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霞辉:关于市场中激励问题的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45 次 更新时间:2022-04-24 08:47

进入专题: 市场   激励   激励相容   产业政策  

刘霞辉  


摘要:本文以市场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市场中的激励问题。在回顾对市场研究已有理论的基础上,本文得出市场激励有以下特征:一是价格发现和相对价格调整会激励社会财富的增长;二是市场会激励企业创新和个体人力资本的提升;三是激励社会劳动分工的深化;四是过度激励会造成资源的不合理配置。我们认为,市场功能起作用在于市场运行中参与者激励的有效发挥,有效市场的基本前提是参与者间的激励相容,政府的合理介入能恢复或激发市场参与者的激励相容状态,但也可能恶化该状态,形成过度套利。所以,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应是恢复市场功能而非替代市场。

关键词:市场;激励;激励相容;产业政策


一、导  言

中国自1978年开启的经济体制改革,其目标是要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四十多年的实践表明,中国的政革和发展方向是正确的,该项改革不但极大提高了全体百姓的福利,而且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振兴之路。中国从改革初始以计划经济为主,目前已转到市场经济为主体,并在短短几十年从农业为主导的经济走向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由此可见,市场的发展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市场化改革实践的巨大成功表明,市场本身有研究的价值,并且我们认为市场及激励有很大相关性,值得认真研究。

市场与激励会有什么样的关系,这并不是一个很直观的问题。按字面理解,市场是各方参与交换的系统,由参与者、程序、规则和基础设施构成。一般市场依赖卖方提供货物或服务(包括劳动力)来换取买方的钱。可以说,市场是商品和服务价格建立的基础。市场促进贸易并促成社会中的资源分配;市场允许任何可交易项目进行评估和定价。市场或多或少自发地出现,或者可以通过人际互动刻意地构建,以便交换服务和商品的权利(如所有权)。市场是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的产物,哪里有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哪里就有市场。同时,市场在其发育和壮大过程中,也推动着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市场通过信息反馈,直接影响着人们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产品销售状况等。因为市场能给各方参与者提供一个相对公平的交易平台,以市场为基础而构建的一套经济运行系统就具有一定的信用和公平特征,从而促进了生产-交易-生产的良性循环,实现了马克思所分析的扩大再生产的途径,促进了国民财富的增长。上述逻辑关系是经济学从古典发展到现代一直坚持和信奉的,也在各国的经济实践中得到了验证。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就是市场经济实践的成功案例,坚持市场化改革也是未来经济再上台阶的重要路径。

不过,我们再深入思考一下,上面在叙述市场和市场经济的运行逻辑时,事实上隐含了两个重要的前提假设,它们包括:一是假设市场参与各方,即交易者,都具有平等的议价权力,一方不能以权力或武力压制另一方,不然交易不平等会导致价格扭曲,干扰市场公平价格的形成;二是当市场能形成公平价格后,交易能促进生产,这是政府促进市场发展的动力,因为生产的扩张能产生更大就业和国民财富。这个隐含假设与第一个比并不明显而且还有更多的经济学逻辑在其中,即市场隐含激励。本来作者以为市场的激励作用在经济学中应该有了较充分的研究,但找了些文献却发现并非如此,作者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1992)中文版上连市场这一词条都未发现,可能编者认为该词过于普通或无法解释。作为一个公认的制度基础,市场有深刻内涵,更与激励相关,现有研究不充分,故而本文将它们拿来做分析对象。本文试图分析市场为什么会产生激励,产生什么样的激励,这些激励是否相容,如果不相容政府能干什么,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确定的基础是什么等问题,从而理解市场与激励的逻辑关系。

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先对激励有所理解。众所周知,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劳动分工与交易的出现带来了激励问题。激励理论是行为科学中用于处理需要、动机、目标和行为四者之间关系的核心理论。行为科学认为,人的动机来自需要,由需要确定人们的行为目标,激励则作用于人的内心活动,激发、驱动和强化人的行为。早期的激励理论研究是对于“需要”的研究,回答了以什么为基础、或根据什么才能激发劳动与投资积极性的问题,包括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和麦克利兰的成就需要理论等。如具代表性的马斯洛需要层次论就提出人类的需要是有等级层次的,从最低级的需要逐级向最高级的需要发展,按其重要性依次排列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并且提出当某一级的需要获得满足以后,这种需要便中止了它的激励作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一是低层次的需要只有得到部分满足以后,高层次的需要才有可能成为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二是高层次的需要比低层次需要更有价值,人的需要结构是动态的、发展变化的。

激励理论中的过程学派认为,通过满足人的需要实现激励有一个过程,即需要有一定的目标去影响人们的需要,才能激发人的行动,包括弗洛姆的期望理论、洛克和休斯的目标设置理论、波特和劳勒的综合激励模式、亚当斯的公平理论、斯金纳的强化理论等。弗洛姆的“期望理论”认为,一个目标对人的激励程度受两个因素影响:一是目标价值,指人对实现该目标有多大价值的主观判断。如果实现该目标对人来说,很有价值,人的积极性就高;反之,积极性则低。二是期望值,指人对实现该目标可能性大小的主观估计。只有人认为实现该目标的可能性很大,才会去努力争取实现,从而在较高程度上发挥目标的激励作用;如果某人认为实现该目标的可能性很小,甚至完全没有可能,目标激励作用则小,以至完全没有。弗洛姆认为激励水平取决于期望值与目标价值的乘积,即,激励=目标价值×期望。

当然,上述各激励理论都是在假定已经存在外部激励的前提下,分析激励对市场行为人会产生什么作用。我们还需要更深入地思考如下问题,一是外部激励是如何产生的,市场对参与者而言是外部还是内生的,它能否产生上述激励;二是当市场能产生激励时,各参与者之间是否得到了相同激励,即,不同参与者得到的激励是否相容,不同的激励相容状况会产生什么经济结果。下面我们从市场是否产生激励及产生什么激励入手开始本文的分析。

