“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的价值理念和刚性导向。这无疑对我国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构建约束公权力的制度笼子,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法治政府建设要突出依法决策、严格执法等关键环节,这两者都集中地体现着社会的公平和公正。在法治政府建设中,依法决策是前提,如要建立严格的决策程序,包括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等;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只有这样才可能反映公众的诉求,保障决策的公共利益属性,结束一些领导干部拍脑瓜决策的时代,避免由于决策失误导致的巨额损失。

与此同时,法治政府建设还要把严格执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因此,构建科学有效的执法体制和执法体系,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都是从根本上遏制有法不依、执法违法以及执法中自由裁量权过大的重要途径,也可以有效抑制政府与民争利、侵害公民权益和利益的行为,改变政府及其公务人员的执法形象,体现出社会的公平和公正。而坚持社会的公平和公正,同样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中最核心的内容之一。

第四,简政放权、减少政府对经济社会事务过多的干预,既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一直被视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行政体制改革本身并不直接涉及国家政体,但对政府公权力的行使有很大的影响。比如,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部门利益被法定化,已经根深蒂固,甚至成为顽疾。如何有效遏制政府部门利益,规范政府行为,化解行政体制改革的隐形阻力,不仅成为从源头解决权力市场化的关键问题,也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道难题。而法治政府建设中普遍实行的“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以及“政府公共财政资金使用清单”等制度,则有可能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对重构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有效规范政府行为方面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提升互联网治理能力,应成为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动包括教育、医疗、就业、社保以及收入分配等在内的各项社会事业改革,是《决定》中有关社会改革的最核心的部分,也是和普通老百姓关联度最高的部分。笔者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创新社会治理方面,各级党政机构乃至全社会都要十分重视创新社会治理的理念和有关互联网的治理问题。

第一,创新社会治理,释放社会活力。从整体上,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我们在社会管理方面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这就是社会管理最终究竟是为了什么,换句话说,社会管理如果离开以人为本、离开释放社会活力,就可能走偏方向。因此,《决定》中提出创新社会治理,释放社会活力的命题,本身就是一种全新的理念。虽然把社会管理变成社会治理,治和管只有一字之差,但意义重大。这次包括废除劳教制度、改革司法审判制度、省级以下司法实行垂直管理,建立地区性法院,解决地方权力对司法审判的干预,都是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司法公平公正等重大社会问题出发的。同时,释放活力还意味着要对社会放权,比如绝大多数社会组织的注册管理都取消双轨制管理,就是为了激发社会的创新活力,调动社会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落实《决定》中的这些改革举措,就成为下一步改革的关键。

第二,注重互联网治理。在社会治理方面,有关互联网的治理问题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新问题。党的十八大后中央成立了以习近平总书记为组长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组建了相应的办事机构,这对从全局加强互联网治理的领导提供了重要保障。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在中央顶层领导下面,还缺乏一套完整统一、有效的治理体制和机制,“九龙治水”的局面没有实质性改变。其核心是多头管理、职能交叉、权责不一、效率不高。

提升互联网治理能力,首先要确立互联网治理的新思路。在整体思路上,变以往的消极管制、被动应对为积极开放、主动应对。在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提出了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的主张。虽然总书记的这些论述主要是针对国际互联网治理的,但其中的一些重要元素如安全、开放、透明等,也应该适应国内的互联网治理。按照这一思路,在保障网络安全的前提下,把互联网真正打造成一个安全、开放的平台,逐步构建起一个积极、有效、透明的国内互联网治理体系。通过“开放平台,管好内容”两条路径积极应对,实现对互联网的有效治理,回应社会的关切。

其次,要完善互联网治理的领导体制。在领导体制上,要在中央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以中央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为纽带,优化互联网治理的结构,从根本上改变多头管理、职能交叉、权责不一、效率不高的局面。具体来说,就是要通过职能整合和职责重构,形成对互联网关键节点的有效治理。要对拥有互联网管理的相关部门和机构,进行新的职能划分和职责边界的界定。按照相同和相近的事项由一个部门管理的原则,构建详细的权力清单、责任清单以及网络信息化投入的资金使用清单;按照网络安全、网络信息内容、信息化推广应用以及信息化基础设施和资源等四个关键领域的管理进行阶段管理;建立严格责任追究制,遏制部门利益等。

