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纪苏:文怀老及五种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55 次 更新时间:2013-08-05 10:4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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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纪苏  

  

  (作者按:鄙人闭关多日,近日出关,电视里正热播王林大师的神迹,真是个“神人”辈出的时代。发篇旧文《文怀老及五种人》,朋友若嫌长,可径直看最后一节“神人”。)

  

  李辉一石激起千层浪,他后来表示了一种担忧,怕自己一番良苦用心仅仅触发了一场媒体的狂欢,情绪的烟花把天空渲染得惊红骇绿,转眼化作一地纸屑尘埃,清洁车过后,世界依然故我。这其实是过虑,民众的情绪是一种原始而实在的社会动力,是社会变革的根本前提。这次网络上无数不假辞色的片言只语所汇聚成的民意,对日益腐恶的士林风气表达了愤懑,对越发没样的文化精英提出了警告,意义不可谓小。而且,它再一次见证了中国民众这些年通过网络这个新天地表达自我、参与社会、改造中国的洪波巨澜。当然,李辉希望公众的关注不局限于具体的人、事而应升格为对现实和历史的深入思考,这我非常赞同。

  我想做的,是尝试着剖析一下文怀沙先生其“人”的几种社会身份和文化人格,从中窥见世道人心的演变之迹。笔者同文老不曾有过任何个人的接触,所依据的无非是有关的文献资料及我本人的阅世经验。对于直接接触,我历来看重,以为那是求真者的福分。不过勾肩搭背搭出的狼狈关系、攻守同盟,对求真反而更不利。

  

  仁人

  

  仁人是传统中国人尤其是读书人常备的身份、必修的人格。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当然是指满分的情况,一般人除非作弊,也就是及格而已。就思想史而言,“仁人”的源头大约在儒、墨、侠之间,但这个我一点也不懂,得专家说了算。就仁人的发生学而言,一个社会所以出仁人,一定是因为社会危机严重到了需要一部分人做额外的牺牲。中国历史上月白风清的时候虽然很多,但月黑风高的时候也不少。当月黑风高人挤船漏、也就是说马上就要沉了的时候,《正气歌》中的人物便纷纷投水以换取大家的继续漂流。文怀老出生在“忧患频连”的近代大危机中,社会对仁人有着巨大的需求,在那样一个唱英雄、出英雄的时代,除非世代无赖之家,仁人的种子应该说人人有份,文老的心里也早就埋下一粒,等着发芽。据说,[1]文革期间江青曾派人到文老服刑的地方招他入伙,他以一首藏锋七绝凛然谢绝:

  沙翁敬谢李龟年

  无尾乞摇女主前

  九死甘心了江壑

  不随鸡犬上青天

  此诗如果是那十年中的随便哪一年写的,而且确实交给了江青派来的说客,那么都确有资格入选《现代烈士诗抄》的附录部分。但即便当时不但“藏锋”而且还藏肚,为日后补写追认,那依然改变不了“仁人”的种子已在他心里生根发芽的事实,否则何必要拔苗助长呢?文老毕竟出身于一个需要仁人的时代,毕竟混迹于一个以仁人自视的群体。仁人时代到1980年代初接近黄昏,但毕竟夕阳无限好,仁人的形象被伤痕文学织入金红的晚霞。文老就是在那霞光中结交了伤痕文学的代表人物从维熙,[2]并向他讲解了墙上的那首藏锋诗。

  文老虽有做贤人君子的浓厚兴趣,但这方面的先天及后天条件似乎都不太理想。一定的身份认同往往需要一定的性格特质来支撑——忘了什么人说过,演什么人你多少得是什么人,这才演得好。而文老心性中似乎缺少一种朴拙刚正的狷介气质。[3]“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必将愁苦而终穷”的屈原,与哪儿红他在哪儿、哪儿紫他奔哪儿的文老,中间隔了千山万水。 [4]文老实属热闹场中的趣人,这类人的生活围绕各种雅集派对香喷喷地展开,他们跟男宾称兄道弟,同女客言心言性,读书不可谓不多,但都读成珠光唇膏了。再说文老的道德修炼,也不在仁人的方向,他面对公众时那种富贵自炫、[5]风流自是——告诉女记者要漂亮才肯接见、称小他半世纪的美女为“干妈”——轻薄恢诡则有,不忍人之心则无。这方面他甚至还不如另一位当红明星即不识多少字的“小沈阳”。我看小沈阳接受采访时说:你有吃有喝别人没有,你能匀人家一口最好,不能匀也别老吧唧嘴。文老则是走哪儿吧唧到哪儿,吧唧得特别清脆。