二、市场的激励作用:前人探索

(一)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

自经济学诞生以来,无数人渴望从斯密的书中挖掘有用的东西,最终发现了一句话“看不见的手”,它在国富论中只出现过一次,但这句话却构成了今天经济分析的基础。斯密写道:“每个人都试图应用他的资本,来使其生产品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来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清楚增进的公共福利有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个人的利益,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就会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达到另一个目标,而这个目标绝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逐他个人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效益时所得到的效果为大” 。(亚当.斯密,1994)本文也以这句话为分析起点。

“看不见的手”为什么能起如此神奇的作用,背后可能有几个逻辑。第一是一种观察,即,人类行为常常导致行为人所不曾存心和不曾预见的结果,斯密从当时英国的市场实践观察到了该现象。第二是一种论点,从大量个人或从长时期来看,这些没有存心而产生的结果的总和,在适合的环境下,可能形成这样一种秩序,它是人所能理解的,它的出现好像是某一个明智的计划人所造成的产物。自发的秩序可以从两种互相关联的方式去设想。可以把这秩序描述为一种社会制度中的一组规章,这种社会制度是在一套社会规则的范围内用某种方式自行组织起来的。依照这种解释,这个制度中的约束物很可能是由人的设计树立起来的,可以起好作用,也可以起坏作用。也可将自发秩序设想为演进的秩序,其中的规则本身是人类行动的非存心的产物。例如,设想市场经济是根据一套博弈规则来起作用的,这套规则使得资源配置上的错误能在这个制度以内自行纠正。斯密本人主张演进结果,如在他的道德哲学中,主张道德规范是从在具体情况中个人经验和个人判断的积累逐渐演进而来的,而演化出来的规范本身却具有促进社会稳定的那种非存心的结果。在斯密的《国富论》中所陈述的经济理论中,货币、价格、利润等提供了信号,对资源配置不断纠错,导致投资扩大和经济增长,这也是依演进方式出现的。第三是一个判断,总的秩序对于这种秩序的参与者能以他们所不曾存心而又感到可取的方式,对他们产生善果。判断一种自发秩序是否能产生善果,是从道德眼光并在一种具体的政治和历史环境中去判断它。由于人类行动的非故意的结果而出现的那种秩序的优良与否,最终取决于人类在其中行动的规则与制度的种类,以及他们面临的各种真实的选择,所以一般不会自动由市场产生,事实上其后的历史表明,市场结果好坏均可能出现。

在斯密年代,生产是小规模的,一切企业由企业主经营,单独的生产者对产品的市场价格不发生影响,消费者用货币作为“选票”,决定着产量和质量。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价格能自由地反映供求的变化,此时,市场能达到两项功能,一是配置稀缺资源,二是分配商品和劳务。通过看不见的手,企业家获得利润,工人获得由竞争的劳动力供给决定的工资,土地所有者获得地租。供给自动地创造需求,储蓄与投资保持平衡。通过自由竞争,整个经济体系达到一般均衡。“看不见的手”反映了上述早期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代的经济现实。

从长期的经济观察看,要出现斯密式“看不见的手”这一结果,其实是需要条件的,一是市场行为者的权力要相对平等,不能出现买卖一方的垄断,才可能出现讨价还价和公平价格;二是信息要相对充分,如买方能判断出产品质量和基本特征,不然会出现欺诈行为,以次充好,导致交易崩溃;三是要有特定的约束规则,使得资源在价格引导下合理流动而不应过度集中,从而使社会出现极端的收入差距。这些条件并不是市场自动能实现的。在斯密时代,市场经济并未充分发育,斯密对市场的理解并非从市场实践出发而是从逻辑出发,认为在人类基本道德约束下可以出现合理运行的市场。从斯密之后的人类经济实践看,市场在运行规则不断完善的背景下基本实现了“看不见的手”的功能,这得益于之后其它经济学家的深入研究和市场规则的不断完善。

(二)马克思的市场激励不相容理论

与亚当.斯密对市场的乐观看法相反,马克思(2009)同样在观察和分析英国资本主义与市场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市场的激励不相容理论。马克思认为“在自由竞争中自由的并不是个人,而是资本。只要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还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所必需的、因而是最适当的形式,个人在资本的纯粹条件范围内的运动,就表现为个人的自由,然而,人们又通过不断回顾被自由竞争所摧毁的那些限制来把这种自由教条地宣扬为自由。自由竞争是资本的现实发展。它使符合资本本性,符合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符合资本概念的东西,表现为单个资本的外在必然性。各资本在竞争中相互之间施加的、以及资本对劳动等等施加的那种相互强制,就是财富作为资本取得的自由的同时也是现实的发展。”上面的分析表明,马克思不同意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对市场的理解。他认为市场不会形成看不见的手,因为斯密的结论建立在市场参与者权力平等的基础上,而现实中的市场参与者权力是不平等的,拥有资本的资本家与不拥有资本的工人在劳动市场上的交易会出现资本支配劳动的结果,使劳动者失去利益和权力,从而产生工人与资本家的激励不相容,而且这种不相容状况的长期维持和恶化会导到市场崩溃。从历史视角看,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是英国工业革命前期,市场经济并未充分发展且成为经济主流,斯密的观察并不充分,理论的提出有一定理想成份。但马克思时期英国工业革命已进入高潮,他对市场的观察更充分,所以提出的激励不相容思想更贴近实际。但其后的经济发展历史表明,类似于英国这样经历工业化和市场化的经济体,并没有出现因为参与者间的激励不相容而导致市场和经济全面崩溃的状况。我们认为,出现上述结果并不表明马克思的观察和思考是错误的,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市场实践表明,早期市场表现出明显的激励不相容和冲突状态,是政府的介入减缓了冲突,改善了市场利益和权力结构,从而使市场激励向相容方向转移,避免了市场崩溃。所以,对市场产生的激励问题还需深入观察,因为激励相容问题不能靠市场内在运行来解决,政府有责任和能力促使市场向激励相容方向转向。但由此又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如果市场的有效运行需要有政府的干预,这种干预的边界和规则应如何确定,如果政府取代市场是否会得到更好的结果。这样的问题因为受当时经济实践和理论发展水平的限制,在马克思的经济分析中并未完全展开,但提出了一个可能的方向,即,在经济水平和市场高度发达的前提下,经济激励对人的行为弱化,市场可以被替代。马克思之后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顺着马克思的分析逻辑来观察市场,提出了信息不完全理论,用以说明在人类经济激励起作用的前提下,政府完全取代市场是不可能的。

