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做学问不仅仅是一门“技术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28 次 更新时间:2013-08-01 2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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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 (进入专栏)  

陈平原

广东潮州人,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近年关注的课题,包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国小说与中国散文、现代中国教育及学术、图像与文字等。著有《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等,治学之余,撰写随笔,借以关注现实人生,并保持心境的洒脱与性情的温润。

学术研究传承着一个社会的精神文化价值,为我们重新展开逝去的那些生活世界,展开那些已经凝固的伟大思想。但以学术为业的学人们是一群寂寞的前行者,没有太多的鲜花和掌声,板凳坐得十年冷,方能小有成就。尤其在当下,学术显然并不是求取名利的优选途径,选择学术,其实就是选择了一种清苦的生活方式,因此,以学术为志业就需要很深的定力。

2013年,“大家访谈”新开辟的“问学录”专题着眼于学术名家的求学、治学往事,追溯他们的治学之路,并试图从他们身上寻找真正的学术之途。我们希望展现的是,在一个越来越急功近利的社会,有这么一群人,埋首学术,默默守护着我们的精神世界。

尽管还在暑假,陈平原的行程仍然排得很满。在北京采访陈平原时,他刚从拉萨回来,不是去旅游,而是忙西藏大学的援藏项目。接下来几天他要去潮州参加饶宗颐先生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然后还要去香港、日本。陈平原这两年在香港、北京两地跑。除了担任北大中文系的教职外,陈平原也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的讲座教授。

在香港的一个变化是,作为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的嘉宾,陈平原今年上了八次电视。对于做电视节目嘉宾,陈老师小心翼翼,说自己“还在评估以后能不能做这样的事情”。在节目中,陈平原侃侃而谈,谈大学、谈教育、谈武侠背后的人文等话题,但陈平原也有很多原则,譬如没准备的题目不说,八卦不说,不懂的问题不说。他说,不想让学生看到自己的老师在电视媒体上胡说八道。

当陈平原的学生很幸福,采访中,能感到学生在陈平原那里的分量。人在香港,除了邮件往还,陈平原也经常飞回北京上课,指导学生。更重要的是,入了“陈门”,能得到陈平原、夏晓虹两位导师亲炙———这对学术伉俪术有专攻,但研究领域大体相近。陈平原一直看重师者言传身教的力量,他说自己做那么多研究一半是为了自己,一半是为了学生。“好大学给予学生的说的比较多,但是你不知道好的学生对老师是什么样的刺激。”

我最困难的关卡是在中大越过去的

南都:你正式的学术训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陈平原:正式的学术训练,一般都是在进大学之后才开始的。但我们这代人有点特殊,进大学前,在乡下呆了好多年,那段自学的经历,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你这种提问方式,隐含了一个值得反省的问题,即我们是否太看重、也太强调“名门正派”了。现代大学制度建立以后,我们都特别倚重“正规训练”,看不起“野狐禅”。在我看来,有些专业靠自学不行,比如原子物理或基因工程。但有些专业不一样,比如文史哲,受过“正规训练”的,就不一定比“自学成才”的更精彩。

南都:其实是想追溯你学术上的渊源,从治学上讲,对你影响深远的师长有些谁?

陈平原:要说学术上的影响,最明显的,当然是到北大跟随王瑶先生念书。我读博的故事,在好多文章中提及。这里更想谈谈我中大的老师。我在中山大学呆了6年半,本科在这里读,硕士也在这里念。而且,我最困难的关卡,是在中大越过去的———无论是精神上、生活上还是学术上。因此,我到北大念书时,没有任何自卑感。

我在中大念硕士研究生时,有三位指导教师。三位教授的学识及性情都不一样。陈则光先生去世较早,他主要研究近代文学。当年学界做晚清文学研究的专家并不多,比较突出的是北大的季镇淮先生和中大的陈则光先生。我是学现代文学的,可我的博士论文兼及晚清与五四,学术视野跟别人不太一样,这和陈老师帮我打下的基础有关。