  不宜做仁人却硬要做仁人,那就只好按三鹿奶粉的配方做了。关于文老当年入狱的原因,看了李辉与文氏师徒的几轮交手,相信绝大多数人心里都明白了八九分。毛时代对个人自由特别是两性关系压抑过度,这是个事实,对文先生的处理或有失当之处。面对李辉的质询,谙熟水墨虚实之道的文老把事情说得烟云满纸:“那是一个混乱的年代”——也算“笔不到意到”了。本来世人念其老迈、怜其狼狈,于一笑一叹间放他过去,才是标准的中国恕道。怎奈这些年乌烟瘴气的各路精英坑蒙拐骗,把中国折腾得跟白沟似的,大家怨久恨深,借机宣泄一下也属正常。其实,坐牢的事,如果文老三十年来一直谨守“混乱年代”的中性口径,又何至于有今天呢?可文老没有,他不满足于零,这些年他一直在努力变废为宝,把负数变成正数,而且是好几位的正数。在后毛时代,坐共产党牢的经历实在太有意思了,[6]是“废”是“宝”,全在一句话。这个道理牢里出来的普通“佛爷”(盗窃犯)和“杆儿犯”(流氓犯)未必不懂,只是懂了也没处用。但对于经历了茶淀、天坛河[7]的才子词人,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们如今生活在所谓的“注意力经济”中,“注意力经济”的主体是媒体,“媒体”用阿宝、帕瓦罗蒂的嗓门加工人物、包装是非,有着惊人的杠杆放大作用——踩就踩死,捧就捧死。面对这样神奇的铁杠杆,“仁人”含量低的不是膝关节一松就是眼前一亮,赶紧把入狱的原因从偷东西玩女人改成反集权争自由。我不敢说文老一定是这么回事,但如果文老真是这么回事也不足为奇。这其中有性情的弱点,更有时代的特点。社会剧变如改朝换代,总为改头换面、重新做人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从前抢的东西不用还了,从前甩的老婆不算甩了。文革之后,“被文革耽误了”一度成为流行语。真实情况虽然大体如此,但也的确不尽如此。有个朋友在人前总控诉文革耽误了他上大学,但在人后他也觉得像这样欺负文革有点过分,有回跟我坦白:上小学时数学就已跟不上,勉强上了初中,幸亏爆发了文革,否则根本毕不了业。我住的院子为科学院宿舍,是“老九”成堆的地方,文革中有户人家除了“革烈”,几乎把“红五类”(还有“革干”、“革军”、“工人”、“贫农”)都当遍了。文革之后的某一天,我听那家阿姨凉衣服时又在浩叹:唉,谁让咱们是臭老九呢!当年的“伤痕文学”既为文学,想必是“高”于生活的。后来的“伤痕口述史学”,包括那些文化老人和李辉聊的往事,谁又知道哪段不是“多”于生活呢?钱钟书先生当日讥讽的“创造性回忆”,应不是泛泛而论。

  对个人经历搞点美容,这事放在范跑跑跑得气壮山河、就仿佛奥运金腿凯旋归来的今天,其正面意义也许还要大于负面意义呢。我一直认为,从畜到人、从真小人到真君子的文明进化史,其实就是“伪”君子逐渐从人为走向自然、从虚假走向真实的漫长过渡。能一蹴而就成为英雄的毕竟是少数,通过装英雄而学英雄才是人人可行的大道。在这条大道上,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的情形都不足为奇。[8]但话说回来,伪君子虽然高于真小人,但毕竟矮于真君子,一个健康社会的奖惩机制不应对姚明和踩高跷的一视同仁。因此而搞些突击抽查也很必要,否则太让顾准、张志新这些真英雄吃亏了。说到这里应该说说梁漱溟老先生。梁老先生建国初与毛交恶、尤其是当面顶撞毛的“英雄事迹”曾在1980后期广为传颂,文化界新闻界一时将他爱不释手。却不料老先生临了淡淡地来了句“当时我哪儿敢?”我一直在想,他当时说这话究竟是说给谁的呢,是眼前的那些追星族呢,还是从孔子到其父巨川先生那群山一样的先贤呢?后来我还注意到,梁先生说自己古文不行,有时断不了句。这样坦荡诚笃的君子胸怀,足以成为我辈俗人道德苦旅中的路灯一盏了。[9]

  

  文人

  

  梁漱溟先生自言不善作文,或不喜舞文弄墨。至于原因,我忘了原话,无非“一为文人便无足观”吧。他大概看不惯历来的文人心眼活、笔头灵、说漂亮话太容易了。此事想必与家风有关——基因也说不定。梁先生的尊人巨川先生晚年忧愤国事,于1918年自沉于积水潭,遗书中有“我之死,非仅眷恋旧也,並将唤起新也”。据说巨川先生平日好读兵书与贤臣奏章,他的文字我所见不多,印象是满目风骨,质胜于文。父子二人看来都属于较纯粹的仁人。不过像这种单一的人格构成并不普遍,传统读书人多为仁人与文人两套甚至多套人格及价值的组合。至于组合的方式和效果,那又因时地因人事而异了。文老曾“以后人身份”祭拜过的文山先生,就是典型的二合一。《宋史》说文天祥“体貌丰伟,美皙如玉,秀眉而长目,顾盼烨然……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显然有过一段满载风光风月的生命。但当风云变色、大厦将倾之际,他亦能慷慨许国,从容就义,“文质彬彬”(用孔子原意)地加入了《正气歌》中那支高贵的行列。