(三)哈耶克的信息不完全和阿夫罗夫的柠檬市场论

哈耶克对市场的理解有现代经济学特征,并且在其中可以延伸出激励的内容。哈耶克并不是像斯密那样把市场体制描述为一个完美无缺且高效率的现世的伊甸园,也不是如马克思分析的那样会出现严重激励不相容状态,而是从市场信息的不完全和个体有限知识的市场参与者出发,认为通过交易中的价格机制市场会向社会发出供求信息,使社会在接收到价格信息后去不断调整投资和生产服务结构,从而使资源配置不断优化并激励社会向新的机会投资,推动国民财富增长。哈耶克认为,并不是市场竞争在短期中不出问题,发出的信号永远正确并时时有效率和处处均衡;而是因为交易者和社会在知识和信息受限的条件下,能从交易结果即价格中发现问题,找出机会,并避免犯长期错误,市场信号会不断优化交易者的行为,以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增进国民财富。

1945年的《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一文中哈耶克(1993)认为价格机制可以用以交流和协调个人的行动,使得个人能够充分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分散知识或者局部知识,使社会的成员能够追求多样化的个人目标,藉由自发性的自我组织的原则也就是自发秩序原则来解决复杂的经济协调难题。在该文中哈耶克认为“如果我们想了解价格体系的真正功能,就必须把价格体系看作一种交流信息的机制。当然,价格越僵硬时这种功能就发挥得越不理想(不过,即使在价格非常僵硬时,价格变化的力量仍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合同的其他条款起作用)。价格体系最重要的特点是,其运转所需的知识很经济,就是说,参与这个体系的个人只需要掌握很少信息便能采取正确的行动。最关键的信息只是以最简短的形式,通过某种符号来传递,而且只传递给相关的人。把价格体系描绘成一种记录变化的工具或一种通讯系统不仅仅是一种隐喻,这种通讯系统能使单个生产者像工程师观察一些仪表的指针那样,仅观察一些指标的变动便可调整其活动从而适应变化,在经济生活中,只有反映在价格上的变化才能为他们所了解。”

哈耶克的理论建立在信息分散和消费者主权论的基础之上。哈耶克认为,资源配置的决策必须依赖有关的信息和知识,而这些信息和知识分散在千百万人的手中,计划者不可能拥有或者收集到所有信息,因而难以做出对资源进行正确配置的决策,信息只有经过个人的交换去获取,即通过市场过程进行交换或传递。所以,让个人利用其掌握的信息分散行动,相互竞争,才是满足人们目的的最好方式。市场机制交流和传递信息的媒介是价格体系,它最重要的特点是运转所需要的知识很少,获得信息的代价小;价格体系是信息交流的网络,竞争是信息发展的过程,个人借助信息不断试探并纠正自己的决策,改善个人所处的环境。每个人都考虑与自己有关的信息,追求个人利益,结果使得信息在市场中扩散,培育了市场秩序,促进了资源的合理配置。消费者在市场上进行购买,就是对商品进行货币选票的投票,这就是消费者主权。各个生产者根据消费者在市场上的货币投票,了解消费趋势和需求信息,然后安排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进行生产,并在生产过程中不断改进技术,降低成本,在满足消费者需要的同时,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而这一切都是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来完成的。所以,市场机制的作用在于把经济资源配置到各种商品中去,这种配置是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决定的,充分体现了消费者主权原则。到哈耶克时期,市场经济在人类的实践已过去一个多世纪,其中的优缺点也基本呈现,人们对市场的理论探讨也不断深入。哈耶克正是利用了当时的理论进展和本人的观察,用信息作为市场分析的切入点,在一个新平台上展开探索。现代经济学理论正是建立在哈耶克的上述关于市场的观察之上。

但是,哈耶克的理论建立在市场交易者不会主动欺诈的基础上,因为信息的不透明,交易者之间建立信任的基础是相互之间不欺诈。但市场经济的长期实践表明,交易者隐瞒信息和发送假信息是经常岀现的,如果任其发展会导致市场的崩溃,这也正是阿卡罗夫分析的“柠檬市场”问题。阿克罗夫在其1970年发表的《柠檬市场:产品质量的不确定性与市场机制》中举了一个二手车市场的案例,指出在二手车市场,显然卖家比买家拥有更多的信息,两者之间的信息是非对称的。买者肯定不会相信卖者的话,买者惟一的选择是压低价格以避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损失。买者过低的价格也使得卖者不愿意提供高质量的产品,从而低质品充斥市场,高质品被逐出市场,最后导致二手车市场萎缩。“劣币驱逐良币”是柠檬市场的表现,该结论是这样一种历史现象的归纳:在铸币时代,当那些低于法定重量或者成色的铸币--“劣币”进入流通领域之后,人们就倾向于将那些足值货币--“良币”收藏起来。最后,良币将被驱逐,市场上流通的就只剩下劣币了。当事人的信息不对称是“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存在的基础。因为如果交易双方对货币的成色或者真伪都十分了解,劣币持有者就很难将手中的劣币用出去,或者,即使能够用出去也只能按照劣币的“实际”而非“法定”价值与对方进行交易,当货币的接受方对货币的成色或真伪缺乏信息的时候,就会想办法提供价值更低的交易物,而交易物的需求方(也就是支付货币的一方)相应地也会想办法用更不足值的货币来进行支付,最终导致整个市场充斥劣币。