第三,树立法治思维,坚持依法治网。引导党政机关和公职人员树立法治思维,确立依法治网的工作方式,做到从技术到内容、从日常安全到打击犯罪都要依法进行,形成互联网管理合力,确保网络正确运用和安全。鼓励社会组织参与互联网治理等。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文化改革的重要使命。《决定》对文化领域的改革同样给予了高度关注。其中包括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构建现代化文化服务体系,以及提高文化开放水平等。从长远看,加强文化建设,推进文化领域的改革,对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具有重大意义。就目前而言,在文化改革领域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是,如何重构中国的价值体系,把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相融合,降低社会的信任风险。

应当看到,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的社会价值在某些方面一直处于混沌状态:一方面市场经济大潮,以及历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恰当批判,使中国传统文化受到极大冲击,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对社会成员影响甚大,社会道德底线不断被撕裂,社会成员的行为失范泛化;另一方面,“文革”十年内乱对建国后社会公众确立起来的政治信仰,也造成了严重破坏。因此,如何重构中国的价值、用什么样的价值导向引领社会,还要真正符合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价值认同,这实际上涉及一个很大的问题,即目前广大社会成员在价值形态方面,多数人的所思所想究竟是什么,他们的内心深处真正最需要的是什么?如果离开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真实诉求,仅凭少数人拍脑瓜,很容易出现误判。如果搞得不好,非但不能收到好的成效,甚至可能影响整个改革开放的大局。

这在客观上就提出了历史性任务,即重构中国的价值形态,最关键的是要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融合的结合点,由此产生出新的、能够被广大社会成员所认同的思想源泉。实现这个目标,也许并不比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容易。反之,如果在这方面不能有实质性突破,信任问题仍然会困扰着国家治理。

破解生态体制弊端,为生态文明提供制度保障。《决定》中围绕生态建设和改革,提出了许多重要议题,如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自愿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以及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等。

其实在诸多改革领域中,有关生态建设和保护的管理体制问题,也许是最为关键的。因为目前我国生态建设面临的严峻问题,如生态系统退化、生态产品短缺等,几乎都与生态建设的体制不合理、机制不健全、制度不规范有关。以体制不合理为例,我国的生态建设行政管理政出多门、多头管理、条块分割、职能交叉问题比较严重,缺乏一个权威的主体管理部门进行统筹协调,严重制约着国家生态建设的综合决策和宏观调控。目前我国生态建设行政管理分散于林业、国土、环保、水利、农业、海洋等多个部门,相互掣肘问题较为突出,因此,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生态建设行政管理体制机制,显得尤为紧迫。

按照十八大以及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我们认为,其核心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键要解决好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三大难题。

为了克服我国目前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存在的管理体制机制方面的障碍,首先要对管理体制进行必要的调整,如设立国家生态建设委员会。成立国家生态建设委员会,是一个在基本不变动现有涉及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政府机构的前提下的一种改革思路。通过这样的改革,对目前相对分散的生态建设职能,进行重新梳理和归并,把那些过于分散、而且对未来生态建设管理影响比较大的职能,相对集中到生态建设委员会,这样有利于从整体上进行宏观决策和管理,进一步加强生态建设的顶层设计。


全面深化改革的路径与实现条件

改革要敢于冲破阻力。全面深化改革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排除改革的阻力,实现上下联动。从目前改革的实践看,最大的阻力可能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既得利益,二是政府自身。

所谓既得利益,就是通过非公平竞争的手段和方式,借助公权力和政策资源,获取巨额利益的相关体。现在中国既得利益至少有三个形态:第一,以贪腐官员为代表的权贵既得利益;第二,以垄断行业为代表的垄断既得利益;第三,以房地产和资源行业为代表的地产和资源既得利益。这三大既得利益,既掌握权力,又掌握资源,还掌握资本,羽翼丰满,实力雄厚,控制相当多的中国社会财富。而那些借助权力影响力,主要靠子女、配偶等在市场上进行灰色资本的运作和并购,一夜之间就可能获取巨额暴利的灰色权力、灰色资本、灰色暴力,则是更大的腐败。周永康案在一定意义上把上述的“三灰理论”演绎得淋漓尽致。

这三大既得利益至少激化了三种冲突——官民冲突、劳资冲突、贫富冲突。社会上存在着仇富仇官的心态,群体事件的背后、大量黑色资本变故的背后,我们都可以看到既得利益者的影子。此次改革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不能有效地遏制、战胜既得利益。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层不断对整个改革的趋势作判断,比如,“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要啃硬骨头”“改革没有坦途”“改革要涉险滩”⑤“改革要准备付出成本”。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还提到,“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改革只有起点,没有终点”。这些论断都说明在当前的环境下,改革难度大、阻力大、风险也大。那么,高层对既得利益怎么判断?十八大后不久李克强做的第一大判断,就是“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更难”,习近平多次强调要以更大的勇气和决心排除利益固化的藩篱。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习近平第一次使用了“利益集团”四个字,说党内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利益集团相互输送利益。⑥所以我们说二次改革最大的风险就是来自于既得利益。如果说中国的一次改革主要是和贫困作战,那么中国的二次改革将主要和既得利益作战。