另一位导师饶鸿竞先生当过中大图书馆的副馆长,特别熟悉现代文学资料,对书籍本身也很有兴趣。我开始出书后,饶先生告诉我,凡理论著作就不必寄了,若是随笔集或资料集一定寄给他。我喜欢书籍,也写些小文章,这跟饶先生的鼓励有关系。

吴宏聪教授长期当中大中文系主任,他对我的影响主要是学术视野与胸襟。我做学问的路子跟吴老师不太一样,可他能宽容地接受,甚至很支持。吴老师说,他当年在西南联大做毕业论文,选择曹禺戏剧为题,很多人不以为然,只有沈从文和杨振声两位教授支持他。这件事他永远感怀,使得他尊重学生的独立思考。我在中大的这三位老师,给我不同的教诲,一个是近代文学知识,一个是书籍的感觉,还有一个是对学问的眼光和气度。

上个月中大举行毕业典礼,请我回去演讲,就住在黑石屋。那是我当年举行硕士论文答辩的地方。那一届中大硕士生学制三年,北大只有两年半,我想考北大博士生,于是提前毕业。吴老师说:别的学校就不必去了,但如果北大要你,我们欢送。

南都:那是为学生的前程着想。

陈平原:是的,一直到现在,我还是很感激这三位导师。关于北大的老师,除了长文《念王瑶先生》,我还写过好些文章,如谈吴组缃先生、谈季镇淮先生、谈林庚先生、谈金克木先生等。还有不少老先生,只是偶然接触,没有机会登堂入室,不好妄加追攀。

南都:你的研究涉及范围很广,从20世纪小说研究,到学术史,散文史,图像研究,再到教育史,到城市文化,不同关注点演变的过程是怎样?

陈平原:学生们不懂,以为老师真了不起,做了那么多研究,很羡慕。我告诉他们,那是因为我年纪大,读书时间长,且持之以恒。你们一开始不能这么做,还是要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其实,我在某个特定时期,也是术业有专攻的。只不过学术视野不断拓展,兴趣也有所转移,全部著作放在一起,才给人眼花缭乱的感觉。你得了解我80年代喜欢什么,90年代关注什么,新世纪在做什么,最近又有什么新动向,分解开来,就一点也不稀奇了。唯一可称道的是,不断挑战自己,而未曾死守自家的一亩三分地。学问做到一定程度,我就会做出判断,是一直往前走好呢,还是另辟蹊径更精彩?这取决于课题本身的潜力,也取决于自己的兴趣。面对某个学术课题,有的人希望“彻底解决”,把所有的残渣碎片都打扫干净,不留一点遗憾;有的人做学问特别倚重“好奇心”,一看潜力不大,挑战不足,就开始转移阵地了。两种治学路径各有利弊,我明显属于后者。当然,如果有一天,我发现这老题目也能做出新文章,会杀个回马枪的。

学术研究要学会量力而行

南都:你近十年的关注点是什么?

陈平原:去年我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现代中国研究’的四重视野———大学·都市·图像·声音”,谈我近年比较关注的四个话题。第一是大学。因为,在我看来,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决定了20世纪中国的基本面貌。对于现代中国教育的考察,我主要用力在大学。这方面的书籍,我已出版了好几种,也比较受关注。

第二是都市。传统中国文人即便长期住在都市,也都更向往山林与田园,这里蕴含着某种哲学趣味,但也不无“文化偏见”。今天回过头来看,不要说现代,即使在古代,城市的重要性也没有被充分认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居住在城市,如何理解城市生活、城市文化、城市的历史以及城市的美感,是个有待开发的大课题。这一块,我做了一些工作,包括开课、出书、写文章,也包括组织讲座以及国际研讨会等。

第三是图像。我是中文系出身,对文字比较敏感,无论谈社会、历史、文化还是文学,基本上靠的是文字。对文字的感受、挑剔、辨析、欣赏的能力,那是中文系的拿手戏。但最近十多年,我还关注了图像。比如,我出版《图像晚清》以及《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等著作。后者前几年由香港三联书店推出,学界反应很好,我还在修订与补充,准备明年交给北京的三联书店刊行。谈论晚清画报,我自认为下了很大的功夫,也有不少心得。所谓的“读书人”,在“读字”之外,必须兼及“读图”,方才不至于偏废。