柠檬市场在人类历史中时有出现,它是典型的激励不相容的表现之一,即隐藏信息。如果交易者的隐藏信息行为受到激励,则所有交易者将失去信用基础,从而导致交易功能的丧失。这种情况的出现与斯密所述的市场“看不见的手”这一功能正好相反,即市场不会自动出现相容的交易行为。这两种不同的分析从现实市场运作中看都有表现,但更多的结果是“看不见的手”居多,而真正崩溃的市场出现较少。深究其理,我们发现,自古出现的市场如果要达成“看不见的手”状态,需要有外力来维持,即有规则的交易,而规则来自于交易者事前的共同协商或有权威的第三方机构,并且该规则能强制执行。经过长期演化,市场规则成为法条,权威则来自政府。这就是柠檬市场转换为“看不见的手”市场的演化路征。从中我们看到,因为市场的最终崩溃给参与人带来巨大损失,激励市场管理者对交易者资质和商品信息披露提出要求,政府也开始规范市场交易规则。这也是政府介入市场运行的主要理由。

三、市场的激励功能

从上面的回顾和分析可知,市场是一个经济体赖以正常运转的基本平台,虽然它有各种缺陷,但在资源配置和提供经济激励两方面发挥着有效作用。我们认为,市场的核心功能是能提供有效的激励,市场与激励的关系如下。

(一)市场的价格发现和相对价格调整功能激励资源的合理配置

从人类的经济实践看,市场具有价格发现的功能,并且是最有效最廉价的途经。众所周知,人与其它动物的根本区别之一是人类有使用和制造生产工具的能力,而拥有不同生产工具的人群其生产的产品也会不同。人类的生活需求是多方面的,一个人很难做到全部自给自足,剩余和需要品的交易在人类社会演进中就变得不断强化和扩大,并由此产生了市场和劳动分工。因为市场是买卖双方的交易场所,在反复和多人交易的基础上,为避免重复讨价还价的麻烦,逐渐形成了大多数人认可的各类交易品的比价,并在货币中介出现后确定了不同商品的价格。这就是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市场上交易的商品不是由讨价还价而是由某一权威机构或个人事先发布,大家依此交易,则商品提供者会有激励去提供质次量少的商品来获取超额利益,大家效仿和扩散的结果将会使该市场失去信用,并导致市场崩溃。所以,市场能有效运转并发现合理价格的基础是交易者处于平等身份,有讨价还价的权力。

而且,市场交易进程中还会动态显现不同商品的供求状况。如某类商品因各种原因出现明显的涨价或跌价趋势,这种趋势的扩散就会导致各种商品比价的重新确立,即相对价格调整。相对价格调整是市场价格的动态变化结果,它的作用是会导致市场资源配置的相应变化,如涨价商品在趋势确认后会吸引投资的进入以图获利,而降价商品的新增和存量资本都可能减少。这种价格变动引发的市场资源再配置是优化社会资源的有效方式,它以最清晰的方式向市场参与者揭示市场经济上的获利机会,并会激励投资者寻找到最好的投资机会。我们认为,市场的激励效应中,最明显也是最有效的是相对价格调整带动的投资机会变动,并且产生了斯密在“国富论“中所强调和期望的扩大投资的效果。这里有一点尚需说明,即,相对价格变化为什么会激励投资的放大。其主要原因是,当市场上某类商品呈价格上涨之势时,原有生产该商品的企业会尽量扩大生产,此外,新投资者看到获利机会也会不断进入,所以投资人和投资额都会增加;与此相对照,价格相对下降的商品生产者从理论上会缩减产量,从而投资下降,但因为固定性质的生产性投资短期不易快速替换并且部分生产者不一定缩减投资,而是短期减少产量就行,这就会出现市场上总体投资量的扩大。尤其是在商品市场的总体价格平稳或有上涨预期时,整体投资会因相对价格调整而扩大。这一结果已为二百多年的市场经济实践所证明。

同时,一二三次产业的调整和发展也受相对价格变动的影响而出现。从人类发展进程看,早期主要是人和部分动物提供动力来生产相关生产工具和消费品,那个时代,人类进步是由人本身的再生产能力决定,如体力好和子女多,在完成了人的再生产任务后有了一定剰余用于改造自然的扩大再生产和改进劳动工具,也就是现代经济学所称的中间产品。我们知道,中间产品是人类提升技术和生产能力的重要来源。当从事同一性质的劳动因生产工具不同而产出能力有明显差距时,新的生产方式将不断替换旧的生产方式而使人类整体生产力提升,这一变换的过程使工匠和作坊从农业生产中分离而产生了工业部门。同样,其后人口从乡村向城市的集中产生了专门从事服务性工作的劳动者,即第三产业。这种产业演进,其活动平台都是市场产生的收益机会和激励。

(二)促使分工深化

人类的经济实践表明,社会劳动分工的深化是促进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升的重要途径,因为分工产生的劳动专业化和大规模协作使得生产的效率提升了。观察表明,劳动分工受商品复杂度影响,一般而言简单商品复杂度要低干复杂商品(现代经济条件下并不必然如此,但大体正确),而从生产过程看农业比工业要简单,商品复杂度也如此。所以,历史上工业部门的劳动分工远比农业复杂,劳动生产率水平和增速也是如此。继续上一部分的逻辑,如果我们用简单二分法来划分,将农业部门划为传统的、分工简单部门(现代农业不是如此,这里倾向于传统农业),工业部门则是高资本、分工复杂部门。从而我们可以观察到,在人类掌握工业生产技术和分工技巧后,人类经济发展史就成为一部传统农业人口不断缩减,工业从业者(包括城市服务业)不断扩大,资源不断向工业和城市集中,同时伴随着人类劳动生产率和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的历史。其中,劳动分工的深化起了很大作用。劳动分工深化的背后推动因素是市场的扩大和深化(刘霞辉2020)。