第二种阻力极可能来自于政府。政府阻力有可能来自于三个方面:即观念阻力、行政审批改革阻力和部门利益阻力。

从观念来讲,我们很多官员习惯于以权治国,而不习惯于依法治国。法治政府的核心是治公权、治政府的。法律不授权,政府无职权,所以叫“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这是法治政府的基本含义。但是我们很多官员缺少这样的法治思维,缺少法治精神,缺少法治意识。

至于行政审批改革的阻力,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上任以后,宣布要把国务院的一千七百多项行政审批事项减少三分之一,不到两年,国务院的行政审批事项就减少了六百二十多项,远远超过原定任务。对于改革成就,笔者认为还不能评价过高,毕竟国务院的行政审批改革仍未改变部门主导的格局,改革后会真正伤筋动骨的事项并不容易被精简下放。

与此相联系的,就是部门利益的阻力。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部门利益个人化,个人利益被法定化的现象并不少见。过去中国的经济市场化了,社会市场化了,最不该市场化的权力在一些地方也被市场化了。部门利益权力成为了牟利的工具、牟利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抑制部门权力异化的难度不可低估。

综上所述,在当前环境下,全面深化改革就要以更大的勇气和决心来化解阻力,靠共识,靠思想解放,靠创新。如果当年邓小平不发动真理标准讨论,“文革”难以否定;如果没有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中国改革到不了今天。这次全面深化改革方案的实施,又到了这样的关键时刻。我们越敢出手,越敢在关键领域推进改革,我们面临的危机风险越能够化解,越能够获得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会越巩固。反过来,越畏首畏尾、瞻前顾后、不敢出手,不仅危机难以化解,老百姓信任难以获取,甚至会威胁到中国共产党执政本身。这大概就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改革发展的辩证逻辑。

改革要最大限度防止出现颠覆性错误。除了化解改革的阻力,全面深化改革的顺利推进,还要最大限度地防止出现颠覆性错误。我们注意到,十八大后,习近平多次提及要防止出现颠覆性错误。那么究竟什么是颠覆性错误呢?“文革”就是颠覆性错误,五十年代的“大跃进”是颠覆性的错误,六十年代初期“反右”是颠覆性错误,“文革”中的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也是颠覆性错误。所以未来中国的转型发展、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也要防止出现颠覆性错误。

如何防止出现颠覆性错误,其核心有以下三点:

第一,要认真研究共产党如何利用好自身的执政资源和领导资源。越是一党执政,越有领导地位,越是要审慎;控制的社会政治资源越多,越要防止由于掌握过多资源,导致战略性、全局性错误的发生。这些都是我们过去形成的经验和教训。

第二,要防止意识形态领域的沉渣再起,把中国再次拉到“左”的道路上。这并非危言耸听,也并非没有任何依据。种种迹象表明,现在的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正左右交锋。如何把控这个局面,防止中国再遭受“左祸”干扰,出现颠覆性错误,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在行政性分权、经济性分权与政治相对集权并行的形态下,如何把握二者之间的平衡点,也是防止出现颠覆性错误的重要环节。


注释

1《习近平:技术和粮食一样 靠别人靠不住》,中国青年网,2013年8月30日,http://news.youth.cn/gn/201308/t20130830_3799119.htm。

2《习近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新华网,2012年11月15日,http://news.xinhuanet.com/18cpcnc/2012-11/15/c_123957816.htm。

3《习近平:加快发展职业教育 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机会》,新华网,2014年6月23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4-06/23/c_1111276223.htm。

4《习近平: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新华网,2013年2月24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2/24/c_114782198.htm。

5《习近平: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 要敢于啃硬骨头》,腾讯新闻网,2013年3月6日,http://news.qq.com/a/20130306/000081.htm。

6《习近平:党内不准搞团伙帮派利益集团》,腾讯新闻网,2014年10月9日,http://news.qq.com/a/20141009/002206.htm。


汪玉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导,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行政改革、电子政务以及非盈利组织。主要著作有《界定政府边界》《公共治理与公共权力研究》《改革没有回头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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