  至于“仁人”与“文人”在文老那儿的配比,我看三七开只多不少。无论从天性、禀赋、修养哪方面说,他都更适合做个“锦绣才子”。他的女弟子“空林子”在贺寿长诗中赞他“雄奇”、“百炼灵均骨”,着实可笑——也许摆弄旧体诗还没纯熟到不被旧诗俗套摆弄的地步吧。但其中有几句说得应该八九不离十:

  自小浑无赖,迩来尤不羁。

  登堂声赫赫,踞座色嬉嬉。

  漫惹佳人顾,休言儒者仪。

  往来如酒醉,谈笑忘身疲。[10]

  前面说过文老是热闹场中人,此处略加补充:这类人一般打小就没正型,能跳窗户就不走门;跳窗户时间长了,就会跳出“非阡非陌”的别才;这别才遇上笔墨,便生出才子;才子赶上口齿伶俐却又心性亢躁,就会去精英俱乐部做“妙人”,也就是弄臣或宠物。“妙人”最善于在语言文字后面玩“躲猫猫”,玩得比真猫咪都可爱,别说“佳人”看得要眉花眼笑了,就是汉子们争官争烦了,抢钱抢累了,也会凑过来开心。文老这类文人不是人生的荒山中为时代摩崖造像的斧凿,而是浮世的绸缎上忙进忙出的绣花针——以为自己在针砭时弊也说不定呢。

  传统文人必修的诗词书画,文老样样拿得起来——他那辈文人拿不起来的还真不多。面对写字不是多一撇就是少一捺的新一代文艺领导人,他不是“大师”又是什么?不过作为文人,除了1950年代的屈原今译,他在文艺上就再没做过多少实实在在有份量的工作了。这样说,他的门生也许会引禅宗的什么语录指我不“通脱”,因为辩证地看,空就是色,无也是有,没做跟做了是没区别的。平心说,以文老的禀赋做个文人绰绰有余;他的文史素养与曲折经历所合成出的见识,也的确在不少文人之上。他完全可能实现一个优秀文人的人生,但问题是他没实现。文老大概东游西混惯了,走着到时候比坐着的时候多,聊着的时候比写着的时候多,再加上可能早已看破红尘:既然人生如寄,转眼皆空,何不秉烛夜游,向花红柳绿去及时行乐,还搭理南窗下的冷板凳干嘛?所以这些年我们看到的是题词、揭幕、演讲的文老,是神侃、忽悠、信口开河的文老,是左挽高官、右拥美女、迎头闪光灯、顶头聚光灯的文老。在这个程度上,文老可以算作“非典型性文人”——或如有论者所说的“文化江湖”中人了。文老对自己的身后名似乎很有把握,但他的确不曾留下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作品。人生的麻将桌上,谁也不可能把把皆糊。文老挥霍了现在,透支了未来,我打赌他已经见过自己的最后一场焰火。当然了,他还有机会到其他什么文人笔下的传奇故事中延年益寿:在世纪之交的滚滚红尘中,飘过一支杖、两片嘴、几缕悠长的白须——故事可以这么开篇,也不妨这么收尾。

  文老和女人的关系值得说说。对于文人来说,女色虽不算必修课,但骚人墨客踊跃选修,坚持自修,盛况反倒超过了悬腕、泼墨、爬格子之类。这其中确有社会分工上的原因:文人长期战斗和工作的人类情感领域,正是理性化或社会化程度不高[11]的女性早出晚归的生活世界。他们之间因此而发展出亲密的“军民鱼水”关系,就再正常也不过了。文老早年有首歌据说传唱一时,近年演讲时还用它论证过“爱就是奉献”:

  窗外海连天,窗内春如海,

  人儿带醉态,你醉了吗?

  你醉的是甜甜蜜蜜的酒,

  我醉的是你那翩翩的风采。

  深情比酒甜,你为什么不理解?

  美意比酒浓,你为什么不理睬?

  我是真爱你!随便你爱与不爱。

  以谈情说爱为吃饭的工具,这和让酒鬼当品酒师一样,是普天下最好的工作。文人干这工作干久了,就会形成他们的风流人格以及社会对文人的浪漫定义[12]——文人的身份中因此也多少有了个“情人”的影子。中国的大众对文人的风流浪漫一向容忍——或许就希望他们那样也说不定,否则正史中本来规规矩矩的人物怎么上了戏曲舞台、入了通俗小说一个个都绯闻不断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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