劳动分工按其内在属性可以分为自然分工和社会分工。“自然分工”指以人自身的生理条件差异为基础而自然形成的分工,在自然分工体系中,不同的生产者个体分别担负不同的劳动或生产职能,如有运动特殊天赋者等。“社会分工”是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以社会经济活动被划分为不同的生产功能和劳动方式为基础的分工。“社会分工”又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去理解,从广义上说,劳动分工是指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所采取的劳动组织形式,具体包括劳动组织之间和劳动组织内部的分工和专业化协作形式、劳动成员之间的关系,以及劳动组织的规模与状态等。从狭义上说,劳动分工指劳动者个体进行生产活动时的行为方式,如按协作的水平不同可以有简单协作和复杂协作;按劳动组织的规模可以有个体和集体劳动方式;体力和脑力劳动;管理与被管理者等。考虑到按不同标准划分的各种劳动方式之间的多种组合,则劳动方式将更加纷繁多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三十六行。本文的分析从广义劳动分工的角度展开。

社会分工的深化对经济的作用表现在对社会经济、科学、文化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分工和联合是互为条件的,分工的发展推动着生产过程的统一、联合、协作,形成社会化的生产,并不断开辟着新的生产领域,从而分工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因为有了分工,同等数量的劳动者就能完成比过去多的工作量:第一,劳动者熟练程度的增进,势必增加他所能完成的工作量;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常要损失一些时间,因节省这种时间而得到的利益,比我们骤看到时所想象的大得多,分工正好节约了这些时间。第三,利用适当的机械能在一定程度上简化劳动和节省劳动,分工使个人的全部注意力自然会倾注在一种相对固定和简单的操作上;第四,分工随时间积累,专业产生的熟练度、经验上升为理论等,在专业化的发展上起到促进作用。

过去人们更多地关注劳动者的职业分工及影响,从现实的观察看,劳动者职业是动态变化的,而引起其变化的因素是产业的变迁和技术变革,它们的背后则是市场。而且,早期经济学家观察到,市场是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的产物,哪里有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哪里就有市场。但当市场不断扩大后,其对劳动分工的激励作用非常大,这一点常被经济学家疏忽。我们认为,分工问题可以从一个经济体的市场变化入手分析。市场为什么会产生分工深化的激励,是由于以下原因:一是当市场在交易中对某些新产品有需求时,会吸引投资进入新行业,从而扩大了生产的覆盖面,产品种类会出现不断增长或原有产品的升级换代,这种状况意味着社会的整体生产边界扩展,激励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变化,即不断细化的劳动分工;二是伴随着市场本身的发展和扩大,市场上交易的品种不断增加,市场吸引交易者的能力增强,从而使分工深化,这种状态对于一个发展或转型中的经济体尤其明显。斯密正是从当时市场的兴起趋势提出了市场规模影响劳动分工的观点,斯密的观察后来扩展到国际贸易实践中,促进了当时欧洲的外贸热潮和各国工业化的兴起和加速。三是市场发展中不仅会扩大规模,而且使原本不易进行交换的商品进入市场,使市场向深度发展,如生产资料、劳务、服务等,使得大量过去不易量化的劳动可以量化,激励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从经济学发展的历史看,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发展时期,正值欧洲工业化阶段,经济学者更多观察工农业生产的特征和变化,对于广大的城乡服务业观察不充分也缺少分析,在二十世纪许多经济体进入城市化发展阶段后,人们对服务业观察更充分了,正是市场向众多服务业的渗透使城市分工细化,促进了城市经济发展。我们认为,市场的发展和深化是激励社会分工细化的重要因素,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尚不充分。

(三)激励企业创新和个体人力资本提升

因为在市场中交易的商品和服务来自不同劳动者和企业,所以相同商品的品质是不同的,在市场的多次交易中,会将商品价格与品质相关联,从而优胜劣态。高质高价和淘汰低质产生了激励商品生产者提供高品质商品的反馈,如果商品质量有一个市场认可的确定标准(如不会出现类似于阿卡罗夫分析的柠檬市场和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形),则市场会产生激励企业创新和劳动者人力资提升的功能。人类长期的市场实践表明,市场在合理规范的前提下,不会自动崩溃且能提供有效激励。

市场激励企业创新的基本逻辑是,交易价格能对商品品质起反应并且对新商品有一个合理定价。高质高价问题在经济学理论中已得到充分讨论这里不再详述,我们仅分析市场对新商品是否能合理定价问题。人类对新商品的认可能从两个角度观察,一是对其抵制,原因是当一个人在购买商品有预算约束的前提下,一般不会冒险去减少原有消费品购买而转向购买新产品,因为这种行为不仅与消费者心理不符,而且与帕累托改进这一市场优化原则相背。二是顺利接纳并逐步替换原有商品。上面叙述的抵制行为出现有两个前提条件,首先是购买者对新商品不了解,另外是购买商品的预算基本保持不变。在人类进入信息化社会前,对市场商品的信息了解是高成本的,一般须经不断试错或特殊渠道才能得到某商品的真实信息。如果没有辅助手段让购买者获得新商品的信息,则国际贸易或市场扩大都难以实现,但人类市场实践表明国际贸易和市场扩展速度很快,人们对各类新产品也持欢迎态度,而且经常对新产品能给出高交易价格,为什么?我们的理解为,因为市场消费者不是同质的,对部分高收入消费者而言,他们有财力去购买传统消费品外的新产品和服务以显示其身份的特殊性,这种行为会扩散到其它消费群体而引起模仿,从而加速新产品的渗透,这种消费扩散现象从早期国际贸易的兴起和当前高技术产品的流行可以得到佐证。而且,在人们收入不断提高的前提下,整体消费将会相应升级,从消费心理学角度看,人们的消费是购买产品和服务以外的属性,这些属性与身份、生活体验、自我成长相关,体验、分享和使用取代了购买本身,这种心理会加快新产品的扩散。