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声音的研究。文字寿于金石,而声音则随风飘逝。中文系学生谈戏剧,基本上说的是文学剧本,很少理会声腔以及舞台演出。其实,声音很重要。而在录音设备出现之前,我们没办法永久保留前辈优美的声音,不管是唱腔、诵读还是演讲。我曾做过若干研究,比如晚清以降的“演说”如何影响现代中国文章的体式,还有教师课堂上的“讲授”,是怎样超越具体的教材与课室,而成为学生们永远的记忆。这需要理论假设,更需要大量的实证研究,以便重建那已经永远消失了的“现场”,让当下的读者真正理解那曾经存在的“有声的中国”。

南都:你曾经说过做学问要有其性情,也强调学者专业研究要有人间情怀,你觉得就性情而言如何影响你的治学方向?情怀如何体现于学术研究?

陈平原:说实话,我很高兴自己很早就知道很多事情我做不了,因此,只好专心读书。毕业后,同学有的从政,有的经商,做得风风火火,我之所以沉得住气,是因为我知道自己能力及兴趣均不在此。很多人自恃才高,什么都想做。想要的东西太多了,也就很难集中精力做任何一件事情。我想要的不多,且觉得读书做学问挺有趣的,也适合我的脾性,就这么一直走下来。能力太强或机会太多时,容易歧路亡羊。这么多年读书做学问,我从不眼红这个朋友当了省长、部长,那个同学发了大财。一方面知道那不是我的长项,另一方面也是志不在此。这是我说的“情怀”的第一层意思。

第二层意思呢,是我常说的,做学问要有“压在纸背的心情”。从事学术研究,有两种不同的取向,一是强调对社会、对整个人类都有意义;一是选择自己能做、且真正感兴趣的。这两者之间常有矛盾,要学会很好地协调。有的人做学问喜欢标榜“国家需要”,显得责任重大,毋庸置疑;但如果你做不了,或不是你的擅长呢,怎么办?若自家的知识储备以及性情都不在那里,硬做是做不好的。在“为人之学”和“为己之学”中间,最好能保持适当的张力。

我的学术转向,大都采取“移步变形”的办法,每一步迈出去,都有认真的考量。除思考此新课题在学术史上的意义,更多考虑的是自己的能力及兴趣。作为下乡知青,我深知选择合适的担子很重要:明明能挑一百斤,你只选了五十斤的担子,那是存心偷懒,没出息;为了大众的喝彩,勉强挑起了一百五十斤,踉踉跄跄,既不可能走长路,且很容易把腰给扭了。做学术研究,并非一蹴而就,得学会“量力而行”,既不偷懒,也不充大头,这样才能走得比较远。

你问我学术的关注点为何转来转去?我不会随风转,每一次“移步”背后,都有内在理路在支撑,若时间允许,可以讲出一堆有趣的故事来。在这过程中,有挣扎,有困惑,有得意,也有失落。并不是“一路凯歌”的,每跨出关键性的一步,我都知道自己将失去什么。

南都:你能具体说说吗,譬如说学术史的研究,内在理路是什么?

陈平原:谈学术史研究,必须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语境。我是那时走上学术舞台的,也很怀念那个时代的文化氛围。

九十年代的学术转型,有政治上的因素,也是学界的自我调整。包括五六十年代被压制的若干社会科学的重新崛起,包括人文学因无力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而日渐边缘化,也包括新一代学人良好的学术训练等。别人不好说,我自己当年办《学人》集刊以及发起学术史研究,很大程度是在清理自己的思路,思考人文学的魅力、陷阱及突围方向,了解自己所研究的学科的过去现在及未来,观察我们这代人的长处及毛病到底何在,看还能走多远。

我的学术史研究,更多的是一种自我训练———思考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热、思考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狂飙突进、思考晚清以降西学东渐的步伐,然后确定自己的方位,选择自己的道路。“中国现代学术史”这门课其实没准备好,我是一边讲授,一边备课的。今天看似乎只是“加强学术训练”,当年却主要是心情问题。

作者:李昶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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