我们可以将消费者的购买动机归为两类,即,理智动机和感情动机。理智动机即求实心理,立足于商品的基本效用,在此心理驱使下,消费者会重视产品的技术性能,而对其外观、价格等的考虑则在其次,受此心理影响,传统和熟悉的产品是消费首先。感情动机主要由社会和心理因素产生的购买意愿和冲动,如从众心理、身份显示、特殊需求等,这种需求并非都是非理智消费,从现实观察看,它可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特定需求而且有助于个体人力资本的提升,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定制和小规模生产的兴起,也是新产品扩散的重要原动力。

我们可以综合人们的消费心理和收入水平分布及变化,从而得到一个相对明确的结论是,在全球经济不断发展的前提下,新产品将是消费者的重要选择,从而支撑着创新和市场分工的深化。

在此,我们还要注意到的另一点是消费者同时也是经济中最主要的生产要素,他既提供劳动力,也提供人力资本。一个消费者从消费中不仅获得体力的补偿,还会获得智力收益而且是累加的,所以消费能产生人力资本的积累(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因为消费不单是恢复体力而且有助于增进智力。

(四)趋势强化使资源过度集中和经济系统不稳定

市场是一个优胜劣汰的平台,并且在这种激励背景下形成正反馈,即趋势的强化,这种趋势强化的显性表现是形成赢家通吃状况。我们知道,市场交易的商品是有稀缺性的,这也是交换价值的来源,稀缺性来源于大自然的资源分布格局或特定的权力结构,是客观存在的。当稀缺性作为市场交易的定价基准之一出现于商品时,则占有稀缺性的一方有较强的议价能力,这种能力可直接或间接影响定价和相对价格的调整,其作用可表现为资源或要素的集中,如果某种稀缺性是不可复制的或权力垄断的,则在相对价格的引导下出现资源的虹吸,即强者恒强式的赢家通吃,如我们能观察到的平台式垄断、大量的头部企业、超级艺人等现象。如果从网络的角度现解,赢家是网络连接的中心或重要节点,而且有网络强化效应,即正反馈出现。这种资源的过度集中在市场中很易出现,而且市场覆盖面越大强化效应越明显。我们认为,这种网络效应是市场经济客观存在的,但如果这种效应过度显现则会形成资源垄断和不稳定的经济运行,而且极端的资源分配产生收入的过度分配下公,对经济是不好且易引起社会矛盾。

我们通过分析一个简化的例子来说明这种资源过度集中后可能产生的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冲击。现代企业大规模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其价格大多并非依交易双方的意愿讨价还价形成,而是供应者在其成本的基础上再加上一定比例利润供应给市场,也就是成本加成定价法。如果某一企业有足够的市场份额,则这种加成定价方式会成为企业涨价的主要因素,因为企业可以在控制产量以制造供给短缺的基础上,不断调升产品价格,从而获取垄断利润。这种情况在各类市场都可能出现,如名烟、名酒、名茶、珠宝和各类收臧品,房产等。如果市场中的很多企业和产品出现上述价格趋涨状况,则政府的传统宏观经济干预工具将失效,因为价格变动不受货币或财政政策影响,反而是自我强化的,由企业的市场地位和定价权确定。这种情况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第二次石油危机后各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滞胀时期出现过,当时的解决办法是通过市场化改革和反垄断,强化竞争来解决的。但我们今天依然可以看到,因为跨国公司和国内部分企业的加成长价机制,弱化了市场竞争价格形成,这也是如何恢复市场自由竞价机制需解决的问题。

我们可以从大自然的物质分布状态来理解资源过度集中问题。从观察中科学家们发现,地球上的资源分布不是均质的,不符合随机均匀分布,反而符合高斯分布这样的二八法则,这其中也包括国家、区域和人群的收入分布。原因何在,如果我们认为自然分布是完全随机的,想像其可能的分布应是均质的,这才符合随机规则,但现实中并非如此,原因是支配大自然的随机分布符合一个称为中心极限定理的奇怪规则。

该定理表明,如果所研究的随机变量是由大量独立而且均匀的随机变量相加而成,那么它的分布将近似于正态分布,也就是说,大自然中随机分布的资源最终都是集中于一个小范内的占优势,一个大众化的展示实验道尔顿板很好地显示了该结果,人类的收入和财富分布也大体如此。在此背景下,市场正是实现这种分布格局的基本平台,要改变这种自然状况就需要有政府介入重新分配部分资源,但也需注意到,如果政府过度介入,如实行计划分配,则会违背自然法则,导致激励不相容而影响经济效率。

四、政府介入市场与激励相容问题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市场是自发形成的复杂系统,不是人为设计出来的,现实的市场总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也不存在纯粹的市场经济。亚当·斯密以“个人满足私欲的活动将促进社会福利”为逻辑起点,推演出市场就是“自由放任”秩序。政府不应干预个人的追求财富的活动,也完全不用担心这种自由放任将制造混乱,“看不见的手”将把自由放任的个人经济活动安排的井井有条。也就是说,亚当·斯密的市场概念重点在于强调限制政府对个人经济活动干预上。《国富论》也花相当的篇幅去抨击干预个人经济活动,限制个人经济权力(产权)的重商主义政策。新古典在引入边际概念和数学论证的基础上,为古典的“自由放任秩序”建立了形式上“完美”的数学模型,即一般均衡。在这个模型中价格是最重要的自变量,这一模型也可称价格机制。达到一般均衡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资源在价格的指引流动的过程,所以,价格机制会自动调节社会资源的配置。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迫使经济学者反思古典理论对市场的崇拜。观察表明,完全的自由放任是不行的,“看不见的手”并非永远有效,市场会失灵,政府可能也应该对经济活动进行进行干预。

但时至今日,对于市场应该被干预的观点虽有共识,但如何干预,应干预什么,干预深度等内容仍存在争议。我们认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可以从两个层面分析,一是政府干预市场并非替代市场,应以恢复市场基本功能和消除市场过度正反馈效应为基准。二是市场激励并不必然相容,政府、企业和个人的权力不对等,财富和权力过度集中,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协调使公共投资不足等激励问题是政府可以从外部干预的内容,以使市场达到激励相容状态。对恢复市场功能,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的研究,现代微观和宏观经济已有较完备研究本文不做分析,下面的内容仅就政府如何使市场行为者的激励相容问题进行探讨。为使分析不流于空泛,本文以中国的产业政策为例来说明上述问题。

一个经济体应实施什么样的产业政策并非有统一模式,而是由该经济体对产业的诉求和可能的发展条件所决定。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产业诉求可能要让位于发展条件,因为要素作为一个硬的约束条件会使诸多产业诉求无法实现,这也是国际和区域性产业差异和劳动分工的来源。但如果过度屈从于要素约束而形成指导性的产业政策的话,一个发展中的经济体将被固化为产业链的低端并严重压抑创新,从而使经济结构扭曲,发展前景受阻。所以,一个发展中国家要迈入经济发达国家的行列,产业发展并不能完全按照市场发展逻辑实行自由竞争。中国的产业发展自然会受制于要素特征,所以在国际分工中也是价值链中低端为主,但是,我们可以有政府介入产业发展,并且没有在产业政策中放弃价值链高端,重大攻关项目及各类产业规划和政策就是明证。从现有的产业改策实施效果后,中国长期实施的产业政策总体是有利于产业发展的,但有些与人们的预期和现实产业发展有差异,如一些产业规划与市场脱节,产业发展并未如规划的那样发展及企业套取政策补贴等,从而产生对产业政策的疑虑。由此,我们认为在中国的产业政策问题上应该考虑两个相关的问题,一是是否需要产业政策,二是如何实施产业政策。

先看产业改策的必要性。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经济体,而且正在不断向更高水平迈进,在有限的要素和资源可供利用的前提下,政策引导这些稀缺资源流向更有利于长期发展的产业是政府可以做的事情。我们考查产业改策是否会有效的原则应是经济性和社会性兼顾而不应是单一的经济性。依此原则,当一个经济体正处于结构转型时,产业政策的必要性会提升,因为企业和市场面临选择,产业政策作为信号是企业选择和改变的重要外部条件。我们认为,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产业政策对企业和市场是必要的,既使中国经济进入了更高级阶段,产业发展也应协调经济和社会发展双重需要,不可能完全服从经济选择,信号型产业改策也有心要。

再看如何实施产业政策。产业政策既然是政府对产业的看法和指导,自然有很大的倾向性,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倾向性政策作为企业经营的外部环境会成为企业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超额利润或附加成本来源。一个有效的产业政策会以最小化的社会和经济成本获取最大的社会经济收益,它能做到这一点的逻辑何在?一般情况下,实施产业政策的经济体都有一个基本逻辑前提,即,如果不实行以政府主动支持的产业政策,完全由市场和企业来形成该经济体的产业体系,则要么会失去重大的产业机会,要么对该经济的长期发展或经济稳定不利,政府关注的重点不是短期企业利润而是该经济体的长期整体利益。问题是,政府与企业在产业理解和市场竞争层面的看法可能并不一致,相对理想化和整体利益优先的产业政策与追求当期利润、合理控制风险、保证产品和服务竞争力的企业之间的利益诉求和风险评估是不完全一致的,而且,对某一具体产业而言,企业和政府对其发展前景的理解也不尽一致。从政府的角度看,产业政策能通过降低成本、风险及拓展市场空间等渠道诱致对该产业有兴趣的企业进行投资,以图实现政府认定的产业支持项目。对企业而言,如果是该产业的相关者,认为政府实施的政策强度够,则可以实施拟投资的选项,但以控制企业风险为限;如果是一家不相关企业,则在权衡进入风险和技术可行性的基础上进行选择。所以,要使某一产业政策真正有效,企业与政府要达致一致认识才行,而现实中要达到两个行为者的完全激励相容有一定难度,因为有套利型的企业会投机性地加入到产业支持政策的行业,从而破坏正常的政策和市场环境。企业的套利行为可能有假投资、做大成本、假产品、夸大市场等,从而使得正常行为的企业市场受损或风险加大,利润空间被压缩,结果会导致产业政策效果弱化或失败。

为此,我们假定在任何产业政策背景下,套利型的企业一定存在,然后考虑产业政策的实施问题。对于政府而言,不可能对市场中的每个企业进行细致的行为和资质调查,只能使用排除性规则来尽量排除套利型企业。一般情况下,政府实行的一项支持型产业政策都有一段不短的延伸时间,并且可以合理地将支持政策划分为若干实施阶段。为了避免政策被套利者大肆利用,合理的政策应是前期重点在于鉴别真假进入者,中后期重点支持市场竞争的领先者。在第一阶段,政策力度不宜过大,而是以提供支持的信号为主,利用政府的合作研发、信息和准入、一定市场支持等手段,吸引相关企业进入该产业。因为该产业在本阶段投资风险大,政府和企业不宜大规模投资,应是研发和试探型的,政府和企业这时以合作研发为投入重点。这种合作研发政府以支持大学和有关科研单位与企业合作开展产学研一体化,重点是理论和应用型研究,合作以企业为中心而非以科研机构为中心,采取集中攻关重点突破方式。从整体看,政府、企业和科研机构的联合攻关是第一阶段的重点,产业化并未铺开,试验为主。在本阶段企业面临的困难是产品未定型或技术达不到要求,政府和科研机构能解决技术问题,至于是否能形成产品则是企业能力问题,所以政府介入有利于企业控制技术不确定性风险,即使失败企业投入也有限,科研机构和政府也损失有限。所以,该阶段产业支持政策是政府引导型的,使产学研有机会和平台共同实践,以解决科研与产业脱节问题,而且项目实施主体以各类想进入新产品的企业为主,有利于多方位展开合作和研发,发挥科研的作用,企业提供的更多的是实践平台和现实需求。本阶段政策可采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策略,项目可以政府和企业提出,经过第三方机构或专家委员会评估后实施。本阶段政府投入小,套利型企业进入困难,政府可以提供项目目录,作为牵头者为企业寻找科研机构为工作重点,对企业资质无需过严要求。但是,我们如果从政府、企业和科研三个参与主体考虑,则会发现他们的激励并不一定相容,政府有足够激励,企业也有预期,但科研激励不足,因为项目成功与否与科研人员没有关系。为解决科研方激励不足问题,可以采取两种办法,一是科研方拥有合理比重的产权,通过三方协议事前解决,产权分割中应有科研人员的个人产权,要不激励不够。在目前中国的科研制度下,科研人员集中于大学和国家办的科研机构中,他们是事业单位人员,财政供养,如果让他们参入企业或产品的产权分割有一定制度障碍,所以,许多科研人员干脆自己干不参与产学研平台。为解决此问题,关键是科研人员身份与科研成果归属权利分配,我们认为,科研成果归属是明确的,问题是利益怎么给科研人员。如果认定科研人员属国家机构人员,则科研成果归属在职务范围内应属单位和个人共有,利益共享,具体分配双方可协商确定。由上分析可知,国家单位的科研人员职务内成果是可以适当分配给科研人员个人的。二是对于国家重大攻关课题,科研人员无法获得产权收益,这时应采取联合攻关方式,个人以课题形式参加,可额外获取课题报酬。总之,第一阶段的产业政策重点在政府确定一个产业发度方向并使参与各方的激励相容上,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但也是一个科研能力不足的发展中国家,科研人员能力的提升和作用的有效发挥是第一阶段产业政策的核心。

在第一阶段之后,产品已相对成熟,进入大规模生产阶段,企业面对的最大问题是成本较大、市场较小、大规模投资风险大。所以,将会有大量企业试图在隐藏本身生产能力的前提下进入政府的支持行列,套利是那些没市场竞争力企业的主要目的。为了消减企业的过度套利行为,政府在本阶段要做的主要工作是筛选真正有竞争力的企业,策略有两类,一是对在第一阶段已参与政府牵头项目的优秀企业经技术和相关能力考核后进入第二阶段,享受政策支持;二是在市场上挑选已具备一定竞争力,且符合政策要求的企业,但考核内容比前一类企业更严格,因信息不透明。但是以什么原则和程序挑选合格企业对政府来说难度大,因为参与竞标的企业有套利动机的可能,什么是真正有能力且愿投入的企业并不是一目了然的。为此,我们建议政府可采用类似密封拍卖的方式,如维克瑞机制来筛选企业。该机制的含义是,对于竞标企业采取密封的形式投标,政府的选择规则是在全体报价者中选择最优报价者入选且对入选者给予次优报价者的补贴。之所以采用这一规则是它能使申请者说真话,并且使说真话的入选者能得到合理补偿。例如,某项产业政策政府准备对某项达标产品进行补偿,但要求企业以低价格向市场供应产品,则套利企业进入的前提是抬高产品生产成本以图获利,在无法检验每个企业技术和生产能力的前提下,政府能观测到的是企业产品质量,所以,政府可先定一个基准质量标准,然后对有能力提供的企业进行补偿,筛选合格企业的标准是产品价格。为使申请者说真话而不吃亏,采取对最低成本报价者给予次低报价者的补偿,使最低报价企业有一块高于其预期收益的利润,从而激励真正有能力的企业获得资助。对于没能力的套利者,如果它的报价大大低于其真实成本,既使加上政府的补助,还是不够补偿成本差,所以只能在真实成本加预期补助的基础上报价而成为高报价者,不可能享受政策支持。这样的机制,企业和政府间的激励是相容的,因为产业政策的发动者是政府,所以企业是有选择的。如果一家真正有能力的企业选择进入某产业政策项目中,则该企业采取实报企业生产能力的方式是有利益的,因为政府会对企业进行补偿和奖励,除了能获得当期收益外,还获得未来的免费广告和继续与政府合作的渠道。在此情景下,有能力的企业会选择进入。反之,对能力不足的套利者而言,其低报价格是有风险的,一是价格过低会使企业损失大于政策补偿,二是政府可能发现该企业的虚假报价使企业损失与政府合作的机会,三是前期投入无法弥补,因竞争力不足,容易失败。在此情景下,能力不足的企业进入激励受制约,一般会选择退出。最终结果是有能力企业获得项目的可能性远大于套利者,真正产生正的社会收益。

事实上,前些年中国产业政策实施中整体思路是对的,从上面的分析可见,需要完善之处一是政策提出的前提应是政府与市场的结合,不要政府一手包办,使产业政策能真正切合市场实际和政府要求;二是目前的产业政策筛选目标企业缺少动态性,政策实施没有立体化,没有激励产学研相结合的机制,而且对资助企业的套利行为没有设计有效的制度来预防。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型经济体,合理而有效的产业政策是经济赶超的重要手段,也是在中国实践中证明有效的渠道,未来也会产生相应作用,完善该政策使其发挥更有效的作用是必然选择。

五、结论

本文在考察了市场中的激励问题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市场与激励的几个特定关系,并以中国的产业政策为例分析了如何在政府介入市场的背景下实现激励相容。我们的基本结论是:

第一,人类的市场经济实践是提升社会福利的有效途径,但市场不是天然形成的,也不是所有市场都能发挥有效功能,其功能起作用在于市场运行中参与者激励的有效发挥。

第二,市场并不必然是激励相容的,有效市场的基本前提是参与者间的激励相容。

第三,政府的合理介入能恢复或激发市场参与者的激励相容状态,但也可能恶化该状态形成过度套利。所以,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应是恢复市场功能而非替代市场。


参考文献:

[1]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423页;

[2] 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 著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9页。

[3] 冯.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贾湛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74页;

[4] 刘霞辉,“中国式增长的逻辑”,湖南大学学报(哲社版),2020年第3期。


(注:本文为作者提供的原稿,正式发表时有修改)


刘霞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研究方向:经济增长与宏观经济。

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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